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1898年，普列汉诺夫以基尔桑诺夫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的俄文科学和社会政治刊物《科学评论》杂志第3、4期上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这篇论著是普列汉诺夫从理论上总结自己在19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反对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策略思想斗争的又一传世佳作。这是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这个问题最全面、最完整的分析，也是唯一的专论。其后一个多世纪，人们相继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也确实有许多进展，但整个看来，或者说，从一般原理的高度来看，实质上并未取得重大突破。至于思想之精辟，史料之丰富，论述之透彻，语言之洗练，以及风格之卓异，在同一主题的论著中，这篇篇幅不大的名作迄今为止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也因此，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即使极“左”思潮泛滥，对普列汉诺夫政治上大张挞伐，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也仍然一直把这篇著作列为干部和大专院校文科学生必读的共产主义教材。

普列汉诺夫在这篇专论中批判了三种错误思想，即英雄史观、无为主义（或宿命论）和“因素论”。从一般哲学意义说，英雄史观属于唯心主义理论，无为主义作为庸俗社会学反映了机械论的特点，而因素论则是多元论或折中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三种错误观点中他批判得最多、最全面、最详细的是英雄史观，而且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不是黑格尔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因为当时正是前者疯狂地从事“个人恐怖”和“以行动作宣传”之类的政治活动严重地阻碍了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过在个人的历史作用学说史上总的说来一直存在着的主要是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杰出人物的作用。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乎规律的必然过程，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即主张所谓“英雄造时势”。另一派则过分强调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而贬抑甚至抹杀个人的作用，即认为“时势造英雄”。两派的共同特点是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同个人的自觉活动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找不到联系两者的桥梁。普列汉诺夫在批判这两种观点时，不仅提供了新颖独特、分析细致、令人信服的论据，从而通俗有力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不仅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中有关的“合理内核”，如所谓“内在精神”、“普遍精神”、“理性的狡黠”等思想，而且从这一学说和这些思想出发，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凡是讲到个人的历史作用时，一般都是指杰出人物或伟大人物，即杰出的或伟大的个人，至于普通的平凡的个人，他只是简单地认定他们在历史上不可能不起作用，或者从道德的观点上断言：“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倡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他人的人都是敞开的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在道德的意义上，每一个（用福音书上的话说）‘为朋友舍命的’人都是伟大的。”

在个人作用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理论的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他把社会的发展分成两个层次，即“一般趋势”，或“总的趋势”，或“一般规律”，和“个别外貌”或“局部后果”，从而提出这样一条新的基本原理：杰出人物只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个别外貌，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后者是由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因（如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等）决定的。

这一基本原理的提出，彻底解决了“英雄造时势”和“时势造英雄”这样两种历史上长期对立的观点所产生的种种纠缠不清的问题。他指出，就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看，英雄不可能造时势，只能是时势造英雄，但从社会发展的个别外貌看，杰出人物完全可以、而且历史上常常创造出深深打上自己特有印记的时势，因为他们可以加速或延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进程，可以决定这种事件实现的方式，可以使事件的固有方向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可以“凭借自己占优势的力量使得把群众发动起来的种种力量的混乱的波动具有规范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见本书附录第二十一条），从而在决定事件的各种势力的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改变历史的进程。

在历史上，人们总是首先认识到事物的“外貌”，即表面现象，然后才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或“一般规律”、“一般趋势”。所以，和其他许多历史上相对正确但有自己的局限性或严重错误的理论一样，“英雄造时势”理论这一历史上长期广泛流传的英雄史观，远不是人们所批判的那样百分之百的错误，一点合理因素都没有。相反，它在个人的历史作用学说史上也应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它是这个学说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如果把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一基本原理再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说，不能把个别外貌或局部后果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也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它和一般趋势视为一成不变。实际上，个别外貌和一般趋势的对立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可变的。对于一流杰出人物是局部后果的那个影响范围中的某一部分，对二流杰出人物说来很可能属于一般趋势。比如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如果列宁在彼得堡遭暗杀成功，而改由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如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或斯大林）来领导，革命都可能很快归于失败。人物越是杰出，局部后果的范围就越会向一般趋势那个范围伸进。反之亦然。因此历史学家在具体分析特定历史人物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善于分辨一般趋势在哪里结束，而个别外貌从何处开始。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历史观中与实践联系最密切的问题之一，也是当今年轻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我们把这篇30多年不曾再版的专论重新翻译出来，供读者参考，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其中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或者对上述专论中的某一问题或某些问题作出了重要补充或详细分析，特别是对18—19世纪西欧哲学和社会学中相关学说和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为了让读者全面、充分地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我们从他的、已有中译文的其他所有著作中摘录了几乎全部重要的相关论述，共四十一条，作为本书附录。其中除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条因一时借不到俄文原著（《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1、22卷）无法校对外，其余各条或由我翻译，或经我校改。所有我译、校的文字如有错误，均由我负责，并望方家不吝指正。读者如希望更多地了解本书译者对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观点的看法，可参看拙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七章前五节。在那里，作者对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作了简要然而系统的述评。

专论的注释有三种：一种是普列汉诺夫原注，以阿拉伯数字“①、②、③……”表示；第二种是“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编者注，以阿拉伯数字“[1]、[2]、[3]……”表示；第三种是由译者所作的注释，以^*、^**、^***……表示。在重新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20世纪7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单行本。

最后，本书的全部稿件都是李清贤女士帮忙打印的，谨致谢忱。

王荫庭

2009年8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