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再说一遍：认识特定现象的绝对必然性，只会加强同情该现象并自认为是引起该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这个人认识该现象的必然性以后，竟袖手旁观，那就表明他对算术不内行。实际上，比方说，如果诸条件的特定总和S具备，现象A就必然要发生。您向我证明了，这个总和的一部分已经具备，另一部分到T时就会具备。我，这个热烈同情现象A的人，确信这一点之后激动地喊道：“这多么好啊！”于是便躺下睡觉，直到您预言的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这么做的结果又怎么样呢？结果如下。在您的计算中，在发生现象A所必需的条件总和S中，是把我的活动也包括在内的，假定这个活动等于a。既然我陷入昏睡沉沉的状态，那么在T时有利于该现象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S，而是S-a，这使得情况有所变化。也许另一个人会占据我的位置，此人也是接近于无所作为的，不过我的无动于衷使他感到极端愤慨，这种情况对他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在这种场合，力量a将为力量b所替代，而且如果a等于b(a=b)，那么促使A到来的条件总和仍然会等于S，于是现象A还是会在同一时刻T发生。

然而假若不能认为我的力量等于零，假若我是精明能干的工作者，而且假若谁也没有来替代我，那么我们这里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S，于是现象A就会发生得比我们预计的要晚一些，或者不如我们指望的那么完满，或者干脆根本不会发生。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认为在我背叛之后S仍然会是S，那只是因为我不会计算而已。然而是否光只我不会计算呢？向我预言总和S在T时一定会具备的您，却没有预见到我同您谈话以后便立即躺下睡觉去了；您曾确信我始终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您把一个不大可靠的力量当成了比较可靠的力量。所以，您的计算也不高明。不过我们假定，您什么都没有弄错，您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那时您的计算就会是这个样子：您说，在T时总和S将会具备。在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一个负数，即我的背叛；这里也包括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们因确信其意图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而受到的那种鼓舞作用。在这种场合，总和S就真正会在您确定的时刻具备，现象A也就会发生。看来这是明显的。然而如果是明显的，那么究竟为什么一想到现象A必不可免就使我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我曾觉得这种想法注定使我无所作为呢？为什么谈到这个想法时我就忘记了最简单的算术规则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到的教育使我对无所作为具有最强烈的渴望，而且我同您的谈话使这个值得称赞的渴望一触即发。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成为暴露我精神委靡和腐朽无能的导因的意义上，这里才会出现对必然性的意识。把这种意识看作我的精神委靡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不在于这种意识，而在于我受教育的种种条件。可见……可见，算术是一门极为可敬极为有益的科学，它的规则甚至哲学家先生们，而且甚至特别是哲学家先生们都不应当忘记。

关于特定现象必然性的意识对于不同情该现象和反对它到来的、意志坚强的人，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这里情况有点变化。很可能，它会削弱他进行反抗的毅力。然而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什么时候会确信它是必不可免的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经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们对它必然到来的意识，以及他们毅力的衰竭，只是有利于它的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本身又包括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中。

然而反抗的毅力并不是在所有反对该现象的人们那里都会减弱。在某些人那里，这种毅力只会由于意识到这种现象必不可免而增长，变成绝望挣扎的毅力。一般历史，特别是俄国历史上就有这类毅力的不少大有教益的事例。我们想，读者毋需我们帮助就会回忆起这些例子。

在这里卡列也夫 ^[26] 先生打断我们。他虽则——当然——不同意我们对自由和必然性的观点，也不赞成我们对坚毅热情人士“极端作风”的偏爱，但毕竟在我们杂志的篇页上满意地遇到关于个人能够成为伟大社会力量的思想。这位受人尊敬的教授高兴地感叹道：“我向来都这么说！”这倒是对的。卡列也夫和所有主观主义者始终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且曾经有个时期，这种主张引起先进青年对他们巨大的同情，这帮青年力求为公共利益而从事高尚的劳动，因而自然倾向于高度评价个人首创精神的意义。然而实质上主观主义者们不仅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而且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的活动同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影响对立起来，因而创立了因素理论的一种似乎新颖的变种：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而该运动自身的规律则是另一种因素。结果得出了非常不恰当的观念，只有当活动能力强的“个人”专心致志于当前大家都关注的实践问题因而无暇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才会对这种观念感到满意。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到来的沉寂时期有能力思想的那些人得到无意中的闲暇进行哲学思考起，主观主义者们的学说便开始破绽百出，甚至像阿卡吉·阿卡吉也维奇著名的外套 ^[27] 一样破烂不堪。打任何补丁都无法修整，于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相继放弃主观主义这一显然完全没有根据的学说。不过正如在这种场合下常有的情况那样，对这一学说的回应使某些敌视它的人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如果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要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竟拒绝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规律的过程，那么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为了要尽可能更好地强调这一运动的合规律性，看来随时都可能忘记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可能没有作用。他们认为个人是quantite negligeable[可以忽略的量]。在理论上这种极端就像最狂热的主观主义者所达到的那种极端，同样是不能容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正如为了正题而忘记反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当我们善于把包含在它们中间的真理因素统一在合题中的时候才会找到正确的观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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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列也夫(1850—1931)，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政论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后为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译者

[2] 阿卡吉·阿卡吉也维奇是果戈里小说《外套》中的主人公。——译者

[3] 在追求合题方面，同一位卡列也夫先生超过了我们。不过可惜的是他没有比对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那个真理的意识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