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托马斯·杰斐逊：出身高贵的民主派

围绕托马斯·杰斐逊而形成的神话，是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联邦主义史学家强烈的偏见从未得到广泛接受，然而像克劳德·鲍尔斯及已故的V．L．帕灵顿等杰斐逊传说的信徒所树立起来的固定形象却极为普及。杰斐逊被描绘成一位从事正义斗争的民主斗士，一位反对贪婪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重农主义者，一位在1776年摧毁了弗吉尼亚社会结构的革命者，以及使联邦主义斩草除根的“1800年革命”的赞助者。虽然事实足以证明这些看法是可信的，但查尔斯·A．比尔德、吉尔伯特·奇纳德以及艾伯特·诺克等敏锐的杰斐逊学者已将其毁弃；当然，并非由于缺少像样的批评而导致杰斐逊神话的流传，然而杰斐逊时代的问题受到过分夸张，因而他本人也随之受到过分夸张。

假如杰斐逊同那些心怀不满的造反者合流，同他们一道破坏既定秩序、强行推动社会斗争来解决问题，那才是令人奇怪的。杰斐逊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彼得·杰斐逊靠自我奋斗起家，但母亲简·伦道夫却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名门，他通过母亲获得了牢靠的社会地位。彼得·杰斐逊死于1757年，身后为其14岁的儿子留下了2700多英亩土地及为数众多的奴隶。托马斯·杰斐逊在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中约拥有1万英亩土地及一二百名黑人奴隶。他之所以有暇写出阐述人类自由的伟大著作，得助于三代奴隶的劳动。

杰斐逊是个仁慈的奴隶主，他对养活了自己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他的下人有一种惯有的关切之心，这无疑影响了他对普通百姓的感情。他为自己不过于施加保护而自豪，有一次曾写信给杜邦说，他与杜邦对人民的情感不同：他爱人民是将其看作能够自理的成人，而杜邦爱人民则是将其看作需照料的婴儿。但是，在如此贫富不均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上层阶级的人，无论他是有识之士还是不学无术之徒，都不会成为杰斐逊自认的那种民主主义者。查尔斯·M．威尔茨写道，“他始终远离民众，如果说他要求人人平等，并非由于他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而是由于他推想人人必须平等。”他所主张的民主中显然有一种恩赐成分；他写给拉法耶特的一封信中就暴露了这种民主的实质：

杰斐逊受教于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虽然年轻，但很快便为最具才华、最为开明的社会所接受。毕业后，他自然进入了弗吉尼亚的绅士圈子，对他们来说，政治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义务。他于24岁时加入律师协会，26岁被选为州议员，任职达6年之久。29岁已是咨询律师，事业顺利但兴趣不大，娶了一位年轻寡妇，并在蒙蒂塞洛定居。婚姻为他继承的财产又增添了大笔地产，但也给他带来了4000英镑的债务。同弗吉尼亚的许多种植园主一样，他与英国债权人的关系使他对于该州经济对英国的依附地位颇为不满，因而投身于州议会的反英集团中。他从英国共和主义理论家那里学到的铭记不忘的名言开始具有更为生动的意义。1774年，他写了一篇大胆的短文，将天赋人权理论用于殖民地问题的论战，这篇文章很快在各殖民地引起了注意，他本人也因文笔卓越而著名，后来也因此而成了《独立宣言》的起草者。

革命伊始，杰斐逊正值盛年，革新的热情正旺；他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做了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些工作。弗吉尼亚州的改革者在他的领导下废止了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使英国圣公会同政府分离，并禁止再以宗教异见为由剥夺法律或政治资格，从而为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他们还试图建立一种良好的公费学校制度，但成效甚微。杰斐逊草拟了废止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的法案，并以宗教自由议案为名起草了文学史上最卓越犀利的一份争取思想自由的呼吁书。

这次改革运动的成就很大，但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作了过分的渲染，他们把杰斐逊及其同道看成革命党人，认为他们大力推行社会改革方案，废止弗吉尼亚的贵族统治并为民主政府打下基础。杰斐逊在谈到自己的成就时通常是克制而准确的，但有一次说得还是过分了，他说这些改革“根除了”弗吉尼亚州贵族统治。如果这些变革真的如此重大，就必定会遇到强烈的抵抗。而实际情况却是，旧体制几乎是未推即垮，只有宗教自由议案的情况例外（杰斐逊证实道，这一议案激起了“我从未遇到过的最激烈的争执”）。杰斐逊写信给富兰克林说，“这次重大革新”非常轻易就完成了，仅有“几位贵族绅士因痛失其尊荣”而表示反对，“众人都认为这是些可怜虫而不宜予以惩罚”。

这种“得到赞同的革命”的解释很简单：并没有什么革命。弗吉尼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长子继承权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土地所有者从来不是强迫性的，它只有在地主去世未留遗嘱处置土地时才适用。弗吉尼亚州有地产的家庭一般也不用长子继承办法，因为他们通常都留下遗嘱，将土地分给儿子们，有时甚至还分给女儿们。限定继承权对贵族实际上造成麻烦，因为这种制度妨碍他们随意变卖常常已无力保持下去的地产。1776年以前的数年中，弗吉尼亚的立法部门一再收到各大家族的请求，要求免于对其土地实行限定继承权。

有些着迷的传记作家大谈杰斐逊当时十分关心废奴问题。杰斐逊身为法典修改委员会成员，起草过一项逐步解放奴隶的法律，但从未想去推行。他解释说，“据了解，公众不会容忍这种主张。……但他们不久必须予以容忍和接受，否则发展下去情况将更糟。”从杰斐逊务实的政治素质来看，他决不会不识时务地去推行“公众不会容忍”的法律，纵然这种法律确需实行。 ^[1]

杰斐逊在独立战争时期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经历极不愉快，至38岁时已十分希望永远脱离政坛，但因夫人去世而不想再留在蒙蒂塞洛，于是再次出山，十分积极地为大陆会议工作。他于1785年至1789年任美国驻法国公使，这段经历对决定他的政治思想的方向可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他在国内的朋友们目睹《邦联条例》失效，对自耕农政治上的发展忧心忡忡，政治立场日益右转，而他却在周游欧洲，考察封建及君主体制，观察深受剥削的英国工人和法国农民，从而坚定自己的共和主义信念。欧洲各国贫富的两极分化使他深感震惊，他发觉国王、贵族和教士“放肆地勾结在一起，处处算计人民群众，使之不得幸福”，他认为欧洲的王族只不过是一群“傻瓜”和“白痴”，并以最激愤的语言描述了英国劳动阶级的境遇。欧洲的情况使他更加坚信，地球上只有美国才是天定的乐土：它有共和政府、广泛分布的地产、农业经济，并且与外界远隔重洋。虽然他对欧洲的普通百姓深怀敬意，但他们也使他回想到美国在政治上的优越。他在给拉法耶特写的一封信中，寥寥数语便归纳了他一生所持的偏见：“美国的自耕农决不是巴黎的下层人。”

法国革命初期的温和派领袖自然要向杰斐逊求教。有一次，他轻率地让拉法耶特和几位朋友在他家中开会。事后他及时向法国外交部长蒙莫兰表示了歉意，但蒙莫兰显然对他十分了解，在答复时说，他希望杰斐逊“在此类会议上经常予以帮助，因他深知我可帮助调和激烈情绪，并只会推动谨慎的切实可行的改良”。当国王首次表现出安抚态度，头戴流行帽饰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杰斐逊就判断时机已到，可与王室达成妥协。但他的那些革命友人没有接受他起草的妥协条件——原因是这份草案过于温和。

* * *

有人认为杰斐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卡罗尔顿的查尔斯·卡罗尔称他为“重理论的幻想家”，对这种意见应如何看待呢?这种说法确有一定道理，但与他的公务活动或气质无关。他确实乐善好施，不惜借债以赠乞丐，其慷慨程度远非囊中财力之所及，晚年更全然不顾财力已衰，为一处境窘迫的邻人签付了借据。

但是，他的思想是否天然倾向于高度抽象?他在空闲时候是否真的思考抽象问题?情况正相反：当他终于有时间静心著书立说时，却把精力集中用于一些注重实际的工作，撰写了百科全书式的《弗吉尼亚记事》、一本供参议院使用的议会手册、一篇关于印第安语的研究论文，并写出了自传。他从未想过要写一本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著作——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他并无固定的理论体系，也缺乏空论家始终如一的强制力。虽然他有时间有精力去涉猎一切，从认识论到机械学无所不包，但他最感兴趣的却是后者。他对计算、观测、测量的爱好近乎着迷。（他有一次写信给女儿说，“每一簇嫩草都会引起我的兴趣。”）他的价值标准是非常讲求实用的。（“对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其文化土壤上添植一棵有益的树木。”）他自己动手设计了住宅，深入有效地研究了手下奴隶的工作，所经营的农场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他发明了大麻纤维拍打器，算出了一种阻力最小的铸板犁结构程式，为此获得了法国塞纳-瓦兹省法兰西农学院的奖励；他设计了一种皮制轻马车车篷、一种转椅以及一种旋转碗碟架。他对旅途上所见的农场、庭院、社会状况以及自然现象都有详细记述。艾伯特·杰伊·诺克对他的结论是：“对于西欧的一草一木，只要有用，他都研究，并且还要研究其栽培情况。”他长期坚持每日记录温度及气压数据。他不断研究新的犁耙、蒸汽机、节拍器、温度计、升降机及诸如此类的器具，此外还研究黄油和奶酪的加工工艺。他为国会撰写了一份论述美国衡具、量具标准的论文以及一篇关于调查统计报表的精彩评论，其中对数据的收集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在旅途中购买了欧洲12个大城市的详图，后借给朗方，供他在设计华盛顿的蓝图时参考。他构想了美国的10进币制，在这一点上显然比金融家罗伯特·莫里斯高明。这就是这位“重理论的幻想家”对实用技艺的贡献。

杰斐逊说，自由之树须常灌以暴君之血，认为20年来一次叛乱实乃好事，并一生都在鼓吹应每隔25年或30年彻底修改一次宪法，对此应如何看待呢?同时代的许多保守人士认为杰斐逊是危险分子，所到之处都把他视为固执的空论家，对此又应如何看待?

杰斐逊是一位复杂的人物，必须既分析其思想，又分析其行动，对他应作全面而不是片面的评价。他的思想深处有很多模棱两可之处，因而无法理出前后一致的线索。虽然联邦主义历史学者利用这种模棱之处来证明他是非不明、思想气质变幻不定，但实际上却可由此探寻到一种始终具有矛盾心理的个人和政治经历。他对父亲极为敬仰，对父亲成就的评价高于对母亲崇高社会地位的评价，从未承认过母亲对他的影响；然而他从一开始就既认识到上层阶级的自信，也了解出身寒微的人们的真正优点和才干。他在自传中冷淡地提起伦道夫家族：“他们追溯家系，远至英格兰和苏格兰，让每个人都把自己认定的信仰和荣誉归因于此。”到了成年，杰斐逊既是奴隶主，又是革命者；虽然有数十个生灵归他所有，同时却可宣称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他一生周旋于富人和学者名流之间，仿佛不喜欢激烈言词而学会了迎合他们——但他也吸收了当时最为开明和可疑的观点，并且同托马斯·潘恩及乔尔·巴洛等人志趣相投。在美国政治中，他既是自耕农的领袖人物，也是大种植园主的领袖人物。他领导着反对商人利益的民众派别，但这个派别也是自有其贪婪要求的有产者派别。他熟读了当时最优秀的哲学文献，接受了博大的世界主义思想，同时又是坚定的美国爱国者。就其个人性情和哲学而言，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所受的教育使他成为国家主义者；但他又是一个具有强烈地方观念的弗吉尼亚人。他全心全意地力求捍卫农业社会的价值，但他又信仰进步。除了这一切以外，他又异常长寿，目睹了众多的变革，力求使自己的观点适应变化中的形势。

杰斐逊具有热烈的激情。他的世界主义思想折射出当时最先进、最解放的观念。他信奉这些观念，对这些观念的阐述和反复讲的话已成为经典；但他并不想通过争论来实现这些主张。几乎只有在他的私人信件中才能找到使他如此享誉的豁达而无拘束的思想；在写出《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令》之后，他就一直设法避免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较不易为人接受的思想。他知道，在平日公众活动的现实世界中，他的大多数崇高理想之价值主要在于指明社会发展应取的方向。他从未真正指望这些理想能在有生之年实现，他宁愿寄希望于进步，希望未来某一伟大时刻人类终将实现他的理想。（约翰·亚当斯曾嘲笑他道：“你很有鉴赏能力，热衷于未来的梦想而不乐道过去的历史。”）

杰斐逊在实践中一般着眼于实现某种不致引起尖锐冲突或耗费大量精力的最低纲领。他讨厌激烈争执，要是他的原则会激怒同事或友邻，他就不坚持这些原则。他不想让《弗吉尼亚记事》一书流传过广，因为他不想让弗吉尼亚人读到他对奴隶制发表的愤激言论和对弗吉尼亚殖民地宪法的尖刻评论。杰斐逊并非缺乏勇气——他那推行中遭到全国各地激烈反对的无益的禁运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而是缺乏一种能够忍受政治斗争的刚毅精神。虽然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有时还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意识，但他既未掌过大权，又不愿引人注意。他对批评很敏感，1789年对弗朗西斯·霍普金森承认道：“我觉得，少许指责，哪怕是无理的指责，所引起的痛苦在程度上甚于大量赞扬带来的喜悦。”他极为腼腆，不同常人，并且略有口吃，自己觉得无法像华盛顿和亚当斯那样在国会亲自宣读致词。他不具备鼓动家的素质，甚至也不具备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领导素质。他从未作过激动人心的演说。他的个人生活丰富多彩，兴趣极广，曾有许多次他要愉快地摆脱公务而从他的农场、家庭和书籍中享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