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公正地指出：彼得及其亲近的辅臣，并不像有些人根据伊•波索什科夫的话（波索什科夫说过“他〔改革家〕在山上连同自己不过十人往上拉，而山下则有成百万人往下拉，他的事业怎能顺利进行呢？”）所想象的那样孤独。现在已很难有人会反对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的这一见解了。对于那些仍然怀疑这一见解的正确性的人们，可请他们看看我刚刚提过的已故学者的极为详尽的著作《彼得同代人关于改革方案的记述》（圣彼得堡1897年版）。这部著作很明显地表明，彼得的许多改革计划都是从他的辅臣那里得来的。可是，在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以前，П.Н.米柳科夫在前引著作《18世纪头25年的俄国国家经济和彼得大帝的改革》中，表示了同一思想。П.Н.米柳科夫断言，在彼得改革中，皇帝个人的创举，其范围之狭小远远超过一般假定。他说：“问题是由生活提出，而由多少有些学问的人表述的；皇帝有时抓住这种表述的主要思想，或者——也许，更常见的是——抓住其实用的结论；至于在实行过程中关于业已提出、表述和批准的主张的各种细节的必要讨论，则由皇帝交给政府和提出倡议的顾问负责，结果制成命令。” ^[43] 这一结论无论对于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都是很重要的 ^[44] 。但是毕竟最有意义的还是看看改革时期在命令制成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彼得的命令几乎经常要求人民作出巨大牺牲 ^[45] 。这一情况在人民中引起了巨大不满。此外，这些命令还破坏了许多旧的习惯，牵涉到许多根深蒂固的成见。这更加剧了彼得命令所引起的不满。甚至军职阶级，他们同莫斯科居民的其他阶级相比，对改革虽是较少敌意的，但也怨声载道，进行抵抗。固然，他们的抵抗经常是消极的。贵族不曾像哥萨克那样实行变乱。然而就是消极抵抗也对这一改革危害很多。彼得和那些向他提出改革计划或同他一道制定其所设想的计划的同代人，经常都是少数。波索什科夫的话不是完全不对的。愿意“在山下”往下拉的人是比“在山上”往上拉的人，多得不可比拟 ^[46] 。我们假定彼得有无限的权力，而且很乐于非常广泛地使用这一权力：对于暴乱者，“竭尽”杀戮之能事，对于消极抵抗者，处以残酷的拷打和苦役。他的命令满篇都是威胁。一位外国作家公正地说：他的命令是用鞭子写的。然而皇帝和他的辅臣无论多么坚信刑罚的挽救能力，却不能不认识到为了改造俄国，只靠绞死暴乱者和鞭打折磨或放逐“工厂缺勤者”是不行的。他们力图使国内的舆论站到自己方面来。改革的敌人不仅口头上埋怨，而且写出了大量“暗中传递的书信”和其他书面抗议。彼得不愿在文字上向敌人屈服，因此他的命令不仅用屠杀和无情惩罚进行威胁，而且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说服。就这方面说，命令不愧是一种不寻常的政论家著作。

尤其不寻常的是1702年颁布的关于号召外国人前来俄国的命令。这一命令长篇大论地谈到改革的意义和利益。命令写道：“所有在我们的最高当局管辖下的国土都知道，我自即位以来，一切努力与意图都是要使国家的管理能够增进全体臣民的福利，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幸福地生活。直到现在，我都在尽力保持国内的安宁，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犯，竭尽所能改善和扩大贸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不得不在管理上实行某些必要的和符合国家利益的改革，以期我国臣民能够更方便地学习迄今所不知道的知识，从而能够更技巧地进行商业事务。我为了增进对外贸易，业已发布必要的命令，成立各种皇家机关，而且往后还决意这样做。由于目前的情况未能符合我的愿望，我国臣民还未能完全安静地享受其劳动的成果，所以我还想用其他办法来保证我国边境不受敌人侵犯，保全我国的权利和财产，并像一个基督教君主所应做的那样维护基督教的安宁。为要达成这些善良的目的，我特别要努力建立最好的军队，使其成为国家的支柱，这个军队不仅要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而且要有良好的制度和纪律。为使这件事做得完善，应敦请外国人士前来我国。凡能有助于实行这一目标，能对此有所贡献，具有有益技艺者。无论在我国服务或留居我国，都无不可。本文告及其下列条款，应到处宣布，印刷后公布全欧。” ^[47]

另一例子。彼得在颁布关于贵族领地不可分割的命令（即所谓长子继承制命令，虽然这一名称是不正确的）时，对于这一命令的好处解释说：

“如果把不动产总是留给一个儿子，而把动产留给其他儿子，则国家收入更易整顿，因为就令收得少，从一个大户收税也更为满意；而且这时只有一户，而不是五户，这使所属臣民得到益处，而不是使他们破产。第二个理由是：门第不致衰落，它将通过荣耀的高大房屋而显得不可动摇。第三个理由是：其他儿子不致游手好闲，因为他们将不得不通过服公职，学习、经商及其他途径赚得面包。这一切他们是为了生存而做的，但对国家亦有益处” ^[48] 。

又如《宗教规程》。这不只是一个规程。这同样是一篇政论家的著作，政论家表现出显著的辩论爱好与才能。在关于僧侣和寺院的命令里（这篇命令部分地补充了《宗教规程》），政论因素属于主导地位。命令包含着自古代犹太人以来的整个僧侣史：

“犹太人就曾有官，像僧侣那样的官，表面上很讨厌（《俄国史》第4章），但根据誓约，他们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基督教徒也提到僧侣的官职，认为他们的产生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但后来却“给社会带来危害”。在非斯拉夫人之间造成迷惑。命令的作者说：这显然是正确的。“我们将在这里予以证明”。他们事实上也尽力作了证明。

彼得对于僧侣的看法，一如他对所有其他事情的看法，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但他认为僧侣利少而害则很多。彼得引述拜占庭在某一时期的历史，认为当时一些希腊皇帝“在放弃其称号以后，开始伪善”，屈服于“某些骗子”的影响。骗子们逃避劳动，力图兼“别人的劳动”而生活。他们在从黑海甚至到查尔戈罗德（帝王城）这一条全长不过30俄里的运河沿岸，就建造了庙宇300余座；至于其他各处，庙宇的数目更多，而且“都有巨额收入”。这些“坏疽”完全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其他疏忽和这一原因，导致了巨大灾难：当土耳其人包围查尔戈罗德时，能找到的战士，不到6 000人”。

如果相信命令的作者，则庙宇给俄罗斯国家带来的利益，不比它们带给拜占庭的多。“因为现时僧侣的生活是兼其他章程得来的收入来维持的，为害殊为不少。他们大部分都是不劳而食的人。游手好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许多分裂教派的迷信和扰乱治安的歹徒由此产生，这是人所共见的。”

彼得对于游手好闲和僧侣迷信，尤为不能容忍，因为僧侣在我国都是来自农民，而农民当然应该工作，而不应该夸夸其谈。农民在获得僧侣称号后并不放弃世俗福利；相反，却比以前享受得更多。“因为房屋是既属于他自己，又属于国家和地主，成为三重贡品，在庙宇里，一切都是现成的；而自由的农民工作着，只有三分之一的收成归农民自己。”同时，他们既不学习，又不读圣经。结果，他们对社会完全没有任何“利益”。旧谚语说得好：“他们对神、对人都一无是处”。彼得禁止农奴剃度为僧，只有取得地主的“放行证”者除外。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也规定必须审查姓名，年龄，为何剃度，地主为何解放了他，是否识字等等。不识字的农民，庙宇是不收容的 ^[49] 。

这一命令是由彼得会同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制定的 ^[50] 。由此可见，就在以政论家的姿态出现时，彼得也不孤独。1714年的命令，即所谓关于长子继承制的命令，我在上面已经略有摘录，其论点也不完全属于彼得一人。据П.Н.米柳科夫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其最主要论点都是彼得从费奥多尔•萨尔特科夫的一部著作中抄来的 ^[51] 。毫无疑问，彼得在政论方面的最积极助手是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这人可称为改革时期的最多产和最有天才的政论家。

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教，从各方面为彼得改革进行了广泛的、不懈的辩护。例如，莫斯科的呆板思维，对于彼得及其军职人员的出国，是不能苟同的。因此，普罗科波维奇认为必须论述出国旅行的益处。在“1717年10月23日的演讲词”里，他说：“如河之流，其行愈远，愈能汇集百川而愈益波澜壮阔，力量雄伟。同样，聪明的人亦可于旅行中获益至大。所获何益呢？是体力吗？否，体力因旅途艰苦反易减弱。是财富吗？否，除商人外，他人旅行都须花钱。然则是什么收获呢？是个人及社会的共同财富，即艺术。光荣的诗人叶林斯基•奥米尔在《奥德赛》一书的篇首，对小说中长篇歌颂的希腊英雄奥德赛作了简短的赞扬不是徒然的。赞扬虽短，但伟大，内容虽简，但益处很多。” ^[52]

按照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旅行一般地增进旅行者的智力，特别是提高旅行者的政治思想。“勇敢的河便是最好，最生动和正直的政治学校。”但是，如果普罗科波维奇不同时从军事的观点来观察旅行的益处问题，那他就不是彼得的辅臣了。他以为根据这一观点，彼得的旅行甚至是最有益处的。

“特别是军事，虽说困难，在旅行中也可学得很多。地图是行军时用得很多的，但总不及亲眼看到国家、城市和人民那样便于进行考虑。在地图上看不到什么样的堡垒，也不知道何处有希望，何处有危险，不知道人民有何技艺，人民心境如何。地图上看不出何处便于进军，何处对通过、渡河、扎营、交战等等有困难之处。只有旅行才能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在自己的记忆里绘成活的地图。所以，一个人对于一个国家，除非高飞远眺，是不能有所认识的”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