三

经历过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的人自然会将杰克逊的民主看作“新政”的雏形，因为这两个时期从表面上看有许多相似之处。杰克逊领导的运动和“新政”都是社会大部分人对商界上层及其同盟者的斗争。尼古拉斯·比德尔的政治盟友令人联想到与“自由同盟”的“经济保皇派”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令人联想到两个时期领导民众党派的活跃的地产贵族之间的相似之处。罗斯福本人也注意到这种相似之处，并加以利用。

然而，两场运动在一个关键方面是不同的：“新政”坦率地以下述前提为依据，即经济扩张终于已告结束，经济机会也正在消失；它力图以确立政府对商业事务的支配地位来应付局面。杰克逊领导的运动则起因于不断扩大的机会以及通过消除源于政府条例的限制和特权进一步扩大这些机会的共同愿望；因而大致上是一场有某些限制条件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运动，一种使政府与工商业脱钩的尝试。美国历史传说普遍认为，杰克逊领导的运动是扩大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它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新政”时期，民主改革者都不得不驳斥传统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许多理论前提，而在杰克逊时期，民主的蓬勃兴起却与小资本家阶层的雄心紧密联系在一起。

要理解杰克逊的民主，就必须回顾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社会情况。虽然工业制度已开始生根，但当时的美国仍是农场和小城镇构成的国家，1830年，只有1/15的居民居住在人口超过8000的城市中。在南部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独立的财产拥有者。某些地区的工厂已在发展起来，但产业尚未集中于工厂体系；生产活动大部分还在小单位中进行，其雇主就像作坊主，手下有一批学徒。交通运输的发展使贸易得到扩大，所涉区域范围很大，致使收款延迟，增加了商业对银行信贷机构的依赖。与小作坊主和小企业主相比，商业资本家较易得到必要的贷款，但小制造商和熟练的工匠仍满怀希望，认为会更兴旺发达起来。

东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西部迅速的移民定居使创业精神得到充分实现。典型的美国人是一种有所追求的资本主义者，勤奋上进、创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信仰，并且到处都能发现鼓励其自我发挥的条件。一位名叫弗朗西斯·J．格朗德的移民描述了1836年美国的社会状况，写道：

不止一类怀有这种雄心的美国人都有理由对合众国银行感到不满。一些农场主对于把土地用于投机的价值的关心大于对其农业产量的关心。南部和西部的投机性银行经营人以及依赖这种银行贷款的投机商也同农场主一样不满比德尔控制的银行限制信贷膨胀的做法。在东部，一些有实力的、经营完善的州银行的行长对于国民银行的特权地位十分妒忌——纽约市的银行家尤其如此，他们痛恨国民银行为费城带来的金融上的优越地位。 ^[8] 东部各城市中的工人、工匠、店主和小商人也普遍对银行感到不满。生活费用的上涨沉重地打击了劳动者，在许多情况下，劳动者的骚动主要是反对信贷和货币体制而不是针对雇主的。小企业和劳动者都认为银行限制了竞争，并使人们无法加入创业的行列。 ^[9]

各州颁发公司许可证的通行方法也是引起强烈不满的根源之一。各州没有管理公司的一般法律。 ^[10] 由于银行和其他想组建公司的营利性企业每次都得向州议会提出申请，以取得个别批准组建公司的法令，这就为徇私和贪污贿赂打开了方便之门。州议会颁发公司许可证常常是垄断性的，或被解释为垄断性的。资本很少或势力很小的人就得不到立法者颁发的许可证，因而也就不能从事有利可图的大公司企业，如：银行、桥梁、铁路、收费公路和摆渡等重要行业。这种做法被视为人为地封锁机会：劳动者常常责怪这是造成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涨的原因。 ^[11] 授予经济特权的做法也被认为是对政府的一种威胁，使之有失去人心的危险。杰克逊在他的一份国情咨文中解释了“种植园主、农场主、技工和劳动者”“不断有失去对政府正当的关心的危险”的原因，他给出了一个标准的答案：“弊病源于金融势力的力量，此种力量来自他们可以操纵的纸币，来自他们在各州成功掌握的众多的拥有专有特权的公司。”

就全国所有掌握专有特权的垄断集团而言，合众国银行的规模最大、名声最隆、实力也最强。它成了其他所有垄断集团的象征，人们对它的种种不满，有很多实际并不应由它负责。作为一个全国性机构，它两面受到责难：西部的主张通货膨胀者责怪它实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东部主张硬通货者责怪它造成了通货膨胀。杰克逊发起的反银行斗争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成果，这就是给那些觉得受经济特权损害的公民提供了发动攻击的机会。

杰克逊的民主之所以清新、有生气，得助于创业的推动力，杰克逊自己当然了解这一点。作为取得相当成功的创业者，他本能地从典型美国人的立场去看问题，这样的美国人急切地想在民主的竞赛中发迹——高级技工渴望自行开业，种植园主或农场主想从事土地投机，律师有志于担任法官，地方政界人士想要涉足国会，小杂货店主盼望有朝一日成为批发商，等等。他自己从事过多种行业，做过律师、商人、土地投机商、种植园主，任过公职，也做过军事领导人，参与了竞争。他理解老一辈的杰斐逊派对政府机器过于膨胀的反感，也理解西部人对根深蒂固的东部势力的不满；既理解新型政治家对老式官僚的厌恶，也理解有抱负的公民对特权的憎恨。他忆及早在1817年，当少数田纳西人建议在纳什维尔建立国民银行的分行时，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理由是该银行“将榨尽本州硬币以增加它的利润，用以扶持和繁荣其他地方，还有外国的王公贵妇，因为他们持有大部分股份——本州除一人外都不持有该行股票”。1827年，分行终于在纳什维尔开设，其代理人托马斯·卡德瓦拉德将军腼腆地向杰克逊暗示可说服分行的后台转而支持他的党，遭到杰克逊的拒绝。

杰克逊进入白宫后，把该银行看作由一力量和智慧非凡的人统治的巨大特权和势力的工具。作为金融机构，该银行的规模不亚于政府。全国1/4的钞票由它发行；由于它势力极大，可以左右无数小银行的贴现，对于西部和南部的小银行尤其如此，因而是在联邦中唯一能影响信贷量的中央机构。这家私营机构行使着重大的公共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政府的控制。 ^[12] 正如赫齐卡亚·奈尔斯所说，“银行的权限过大，这么大的权限通常只能赋予对人民负责的人们。”尼古拉斯·比德尔对于容忍自己统揽银行业务的权力颇为自豪，曾在一次国会调查时说，“国民银行一施展威力，其他银行很少有不被摧毁的。”1837年，他在致托马斯·库珀的信中写道：“仅就权力而言，多年来我日常行使的个人权威大于任何总统通常享有的权威。”因此，银行的批评者将它看作对民主体制的潜在威胁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经济工具，该银行也做了许多好事。在比德尔主持下，它令人赞叹地稳定了货币，顶住了从事冒险投机者要求通货膨胀的压力。杰克逊当选前，比德尔还着力防止银行卷入党派政治，并且正如他致韦伯斯特的信中所说，要“使之像账房一样务其正业”。但银行招致很多人的怨恨，无法超然于政治生活之外。1829年以后，许多显赫的政界人士和有影响的报刊主编欠了它大量贷款未还，比德尔十分清楚，如果直接用这些贷款来贿赂，其力量将会大到何等地步。1833年，他曾傲慢地告知一位记者：“在哥伦比亚特区我可以撇开一切宪法上的顾虑，把半打的总裁——一打财务主任——50名办事员——100位董事的职位让给一无声望二无金钱但能够胜任的朋友。”

由于银行的许可证将于1836年到期，并且杰克逊也可能再次当选，因而似有必要在杰克逊任上争取到再发许可证。起先，比德尔想尽量采取和解的态度，诚心诚意地努力消除杰克逊对银行的不满，任命杰克逊派的政治活动家做了一些分行的董事，并向总统提出了一项颇慷慨的建议，表示愿意帮助政府偿清所欠债务，以换取再发许可证。然而，当比德尔和杰克逊于1829—1830年秋冬之间在友好的气氛中会晤时，将军坦率地说：“我对你的银行像对所有银行一样，并无反感。然而，自从我读了南太平洋公司骗局 ^[13] 的史实之后，我对银行就有了顾虑。”1830年12月，杰克逊对银行是否得宜及是否合乎宪法提出了疑问，这表明他已不想让其延寿了。1832年夏，在辉格党人的催促下，比德尔勉强而无把握地决定向国会申请在大选前批准再颁发许可证。杰克逊对范布伦说，“银行想置我于死地，但我将置它于死地!”对这位来自边疆的决斗士来说，这个问题一下就带上了个人色彩。

杰克逊不失时机地把再颁发许可证法案退回国会，并附去了他那份著名的否决咨文 ^[14] ，比德尔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的宣言，如同马拉和罗伯斯庇尔会对暴民颁布的一样”。咨文中的主要论点是指称银行不符合宪法。指控它的社会罪责包罗万象：它是垄断性的，拥有独有的特权；在特权买卖的竞争中，全体美国人被排除在外，因而政府所得不足应得之数；银行1/4的股权在外国人手中，其余部分则为“本国数百名公民掌握，而他们多数属最富有阶层”；银行是对国家自由独立的威胁。最后，总统直截了当地陈述了杰克逊运动的社会哲学：

当然，这绝不是那种激进的平均主义运动的哲学，并无根除财产或依截然不同的主张重建社会之意。它并不从乌托邦式的前提出发，因为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总是会存在差别，”并且，“过人的勤奋、勤俭和品德”必须得到应有的报偿。它所追求的只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理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约束政府，使之对公民提供平等的保护。这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哲学；其宗旨不是扼杀而是解放工商业，为人民的创造性事业打开一切可能的途径。虽然杰克逊派的领袖们在讨伐垄断和“纸币制”的斗争中比杰斐逊派激烈，但他们的理论核心显然是相同的：二者的目的都是力争控制政府批准的特权，使之无法干预自然的经济秩序。 ^[15] 由此看来，威廉·莱格特和托马斯·哈特·本顿这样的杰克逊派当时仍十分崇拜约翰·泰勒就不是偶然的了。泰勒属于杰克逊感情深厚地称为“老共和党派”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