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奇怪少女，有个天才梦

故事的开始，有着暖洋洋的下午，黄昏把影子拉长，夕阳把小城染成暖色调。山河寂静，朴素无华。

灰白的墙壁，紧闭的大门，锁住了多少讳莫如深的心事，点点滴滴，都将随着烟雨飘散而去；过往的繁华，历尽的沧桑，早已在清风般的梦里化得一尘不剩。

唯有那最开始的一束光，投在了心间，温暖了此后冰冷的一生。如同一杯珍藏了多年的老酒，喝上一口，照样醉了旧人。

童年的柔软，在烟火人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时光，无论长还是短，无论记忆深刻还是记忆模糊，但欢乐总还是比苦闷多。

自少年时就开始做雨打芭蕉的梦，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之后那个漫长的成长过程，更像是江南的梅雨时节，怎么也看不到晴天。再往后的岁月，日影如飞，说老就老了。

惊世才女张爱玲，也同我们一样，有过简约如画的童年。也许她的童年并非尽如人意，但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她所能铭记的，只有那些值得留恋的趣事。人的一生，最美好、最洁净、最单纯的回忆，莫过于童年旧事了。

张爱玲后来在她的作品《私语》里，对童年那段日子进行了比较细致入微的描写，从中足以看出她最开始时的快乐与笔间的柔软。

盛夏的秋千上洒落着斑驳的阳光，粉嘟嘟的小姑娘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短纱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着满满一碗去暑的六一散，六一散呈淡绿色，涩而微甜。

她一边小口啜着甜汤，一边看着手里的谜语书，清脆的童声兀自欢快地响起，“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

佣人在后院里养了几只鸡，青石板的砖缝里生出了些稀稀零零的野花，草丛里一声长过一声的虫鸣奏响了一方的夏季。

情景相间，丰富的色彩与声响，自成一趣，像一卷不染尘埃的老画，也似一首可谱入心灵的曲子。

虽说张爱玲（原名张煐）出生在上海，可是在她的记忆里，天津却是她的第一个家。

两三岁时，父亲借着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的理由，从大家族里搬了出来，过着自己能够做主的生活。

或许是因为两岁以前在上海时还没有记忆，又或许是因为天津的家给了她更独立而真切的感觉，以至于她对上海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

童年，一个想起来就觉得很久远的名词，是一个可以肆无忌惮地笑，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哭的地方。回忆里的人却有着对过往很深的眷恋，因为那里是乡愁居住的地方。

那些隐隐约约出现的人影，浅笑盈盈，温暖了整个童年。点点滴滴、残缺不全的时光碎片，会突然在一个下雨天或者某一个深夜，无声地回放在脑海里，像是幻境，让人神往。

那时的父亲母亲很年轻，即使生活里偶有一些不愉快，也在婚后的甜蜜中渐渐融化。

三岁的张爱玲绕在母亲身边，踮着脚，努力想把母亲梳妆台上的一个个小盒子打开。她看见母亲耳坠上两颗闪闪的小钻，头发梳成美丽的S形，一身的绿衣裙。她突然把头深深埋进她的怀里，那是一个孩子向母亲寻求安心的本能。

留存在最初的记忆里的是母亲站在镜子前，在衣服上别着翡翠胸针，她看得羡慕，声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母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

每天的清晨，睁开眼的她便吵着让保姆何干带她去找母亲，等到了母亲卧室，她就会趴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下午倘若能认得并记住两个生字，还能换来两块绿豆糕。这样的日子对于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每一天既新奇又带着无限的期待。

喧嚣的锣鼓声，四周昏暗的气氛，包厢里大红布幕的隔帘，递茶水点心的人穿进穿出，脚下的瓜子壳，台上的大花脸，一声呵斥，惊得小张爱玲一双眼睁得圆鼓鼓的。

那时的她，已经可以自己单独坐在一张椅子上。母亲和朋友在她身边闲聊，她们年轻、友爱、兴致勃勃，又是那样的可爱至极。

生病时，父母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她，父亲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母亲坐在一旁暗自地小声啜泣。

她迷迷糊糊间睁开眼，灯光好像有些暗，看见两人依偎在一起，周身都散发着一种暖暖的光彩。

我想，他们肯定是相爱过的，某一刻里一定也有过岁月静好的希冀。

很多年后，张爱玲在美国，著文回忆父亲带她去买点心，她要小蛋糕，父亲则总是买香肠卷，虽不喜欢，但她偶尔也会尝一根。

有一年在多伦多，她看见类似的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根，却不是那个味了。浅淡的文字间，透露出当年这对父女的美好时光，他们也曾亲密温馨过。

日渐长大的张爱玲学会开始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她的眼里不再只有儿时鲜艳的色彩，也不再只有“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的快乐。

母亲的几次出走，父亲的无动于衷，让生命中的有些东西开始慢慢褪色，直到她看到最真实的另一面。

父母的世界是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属于父亲的这一端，是黑暗没落和腐朽的。

就像长大后的张爱玲这样形容其父亲：“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而母亲的这一端是冷冽的新天地，光明，即便有点儿凉，也是兴旺的，是有希望的。

在矛盾的思想夹缝中成长，她不想失去任何一方，因为他们都给了她最初的爱与纯真。

这些记忆不是空洞的，而是真实地存在过的。仿佛还在昨日，那随风飘荡的秋千架，那件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裙，还有那不断回响的铜铃般的笑声，那些美好、干净、单纯的事情就在童年，都是她最值得留恋的过往。

她的童年里住着上海四季的光阴，装载着父母年轻时的容颜，还有一个小小的姑娘。母亲将她抱在怀里，听着父亲在一旁吟诵古诗。

他们的嘴角带着笑意，她也莫名地觉得此时此景变得温馨起来，快要睡着了。

美丽的时光连成一串串童稚的儿歌，跃动在旧日的阳光下。这是她与寻常女孩子一样拥有的金色回忆，她也曾在总角之宴的时候，与这个世界有过最亲密的接触。

历史的长河不断流淌，人们好奇这个女孩不同于常人的性格源头，发现养育她的家庭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段如同热粥一样温暖缠绵的岁月就成了她生命中最纯粹、最闪亮的往事。

童年的种种，虽早已沉沦了，点点柔情，却永远凝结在风中。童年如风，易散；而爱，不散，飘于记忆中。童年不是流星，只有一刹那的美；它是一朵棉花，一朵永远开在张爱玲心底，永远温暖着孩提时的她的洁白无瑕的棉花。

纵然时光走了好远，儿时的欢乐依然魂牵梦绕。

在时光的隧道里，可能急于奔跑，那些忧伤或美好的过往都落在了颠簸的路上，只剩下模糊的记忆。

就好像时光偷偷地推开一扇门，那小小的张爱玲探进了一个小脑袋。母亲对她招招手。“小煐儿，过来。”

她好玩地尖声笑着，一溜烟儿跑掉了，就如同那跑掉的童年岁月。

那些创作天分，藏在看过的书里

生活中，我们所有的有感而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但是，创作的前提是读书。

母亲黄逸梵和父亲张志沂是两条难以相交的平行线，他们在一起除了争吵还是争吵。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张爱玲便在父母对立的夹缝中成长。

他们俩唯一相似的地方便是对文学的爱好，文学也成为张爱玲生命中唯一肯定的、一贯的、持续的存在，成为她一生的快乐源泉。

在她的记忆里，自己最早写作是从七岁开始的。

那时在家里，陪伴自己时间最多的不是父母，而是那一群可爱的佣人。佣人们在闲暇的时候，总喜欢坐在一起聊天，聊家长里短、儿女情长。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讲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张爱玲一见佣人们坐在一起闲聊，便也赶忙凑了过来，用小手支着下巴，听他们讲那些亦真亦幻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大起大落之间，让人回味无穷。

一开始写文章时，张爱玲受这些故事的影响很大，手法也多是以情节来吸引人。

有些文章，脑海中还没有通篇布局好，就有几个精彩的片段儿冒了出来，便迫不及待地执笔开始写作，因此常是虎头蛇尾，无疾而终。

她的人生阅历太少了，想象不出大人心底的暗流汹涌，因此她停了笔，又去构思另外一个小说。

第二篇是历史小说。听佣人们讲历史故事，他们开头总是会说“话说三国之初”“话说隋唐时候”。

张爱玲一听这个“话说什么时候”，眼前就会浮现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战争场面，仿佛看见了战争背后历代王朝的繁荣、衰败。

有一段时间，一个老用人给她和弟弟讲《隋唐英雄传》。张爱玲听着着了魔，晚上睡觉的时候，张爱玲梦到自己长袍披挂，穿越到了那个战旗摇曳、锣鼓喧嚣的隋唐乱世。

第二天一大早，张爱玲神情庄重，异常严肃地趴在庭院的石桌上，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写起了稿。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上面满是用墨笔写的小字。

小说的第一句话是“话说隋唐时候”，张爱玲觉得这六个字简直妙不可言。结果只写了一页便再也写不下去了。但是她并没有觉得遗憾，有那一句“话说隋唐时候”带给人的石破天惊的效果，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一个七岁的孩童妄想演绎历史，而且是隋末唐初的浩荡红尘，也是一种浪漫。

八岁时，她更是兴冲冲地尝试写了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为《快乐村》。故事讲的是：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因攻克苗人立下大功，中国皇帝龙颜大悦，特许其免征赋税，并给予自治权。因此，快乐村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给自足，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然而不久后，她就对这类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

九岁时，张爱玲开始向《新闻报》副刊投过几次稿，但最终都石沉大海，便不再尝试了。

1931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后，便进入了圣玛利亚女校，之后在这所学校就读了六年之久。

大多数人只知道张爱玲在《国光》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其实在《国光》没有创办之前，十二岁的张爱玲便在另一份校刊《凤藻》上发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除了小说，张爱玲在这个校刊上还发表了不少散文。

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时，已是有文艺作品发表的女才子。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尚没有认真想过谋生事宜，就携一身中西文化熏陶出的文学才能投入了红尘滚滚的社会。

她在《天才梦》里说：“我……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目标。”这句话，十分抽象，但也十分贴切。在她发展天才梦的过程中，母亲和父亲的角色是推动者，姑姑的角色则是照顾者。这三个人对她文学事业的发展，每一阶段都有很深的影响。

她还说，自己中学时代就梦想有一天像林语堂那样，在美国写英文小说成名，所以她在香港读书期间尽量不使用中文，写信、做笔记都用英文。她后来能以英文写小说，是在大学时打下的基础。

在张爱玲生命中的许多人生重要时刻，母亲总是缺席的。

张志沂带着孩子和仆人从天津搬回上海的祖宅，除了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还有自身的一些因素在里边。

这次的旅行给张爱玲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喜悦：“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得漆黑，绿得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她睡在船舱里，一路上没有喝过酒，却好像喝过酒一样昏昏欲睡。

那时张爱玲的课外读物只有《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从天津到上海的轮船上，她便是靠着这本百看不厌的书来打发时间。

时隔几年，张志沂的一封情诗让黄逸梵的心变得柔软起来，她决定回国与家人团聚。

母亲喜欢读通俗小说，一回国便订阅了不少杂志。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当每月杂志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故有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滑稽的切身感受。张爱玲听着母亲读，靠在门框上笑着。

一直到成人，对于老舍的作品，张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作品《离婚》《火车》要比《二马》好得多。但在她的世界中，一看到这篇小说就会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它连结着以后再怎么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慢慢开始伤感，学会用文字来寄托心里的情愫。父亲张志沂虽有恶习，却十分疼爱张爱玲。父女俩常常一同出去看戏，买点心，走亲戚。回家后，饱读诗书的父亲便给她念诗、教她读书，耐心地给她很幼稚的作文做眉批、总批，并且将它们装订成册。看得出，他对自己天赋斐然的女儿非常珍视。

那时的张爱玲，亦觉得即便是没有母亲的家，跟父亲在一起也是好的。慈父情怀，舐犊情深，也曾在她的生命里出现过，尽管是那样的短暂。

跟着父亲，她看了很多京剧，比如《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父亲耐心地给她讲解什么是云板，什么是响板，什么是京剧。时常，他还会拿着彼时最流行的《戏剧月刊》，对当时的一些名旦大发议论，张爱玲则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到精彩处，还忍不住笑出声来。

在那段日子里，她对戏剧、章回体小说和古体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最痴迷的仍是那本影响了她一生的《红楼梦》。这本书放在父亲书架最醒目的地方，是一套石印本的，她几乎快把这套书给翻烂了。

读《红楼梦》时，她便学作诗词，一口气写了三首七绝。其中一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过，“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很得父亲的赏识和鼓励。

张爱玲受到鼓励后，更加刻意地在作文上一显身手，她干脆用晚间同学们散步、闲聊的时间作起了章回长篇小说《摩登红楼梦》。这一部典型的鸳鸯派小说，是张爱玲读《红楼梦》，又读《秋海棠》《啼笑因缘》等通俗小说的结晶。写了满满的上下两册，拿回来给父亲看。一向严肃的父亲看到爱女的大作，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

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行文唱和，与《红楼梦》如出一家。不但辞令模仿极像，就连那份神韵也极其相似。从内容看，又未脱少年的天真与烂漫，让读者赞叹不已。

在那里，张爱玲将摩登上海滩上的今人今事搬到《红楼梦》的大观园中去，竟能自成一体，融合得天衣无缝。

父亲读罢，大喜过望，沉吟片刻，大笔一挥，就替她的《摩登红楼梦》拟了六回回目。

“一场红楼梦，十出西洋镜。”张爱玲在这部《摩登红楼梦》中充分调遣了自己在这个时代所能消化的全部中西文化、古今文粹，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慧、幽默、成熟和非凡的才华。

她不仅精通《红楼梦》原著里众人物的性格特色，亦将其性格平移到当代时空中并派生出许多摩登故事。

那一年，她才十四岁。那部《摩登红楼梦》的创作也是一种预示吧，或者说是为拉开张爱玲痴迷、考据《红楼梦》的大幕。

张爱玲晚年寡居海外，“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一部《红楼梦魇》，寄托着她一生都无法挥开的情结。

淅淅沥沥的雨下了整个下午，老宅发霉的墙湿了半面，张爱玲躺在床上捧着《红楼梦》昏昏入睡，她把书捂在肚子上，梦寐间，天色渐渐地沉了下去。

昏暗中，眼前飞舞着鲜艳色块，是戏服，是花翎，是戏子桃粉色的脸，是书中的记忆。

正如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在《生命的化妆》一书中说女人的化妆有三层。其中第二层的化妆是改变本质，让一个女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多读书。

读书是一种生命要素，如同一杯散发着悠悠清香的清茶，雅得别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这种兴趣或许不会成为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但在人生里，却是陪伴我们成长的一段美好回忆。

兴趣，世人的理解是个人的爱好。我们不妨将这个词拆开来看，“兴”就是高兴，“趣”就是有趣味的事，连起来就是“高高兴兴地做有趣味的事”。

也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张爱玲也对颜色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她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考对照：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大胆的配色，就如同她大胆的性格。她就是如此，一直与众不同，不可复制。

喜欢色彩鲜明的她，仿佛与生俱来就拥有一种魔法能力。她要用手里的画笔，描绘出另外一个世界来。

上中学那会儿，张爱玲的一幅漫画在《大美晚报》上发表，得到五元的稿费。这让她感到惊喜和意外，画画带给她快乐的同时，也让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去满足自己的喜好。

拿到稿费后，张爱玲立马买了支自己关注已久的口红。母亲怪她没有将钞票保存留个纪念，她却认为很值，希望用这点儿鲜艳的色彩给生活添上一抹明亮。

爱好，让生命痴情，也让灵魂静默。从一卷书到若干信笺，从一杯下午茶到燃烟煮字，从窗明几净到字句斟酌，所思所虑，都是爱好的涟漪。

生命里的点点滴滴和岁月交织起来的林林总总，包括生活的碎片所拼织起来的画卷都是朝着生命的远方进发。生命的短笛也好，画笔下飞扬的线条也罢，一切的一切都为兴趣飞舞和旋转。

后来，她还在校刊上发表过《论卡通画之前途》的文章，颇有见地，她在文中大胆预言：“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展史上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

以当今世界动漫流行的盛况看，此言不虚。

在那些上课的日子里，她总是坐在教室角落的位置里，似乎给人的感觉总是冷冰冰的。

她静静地拿起笔随手画着画儿，那些画可能是正在讲课的老师的素描，也可能是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而这段绘画时光可以很好地帮助她打发上课的时间。培养兴趣吧，在你无助、烦躁时，它就会从脑海里跳出来，为你排忧解难。

画画的习惯，张爱玲一直保留着。她成名后多部小说的插画都是自己完成的，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特点鲜明，韵味十足。散文集《流言》中不仅有她的插图，就连封面也是她自己画的。

同时，她还曾为同她齐名的民国才女苏青主办的《天地》杂志，写过不少文，也画过不少插图。

兴趣，让她拥有大笔的稿费之外，还同志趣相投的苏青成了好朋友。

除了画画，张爱玲学生时代另一个爱好就是电影。她当时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刊物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影片，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费雯丽等明星的影片，她几乎每部必看。

中国的影星，她喜欢阮玲玉、顾兰君、上官云珠等。她们演的影片，她一部也不落下。

有一次，弟弟张子静和她去杭州玩，住在继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的第二天，她就从报纸广告上看到谈瑛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海某家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弟弟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

写到此处，仿佛眼前出现一幅场景：年轻的少女急匆匆地奔走在旧上海的马路上，手拉着弟弟慌张地挤入人群，脸上露出着急的表情，嘴里不停地嘟哝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迷电影迷到这样的程度，可说是很少见的。但这也说明她与常人不同的特殊性格。

对于天才梦的追寻，她一向就是这样执着的。

一部电影，一种人生。

电影，是一种超级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张爱玲看重演员的演技，那些优秀的男女演绎着一场场直撞心灵的影片，带给我们的是酣畅淋漓之感。这样的电影就像一件艺术品，到最后一刻，我们才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编剧和导演的匠心和巧思。

凭着从小对电影的兴趣和自我见解，写影评倒是很合适的。

她在《十八春》中借主人公的口说上海的好处，“一是买东西，一是看电影”。看电影常常是她笔下恋情发展的场景、转折点，乃至一个男人可靠与否的象征。例如在《花凋》中写病入膏肓的女子，就是“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钟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

张爱玲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孤身一人观看着上海，在卖文生涯开始的阶段，她给英文报纸《泰晤士报》、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写了不少影评，虽然不为人注意，却是极其独特。比如大众一片叫好的《渔家女》影片，她却直接批评道：“在《渔家女》里面找寻教育的真谛，我们走的是死胡同。”

1944年，《新中国报》报社举办了一个女作家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等人。在会上，《新中国报》主编鲁风提了一个“读书与消遣”的问题，由众人依次回答。张爱玲就“消遣”答道：“从前喜欢看电影，现在只能看看橱窗。”

尽管如此，在一般的散文中，张爱玲还是不时地提到电影，比如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提到影片《香闺风云》，提到《侬本痴情》。她说：“顾兰君在《侬本痴情》里和丈夫闹决裂了，要离婚，临行时伸出手来和他握别。他疑心她不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入情入理，动人心弦，但在中国，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近于下意识作用。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握手，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动了真感情的时候，绝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诀的表示。”

她对电影好坏的评价和看法，也与常人不同。她欣赏的电影演员，大多偏重演技方面，而不是只注重名气或外貌。

影评，是她踏入文坛的起点。

她曾给英文报纸《泰晤士报》和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投过稿，不过那些她曾经倾注心血的影评，目前大多已散失。

她自谦其写的影评不算专业，因为没有电影技巧层面的分析，演员表演层面也较少涉及，让她有感而发的是电影里的人，以及那些文化观念和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

上海成为孤岛后，外国影片来源较少，国产片也因胶片进口问题，出品不多。人们心情苦闷，话剧的发展因而变得十分蓬勃。

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常去看话剧。爱好，往往是从了解开始。看得多了，想的自然也就多了。

她从中认识了一些现实的情况和人民的声音，而后将灵感置于笔下。就如同后来成名的她，将第一出舞台剧《倾城之恋》搬上戏院，轰动一时。

连她那个严肃苛刻的母亲，看了后竟也破天荒地称赞。要知道，她母亲的教育风格一向是以严厉著称。

对文字，对画画，对电影的爱好，就好像对社会的了解，有着太多对生活的渴望与思考。文字，用来书写人情；画画，用来勾勒百态；电影，用来观看生活。

每件事都有它应有的思想，我们端详着，打量着。在静静的空间里安静地写下我们感受生活的另一种真实。从生活中去了解或是看透某一件事，某一个人。

或许在旁人看来，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清楚文字的人却丈量出别样的内涵。

诚如杨振宁所言：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为我们的成功保驾护航。

姑姑的陪伴，是成长的奠基石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也是最好的教育。

时间像是散落了一地的月光，看得到它的变化，却留不住它的身形。于是，在那一天天的等待里，渐渐长大，又隐隐贪恋。

母亲的几次出国，使得张爱玲和姑姑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张爱玲认同这个姑姑，其中缘由不单单是姑姑给她的生活以照顾，更重要的在于姑姑自身的魅力。

在《姑姑语录》里，张爱玲没有对姑姑进行外貌、衣着、动作等任何的描写，仅仅撷取了姑姑生活中的只言片语，稍微进行了一些加工组合，就把姑姑的幽默风趣，善于感受生活、思考人生的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张爱玲在另一篇散文《诗与胡说》里称她的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其中记述的一件事，像是《姑姑语录》的后续。讲的是她要姑姑看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诗歌，姑姑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道：“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种程度，就有权利开始胡说八道。”

这世间必有一种情意，踏着幽幽暗香而来。有一种牵念，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我一直觉得，像张爱玲这种生活在大家族里的大小姐，生活坎坷多磨，为人处世应该是圆滑变通、落落大方的，在交际中也应是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

很显然，张爱玲的大部分时间是离群索居、我行我素的。她是典型的生人勿进，性子冷淡，即便旁人对她恶意评判，她照样两耳不闻。

倘若处在当下，大有一种女神的高冷范儿气质：与我何干，我根本就不关心你们！

我想，她有这种性格，其朝夕相处的姑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爱玲的姑姑名叫张茂渊，她就像一株向阳而生的向日葵，昂首挺立，不与世俗争芬芳。

她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坦然地做她的“剩女”了，一直到七十八岁才把自己嫁掉，可谓把“剩女”做到了极致。

而后反观张爱玲的几段恋情，有勇气恋爱，也凭本事单身，着实透出点儿姑姑的影子来。

据说张茂渊年轻的时候去英国留学，邂逅一位名叫李开弟的青年才俊，可惜没有所谓的“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幸运，李开弟早有婚约在身。

1928年，张茂渊从国外归来，因有着留洋海归的经历，尽管继承着丰厚的家族遗产，仍选择做职业女性，一度在电台读社论，月薪颇丰。

对于张茂渊这样的旧时代新女性，免不了会收到世人敬而远之的待遇。

虽说只要愿意将就，这世上就没有嫁不掉的女子。张茂渊的问题在于看得太通透，活得太明白，问心不违心。

张爱玲在《姑姑语录》里写道：“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怎么苦也得干……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她所否定的这种生活状态，是当下大多数人的生活写照：没来由地做着不快乐的事，过着不快乐的日子，除了随波逐流的天性，还有就是不把自己的感觉看得那么重要，就像在公交车上，麻木着脸隐忍着窗外的风景转换，不大去想为何踏上这段旅程。

张茂渊则敏感地追问自己的感觉：“却是为什么呢？”

同理，当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她一定会选择“一直孤单”。哪怕就这样孤单一辈子。

就像刘若英在《一辈子的孤单》里唱的那样：“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

她不把惯性考虑在内，不把闲言碎语、他人的眼光考虑在内。她是一个太真实的人，没有一点儿自欺。

比如张佩纶和李菊耦两人之人所共知的爱情传奇。少女张爱玲未能免俗，对于这段自己爷爷和奶奶的故事很是八卦，缠着张茂渊说家史，张茂渊却很煞风景地来了句“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传奇猛然跌落到尘世，摔得七零八落，这跟张爱玲想象中的故事大相径庭。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从她那里得到了更多。同姑姑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两个人在磨合中渐成一体，角落里的点点滴滴都透出相同的气息来。

朝夕相处会生出同样的能量来，后来张爱玲能不畏世俗地穿着混搭风格的衣服，也能不惧世俗地对待待客接物的条条框框，必定与她的这位姑姑有关。是她教会了张爱玲要按照自己内心的指示行动。

这么一位举重若轻的姑姑的存在，还有助于张爱玲打破内心的束缚，极尽真实地表达自我。

因为喜欢，所以专注，没有什么比她的写作更重要，专注成就了梦想，也成就了她。

在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常被教导“快人一步，勿走错路”；在选择出发的时候，我们又被劝说“蜀道之难，丛林险恶”。我们太容易在年少的时候做着不喜欢的事，将自己的梦想强行改变，将自己牢牢束缚住。

激发自己内心的渴望，打破束缚，将自己喜欢的事坚持到底，再黑暗的夜也能有迎来光明的时候。

人生是寂寞、坎坷、孤独的一段旅程，在百年的行程中，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或许仅仅是在心底为自己的那一声喝彩。或许它只是一声号角、一杆旗，但它却如一盏灯、一副拐杖、一对翅膀引领着你向前走。走过一个个的坎，经受住一次次的考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评判去吧。

余生很短，世间束缚太多，一定要活得很“自己”，这其实挺有意思的。

永远不要被外界的声音干扰你内心真正的想法。人生在世，八个字而已：不忘初心，无问西东。

而这正是张爱玲从姑姑那里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

用今天的重生，忘却昨日的种种

我们有时会不知不觉陷入一种境地，命运的无可捉摸，未来轨迹的不确定，往往能让人凭空生出一股绝望来。

1937年，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

母亲戴着一顶罩着薄纱的小帽，身材依然清瘦苗条，穿着西式的白洋装、细高跟鞋，宛若当年，风华绝代。

母亲是向往自由的，她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但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每一次回国，都是为了张爱玲的学业。

父亲几乎快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脸上流露出痴恋的神情。继母一见，脸色忽变，相比于母亲，她的团福字织锦缎旗袍让她看上去整整老了十岁。

而此时的张爱玲宁愿自己被关在这一尴尬的画面外。她能够看清母亲、父亲、继母心里的小心思。对于那些纠缠不清的家庭纠葛，她想要表现出无所谓、事不关己，但又隐隐觉得胸口喘不过气。

像是一片巨大的浓雾，看不见任何的光亮。

这些人站在她的身旁，却没有人能给她坚实的依靠。手握着一张单薄的毕业证书，她还是自己一个人。

在父亲的鸦片烟雾中窒息了很久，又在继母阴沉而又挑剔的眼光中被审视，她已被抑郁的心情摆布了良久。得知母亲回国这个消息后，她如将要飞出笼中的鸟儿般欢快。

黄逸梵回来后，张爱玲去的次数便多了起来，父亲张志沂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母之间常常会计较儿女更在乎谁，更何况还是离婚后的夫妻。

张志沂一直认为，这些年来，对女儿的付出要比对儿子多很多，教她读书识字，送她进学校读书，以为这么出色的女儿，将来定会成为自己感情上的一种慰藉。

然而黄逸梵一回来，一切都变了，张爱玲仍然会迫不及待地奔向黄逸梵。

张爱玲自认为自己的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志沂感觉到了。他暗中不快，有点吃醋。如果只是奔向她的母亲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她同时还亢奋地奔向那新时代，又一次抛下他，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死气沉沉的旧世界。

他心里压抑着巨大的愤怒，隐忍不发。可张爱玲却不合时宜地提出出国留学的要求，这是她奋斗了六年的梦想。

他爆发了，这是父女之间正式决裂的导火索。可恶的留洋，万恶的新思想，就是这些东西让自己的妻子不顾一切地舍弃了他，舍弃了这个家。他大概清醒地从女儿的眼里看得到，她也会离他而去。

父亲的满面怒容让她一时不知所措。

我想，张志沂对于留学这件事，一定是有抵触的，花钱且不说，他的前妻若不是出国留学，怎会那样绝情地与他分道扬镳？

而张爱玲求知若渴，却在父亲情绪不佳时选择了最糟糕的说服方式。

当张爱玲铿锵有力、距离感十足地陈述她的理由时，这对于张志沂和继母孙用蕃来说又是怎样的一种刺激？

没过多久，“八一三”淞泸会战在上海打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部队从上海连夜撤退，炮声不断，上海彻底沦陷。

父亲住的地方离双方交战区非常近。隆隆炮声轰炸，搅得人无法入睡。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张爱玲随即搬到母亲那里住了两周。

等张爱玲回到老宅遇上了阴沉着脸堵住她的继母，孙用蕃恶狠狠地问道：“怎么你走也不跟我说一声？”

她低着头，回辩道：“我已跟父亲说过。”

继母见她没有一点认错的态度，立马火冒三丈，大声地嚷道：“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

说着，她上来就打了张爱玲一个干净利落的巴掌，这是一记惊天动地的耳光，打开了张爱玲心里积压多年的怨恨，同样也打开了张爱玲逃离张公馆的心门。

而彻底断掉她所有后路以及坚定了她逃离的心的是父亲，他不问缘由，不问事实，任凭继母的诬陷告状，一场毒打就这样劈头盖脸地朝她而去。

她不逃也不躲，父亲的巴掌如雨点般打在脸上，她的头一会偏到这边，一会又偏到那边，无数次左右偏动，最终耳朵也听不见了，眼冒金星。

父亲揪住她的头发用力踢打，她不哭也不反抗。她冷冷地看着盛怒的父亲和一旁幸灾乐祸的继母，世界在那一刻变得如此狰狞寒冷。

这次的毒打，成为张爱玲理所当然地离开家的契机，她了无牵挂，两手空空，更没有愧疚感。父亲打碎了她最后的一点温情，也打碎了她对父亲最直面的赌气与愤恨。

她觉得自己的体内有什么东西在飞快地流逝，是一份曾经的血脉亲情，是那个家里留给她唯一的一点尘世的暖。

如此也好，她可以走得两不相欠。

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张爱玲的张志沂终究没下得了手，他下令将张爱玲监禁在空房里。她日夜与空房做伴，屋子是阴暗的，这座老宅里的气息也是阴沉沉的，就连窗外大朵的白玉兰也被她说成妖冶丧气的花，甚至她盼望着能有枚炸弹落到她家，与他们死在一起，她也是愿意的。

那是一个昏暗的牢笼，像一座傍晚的坟墓，这一场囚禁足足有半年之久。

大半年以后，她在何干的帮助下找了机会逃出来。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逃往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已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

但无论如何，逃出张公馆是她活下去的勇气。而只要一丝希望尚存，即使未必能够实现，也让她得到了希望和鼓励，这使她精神倍增，并且增加了活着的毅力。

从此，张爱玲在张家的生涯便正式结束了，她再也没有与这个家有任何联系。

至少，她逃离那个不被理解的牢笼后可以自由地喘口气，这也是撑着她走下去的一股子犟劲儿。

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没有经历痛苦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

鲜花和掌声从来不会赐予那些等待观望的人，只会馈赠给那些风雨无阻的前行者。

当我们走出痛苦的阴霾，迎来灿烂朝阳的入口，请在心里默念：明天会更好。

人生真的是希望无敌。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每一次的创伤，都是成长

生命中的每一段历程都不可幸免地经历过黑暗、焦虑或伤害。

而已经发生的创伤诚然不能消除，但从某种角度而言，经历一次创伤也就是经历一次成长。

从张公馆逃离之后，张爱玲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了，那便是姑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

不久，张爱玲将她那段非同寻常的囚禁经历用英文写成文章，投到《大美晚报》。那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父亲张志沂常年订阅，文章发表的时候，报社又特别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

一向很看重面子的张志沂大为震怒，但他知道，女儿是准备永远离开他了。

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张爱玲就和母亲及姑姑生活在一起。最初的黄逸梵是慈爱的，她继续坚持着对张爱玲的塑造，想将其打造成为她心目中的贵族家庭淑女。

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并不会让人如意。

母亲黄逸梵很快就发现这个在艺术方面极有天分的女儿，在生活方面却显示了愚笨的一面，她不会削苹果，不会坐电车，不会交际，怕见客人。更甚者，在写作上记忆力凛然的她，却是个路痴。这让黄逸梵失望透顶，自己踮着一双三寸金莲跑遍欧洲，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女儿要比自己的期待差那么多。

但黄逸梵也知道，造成这样的结果，也并非全是女儿的错。毕竟，女儿不幸福的童年和那些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都和她自己的不负责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母亲黄逸梵开始从最简单的事情着手，她尝试教张爱玲适应新的生活、新的环境。

教她做饭，用肥皂洗衣粉，练习走路的姿势，教导她学会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

张爱玲也努力地适应着，努力地学着。

她在努力地以母亲黄逸梵所希冀的姿态优雅地绽放。

可最终她还是让母亲黄逸梵失望了，她并没有变成母亲黄逸梵想要的淑女。作为新时代的女性，黄逸梵欣赏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人生观，而张爱玲是沉静的，是无声的，她有着传统女性的一份内敛与执着。

当生活愈发窘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让陷入生活中的人更为烦恼，母亲黄逸梵也不例外。

张爱玲每次伸手向母亲黄逸梵要钱，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

表姐邀请她一同出去喝茶看电影，她开口向母亲黄逸梵要钱。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满脑子新思想、新观念的母亲黄逸梵，依然也逃不过吃遗产的命运。

母亲黄逸梵在女儿一次次伸手之后，终于爆发了。母亲黄逸梵对她的投资不是无限的，生活的压力让母亲黄逸梵在女儿身上看不到价值回馈的希望。

母亲黄逸梵冷冷地看着张爱玲：“既然选择了从张公馆出来，就该学会自食其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我给不起你，希望你认清这个现实。如果让你觉得难以接受大可回到张公馆继续做你的大小姐去！”

然后，母亲黄逸梵从箱子里拿出一只金镯子，放在张爱玲的手中。

“拿去当了吧！”

张爱玲低头哭着，慌乱地拒绝母亲黄逸梵给自己的手镯：“我不要，我不要了……”

“不，你已经要了。”

母亲黄逸梵显然也开始讨厌这样困顿的生活了，而张爱玲开始感受到这琐碎的生活，正在一步一步地摧毁母亲对她的爱，这让她感到束手无措。

在她刚搬来和母亲同住时，母亲黄逸梵已经很明确地告诉过她：两条路，由她选择，要么早早嫁人，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么继续读书，那就没有余钱兼顾在衣装上。

母亲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她却只能伸手向母亲要钱，这对于青春期的她而言是那样艰难，比当初站在父亲的烟雾前伸手还要艰难。

这时的张爱玲正处于青春期，敏感、多愁善感是这个年龄的代名词。

父亲的大打出手，直接打碎了她在那个家里最后的自尊心；母亲严厉的话语，让她敏感地嗅到感情的疏离。

她的青春时光就这样在父亲建造的牢笼、母亲的期望与失望中度过了。

在那些一次次碰撞心灵的小事里，她没有自暴自弃，她要踩着自己的伤疤走下去，坚定地走出一片海上繁花。

没有人会是另一个人的一生所依，一路的风雨与坎坷，终会成为你直面现实的助力。后来她只身一人离国，远走他乡。她的独立，她的韧劲，都得益于她成长时期的创伤，这些创伤让她终于学会了独当一面。

不被现实打倒的人，终究会成为巨人。

每一次伤痛，都是蜕变的支柱；每一次挫折，都是刚正的后援；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那一段时间，人们付出了许多的勤奋，忍耐了许多的孤苦和安静，不诉苦也不抱怨，静静地等着。

强大的意念终于化成了甘果。这一次，她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准备已久的留学考试，她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远东地区第一名。

适逢乱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的留学之旅未能如愿。而后，19岁的张爱玲以同样的成绩转入香港大学。

这是她对逃离张公馆最明智也是最有力的证明，一场无声的漂亮反击。

纵观她的一生，快乐的日子少得可怜。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点，好像冥冥之中总是设置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旁人看来，她是不幸的。

可我觉得，这才是最本质的她，最真实的她。她要浴火重生，成为文坛上的一个传奇，恰恰是那些看起来的不幸，成了她对生命、对人性最深刻的思考与认知。也正是那些点点滴滴的琐碎，让她在成长的路上一步步站起来，走出去。

走出去，就对了。

人生路上，我们很多次被自己的决定或遭遇的逆境击倒，甚至摔得粉身碎骨。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正是由于需要成长，所以生命中才存在着阴影。它们的到来是命运送来的最好的礼物，它们是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感受到痛苦的恰恰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一课。

创伤是一种历练，不要因为遭受的挫折而贬低、否定自己。重新整理心情和人生，带着这种创伤留下的疼痛和成熟继续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