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勃朗特太太去世约一年以后，我在前面提起过的她的一个姐姐从彭赞斯过来了，照管妹夫的家务事，也照看他的孩子们。我相信，勃兰威尔小姐是一位善良、尽心的女性，很有个性；但是，由于她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难免会有些狭隘的观念。她抱有强烈的偏见，不久就开始讨厌约克郡这个地方。在彭赞斯，我们北方称为温室花朵的那些植物遍地生长，即使在冬天也不用任何遮蔽，而和暖的气候也允许乐意外出的居民经常在户外生活；可在这里，不论鲜花还是蔬菜都没法旺盛生长，就连找一棵中等大小的树都得四处搜寻一番；从此就成为她住所的这个地方，绵延上去很远都是一片阴冷而空旷的荒原，上面的积雪久久不化；秋冬的夜里，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常常就像是在这里碰头，然后一同怒吼，绕着房子呼啸肆虐，仿佛野兽在拼命寻找一个入口闯进里面。对于一个早已年过四十的女人来说，从彭赞斯搬到这里来住，着实是一次巨大的改变。她怀念乡村小镇上周而复始的那些愉快的走亲访友；她怀念自儿时起就认识的朋友，其中有些人早在成为她的朋友之前还是她父母的朋友；她不喜欢这地方的许多习俗，尤其讨厌霍沃思牧师住所里，从过道和客厅的石板地上泛起的那种阴冷潮气。我相信，楼梯也是石头的；这并不奇怪，因为采石场就在附近，而树木却得去很远的地方找。我听说，勃兰威尔小姐害怕自己着凉感冒，因而总是穿着木套鞋在家里走来走去，咔嗒咔嗒地上楼下楼。出于相同的原因，她晚年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度过的，吃饭也大多如此。孩子们尊敬她，对她也因敬重而生出一种亲情；但我认为，他们从没有敞开心扉地爱过她。对任何一个像她那般年纪的人来说，要像她那样彻底变换环境和住处，的确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因而她的美德也更显伟大。

除了缝纫和夏洛蒂后来很擅长的家务活以外，我不知道勃兰威尔小姐是否还教过她的外甥女们什么其它东西。他们日常的功课是讲给父亲听的；而且他们一直习惯于自己去学习大量五花八门的知识。不过，大概就在一年前，英格兰北部为牧师的女儿开设了一所学校。学校位于考恩桥，那地方是利兹和肯德尔之间的公共马车道上的一个小村庄，每天都有公共马车，其中一站就在基思利，因而从霍沃思去那里交通便利。依据1842年的报告中给出的入学规定，每个学生每年的费用如下所示；我相信，自从1823年建校以来就没有涨过价：

“第11条规定：服装费、住宿费、餐费和学费为每年14镑；学生入学时预付一半金额；另交1镑入学费，用于书籍的使用等等。教学内容包含历史、地理、地球仪的使用、语法、写作和算术，以及各种针线活和高级家务活——比如细麻布上浆、熨烫等等。如需学习才艺，学校设有音乐和绘画课程，每年每科加收3镑学费。”

第3条规定要求牧师朋友们从每个学生的前途出发，说明希望她学习的方向。

第4条规定说明了每个女孩儿要随身带去的衣物和洗漱用品；最后是这样说的：“学生应穿同样的衣服。戴普通的乡间草帽；夏季，星期日穿白裙，其它日子穿土布裙；冬季，穿紫色夹棉裙，戴紫色布披风。因此，为统一着装，她们需带上3镑，不用再带裙子、大衣、女帽、披肩和饰边；每个学生应带到学校的总额就成了：

预付半年费用7镑

入学书费1镑

入学服装费1镑”

第8条规定是：“所有信件和包裹应接受管理者的检查；”但这是所有女子学校通行的规定，我想人人都知道女教师可以行使这项特权，不过她若是太过频繁地坚持这么做肯定是不明智的。

其他规定里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勃朗特先生打定主意送他女儿们去考恩桥学校的时候，手里肯定拿到了一份入学规定；1824年7月，他便把玛丽亚和伊丽莎白送进了那里。

现在，我的话题写到了一个我自认为很难处理的部分，因为各方面的有关证据如此矛盾，看起来简直不可能找出真相。勃朗特小姐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真不该在《简·爱》里写洛伍德那部分，要是早知道人们会一眼认出那地方是考恩桥，她就不会那样写了，虽说她对那所机构的描述字字属实，都是她当时了解的真实情况；她还说，她认为在小说中没必要像在法庭上那样，不偏不倚地陈述每个细节；也没必要去追究动机和体谅人的过错，她要是能平心静气地分析那所机构的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可能就会这么做了。我相信，她自己也会很高兴能有机会，来纠正她的生动描绘给公众心里留下的过于强烈的印象，尽管她直到最后也许还是倾向于为了事实本身而坚信事实——为了绝对真相而坚信自己对真相的见解，因为她终生都在身心上遭受着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后果。

这本书前几版的有些评论以为，夏洛蒂·勃朗特在考恩桥逗留期间的绝大部分情况是我从她本人那里得知的。其实那个地方我只听她说过一次，那是在我认识她的第二天。当时，有个小孩儿在吃饭时不大愿意吃完他的那片面包；她便俯下身对他低声说，她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要是能有一片面包，真要谢天谢地了；当我们问她——尽管我不确定我自己是否说话了——她提到的是什么情况，她回答得有所保留而且犹豫不决，显然是在避开这个话题，她觉得这个话题会让人过多地谈论她的那本书。她说起考恩桥的燕麦饼（威斯特摩兰郡称作拍面包）与约克郡的那种发酵燕麦饼不一样，她小时候不喜欢吃。在场有个人便提起了骚塞[49]在《备忘录》里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可怕的登特编织者[50]》，里面有个人小时候也不爱吃那种饼；她微微一笑，说不止是食物的不同：食物本身还被厨师的肮脏马虎糟蹋了，所以她们姐妹才极其厌恶她们的伙食；她说，当医生说那些肉不行的时候，她感到轻松而高兴，还说她看到医生都把肉吐了。我从她那里听过的细节就只有这些。她极力避谈细节，我想我们之间从未提到过卡勒斯·威尔逊先生的名字。

我毫不怀疑我的信息提供人总体上的准确性——他们向我提供并且郑重地复述了下文中的细节——但是，关于这个话题，我在上面所讲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我从勃朗特小姐那里听来的全部情况了，只有这样说对她才是公正的。

住在柯比朗斯代尔附近的一位牧师，威廉·卡勒斯·威尔逊大人，是创办这所学校的发起人。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遗余力。他看到，对于收入有限的牧师而言，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教育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于是他想出一个计划，每年募捐一定数额，补足要想提供一份扎实而充足的英国教育所必需的数目，这样的教育光靠家长每年支付14镑肯定是不够的。确实，家长们支付的费用仅仅用于住宿和膳食的开销，学费要靠捐款提供。学校共任命十二名理事；威尔逊先生不仅是理事，他还担任司库兼秘书；事实上，他自己担负了大多数的业务工作；这个责任妥妥地落在了他的身上，因为他住得比其他任何一位感兴趣的人都离学校更近。所以，他那谨慎的性格和他的判断力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考恩桥学校的成败；多年以来，学校的运营一直是他生活的重要目标和兴趣所在。然而，他显然并不熟悉良好管理的基本要素——寻找完全称职的人在各部门任职，让他们各司其责，根据结果评判他们，避免无休止地干预个中细节。

威尔逊先生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管理着学校，做了那么多好事；可在他年老多病的时候，那些曾经归咎于他的错误还要被揪出来让他难堪，再加上勃朗特小姐天才之作的渲染，他遭遇了格外强烈的指责，为此，我禁不住感到难过。他对学校的成功怀有深厚的兴趣，对此我们不必心存任何疑问。在我写作时，我面前放着他在1850年辞去秘书一职时说过的最后几句话：“由于身体欠佳，只好收回那只眼睛，无论如何，它曾经乐于怀着诚恳和关切的兴趣守望着学校；”他还补充道：“因此他辞职，并希望感谢上帝愿意通过他这个媒介来实现的一切（他深深地感到并哀叹自己的体弱无用）。”

考恩桥是一个村舍聚集的地方，约有六七所小屋簇拥在一座桥的两头，桥上是从利兹到肯德尔的公路，桥下是一条名为莱克的小河。这条公路现在差不多已经没人走了；但是以前的确是人来人往的；那时，来自西区制造业发达地区的买主们频繁北上，向威斯特摩兰郡和坎伯兰郡的农民购买羊毛；也许考恩桥这个小村庄在当时看起来要比现在繁荣多了。这个村子位置不错；就在莱克山降至平原的地方；溪流沿岸长着赤杨树、柳树和榛树丛。水流不时被灰色的碎岩石打乱；河床布满又大又圆的白色鹅卵石，湍急的水流把它们冲到两侧，免得被挡住去路，有几个地方的石子给冲得都快垒成墙了。在这条又小又浅、波光粼粼、奔涌向前的莱克河边上，是大片的牧场，长满高地上常见的那种纤细的矮草；虽然考恩桥坐落在平原上，但在你和莱克河到达卢那峡谷之前，这里的平原会有多处地势缓缓下降。去年夏天我去那里的时候，四周的空气清新扑鼻，弥漫着百里香的气味，我简直不明白那所学校怎么会这么不利健康。但是如今人人都知道，选择容纳多人居住的建筑场地远比选择私人住所的场地更要慎重小心，因为人们密集聚居在一起就容易引发疾病，不论是传染病还是其他疾病。

当初被用作一部分校舍的那所房子如今还在。那是一所弓形窗户的长条形村舍，现在分成了两处住所。它面向莱克河而立，两者之间是一块空地，进深七十码左右，曾经是学校的花园。这所房子原先是皮卡德家的故居，他们家有两代人在那里住过。他们把房子卖给了学校使用，学校又盖起一座新楼，与老房子成直角位置。这一新建部分专门用作教室和宿舍等等；学校迁至卡斯特顿以后，它成了接通河流的线轴加工厂，利用赤杨木生产木制卷轴，考恩桥周边的土地上生长着茂盛的赤杨木。这个工厂现在已经毁掉了。这所校舍在我写的那个时期正用作教师的房间、餐厅和厨房，还有一些较小的卧室。走进这所建筑时，我发现最接近公路的一部分已经改造成一家简陋的酒馆，当时正在招租，全然一副荒废之地的邋遢样子，令人难以判断，假如收拾利落，破损的窗玻璃换好，粗抹灰（如今已经开裂褪色）补好刷白，它会是什么样子。另一头是一所屋子，还是一百年前的那种低矮天花板和石头地板；窗户很难打开，也开不大；楼上通往卧室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总之，房子里的气味久久不散，潮湿也难以去除。但是，三十年前很少有人懂得卫生问题；况且，要在公路附近找一所房间充裕的房子，还不能离教育计划的发起人威尔逊先生的住处太远，那可是件大事。当时迫切需要这样一所机构；众多收入微薄的牧师欢呼着期待它的到来，等学校准备就绪，他们就急忙去给自己的孩子报名。毫无疑问，威尔逊先生很高兴看到人们这样迫不及待地期望他的想法实现，他用手头不到一百镑的资金开起了学校，关于学生的人数，不同人说法不一；创始人的儿子W.W.卡勒斯·威尔逊先生说学生有七十人；而创始人的女婿谢泼德先生说只有十六名学生。

威尔逊先生很可能觉得，整个计划的责任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家长交的钱勉强只够食宿；人们也不会慷慨地给一项尚未试行的计划捐款；校内的一切安排都必须十分节俭。他决心经常亲自检查来执行节俭办事；或许他做到了不必要的程度，偶尔还插手一些小事，有时就会适得其反，让人感到恼火。然而，后勤方面虽然节约，但似乎还没有什么吝啬之处。肉、面粉、牛奶等等都是承包采购的，但是质量很好；我看过手写的伙食规定，伙食既不差也不缺乏营养；总体上也不乏多样性。早餐是燕麦粥；需要午餐的人可以吃一块燕麦饼；正餐是烤牛肉或煮牛肉，还有羊肉、土豆派，以及不同品种的家常布丁。五点钟，年纪小的学生有面包和牛奶；年纪大些的学生可以吃一片面包（只有这一顿会限制食物），她们睡得晚，晚些时候还要再吃一顿相同的餐食。

威尔逊先生亲自规定饮食，他非常关切食物的好品质。但厨师却粗心大意、不讲卫生、大手大脚，由于他深得威尔逊先生的信任，长期以来谁也不敢对他抱怨一句。有些孩子觉得，燕麦粥就算做法得当也不好吃，也就没有营养；在考恩桥学校，端来的燕麦粥往往不仅是煮焦了，而且里面还能看到些令人作呕的其它碎东西。本应在做菜前先用盐仔细腌制的牛肉，常常因疏忽而腐坏；在我说的这位厨师在职期间，和勃朗特姐妹是同学的几个女孩儿告诉我说，给她们做饭的烤箱里散发出变质脂肪的臭味，像是从早到晚一直弥漫在整个校舍里。制作布丁时也是同样的粗心大意；有一道规定的布丁是用米煮成的，搭配糖蜜汁儿来吃；可它往往无法食用，因为煮米水取自雨水桶，里面都是房顶上积落的灰尘，灰尘随雨水滴流至陈旧的木桶中，木桶本身也给最初的雨水增添了一丝风味。牛奶也常常“发馊”，这是乡下对腐败变质的说法，这种发馊比发酸还要糟糕得多，它意味着并非因为天气炎热，而是因为奶锅不干净才变质的。每逢星期六，大家要吃一道派或者土豆和肉的混合食物，是用一周以来剩下的所有边角料做成的。从肮脏凌乱的食品柜里取出的碎肉片儿，绝不可能让人胃口大开；我相信，这顿饭是考恩桥学校早期岁月里最让人厌恶不过的一餐。想象得出，对孩子们来说，这样的食物有多么令人反感；她们的胃口很小，平时吃的食物或许要简单得多，但都做得精致而干净，也就既美味诱人又卫生可口。年幼的勃朗特姐妹尽管都饿坏了，也有很多顿不吃饭。她们初到学校时就不怎么健壮，那时刚从麻疹和百日咳的并发症中康复不久：其实我都怀疑她们还没怎么康复；因为1824年7月，校方还曾进行过一些磋商，讨论能否接收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入学。勃朗特先生那年九月又来过一次，带着夏洛蒂和艾米莉入学。

老师们居然没有告诉威尔逊先生食物的烹制情况，这看上去很奇怪；但我们必须记住，威尔逊一家认识厨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老师们却是为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教育工作——才召集到一起的。她们被明确告知，教育才是她们的岗位；采购和管理伙食是威尔逊先生和厨师的职责。老师们当然不愿意就这个问题在他面前说三道四。

所有的女孩儿还得经受另一个健康考验。她们每星期日都要去坦斯特尔教堂听威尔逊先生讲道；从考恩桥到坦斯特尔教堂的路程超过两英里，顺着没遮没挡的乡间地势蜿蜒起伏，夏天在这里散步倒是感到神清气爽，可冬天却是严寒刺骨，尤其是对勃朗特小姐妹那样娇弱的孩子来说；她们胃口不好，吃不下给她们准备的食物，她们总是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结果血液循环也十分缓慢。教堂里没有取暖的条件。它矗立在田野之中，湿气必定会聚集在墙壁四周，从窗户里钻进来。女孩儿们随身带着自己的冷饭，趁两次礼拜之间，到入口上方那个从以前的走廊改出来的房间里去吃。这一天的安排，对身体纤弱的孩子来说特别难受，尤其是那些精神欠佳、渴望回家的孩子，可怜的玛丽亚·勃朗特肯定就是这样；她的病情一直加重，百日咳的后遗症——咳嗽的老毛病一直没好。

她的头脑远比她的任何一个玩伴和伙伴聪明，正因如此，在她们中间她会感到孤独；然而她也有些令人头疼的缺点，致使她的老师们一直不怎么喜欢她，其中一位老师讨厌她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她就是《简·爱》里描绘的“斯卡查德小姐”，我就手下留情不透露她的真实姓名了。我几乎不必说，在夏洛蒂重塑人物的精妙之笔下，海伦·伯恩斯简直就是玛丽亚·勃朗特的翻版。直到我们最近一次见面的时候，夏洛蒂的心还充满了徒然的愤慨之情，因为她那温柔、耐心、奄奄一息的姐姐遭受了这个女人的困扰和虐待。《简·爱》里的那一部分，字字都是那对师生之间的几个场景的真实再现。通过描写海伦·伯恩斯遭遇的那股力量，同期的学生一下子就知道了是谁写的这本书。在此之前，她们就已经看出，描写坦普尔小姐的美好、高贵和仁慈，也是为了致敬一位老师的美德，但凡认识这位老师的人都很尊敬她；而当书中抨击斯卡查德小姐时，她们也在《简·爱》的作者身上认出了一位不知不觉中为受苦者报仇的妹妹。

她们的一个同学给我讲了以下的情景，别的更为糟糕的情况我就不写了：玛丽亚睡觉的宿舍是一个长长的房间，两边各有一排窄小的学生床；这间宿舍的尽头有个小卧室，住着斯卡查德小姐。玛丽亚的床最靠近这间卧室的门。一天早晨，她病得很重，身体一侧都长出了水疱（疮肿没有痊愈），可怜的玛丽亚听到起床铃响了，就呻吟着说自己病得很厉害，非常严重，她希望能卧床休息；有些女孩儿劝她继续躺着，说她们会去跟管理人坦普尔小姐说明情况。但是斯卡查德小姐就在跟前，她们去找善良体贴的坦普尔小姐来干涉之前，先得面对斯卡查德小姐的愤怒；因此这个生病的孩子只得开始穿衣，她冻得浑身发抖，在床上慢慢地往她又瘦又苍白的双腿上穿上黑色的毛线长袜（我的信息提供人讲话的时候，仿佛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曾消失的愤怒令她满面通红）。就在那时，斯卡查德小姐走出她的房间，不容这个生病和受惊的女孩儿解释一句，便抓住她长了水疱那一侧的胳膊，使劲把她拽下了床，拽到地板中央，不停地辱骂她，说她的习惯肮脏邋遢。她就把她留在那儿，自己走了。我的信息提供人说，玛丽亚没说什么，只是恳求那些愤怒不已的女孩儿冷静下来；而她缓慢地、哆嗦着，停顿了好几次之后，终于走到了楼下，还因迟到而受到惩罚。

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出，此情此景会在夏洛蒂心中激起多少怨恨。我只是奇怪，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去世以后，夏洛蒂怎么没有抗议父亲要把她和艾米莉送回考恩桥学校的决定。但是，孩子们往往意识不到，她们单纯的揭露有时能起到作用，可以改变朋友们对她们身边的人所持有的看法。此外，夏洛蒂那真诚而活跃的头脑，在不同寻常的幼小年纪便已看到教育的巨大作用，教育能为她提供她有能力、有毅力去运用的工具，而且她也意识到，考恩桥的教育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她父亲能给予她的最好的教育了。

玛丽亚·勃朗特去世以前，在1825年春季，爆发了《简·爱》里说的那场低热病。病症刚一出现，威尔逊先生就大为惊慌。他去找了一位慈母心肠的女人，她与学校有点儿关系——我想她是给学校洗衣服的——他请她来看看孩子们到底怎么了。她收拾妥当，随他一起乘马车前往。她一进教室，就看到十二到十五个女孩儿四处躺着；有的头疼得把头贴在桌子上，有的就躺在地上；个个都抬不起眼睛，脸色通红，面无表情，疲倦不堪，四肢疼痛。她说有种特殊的气味，让她认出她们患的是“热病”；她告诉了威尔逊先生，还说自己不能留在那儿，怕把病传染给自己的孩子们；可他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让她留下来看护学生；最后他登上自己的马车离开了，可她还在请求说自己必须回家去，没人能替她照料家事。然而，被这样无礼地硬留下来以后，她也就决心尽力而为了；结果证明她是个非常能干的护士：尽管她自己说，那真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光。

威尔逊先生按照最好的质量和最慷慨的方式提供了医生指令的所有东西；病人由巴蒂医生照顾，他是柯比的一位非常高明的外科医生，从学校成立之初就负责医务管理，后来他成了威尔逊先生的妹夫。除了夏洛蒂·勃朗特以外，我还听到两个见证人说过，巴蒂医生强烈谴责饭菜做得有问题，他当着众人的面把食物吐掉了。公平地说，他自己并不记得这回事，他也没说热病本身令人恐慌或者情况危急。约有四十个女孩儿患了此病，但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死在考恩桥；虽然有个女孩儿患病之后健康每况愈下，死在了自己家里。勃朗特姐妹没有一个患上热病。可是，让其他学生得上斑疹伤寒从而有损健康的那些原因，同样无疑也在影响着她们的体质，只是比较缓慢而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食物。

最该责怪的就是厨师的管理不善，她被解雇了；被迫当上护士长的那个女人代替了管家一职；从此以后，饭菜得到精心烹制，没有人再有理由对伙食有所怨言。一个为近百人提供生活和教育安排的新机构，当然也不能指望它从一开始就事事顺利。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学校成立的头两年里，在估计它们对夏洛蒂·勃朗特性格上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必须牢记，她是个敏感多思的孩子，就算不能正确地分析，也能深入地思考；就像所有体弱多病的孩子一样，她特别容易受到痛苦印象的影响。健康人受苦一时就过去了，很快便会忘记；而病人却会不由自主地耿耿于怀，久久不忘——或许并不怨恨，只是成了烙印在他们生命中的一段苦痛。进入一个八岁孩子心里的人物画面、想法和概念，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重现出来，注定会言辞激烈。她只看到威尔逊先生性格的一面；当时认识他的许多人都向我保证，夏洛蒂忠实地展现了这一面，而同时他们也表示遗憾，她的刻画可以说抹去了几乎所有高尚或者尽心尽责的一面。威尔逊先生身上还有很多了不起的优秀品质，对此我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的确，过去几个星期里，我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本章主题的来信；有些含糊其辞，有些言之凿凿；有许多充满了对威尔逊先生的热爱和敬仰，也有些充斥着厌恶和愤慨；鲜有什么写的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认真考虑了大量相互矛盾的证据之后，我对本章内容进行了我认为必要的修改和删减。应该说，我从以前的学生那里得到的证言，大部分都是高度赞扬威尔逊先生的。在我读过的信件中，有一封信中的证据应予以高度重视。它来自“坦普尔小姐”的丈夫。她在1856年去世，但身为牧师的丈夫就这个话题回信给威尔逊先生的一位朋友时写道：“我常常听我已故的爱妻说起她待在考恩桥时的事情；谈到卡勒斯·威尔逊先生，她总是不吝崇敬之词，说他对学生倾注了父亲般的爱，学生也都爱他；她赞许那里的伙食和综合待遇。我听她提起过一个常把粥煮坏的倒霉厨师，但她说那个厨师不久就被解雇了。”

勃朗特四姐妹在她们一生中的这段时期，没有给和她们来往的人留下十分清晰的回忆。她们被迫在一言一行上表现得彬彬有礼和中规中矩，而这背后隐藏的是她们狂野坚强的心灵和强大的头脑，正如她们的父亲一直用他僵硬不变的面具遮起她们的脸。玛丽亚身体纤弱，拥有她那个年龄少见的聪慧和才思，她温柔文静，却不爱整洁。她经常因为最后这个缺点而丢脸，她无比耐心地忍受苦楚，这些我都已经讲过了。而在伊丽莎白短短的有生之年里，我们唯一能窥见一斑的都包含在“坦普尔小姐”给我的一封信里。“二女儿伊丽莎白是她们家里我唯独还有鲜明记忆的一个孩子，那次她遭遇了一件多少有些令人惊慌的事故，我就让她在我的卧室里住了几天几夜，不仅是为了让她清静一些，也是为了我能亲自照看她。她的头部严重划伤，但她忍受着所有的伤痛，那种忍耐力值得学习，也令我肃然起敬。对两个小妹妹（如果是两个的话），我几乎没什么印象，只记得那个不到五岁的可爱的孩子，她是全校宠爱的小宝贝儿。”最后说的这个一定是艾米莉。夏洛蒂被认为是姐妹中话最多的一个——是个“活泼、聪明的小孩儿。”她最好的朋友是一位“梅兰妮·哈恩”（勃朗特先生是这么拼写她的名字的），她的学费是她哥哥给交的，除了音乐方面，她没有什么显著的天赋，她哥哥的境况也不允许她学习音乐。她是“一个心怀渴望、品性善良、平凡普通的女孩儿；”比夏洛蒂年纪大，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保护她丝毫不受那些大女孩儿的凌虐或侵害。夏洛蒂始终对她心怀深情和感激。

我在描述夏洛蒂时引用了“活泼”一词。我猜想，1825年就是最后一次能在她身上用这个字眼了。那年春天，玛丽亚的病情急转直下，勃朗特先生被叫到了学校。他以前对玛丽亚的病情毫不知情，看到她竟成了这幅样子，大为惊骇。他带着她乘坐利兹的公共马车回家，女孩儿们拥挤到马路上，目送她过了桥，又过了村舍，然后便永远也看不到她了。到家后没几天她就去世了。只不过一星期之前，她还耐心地生活在考恩桥的人们中间，而此时却突然传来她去世的消息，这也许令那些留在考恩桥的人更加担忧伊丽莎白的病症，结果她患的也是痨病。学校派一个可靠的仆人把她送回了家；就在那年初夏，她也去世了。就这样，夏洛蒂突然成了这个失去母亲的家庭里最大的姐姐，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她记得自己亲爱的姐姐玛丽亚曾经多么用心去努力，以她严肃真诚的方式，成为他们全家人温柔体贴的帮手和顾问；现在落在夏洛蒂身上的责任，像是成了刚刚去世的温柔的小受苦者所留下的一份遗产。

在这宿命坎坷的一年，夏洛蒂和艾米莉过完仲夏假日都返回了学校。不过，冬季来临之前，学校认为应该劝她们退学，因为很明显考恩桥校舍那潮湿的环境不利于她们的健康。

{3}关于我本人对目前这所学校的评价，那只能说是我在走马观花以后形成的，因为我相信自己在这所校舍里待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不过，我以前和现在的评价都是：卡斯特顿的校舍看上去完全有利于健康，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坐落在一个宜人的地点；学生们看起来开朗、快乐、健康，女管理人显得极其讨人喜欢，我问起学校教学生什么学问，她说自从学校开办以来，教学方案已得到实质性改变。要是我相信这点儿理不直气不壮的评价也会受到重视的话，我早在第一版里就把这个证明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