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比斯文明

第一底比斯帝国至第十二王朝时（约当公元前2000—前1788年）国势鼎盛，那时相继秉政的一些国王几乎都以阿美涅姆赫特和西努斯列特为名。这一时代与前时代相同，也是以艺术上的百花繁盛和复兴为其特色。现在开罗博物馆所藏、原发现于里什特的一些石灰岩的西努斯列特一世的造像，即可认为是埃及艺术的精品之一；它们在头部都有着神情无上优美而尊严的丰满、含笑的面容，那鼓舞着它们的和谐境界和使它们似乎沐浴其中的快乐气氛，正与希腊天才们的最崇高的意想类似。的确，第十二和十三王朝的全部艺术都具有无限魅力。孟斐斯时代的肖像无疑较此更为有力并富于写实性，而至拉美西斯王在位时的雕刻又更为精致优雅、华贵典丽，但在这两种风格间承先启后的第一底比斯帝国的这些胸像，却如此巧妙地将雄健与典雅混合起来，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总的来说它们乃是埃及古典主义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第一底比斯帝国在绘画方面，也曾给我们留下来一些值得赞美的壁画。我们可以提到贝尼-哈珊地方的克努姆赫特普二世陵墓中祭堂壁上的美妙的猫像，它正卧在芦苇中等候着猎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动物所有的每一项特色”，马伯乐氏说：“那伸长的脖颈，颤动的脊背，摇着的尾巴，在扑跃以前稍微向后缩回的身体，和使那猎物夺魂丧魄的紧紧盯住的眼睛。”我们还可以举出在同一飨堂内的花鸟画，那是能够和中国这一类艺术品中最精致的作品媲美的；再如农民为克努姆赫特普王在地下驯养羚羊的美丽画幅，也见于贝尼-哈珊的墓壁；最后还有一些战舞和拳击搏斗的战争场面，这在普通教科书上我们已常可看到了。在末后所说的一些图像里，虽然用着埃及艺术上始终采取的因袭方式——例如脚部总是千篇一律的侧面形，而眼睛则像是从正面看来的样子——那线条的自由流畅和一种动的感觉却令人为之赞叹，可以说，这几乎具有着电影的特色，能达到这种境界的除了日本艺术外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第十二王朝时，埃及和叙利亚以及第二个中米诺时代的克里特岛都保持着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联系——前者由蒙太特氏在毕布罗斯的发掘和杜·布伊孙氏在荷姆斯地区的夸特那-米什列菲的发掘可证明；后者则由于在底比斯的一些坟墓中发现有米诺时代的卡美瑞斯^注19型的古瓶可以为证。

接近公元前1660年左右，埃及受到历史上通称为希克索（牧人王朝）的一些亚洲部落的侵略，并且部分被其征服。经过一世纪的斗争，他们被驱逐了，底比斯帝国在第十八王朝下又复兴起来，这是埃及历史上最光辉的一个朝代（公元前1580—前1321年）。本王朝的伟大的法老吐特谟斯三世（死于公元前1447年）和阿门诺菲斯三世（公元前1415—前1380年）征服了叙利亚，并且和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西部美索布达米亚的王国）以及后期米诺时代的克里特岛等王国都建立了友好关系。其后法老阿门诺菲斯四世（公元前1380—前1362年）因企图实行宗教改革而引起混乱，虽然他的继承者吐坦卡蒙（死于公元前1350年）改行谨慎的反面政策，结果这第十八王朝仍不得不让位给更符合正统宗教的王室，即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21—前1200年）。在此同时，北部叙利亚已被喜特人（赫族）所征服，后者是小亚细亚的一个民族，部分属于亚洲人，部分属于印度-欧罗巴人，对此我们后文将再细述。经过长期战争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前1234年）与喜特人瓜分了叙利亚，他自己并与喜特人联姻而结成同盟，但当他的后继者在位时，埃及曾两次受到爱琴海的航海民族爱琴人和阿开雅人的攻击，时为公元前1229年和前1192年。最后埃及虽然获胜，但经过这些灾难之后元气大伤，遂退回到它的尼罗河谷内，除了在公元前7世纪有过短期的亚述人进犯外（前670、前663年），一直保持独立到公元前525年，其后即为波斯所灭。尼罗河三角洲地方有许多城市都曾为其首都——自公元前651年后即定都于赛伊斯。

因此从各方面看来，拉美西斯二世时乃是这法老帝国最后的一个伟大时代。它同时也最出名，特别是由于其建筑物。人们在埃及几乎找不到一座城市里没有拉美西斯所建造或重修过的古迹。他完成了在卡尔纳克和卢科索的宏伟的神庙，并在古尔纳营造了表彰其盛名的拉美赛姆殿堂。所有这些神庙都是以完全一致的雄伟壮丽的设计图样造成的。在最前面是夹道对列的狮身人面兽或公羊像，其后是满布浮雕的方尖塔，通至前庭，这里入口两翼有着极巨大的门阙。再进则为柱殿（hypostyle hall），那是用像森林似的柱子支撑着一个平的屋顶，柱的高度有的达到65英尺（卡尔纳克的柱殿中有这样的柱子134根）。殿内壁上遍饰绘画与雕刻，表现着法老的丰功伟业。每逢祭祝大典时，即在这殿内举行成为埃及人的宗教之一部分的行列祈祷。由此便可进到内殿神堂，其中设有神龛，那是只有法老和高级祭司才许可入内的。

“这些底比斯的神庙给人的印象是无可比拟的雄奇伟丽。排排圆柱的巨大比例，通体外观予人的厚重压迫之感，巍峨神像所附着的幻魅森厉气氛，满堂花岗岩雕刻的永恒清寂境界，激动着每个现代游客，使他产生一种超越人间的感觉。”在法老时代，当可怖的神秘幻影翱翔于列柱之间，而一切都致力于加强这个场所的庄严气象时，给人的此种印象一定更为深刻。这里对光线的层次设计得也很巧妙，由外庭开始，是敞向着东方的明朗的天空，列柱殿里，即沐浴在神秘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进至神堂内，则只见巨大神像的阴影在曚昽微光中缓缓移动。在这里，远离开每一个世俗的眼光，埃及的这些谜一般的神，有着羊头、狼头或鹰头的神，和法老面对面地平等交谈着，使人感到，神要表明法老乃是他们在地上的代表者。

但这有着古代神统以及这些神殿和坟墓的埃及并不是埃及的全部。与此并存的是一个纤巧秀丽而妩媚动人的埃及，正像由戴着珠宝的盛装妇女的大小雕像和化妆用品及家具等所显示的那样。前者以一种永恒不灭之感，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后者却以难于置信的现代气质和对服装的敏锐感觉——简单说，即它那种女性的温柔迷惑着我们。我们只有到遥远的希腊的塔纳格拉（Tanagra）^注20或18世纪的日本，始能发现在琐细事物上表现出来的这样微妙才能。在第二个底比斯帝国的许多王者造像上，如阿门诺菲斯四世、吐坦哈门和拉美西斯二世等的造像（图15，图16），我们已注意到雍容华贵的成分已多于威严庄重了。此种温文尔雅之风，在这一时期或赛伊斯时期的大多数王后和贵妇的头像上表现得尤为从容自如（图17—19）。但它主要的成就乃是女人的裸像，我们只要想到那始终阻碍着埃及雕塑进展的一切清规戒律——例如身体向前方端正坐立、两臂紧贴身旁的那种教条——即可看出这一成就不能不说是一大功绩了。而且尽管开始有此种不利条件，这些底比斯和赛伊斯时代的裸体雕像仍证明具有新鲜而富于活力的气息，甚至亚历山大派雕刻本身也不能磨灭我等对它们的记忆（图20—22）。此外还有一些梳妆用品等小物件，如盛发油或香水用的匙等，都显示出底比斯和赛伊斯的艺术家们怎样充分地掌握了女性躯体的装饰价值（图23，图24）。他们和希腊人是古代仅有的能自由地模仿裸体的雕刻家。亚述人，举例说，是把人体隐蔽在长袍下面的，而埃及人则甚至在雕造法老的妻子或女儿时，也毫不犹豫地表现出圆满的乳房、柔软的小腹线条，或透明衣着下的臀部的曲线。在坟墓中发现的绘画上常见的歌女和舞女们所穿的衣服，更远比雕像上的还要稀薄透明，据说，“披着这种轻纱有意地显露隐处，是为邀请雕塑家或画家们去更细腻地追摹那躯体的轮廓，以夸示其婀娜而优美的姿态。”

事实上，女人在埃及社会中所占的地位，远较在其他东方各国更为重要。她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并且亦如希罗多德（Herodotus）^注21所证言，她已预先享有了如谛阿克列多思^注22在《西拉库斯的女人》（Syracusan Women）中所写的那种名声和行动自由。埃及的讲故事人使我们以同样轻快激动的心情，窥见在法老统治下城市中的寻欢作乐的生活，好像我们以后将在拉格底斯（Lagides）的亚历山大城可能看到的一样。他们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女人形象是：“温柔多情，头发像黑夜一样的黑，牙齿洁白光亮，胜过燧石碎片，体态轻盈苗条，胸乳紧束端正。”在灵怪类的故事，例如可能属于第一底比斯帝国时代的《克夫（Khufui）和魔法师》中，他们给我讲述一件发生于公元前2000年的恋爱故事：“一天国王陛下带了扈从到作为他的首席侍读的史官家里去时，这史官妻子的眼光落到国王的一位近臣身上；她一看到他，就立刻觉得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法老时代还有一些恋歌，曾由莫列特氏译出，它使我们不仅联想到旧约中的“雅歌”，还想到希腊教中的《祷词集》（Greek Anthology）。

上面草草述过这一梗概之后，有一个问题要在我们面前提出：埃及对于东方文明的贡献是什么呢？最初看来，似乎尼罗河谷的特殊性过于显著，而且法老们世界的历史上的孤立性也过于全面，因此使得埃及文化的主要特质不能传布到其他东方世界去。并且事实上，如与亚述和依拉姆将其物质文明传给阿开密尼德王朝的波斯的那种过程相比，我们确没有看到埃及的文化遗产曾直接传播给其他民族。

但是这种印象只有当我们忽视了这一连锁的中间环节时，才会固执不变。因为从第二千年期到波斯时代，一直存在着一个共通影响的混合地带，例如在埃及和亚述之间即有一个由腓尼基和叙利亚为代表的传播地区。我们曾看到，从很早的时期开始，早至古代孟斐斯帝国时，在泰尔、西顿、毕布罗和其他腓尼基城市中的海上居民们即已接受了这个法老帝国的影响。同时这些赛姆族人民，和在叙利亚的所有其他居民相同，对于在巴比伦的他们本民族的各方面都感到有吸引力。因此历史上的腓尼基艺术，从传留至今的雕花石棺和金匠的工艺品上看来，表现了一种由埃及和迦勒底-亚述的技巧相结合的经验与风格。在这种具有高度综合形式的叙利亚艺术的例证中，我们只要举出巴黎卢浮宫所藏象牙板上的有动物图像等的精致浮雕就够了，这是1928年图罗-但真氏和巴罗伊斯氏在幼发拉底河东岸阿列坡以北的阿尔斯兰-塔什地方发现的。这些牙板原来装饰在大马士革国王哈泽尔（公元前844—前812年）的象牙床上，后来当那位自公元前812至前783年统治亚述的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围攻大马士革时，被他的儿子本-黑达德（Ben-Hadad，公元前812—前773年）献给了亚述王（参看杜骚氏在《法国博物馆通报》1929年7月号上的文章）。像这一类作品，清楚地显示出埃及的影响怎样向着美索布达米亚方向扩展，并且与迦勒底-亚述的影响相接触。我们还将要有机会提出这同一影响出现在喜特人的艺术中，而且甚至在萨尔恭王的亚述艺术中——例如在阿萨尔哈当的狮身人面兽。最后一点，阿开密尼德王朝波斯人建造他们的柱殿的观念，就是借鉴自埃及的，这种建筑形式从底比斯直传到波赛波利斯，而后那些波赛波利斯的柱廊又被孔雀王朝时代的印度人仿来建造了华氏城今巴檀那的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