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的新石器时代

从俾路支我们再渡到印度西北部后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器并用时代的（Chalco lithic）居民点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地都位于印度河流域，前者在旁遮普邦，后者在信德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正式的城市，从那些巨大的砖筑地下结构和拱形下水道方面即可显然看出其重要性。约翰·马歇尔爵士在摩亨焦-达罗发现了三个上下重叠的城市遗址，他把最下一层的年代暂定为约当公元前3300年，其余两城各约当公元前3000年及前2700年，但根据在迦勒底所确立的年代学指出，这里假设的年代恐怕晚近得多了。居住在这些城市中的来源不明的人民，已经造出了棉织品，并且驯养着牛、羊和猪。在1920—1925年间，“印度考古调查团”在这两处遗址的不同深度下，发掘到的物品除了常见的磨光的石质和铜质用具及燧石的武器外，还有铜制的工具和器皿以及金银饰物。我们并注意到一种上釉的青色和白色的瓷器及一些素陶，同时还有黑底红花的彩陶，都使人联想到俾路支和赛伊斯坦的出土文物。但最引人注目的乃是上千件作印章用的石灰岩片。上面雕有动物形象——普通多为公牛、瘤牛、虎和大象——和一种与象形文字极为接近的图画字体（图10）。这些印章和苏美尔人治下迦勒底印章的相似，殆可一目了然。尤其上面所雕的雄牛，也令人联想到美索布达米亚那些圆筒印章上的同类形象。在摩亨焦-达罗还发现一件石灰岩的人物胸像，那芦苇般的胡须使人一见即想到可与某些美索布达米亚的型样相比。的确，许多作者都以为在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的遗物中看到了一脉相承的美索布达米亚和苏美尔人的文明。这种文明与原史时代的迦勒底和依拉姆文明，无疑地显出有深厚的亲缘，但它仍旧保持着鲜明的独特性。所以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帕印章上所刻的动植物，大部分限于该地区所特有的品种：瘤牛、象、犀牛、虎、蛇（“nāga”，那迦）和野无花果树等。此外，这里印度河谷的图画字和最早的苏美尔人或苏希安的楔形文字也有显著差异。最后一点，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印章都是长方形的，从没有像迦勒底所有的那种圆筒形式。然而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印度河之间，商业上的联系是一定存在的；事实上，赫尔氏与武利所领导的英美考察团，近来在迦勒底的基什确曾发现一枚来自印度河的印章，年代属于公元前2500—前2350年^注8，其上甚至刻有哈拉帕式的图画文字。这两位考古家在迦勒底的吾珥还发现过一件约属于同一年代的冻石印章，上面的凹雕金牛全然是哈拉帕的式样，但文字却是楔形字了。然而，最起码的谨慎态度也会提出，商业上或甚至文化上的关联，并不一定表明种族和语言的一致。对于前此指出的中国史前期遗物和安瑙、苏萨及乌克兰史前期遗物相类似一事，我们也抱同一见解；至于在印度和在哈拉帕及摩亨焦-达罗的后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问题，将在本书第二卷第一章中再做较详尽的研究。

中国有旧石器时代遗物存在久已无人置疑，但直到约1920年始为桑志华和德日进二氏所发现。在河套鄂尔多斯草原的黄土层下，这两个考察团找到属于穆斯特期（Mousterian）^注9和奥麟耶期（Aurignacian）^注10形制的磨削燧石器具。经过几千年的中断后，出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在这期间形成了黄土层，将此整个时代与那些旧石器时代的沉积层分开。这些居民点是1920—1924年间瑞典学者安德生及其同伴们，在河南、甘肃、满洲等处发现的。其中两个主要地点是甘肃的齐家坪和河南的仰韶，据安德生和阿恩氏推断，前者约当公元前3500年，后者当公元前3000—前2700年之间，这都是根据苏萨的古代纪年而考定的，我们觉得，依据关于苏萨年代的最近学说，竟会推断出中国最古遗址的过去年代，这是不能使人同意的。但无论如何，这里发现的武器和用具都仍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骨质的镰刀，燧石的刀片，大理石或贝壳的指环，等等。齐家坪阶段，正确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那里出土有素陶和少量的单色彩陶。及至仰韶阶段，我们则无疑地目睹了自新石器时代到后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这已被用来推断不仅在河南的，也有在甘肃的许多不同遗址的古物了。在这里曾发掘到大量的彩陶和素陶，后者或呈现如黏土似的灰色，或里面为灰色，表面则因烧制而成红色或淡红，或甚至灰褐色，这些陶器都是由精心加工的黏土所做成，多附有把手，并且像是经过轮制的。其中某些式样似乎预示着后来中国铜器的型式；显著的如三足的鬲，这使人联想到鼎一类的铜器。然而我们当记得，从特洛伊的最古城市遗址以及埃及的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古物中，也都有此类三足陶器出现。同样情形，这里一些陶器上的耳与埃及王朝时代以前陶器上的耳正相类似，而齐家坪陶鬲上有另一种可以从中穿绳将鬲吊起来的耳，则也令人想到基什出土的迦勒底陶器上的耳的式样。此外，某些新石器时代的中国陶器又和俄罗斯南部的陶器相同，那上面的花纹图案似乎是用绳子勒成的，或甚至是在席子上滚过而压成的。

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底子多带红色，由于烧制的火候不同，色调也有差异，自红砖色以至红褐色，但也常有呈黄白、暗白或灰色的，上面花纹则为触目的红或黑色，有时也近于橙黄或深灰。在灰陶上花纹通常为红色，而在红陶上则为黑色或暗红色。至于装饰花样则几乎全为几何图形，包括有：树叶形花样，上有点子和条纹，或中间划分一线；曾在东亚见过的两个三角形顶角相交如蝴蝶翅的花纹，在这里则加以扩张使交点成一个结子；由三角形或菱形拼合的格子纹；宽道的“蛇皮”纹；花条纹；由一束条纹变化成的卷涡纹；末一种与仿自海底植物的爱琴海地区的花纹同样和谐而富装饰风——或如双凸镜状、周围并绕以缘饰的花纹，这可能是表示一张嘴或一只眼；与希腊式有些相似的回旋纹，但较狄庇朗（Dipylon）^注11陶器上的花纹略为疏朗；满布斑点的纵道纹，有锯齿形的边缘，即所谓“葬纹”，因为只有在墓葬中才能发现。这一课题在本书第三卷第一章内论及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时，再做较详的叙述。安德生氏还发现过几种依照动物形象而作的花纹（兽纹），但这似乎乃是例外；半圆形纹暗示着一行飞鸟，而在甘肃出土的一个陶罐上甚至还有一排程式化的禽鸟（可能是水鸟），与苏萨或埃及王朝前的同类图纹颇为相似。我们在这里无疑地看到一件标本，它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近东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接触点。我们还可以说，河南和甘肃出土的彩陶，在那形式的健劲，质地的坚固，色彩的绚丽（可注意一些令人赞美的红色），以及装饰花纹——无论是条纹、波纹或螺纹——的富于节奏感上，都可算是史前期艺术中最完美的作品。（图11）再可提到的是，勃莱克博士对于与这些古物同时发现的人头骨所做的初步研究，似乎指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种民族已经就是今日的中国民族了。至于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和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将在第四卷第一章内加以探讨。

从这简短的一般性讨论中，我们可以总结来说，当后新石器时代——即磨光的石器时代已近于结束，而铜器正开始采用时——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尤其伊拉姆）、东部伊朗、西北印度、西部土耳其斯坦和中国北部形成了许多文化中心。各地域的居民都已知耕稼牧畜。他们无疑已习于贸易，因为特别是在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已使用着可能来自喀什噶尔的玉和玛瑙贝（cowry）或贝壳作为货币了，后一种是必须从渤海湾携带到甘肃的。在彩陶方面，我们发现出自一些不同地点的陶器，都有奇妙的类似之处：例如埃及和后新石器时代的苏萨，苏萨和安瑙，安瑙和中国的后新石器遗址，苏萨、安瑙和赛伊斯坦，以及赛伊斯坦、俾路支和印度的哈拉帕及摩亨焦-达罗二遗址等地点之间，所出土的陶器都是如此。根据这一有力证明，我们可以认为，那种相信各伟大的史前期文明都是彼此完全隔绝的说法极不可靠，而要立即予以摒弃，同时也反对那种民族迁移的无用假说。让我们且满足于这样一个结论：即当历史的黎明期，从埃及直延展到黄河及印度河，曾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明，“我们可称它为彩陶文明”。使用着多少相同的工具，其美术品在理想上、制造过程上和题材上也具有肯定的类似性质^注12。然而这种在基本花纹上的普遍一致，并毫无损于各中心点的工业上和艺术上的独立性。我们还可以说，这一未经确定的文明，曾产生过一些伟大杰作。

我们将看到，此种后新石器时代共同文明的这些中心，怎样由分散发展和各自进步而产生出东方世界的四个伟大的历史文明：即埃及文明，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它本身又产生出伊斯兰教以前的及伊斯兰教的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