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贬谪中的虎口余生
第一节 抗疏入狱之生活
这一时期阳明的生活，可以名之为“倒霉生活”，也可以说是阳明最倒运的时代。我为什么用这样不好的字句，来加于他的生活之上呢？因为他在这一时期里，为了一道疏，弄得官秩大降，又受行杖，又下狱，又等于“充军发配”式的贬谪。好容易侥幸从虎口里“九死一生”逃出来，所过的生活，只有危险痛苦。这如何不是倒霉？更如何不是倒运呢？
弘治十八年，孝宗崩驾，继登大位的，就是武宗。改元正德。武宗为孝宗长子，名厚照。他一登位，却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勤于国政。他所喜欢的是佛学梵语，自称为广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还教手下的人，铸了一个大定慧佛的金印，佩在身上。在宫里，又建一个豹房新寺，又曾命使臣，到远方去迎佛教。虽有臣子进谏，他都斥而不纳。然这乃宗教上的信仰，不能即说是他不好的地方。他不好的地方，是喜欢声色狗马，宠信的是些奸佞阴险的小人。又喜微服私行，曾夜入人家，大索妇女，以致乐而忘返。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无道昏君罢了。阳明遇着这样的主子，就是他“倒霉”“倒运”的机会到了啊。
武宗所以这样无道，固然是他自己的不好；然而最大的原因，就是受了一班小人的诱导。其中有个最坏的坏蛋，名叫刘瑾，是兴平人，本姓谈，从小就有些鬼聪明，立志要做太监，因此拜在中官刘某的名下为螟蛉义子，借以为进身之阶，故此冒作姓刘。在孝宗时候，坐法当死，幸得救免，故切齿痛恨廷臣，誓欲复仇为快。武宗在东宫做太子时，他知武宗将来必继孝宗之位，故此百般地的附顺奉承。武宗在为太子时，已被他引诱得无所不为，种下坏根，故此武宗同他非常要好，到了身登九五之后，便命他掌钟鼓司。每逢退了朝，与他不是肆意鹰犬，就是纵情歌舞。刘瑾以此益得武宗欢心，又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瑾性素阴狠险诈，至是擅作威福，无恶不作，以致国事日非，万民嗟怨。这时却恼了一位大臣刘健（洛阳人，名希贤，时为文渊阁大学士），便首先出头谏劝武宗，不可宠幸阉宦，导作狎游。武宗不从，瑾复矫旨削去刘健的官爵，罢归田里为民。于是又恼了两位正直敢言的臣子，一个是戴铣（字宝之，婺源人，时为南京户科给事中），一个是薄彦微（阳曲人，时为四川道监察御史）。因见刘健无故削职，不胜愤怒，便共上一疏，大意请帝起复刘健，磔诛刘瑾，以谢天下，而整朝纲。武宗见疏，斥其不应故彰君恶，以沽直谏美名，特差锦衣卫将戴、薄等拿解赴京。弄得朝臣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谏。但其中却有一位不怕死的小臣，偏要抗疏救戴、薄了。这人是谁呢？不用我讲，读者早已知道了呀。
阳明见武宗被刘瑾一般阉宦，引得日事荒淫，不治国事，就已预备拼了生命，要严劾刘瑾的。刘健削职，他就欲上疏抗救。这次戴、薄被解赴京，他一腔忠愤之气，再也忍耐不住。明知那时的刘瑾，势焰正炙，自己不过一区区兵部主事，当然鸡蛋碰石卵，总是自己吃亏。而且武宗正恨有人谏劝，不谏固然可以无妨，要是进谏，百分之九九是“死得成”的。但想做忠臣，又决不能贪生畏死。他于是就上疏道：
疏上，武宗大怒，刘瑾更是切齿痛恨阳明，不应道他有危宗社。于是在阙下，先杖四十，打得阳明皮开肉烂，死去活来。后来又下在狱中，现在他所过的，是黑暗囹圄中的生活了。
囹圄生活，是个极黑暗，而且极痛苦的。下狱的时期，又是十二月，正风紧雪飞、天寒地冻的时节，阳明的苦况，也就可想而知。天寒岁暮，思乡忆亲，况又待罪遭谗，生死莫测，阳明处此境遇，真是万感纷集，乱箭攒心。我们且看他在狱中的作品，如：
以上诗句，都足描写他心中的苦怨。他还作了一首《有室七章》的古诗，玩其字里行间，还是时时流露忠君爱主之意。体效《国风》，意取《离骚》，阳明幸而不死，或则就是得此诗之力，亦未可知。诗道：
阳明在狱中囚了许多时候，天子旨下，将阳明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阳明出狱时，又作了一首《别友狱中》的诗，道：
贵州那时，与京师相去万余里，还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域，他的朋友，都替他忧虑不已，均恐一入荒漠瘴疠之远地，没有生命还家的希望。但阳明之意，却不在此。他《答汪仰之》的三首诗中，第一首道：
由此诗中，可以知他是“蛮貊非我戚”了。他之念念不能忘者，就是他家中的人。甘泉子也说道：“谪贵州龙场驿，万里矣，而公不少怵。”益足证明他是不惧远谪了。
甘泉是与阳明感情最厚的朋友，虽是一旦判，却也并不显出嗟怨之态，特歌《九章》以赠，并以勉励阳明。如“与君心已通，别离何怨嗟”，便已道出道义相交，心已互通，虽隔千万里之远，也如一室晤对一样。又如“愿言崇明德，浩浩同无涯”，便有以贤圣之道相互勉之意了。阳明也和以八咏，内第三首云：
在这一赠一酬的诗中，便可窥出这两位大儒的人格，是如何的崇高伟大了。
第二节 艰难困苦的途中
阳明这次出狱远谪，全是出于武宗之意，若依刘瑾的心，似非置他于死地不可。但武宗不欲这样干，故也不敢在狱中暗加陷害。他既出狱远谪，瑾心还是不甘，于是暗遣心腹，嘱在路途乘隙刺杀阳明，务要取其性命，以泄宿憾。刺客领命，于是追随阳明来了。
阳明由京赴杭州，在北新关遇着自己兄弟守文等。难后手足重逢，不胜伤感，曾有诗纪其事云：
时方盛夏，因积劳致肺疾复发，乃养病静慈，旋移居于胜果寺，得门人徐爱为伴。徐爱乃是阳明妹婿，而拜阳明之门的。阳明门人中第一高足，就是徐爱，最先北面称弟子的，也是徐爱。这年为有司所选，将同蔡希颜、朱守中（均阳明门人）入京，阳明还作了一篇《别三子序》赠勖他们之行。不料这天夜深时候，刘瑾遣的两个刺客已到了，阳明的环境，顿时险恶危殆起来。
恰巧有个救星，就是胜果寺的邻居沈玉殷。他素来钦服阳明，因见有两操北音的汉子，挟着阳明出寺前行，心里就大疑，尾随之行三里许，追至密向阳明说：“顷见彼二汉之挟公行，恐不利。”阳明也明知生命操于刺客的手中，危机四伏，无力抗拒，只好任其所为了。沈又与刺客虚作殷勤，问何故欲杀阳明。刺客云为杀之复命，始知乃系瑾所主使。沈又向刺客道：“王公今夕，当然不能生存，我具斗酒，与之诀别，且与君等痛饮，君等愿意答应吗？”刺客料知阳明，已成釜中之鱼，笼中之鸟，决不会有何变卦，也就允许姓沈的话。饮毕，刺客均大醉。破晓，沈乃密教阳明他逸，以石沉江，解遗巾履，放岸上，作自溺状。事后，沈故作痛哭，说阳明已投江自溺。刺客也明知乃沈所行诡计，虽怒沈，亦无可奈何，恐害沈而己亦获贪杯之罪，阳明因此便侥幸脱险了。
阳明的兄弟守文，这时正在杭州应乡试，闻沈报阳明投江，于是大家都说阳明已自溺死。他父亲又派人至遗巾履处捞觅尸身，一般门弟子互相告知痛哭，独有徐爱不哭，并谓阳明决不会自溺，又说：“先生将昌千古之绝学，岂忍轻于一死乎？”后果然被他料着。
阳明既脱虎口，私自庆幸，乃附商船往舟山。忽遇飓风大作，一日夜忽吹至闽界福州武夷山。登岸行山径数十里，见一古寺，想要叩门进去投宿，寺僧不许。天色已晚，没有法子，只好跑到另外一个野庙香案下息卧。哪知所卧的地方，却是一个虎穴。到了夜半，虎绕廊大吼，但没有进去，等到天明，虎方他去了。
寺僧每晨总要到野庙里来一次，见有旅客残，则取其行囊以去，习以为常的。讵料是夜虎但绕廊大吼，并不敢入。寺僧意昨夕叩门借宿的客人，必已饱于虎腹无疑，将往收其囊。至则阳明犹酣睡未醒，均大为惊异，称之为非常人。又邀他到庙里，庙里有个异人，原来就是前次阳明新婚之日，在铁柱宫遇着对谈忘归的道士，他乡忽遇故知，自然喜悦非常，乃向道士说：“我遭阉瑾之祸，幸脱余生，行将隐姓潜名为避世计。”道士大不赞成他这消极的行为，并说：“你有亲在，又有名朝野，要是从此匿迹，则将来设有不肖之徒，假借你的名望，鼓舞人心，万一逮你的父亲，诬你北走湖、南走粤，那你又将如何办呢？倘若朝廷寻究你的家中，岂不反造成赤族之祸么？”说完又拿出一首作好了的诗，给阳明看道：
这诗便是勉他不可消极的作出世想，应积极地作入世想。阳明看了，颇为感动，又以道士所言，殊有道理。道士复为阳明占一课，说还是归家赴谪地最好。阳明计乃决定，于是濡墨提笔，题诗壁间，留作此行纪念。诗道：
由武夷至南京，时龙山公因阳明获罪，故迁为南京户部尚书，特私往省视。
居了数日，便起程取道赣、湘，赴贵州龙场。途次草萍驿遇大风雪，颇为困苦。至广信，时正元夕。次鄱阳湖，忽遇娄一斋等，相见惊喜，有《夜泊石亭寺用韵呈陈娄诸公因寄储柴墟都宪及乔白岩太常诸友》诗。至袁州登宜春台，也有诗以纪其事。复至萍乡谒濂溪祠，宿武云观，亦均有诗。入湘在醴陵道中，遇风雨，困殆不堪。至长沙遇周生请益，有《答周生诗》。在长沙因泥潦侵途，不良于行，兼以齿痛之病，《游岳麓》有句云：
便是述留滞长沙之原因。离了长沙，过天心湖，又遇巨风，瞬息行百余里。日暮抵沅江，舟已为石所损，补好诘朝复行。风更大，晚泊湖边，风雨越发厉害，舟惧不敢行，但舟中粮已告罄，不进亦将饿死，乃在岸旁慢驶。少时雨阻，趁风续进，夜抵武阳江，惊魂方定，乃入市籴米做晚炊，共庆再生。
阳明在路途因颠沛流离，不禁有去国怀君身世飘零之感，于是便作了一首《去妇叹》，大意是说：“楚人有间于新娶，而去其妇者，其妇无所归，去之山间独居，怀绻不忘，终无他适，予闻其事而悲之，为作《去妇叹》。”
这里所说楚人，便隐指天子；其妇便是隐喻自己；新娶便是指刘瑾。是仿屈原《离骚》之意而作的，先为说明，然后再来看他的作品吧：
阳明是个极端忠君主义者，在这一首诗里，就已完全表现出来了。妙在把自己一片忠君心肠，借弃妇口中能曲曲折折地道出，真不愧为一篇绝妙的佳作。
他从此起，一直到龙场去了。沿途也作了许多诗，纪其行程，这里不再多引了。
在这一节的上半节内，作者叙述阳明的脱难生活，读者不觉得它太神话，像《西游记》《封神榜》《天方夜谭》一样么？不说作者的脑筋腐败，在这科学昌明时代，还大提倡其迷信么？关于这一层，作者实在十二万分地抱歉，对于阳明这次的行程，寻遍各家所述，都纷纷异说无定，不能得个较确切明了的叙述。钱绪山编的《阳明年谱》、黄久庵撰的《阳明行状》、湛若水撰的《阳明墓志铭》、尤西堂作的《王文成公列传》，均各执一说，无从定其是非，而怪诞之记述特多。执经问难之及门诸子，尚且意见分歧，不辨其师之行程所经，无怪后人更要模糊不清了。若以阳明所作武夷、长沙、岳麓、罗汨、沅水的诸诗而言，则行状似乎较为可信。但其中过于怪诞虚幻，实有不能令人可信之点。毛西河曾对此有过最激烈的攻击，证明其妄。他说：
这种攻击，真有一针见血之概。用真理实据，证明其迷信附会之不当，即起钱、黄等复生，亦不能不低首认罪。但说阳明是径之龙场，似又难以置信。武夷、长沙诸诗，明明是阳明所作，何得云是径至龙场？若依我之臆解，阳明是由京赴杭，避瑾逆谋乃逃匿于武夷，旋即赴南京省视，后再至赣由湘入滇。所有许多荒诞不经之事，均为弟子欲彰其师盛德令名，故加附会，以坚后人信仰的，决不可信。大凡中国人最重的是迷信，所谓是个贵人，必定总有许多神话，加于其身。在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的传记，几乎触目皆有这一类的附会之词。钱绪山作年谱，可惜也不能逃出这个恶例，但明眼人自然不会受他的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