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应试生活
第一节 三人好做事
弘治五年，浙江举行乡试。那时的明朝，对于科举考试，是特别注重的。读书要想出人头地，都非去应试一下不可。像这种科举制度，专门考试八股文，本来不是一件好事，无非牢笼人才，桎梏思想罢了。古人也曾骂它是：“作经义贼中之贼，为文字妖中之妖。”但你不要出头便罢，如想出头，那么，这道关口——科举，不从此经过就不行。
阳明的父亲，便是此中出来的第一个成功的人——状元，当然也想他的儿子，同他一样成功。所以在家命阳明学习八股，就是为的应试。在此，我们不能责备阳明同他的父亲，说他们是脑筋腐败。要知那时读书，除了习八股去应试，再没有第二条出路呀！
这次浙江举行乡试，当然是读书人出头的机会到了。阳明也来此应试，哪知在考场中，夜半的时候，忽然发现两个很长大的人，都穿着绯绿的衣服，东西分立着，大声说道：“三人好做事！”说毕，就不见了，许多来应试在场的士人，都异常惊异，更不知这句“三人好做事”的话，是含着什么意思。本来爱迷信差不多成了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尤其是在考场里。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也要疑神疑鬼，闹得不休；何况真又出现这两个长人，并且大声讲了话呢？
“三人好做事”这句话，究竟含着什么意思呢？又说的是哪三个人呢？这个问题，盘旋于在考场应试的士人的脑际，结果总不能找出一个相当的答案。
还是等阳明擒了宁王以后，这个问题，便给人们答了出来。
长人口中所指的“三人”，就是胡世宁、孙燧与阳明。在这次应试考场里，他们三人，恰都在内。后来宁王图谋不轨时，首先摘发其奸的，便是胡世宁；其次，尽忠殉难的，便是孙燧；又次，平逆擒藩的，便是阳明。至那时，人们方才明白，明白了长人说的话的意思。所指的“三人”，即是胡、孙、王；所指的“事”，即是宁王的叛逆。
这确是一件特别凑巧的事，宁王之乱，几危及明室鼎祚，幸亏一个胡世宁，首先摘发其奸，使人知濠之恶，不去归附；又亏一个孙燧，慷慨尽忠，使人感愤勃发，纷纷抗贼；又亏一个王阳明，设计调兵，平乱擒逆；由是明室社稷宗庙，均告无恙。而这三人，既是同乡（均浙江人），又是同榜（这次浙江乡试均被取中），复是同一事（宁王叛乱），这不是一件最凑巧的事么？
至若考场中，两个长人所讲的话，虽然幸而言中，但终恐是后人因他们三人同乡、同榜、同事，故加附会，亦未可知。实在是太说得神乎其神，教我们不敢相信呀！
第二节 两次京师会试的失败
浙江乡试已毕，阳明在家就取朱熹所著的遗书，沉思研读，欲求宋儒格物之学。有一天，想到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于是就取竹来格，格来格去，结果还是格不出其理，由苦思而致得疾了。这种研究学问的精神，就是后来造成他哲学发明的因子哩。
因格物不得其理，渐觉这“圣贤”二字，自己是没有分了。连圣贤的道理，都不能明，如何可以做圣贤呢？此路不通，于是又去研究词章之学，打算做一文学家了。
到了次年春季，就是会试京师的时期，阳明与试，不料落第而归。以一锐进的少年，忽然遭了这一个打击，心里的不快，是不言可喻。但我们莫误会了他，不是为落第、得不着仕禄而不快，他实在是抱着一腔爱国的热忱，未曾发泄，不能不借这科第，作为进身阶梯，方可立功报国，显亲扬名；若是以为他是急于求进为利为禄，那就未免误解了他哩。
在那时，有个宰相李西涯，素来是很器重阳明的。见他这次落第，心里非常惋惜。并且还对阳明慰藉着说：“你这次科第，虽然失败，但来科的状元，是一定会归你的。”又戏请阳明作一篇《来科状元赋》，他也就提起笔来，略不思索，一挥而成。当时在座的诸老，无不赞称之为“天才”，西涯也自佩服赞赏不已。
后来这事，渐渐传将出去，便有许多人嫉妒起来，说：“要是让阳明真个作了状元，他的眼中，还有我们这些人吗？”于是一个天才卓越、意气飞扬的少年，几成了众矢之的。
过了三年，又要京师会试。预备做来科状元的阳明，因遭忌抑者的暗算，结果大失所望，还是“名落孙山”。与阳明同舍应试下第的人，都以这落第为耻，非常懊丧。哪知阳明，却完全不以为意，反来慰藉着别人说：“这应试落第，算得什么一回事呢？诸君还以此为耻么？我却是以不得第而动心，方才为耻哩！”大家不由得不佩服他的胸襟阔大。真的，对于科第荣辱，实在不在阳明的心上，得了也没有什么可骄，失了也没有什么可耻。看他后来，对他的门人徐爱说“君子穷达，一听于天，但既业举子，便须入场，亦人事宜尔。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则大惑矣……”的一篇话，就可知道他这时，不是矫情骗人了。
两次的失败，在普通人，是无有不懊丧万状的，然而阳明却不如此。他回到余姚时，与一般朋友，反在龙泉山寺，结起诗社来。每日拈题分韵，大作其诗。阳明的文学天才，本就超群绝伦，无出其右，而他的诗，更是旁人莫能及。那时，有个致仕方伯魏瀚，也是个作诗的能手，原是阳明的父执。有次与阳明共登龙山，对弈聊诗。不料所有佳句，总是被阳明先得了去，魏瀚实在佩服到了极点，连说：“你的才太高，我惟有甘拜下风，退避数舍。”可惜他在少年时代的作品，集里大多数未曾收入。有人说，这是因他年少的作品，未臻炉火纯青之候，故不收入集中。但我们可以断定的，魏瀚既是个雄才自放的老诗人，也这样的佩服，被他压倒，作品当然总还不坏，惜乎我们不能一读，真是一个遗憾啊！
第三节 少年时代的矛盾个性
阳明在余姚住了些时，仍又到京师来。这时边警甚急，举朝仓皇，朝廷想推择一个有大将之才的去捍卫国家，抵御外侮。可是一般醉生梦死的朝臣，谁都不敢负起卫国御侮的责任。即使有一二忠义奋发之士，但又非大将之才，不能荷此重任。阳明感到国家需材如此之急，而真材又如此之缺乏，专靠文事，是不足卫国御侮的。于是就立志从事兵家之学，并慨然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无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而欲临时备用，不亦难乎！”本来，阳明对于骑射，早就娴习，对于军事学识，也受过了许璋的传授；但因为专心文事，所以对于军事一道，倒忽略未讲求了。这次受了边患复炽的感触，又才觉得军事之学，是不可抛弃，而且很为重要。于是便把兵家的秘书，一一精研熟究起来。
要是说起阳明少年时代的个性，却是一个极矛盾，而又极可笑的。一会儿抱着极端入世主义，一会儿又抱着极端出世主义；一会儿要学文，一会儿又要学武了；一会儿报国心极重，一会儿又一切都不愿管，只抱个人享乐主义，入山修道了。这大概是他太富于冲动性的原故，只要环境一有转换，他便会受这转换的冲动，把原来的宗旨、心情，都给改变了，连他自己都拿不定。你看他刚才把一切抛开，专致力于研究兵法，预作他日为国效忠，这是何等爱国精神的表现！可是，不久他就变了宗旨，又去弃武习文了。依然又去研究哲学了。
自从探求格物之理不得，乃去致力词章艺能之学，后来又觉这是不足以通至道的学问，也没有什么大用处，便就遗弃，仍复回头研究哲学。又因自己所学不足，想遍访天下名师益友，互相切磋启导。但又不遇，他已徘徊歧路，惶惑莫知所从了。
有次，又去翻阅朱熹的书籍，忽读到上光宗的疏内有段“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的话，心中很悔以前自己的错误，虽然探讨甚博，却未循序致精，宜乎无有所得。于是，一反前之所为；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但是，物理终是物理，吾心还是吾心，总判然是两样东西，不能融合为一。愈思脑筋愈模糊，愈不能得其解了。沉郁既久，老病复发，他更觉得这“圣贤”二字，自己确实没有份了。
因两次沉思朱熹的学说，不得其解而致病，使他渐感觉朱子的哲理，有许多短缺地方，不得不另图开辟。结果，便造成千古炫耀，与朱学并驾齐驱的“王学”。
为厌弃哲学，又偶闻道士大谈其养生之论，“圣贤”已知无分，遂想跟着道士入山修道，去讲养生的学问，不再过问世事。这个念头一起，他的人生观，陡地又变了。
一时要报国，一时又想入山；一时想做圣贤，一时又想讲养生；一时热度几达沸点，一时又降到冰点之下。学业复杂，信仰无定，我们无以名之，惟有名之曰：环境冲动的矛盾个性而已。
弘治十二年，阳明已有二十八岁。在这年春季，又届会试之期，想入山做道士的念头，已经收起，又是豪兴勃勃，要来雪以前二次之耻了。揭榜之日，赫然名居南宫第二，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二人。虽然不是状元，却比状元也差不了几多。有志者事竟成，以前之二次失败，就是助成这次的成功。较之一般稍为失败，而就气沮神丧、不再求前进的少年，真有天渊云泥之比呀！
一脚跳进了宦海，生活上自然起了大大的变化。这次试中，就是生活转变的一个大关键。我们看他少年的生活，已闭幕了；而政治的生活，却启幕将开始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