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简
和你游斑鸠之里，已经过了三个年份。后来，我虽有春日或秋日访大和、朝谒梦殿的想法，但怎奈空袭日剧。好不容易迎来终战[37]，出游却更见窘迫。去年和今年终归是不得已停了古寺的朝拜。这段时间，我蜗居在东京郊区的寒舍，苦闷地看着社会的剧变。东京大多化为了废墟。有人昨天还极尽荣华，今天就沦为阶下囚，被拉去游街。看着这场景，恍然如在《平家物语》[38]的世界。终战后，我想到的是“真耶幻耶”。这都是诸行无常。但天气还是极难得的。被暴风、豪雨糟蹋的几天过去后，现在终于是秋高气爽的天。蜻蜓在空中飞来飞去。很平静，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想起了漫游的经历，大和让人怀念。斑鸠之里的寻宝结束了吗？超想你，就写了这么一封没章法的信。
空袭加剧，我们的城市在早晚的轰炸中被摧毁。我都有了一种绝望，以为奈良终归免不了这种命运。梦殿、法隆寺和其他很多古寺，离刹那间化为灰烬的日子也许不远了。在战争结束后，我站在废墟上，将是如何对着残存的础石而洒泪？在那样的日子，我靠着什么走过悲伤？我设想了自己悲歌的调子，心里左思右想。很早以前就有专家提出疏散国宝级的佛像。东大寺和药师寺的本尊那样的大佛自然是动不了，但救世观音、百济观音等等是可以疏散的。可我还是反对疏散佛像。从古到今，有过大难临头时逃难的佛吗？在灾厄之时，殉身才对。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把佛像当成单纯的美术品，才会说些疏散之类的胡话。出于此，我持反对意见。
建于天平年间的东大寺在平重衡的兵燹中被付之一炬。大佛、观音、弥勒均投身劫火。这不就是佛的命运吗？没必要惋惜。为之扼腕是人之常情，而佛是什么都可以失去，所以才成了佛。梦殿和法隆寺有不少珍贵的古佛，在轰炸中成为牺牲品确实诚为可惜，但如果因此而考虑疏散的话，于信仰来讲不是挺可悲的吗？那肯定是有违佛心的。因此，我想着只能忍耐。至于能不能忍耐残酷的破坏光景，我不知道。只是一心祈求，还做好了面对惨祸的准备。
现在看来也许不过是杞人忧天，但迄今我未改变。太平年月，我也是坚持这个观念。很幸运，大和的古寺幸存下来了。我说“幸运”，心里是有些复杂的。现在去朝拜，我的心情比往昔更加沉重。庄严的伽蓝，反而能更让人感到输了战争的悲痛。祖宗的魂灵不能安眠。国民的道德颓败，信仰不再。“诸神的黄昏”来了，我想象得到古寺憔悴的形象，尽被没有信仰的人好奇地打量着。
战争结束了。包括斑鸠宫的大和一带，最终可能会成为招徕世界游客的旅游景点。以旅游景点的形式复兴，我们该是欢喜呢，还是悲伤呢？我最近又想起了海涅的《意大利纪行》的一节。海涅到了那个古典的国度，常常怀念“悲歌醉梦坐丘墟”的意大利人。他们眼睛黯淡，嘴唇发白，显得有些病态，但神色之中仍未失高贵。海涅在意大利人身上看到了近代真正的文明人的样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那样一种文明走到尽头的形象中，他有些伤感。而把这里当作旅游景点的游客，即使是穿着昂贵的纯白衬衣，拿现金豪爽地买下一切，与在废墟中做梦的意大利人比起来，还只是一个野蛮人。海涅嘲笑他们为暴发户的贱民嗜好。
这样的场景对今天的我们来讲不是毫无关系的。如果大和做了旅游景点，我们同胞饿得有气无力，外国人酒足饭饱，在街上交错而行，这光景是多么可悲，想想都令人背上发凉。尽管神色之中未失高贵，但我不想做在古寺边悲歌醉梦的日本人。即使是与海涅有同感，我也不安心于消逝之事物的美。而比外国游客出手还要阔绰的豪游，也是有失风雅。我希望大和不是因旅游景点，而是由圣地而复兴。作为旅游景点而繁荣起来的和平年月没什么大不了。我希望日本成为冠绝世界的美之国度、信仰之国度。为此，我觉得我们得经受任何严峻的精神训练。现在我们失去了一切，只有这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生存之道。这座古都，紧要的是充溢着吃苦的心和鲜活的表情。日本人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复兴？我抱着殷切的希望和深深的忧惧看着现今日本。
这一两年，我经常感到死期将近。天上是密集的空袭，我活着的每天都有性命之虞，真所谓“今日不知明日事”。可我发愿要留下我的代表作。我自信写作有些天赋，既然不知什么时候会死，那我就在这个职场上，在倾尽自己热忱的刹那倒下好了。我像人家立遗嘱一样，决意写点东西。虽然付诸笔端有点大言不惭，但我这一两年笔耕，心底都是这样的感情。长年以来，心里有两个主题想写。一个是为自己最敬爱的历史人物立传，另一个则是写自己的精神自传。我首先着手第一个工作，也就是执笔圣德太子的传记。
我从1944年（昭和19年）初夏开始，一直写到终战，期间历尽艰辛。家里有人生病。年老的岳父岳母在空袭中，房子被烧了，空身逃到我家。因为房子被炸、摇摇欲坠，附近的朋友也在我家避难了几天，于是家里就像旅舍一样吵闹。有时敌机超低空飞行，机枪扫射，汽油的浓烟和气味灌进屋子。有时十几个定时炸弹在附近爆炸，房子就像遭了地震一样猛烈摇晃。我直到避难的最后刹那，都戴着钢盔伏案著书。活着的每一天都在想：这次是房子没了，还是人没了？
我在仓促中写完了书稿。可是准备出版的书店让火烧了，没有出版的希望。我感觉离印刷术越来越远，也知道了这才是健全的作家。我把书稿严严实实包好，睡觉的时候垫在枕头下。响起空袭警报时，我就背着它躲进战壕。万不得已的时候，我预备着什么也不带，只带书稿逃出火场。当然，最后可能是书稿和我的肉体同归于尽。太子传写得如何，就留给人家批评好了。我很感激在写作的日子，它给了我活着的意义。太子的精神让我熬过了空袭。
写完太子的生涯后的感想可用“恐怖”一语道尽。现在我还觉得恐怖。我在太子的生涯没有找到任何答案或解悟。我想着尽量如实地描述太子经受悲剧的样子。如果借用“悲剧的诞生”一语，太子的信仰正是如此。而且我深刻领悟到，那年岁前后的天皇博大的信仰，都是脱胎于大悲剧。我想赞美太子的威德，结果呈现的是一段毁灭的历史，凄怆的殉教历史。信仰为什么引起了无休止的腥风血雨呢？我为此感到恐怖，无法用言语说清楚。你若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凝视你——这是恐怖的地方。
众所周知，“以和为贵”是《十七条宪法》开头的话。可以说，我是靠着这句话挺过了战争。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某杂志社问到我的想法，我答曰“以和为贵”。第二年，又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还是回了这句话。如果有人问我第三次，我也会这样回答。一个国家会失败，原因不在外敌。真正的敌人往往在内部。国内同室操戈才是致命伤，这个可谓历史的常识。前面说了，太子的这句教训也是出自切身的体验。“以和为贵”是对国家发出的最大危险信号。
当然，“和”不止意味着政治上的和平。太子心中的“和”，是超政治的“和”，是“究竟涅槃”。我不断思忖这个字眼后面的伟大梦想，那一定是建立在民心之基石上的看不见的理想国度。那是“世间虚假，唯佛是真”意义上的“真实”国度，是净土或曰天寿国。“和”是菩萨无法实现的梦。但是就太子而言，虽然“和”是超政治的概念，但它在政治——这一现实中最麻烦的现实——中间得到实证。涅槃，不是往逃避世间罪恶的彼岸祈求，而是在寒心酸鼻的人间不舍誓愿。在成为宪法的条文之前，“以和为贵”是心头切愿，是在佛前、百姓面前应该代代相传的誓愿。因为太子格外的努力，它才没有脱离现实。
一切众生皆是佛，但众生悉成佛的日子遥遥无期。人的迷妄是无限的，地狱是永远的。也是因此，誓愿不断，菩萨的梦永久无穷。我相信这是太子寻觅的大乘之要害。人们将太子仰为救世观音，不是因为他给现世提供了救济或解决之道。他投身于现世的昏迷和不安之中。这种舍身行为使他成了菩萨。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和地狱对决，一生忍耐，忧国忧民却爱莫能助，这个形象倒给了后世的我们以极大的救济。“以和为贵”的思想，也没给太子的心带来多少安慰——这个很关键。这句话是从时代的疮痍所发出的呻吟语。重要的不是它的解释，而是一种宗教想象力，即怎样如实地展现太子讲这句话时的表情和心理。我在写太子的历史时，深刻体会到了这种想象力是怎样的稀有和困难。
通过追寻太子的一生，我有了在这个世上活着的勇气。我不是指佛教教义或宪法论。而是指我们要正面迎向时代，被时代深深地伤害。在身上鲜明地烙上时代的印记，让这种创伤变为圣痕。这是我从太子身上汲取到的最大的教益。被战争深深伤害的人，也同样会被和平伤害。总是站得远远的旁观者是最可恨的。各种批评都是打着“自由”的旗号，连罗织他人的罪名都是“自由”。人可以随便诽谤。然而，是谁在伤痛中呻吟呢？我想在这呻吟声中听到真正的复兴的声音。
失败者背负了一切沉重的担子，去争辩担子合不合理也是枉然。与其小心翼翼不受惩罚，不如自发地肩负世界上的所有罪恶。侵略、残暴、杀人、压制、劫掠——把世界上的罪名都背在身上，日本就是世界最坏的国家，以这种自省去求复兴的道路。我想要的是大胆的决意。太子开显的大乘，不是能带来这种勇气吗？日本若是伟大的民族，那么也能忍受伟大的悲剧。
战争正酣时，我不断思考宗教的皈依。对于唯一者的完全皈依——很遗憾，这种热情在我身上很不稳定。我不觉得自己景仰太子之念有假，但是将其作为唯一的进路我心有障碍。我时不时造访一位有名的陶器收藏家朋友，看各式陶器，都是互相比较着鉴赏。一定会去比较。这种比较癖成了顽固的习性，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的信仰和感情。热爱一个茶杯，在这个唯一上面花上一辈子，我可没那个功夫。因为我手里还有两三个茶杯，急着比较，在比较中品鉴。这种态度里面可不就藏着现代人致命的弱点？
我在最近对博物馆越来越存有疑惑了。论方便，博物馆实在是方便不过了。我们只要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接触到诸多珍贵的文物。但是在博物馆是不是有点不幸？东京的国立博物馆也好，奈良博物馆也好，法隆寺宝藏殿也好，一下子感觉空落落的。就好像走在医院走廊时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为什么。古佛离开原来的佛殿，被当成美术品关在玻璃展柜里，当然会让人感觉落寞。但工艺品是放在玻璃展柜中也没什么不自然的呀，可同样进了博物馆就大煞风景。这种空落落、落寞的感受是什么？我最近清楚地知道，那是因为感情的分散。博物馆就是为了感情的分散而建造，可谓是现代的不幸了。
我们在信仰、思想上背负着这种不幸，恐怕连恋爱也不例外。不断比较的人，他的信仰可以相信吗？他的爱情可以相信吗？散布在大和的古寺，不知何时被我们当成了一种博物馆。前人看到的古寺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我们看到的不是寺院，而是博物馆了。我深深畏惧这种无意识的变迁，它对于信仰是致命的。也就是，我们不知不觉沦为逛神佛的博物馆。我在战时立意要写太子传记时，对这种状态有过意识的挣扎。我希望在自己心中建立唯一的坚固佛殿。
完全皈依唯一者，内心存在障碍，现代的理性即是一例。当我面对信仰这一超越分别的问题时，理性就开始猛烈抵抗了。我清楚地知道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弄清楚。理性有其界限。但我还是被一种欲望驱使，想要追求理性的明晰到极致，想能合理解释一切。对现代人来讲，这种理性似乎是件好事，但对我来讲却是“罪”。它和比较癖一起折磨着我。我景仰、探求太子的生涯，但是理性阻碍我皈依，它不断引诱我，仿佛哪里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理性如果做博物馆的引导员肯定很合适。但是信仰的引导员则得是“无知”。镰仓时代的念佛宗的和尚曾说“我希望自己是无知的”，我懂得其苦楚。人有在几条歧路面前选择走哪条路的聪明，但难有在仅有的一条路上殉身的笨。做得了冷峻的批评家，做不了愚直的殉教者。我们现代人不正背负着这样的不幸吗？我对在宗教、艺术、教育都十分饶舌的自己实在感到嫌恶。不能“笨”点，真的很痛苦。不过，说这么些蠢话，我是不是显得很“笨”？
平安末期到镰仓时代，社会景仰太子的风气很盛。彼时人的信心，实在是“笨”、热烈、直诚。我们今天怎么也不会信的传说，他们信而且一心归命，无怨无悔。我们现在有与太子有关的可靠史料，方方面面的考证都有。我们对于太子的知识应该数倍于古人，但知道得越多，离“崇拜”越远，这是为什么？我曾在朝拜梦殿的路上，屡屡思考古今巨大的差异。古人景仰太子，以感谢始，以皈依终；我们景仰太子，以研究始，以学识终。带着古代美术的书参观梦殿的人很多，但是朝拜时心里念诵着亲鸾称颂太子的和赞[39]的人则很稀少。
佛智誓愿不思议，圣德惠泽及吾辈，咸令趣入正定聚，位如补处之弥勒。
救世观音大菩萨，示现吾邦圣德皇，不舍众生如严父，常作伴随如慈母。
无始以来至于今，哀怜吾等圣德皇，伴随众生如严父，不舍众生如慈母。
哀怜吾等圣德皇，劝进入佛大誓愿，以其佛智不思议，皆悉住于正定聚。
他力本愿信受者，殷切念佛报佛恩，如来二种之回向，平等弘宣于十方。
大慈救世圣德皇如父，大悲救世观世音如母。
久远劫来至今世，善恶净秽皆不论，归于佛智不思议，此为哀怜之显露。
和国教主圣德皇，广大恩德实难酬，我今一心归命之，奉赞功德永不退。
上宫皇子开方便，哀怜和国之有情，弘宣如来之悲愿，吾辈庆喜当奉赞。
多生旷劫直至今，我身蒙受彼哀怜，一心归命无停歇，欣然奉赞永不绝。
垂念哀怜圣德皇，护持养育无间断，如来二种之回向，劝进我等皆念佛。
这十一首据传是称颂太子的和赞，除了一个劲儿说感谢和皈依以外没有别的内容。自然，这无法满足今天的“理性”。老实讲，连我都觉得这个和赞乏味。但我想的不是他写的话，而是一定要写下这些想法时亲鸾的心境和人品。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这样笨而热烈？
读这个和赞时，拙于世故的人深重的苦恼就浮现脑海。可以拿现代人对比。论保身术，过去应该没人像现代人这般灵巧。现代人对于怎样灵巧地躲过时代的苦和人生的苦，似乎很练达。而镰仓人则很钝重。他们被时代的苦打得意气消沉，半死不活，徒劳地匍匐在痛苦的地底，好不容易颤颤巍巍站起来。他们有种迟钝但强韧的力量。他们长期忍受住苦恼，一任时代造成千疮百孔。他们不会八面玲珑。只有沉沦者的呻吟，才引来了邂逅，在感谢和皈依中发现了一切。这可算是一种唱和，如亲鸾的和赞。“难遇今得遇，难闻已得闻。”《教行信证》所表现的邂逅的欢喜，如果没有长期苦闷的漂泊，是不可能得到的。而带本美术书去朝拜梦殿，可不需要什么苦恼。
昭和20年（194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