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文明

最后一个苏美尔人的帝国——吾珥帝国，在公元前2358年顷为两个异族所灭，即东方的依拉姆（以栏）人和西方的亚摩利人。依拉姆人在迦勒底南部建立了一个本族的王朝，北部则沦入来自叙利亚的赛姆族的亚摩利人的势力之下。亚摩利人建立其中心于巴比伦，这一城市因此将成为迦勒底的首府。他们的国王之一汉谟拉比扫灭南方的依拉姆王朝而奠立了巴比伦帝国，其势力一直伸张到全部美索布达米亚。

不管这亚摩利人是纯赛姆族还是同化于赛姆族型，有一点能肯定的是他们很快就并入了阿卡德的世系，并且成就了在迦勒底的赛姆人的业绩。在这一方面汉谟拉比乃是古代阿伽德诸王的真正继承者。他具有出色的统治才能，并且曾下令编纂了一部鼎鼎大名的法典，它至今仍是我们了解迦勒底社会的最好史料之一。

汉谟拉比时代的艺术，流传下来一些有头等重要性的作品，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在苏萨发现的今藏巴黎卢浮宫中的闪绿岩石碑，上面镌刻着这位迦勒底君王的法典。碑上雕刻的汉谟拉比作站立祈求状，头戴头巾，身着长袍，袒露右臂；太阳神沙玛什坐在对面宝座上，向他口授律条。这一浮雕上线条的明澈洗练，结构的“凝重端丽”，以及那神祇和国王姿势的尊严庄重，都曾受到应有的赞美。但与纳拉姆-辛的胜利碑相比，如康特诺博士所指出，它虽然显得“技巧似乎更为精练，笔致更为稳重，或甚至在比例上受到更恰当的注意”，但这进展也只是到此种形式上的优点为止。遮在衣服下面的身体不再有任何生命的那一时代已经到来，其后在亚述人手中，衣服就仅只是为了其本身目的而被处理了。康特诺博士结论说，亚摩利人的王公们虽可能成为他们的苏美尔-阿卡德人臣民的热心弟子，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阿伽德和拉伽什时代的技巧臻于成熟，然而他们却没有更进一步寻求任何新的事物，从整体看来似乎只是留意于墨守着传统的艺术法则。

在文学方面，汉谟拉比时代也同样自囿于集成、编纂和保存迦勒底的原来已经很丰富可观的思想宝藏上。现在赛姆族的阿卡德分子已胜过苏美尔人，而肯定地占了优势。由于这一原因，古苏美尔的史诗大多数都被移译为赛姆文；同时赛姆族作品本身也被编辑起来藏于皇家的和寺院的图书馆内。所以这个亚摩利人时代在保存迦勒底的文学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颇有些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及其继承者的时代对于成为确定形式的荷马作品的保存相同。

事实上，赛姆文（修正本）的吉尔伽美士的史诗似乎即编定于这一时代——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士有些像希腊神话中的赫克力士，他是女神的儿子，但受到另一女神伊什妲儿的迫害，因为他拒绝了这女神的爱情而激恼了她。属于这同一时期的还有迦勒底人对开天辟地和大洪水的说法，这些雄伟的史诗和《创世记》有着同样的情调，同时我们发现迦勒底的祈祷词和著名的“受难的正直人之诗”中也同样含有希伯来的“诗篇”那种抒情诗式的哀怨，那诗和旧约中的“约伯记”极为相似，诗中语气的激烈粗暴，那种凡人在他所奉的神面前的可怜景象（这神则被设想是善猜忌而且可怕的），那些悲惨的并且有时是绝望的呼叫，和在这里提出整个道义问题时所有的力量，以及从古代神统中引申出的阴森丰富的想象——在这些方面，迦勒底的才智所表现的确实和《旧约》上有某种因缘。因此可见迦勒底的思想，这远古时代的东方人道主义，在邻近各民族的智慧演进上的确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同样情形，我们将看到，迦勒底的装饰题材也将在许多世纪内使后来的诸民族：喜特人、亚述人、阿开密尼德朝的以及萨珊朝的波斯人，在他们的装饰美术上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