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果戈理及其作品研究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罗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的“散文之父”。1831年，果戈理完成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继而创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其中包括《塔拉斯·布尔巴》《旧式地主》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等)。在之后的创作生涯中，作家陆续完成有短篇小说《涅瓦大街》《狂人日记》《鼻子》和《外套》等重要作品。果戈理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为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死魂灵》。鲁迅将果戈理的讽刺艺术效应定义为“含泪的微笑”:“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1]

20世纪20年代，耿匡翻译的《马车》^[2]为果戈理作品最早的汉译本。^[3]而关于果戈理最早的研究文献则是鲁迅于1907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4]鲁迅对果戈理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果戈理的作品具有“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5]。早期果戈理研究的重要文献还有耿济之撰写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和冯瘦菊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家的传略和著作思想》。^[6]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包括果戈理研究在内的俄罗斯文学学科经历了重建、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进程。纵观30年以来的中国果戈理研究之历程，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果戈理研究在其理论资源、研究思路、分析方法等方面均经历了持续变革的过程。整体上说，我们可以将30年的果戈理研究及其成果分为四个论域：(1)作家总体研究；(2)创作艺术研究；(3)小说创作研究；(4)戏剧创作研究。

1．80年代研究状况

80年代是果戈理研究继“文革”之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这一时期果戈理研究的主要特征为“重建性”。而“重建”的重要基础则源自“文革”以前、20世纪上半期的果戈理研究成果以及苏联当代的果戈理研究成果。

在“作家总体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有：王远泽撰写的《果戈理》^[7]；胡淇珍的《果戈理和他的创作》^[8]；龙飞、孔延庚的《讽刺艺术大师果戈理》^[9]；王远泽的《果戈理：1809—1852》^[10]等。以上论著均从整体上对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进行梳理和评述。而高长舒撰写的《鲁迅与果戈理》^[11]则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鲁迅和果戈理的创作在宏观层面上给予了系统的对比和分析。

在“创作艺术研究”论域，钱中文撰写的《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12]、梅希泉的《论果戈理的笑的艺术》^[13]、秋诗的《用痛苦的语言嘲笑：果戈理的幽默》^[14]等较具学术价值。这些论述均将研究关注的焦点置于果戈理创作中的“讽刺”“笑”和“幽默”等形式元素。专著《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共分11个部分：1．童年和学校生活；2．在彼得堡；3．创作道路的开始；4．向现实主义转折的前夕；5.“文坛的盟主”;6．戏剧创作；7．漂泊生涯；8.《死魂灵》;9．杰出的讽刺艺术；10．思想和创作的危机；11．果戈理和中国。该书在对果戈理生平和创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作家的代表作品《死魂灵》、作家的“讽刺艺术”、思想和创作经历的危机阶段，以及作家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联分别给予了考察和分析。

在“小说创作研究”论域，学术文献主要集中于对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分析。其中，以下论文较具代表性：宋垠夫撰写的《玛尼洛夫精神》^[15]；梁异华的《果戈理的彼特鲁什卡》^[16]；刘伯奎的《瑕不掩瑜 弃而未毁——<死魂灵>第二部残稿探索》^[17]；刘传铁的《浑言则同 析言有别——<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讽刺艺术之比较》^[18]以及缑广飞的《俄罗斯的出路何在？——论<死魂灵>第二卷及其他》^[19]。《俄罗斯的出路何在？——论<死魂灵>第二卷及其他》对果戈理《死魂灵》第二卷创作动机给予了揭示，认为《死魂灵》第一卷结束时所提出的问题——“俄罗斯，你究竟飞到哪里去？”是第二卷创作的动机。论文以此对《死魂灵》第二卷主题思想进行了探讨。

在“戏剧创作研究”论域，潘传文撰写的《喜剧的启示——<伪君子>、<钦差大臣>读后》^[20]较为典型。论文在比较文学视野中对《钦差大臣》的喜剧功能展开了对比分析。

2．90年代研究状况

90年代，中国的果戈理研究进入到发展时期。新型学术视野的有效确立，为这一时期果戈理研究的学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果戈理研究主要集中于“作家总体研究”和“创作艺术研究”两个论域。

在“作家总体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任光宣撰写的《论果戈理创作中的宗教观念》^[21]和龚举善的《象征：果戈理艺术思维的“原型”批判》^[22]。《论果戈理创作中的宗教观念》认为在果戈理的文学创作中，基督教的观念和情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而言，果戈理异于宗教神秘主义的宗教理念使得他直面现实和反映现实，同时秉持宗教意识以观照现实并基于宗教伦理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象征：果戈理艺术思维的“原型”批判》指出作家对欧洲传统“象征模式”创造性的援用拓展了小说文本的语义空间，论文以《塔拉斯·布尔巴》《狄康卡近乡夜话》《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和《死魂灵》等小说为个案对果戈理“象征”之原型进行探源并对其表现方式给予描述。

在“创作艺术研究”论域，胡书义撰写的《苦笑·讥笑·冷笑——果戈理、谢德林和托尔斯泰讽刺艺术的比较》^[23]、王小璜的《论果戈理的讽刺艺术》^[24]和吕绍宗的《左琴科讽刺艺术中果戈理式的笑与泪》^[25]等论文较具影响。其中，《论果戈理的讽刺艺术》以《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等作品为个案，揭示出果戈理讽刺手法与18世纪俄国文学传统的渊源关系，并指出作家对传统讽刺艺术的革新和拓展。

3．21世纪前10年研究状况

21世纪前10年中国的果戈理研究进入到成熟期。这一时期的果戈理研究在对前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积累的基础上，努力拓展学术视野，最终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步走向系统化。这一时期“作家总体研究”论域的论文，具体是关于作家“意识形态”研究的论文在数量上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在“作家总体研究”论域，较具影响的论文有：伊莲撰写的《“果戈理的奥秘”》^[26]；任光宣的《果戈理的精神遗嘱——读<与友人书简选>》^[27]、《虔诚的信仰 深邃的思想——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中的文学思想》^[28]和《儒家思想的遥远回声——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与孔孟思想》^[29]；张中锋的《是现实主义还是古典主义——试析果戈理创作的美学特征》^[30]；刘洪波的《从宗教情结到宗教的道德探索——漫谈宗教道德语境下的果戈理创作》^[31]和《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之我见》^[32]；徐乐的《果戈理的精神之旅》^[33]；周启超《徘徊于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之间——果戈理的文学思想轨迹刍议》^[34]；夏忠宪的《“Пошлость”考辨——重读果戈理》^[35]；金亚娜的《并非不可解读的神秘——果戈理灵魂的复合性与磨砺历程》^[36]等等。任光宣撰写的《果戈理的精神遗嘱——读<与友人书简选>》和《虔诚的信仰 深邃的思想——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中的文学思想》两篇论文对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与友人书简选》进行了详尽解读和深入分析。前者认为《与友人书简选》对于作家而言，“既是他的长期精神活动的总结，又是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所做的理论阐释”，论文藉此对作家的社会观、宗教观和自我改造等问题给予了系统的阐明。后者则鉴于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与友人书简选》进行批判的文学史实，对别林斯基与果戈理双方的论战进行梳理以对论战的缘由和两人思想观念分歧的实质给予了分析和评定。《是现实主义还是古典主义——试析果戈理创作的美学特征》否定了文学史对果戈理作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自然派”)的开创者的定论，认为作家创作属于古典主义，在其创作理念上包含有“东方的自然观”“古罗马的艺术观”和“中世纪的宗教观”。在刘洪波撰写的《从宗教情结到宗教的道德探索——漫谈宗教道德语境下的果戈理创作》和《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之我见》两篇论文中，前者对果戈理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定位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提出运用新的视角——宗教道德的维度观照作家的作品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果戈理创作的意义。后者则通过对《与友人书简选》系统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内在逻辑(内在情节)——“宗教道德思想”，论文认为《与友人书简选》是作家“透过宗教道德的棱镜看到的和理解的生活”。《徘徊于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之间——果戈理的文学思想轨迹刍议》对果戈理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史定位表示质疑。论文认为就主体精神气质而言，基于果戈理文学思想的指向和对文学世界的展现，果戈理应该属于浪漫主义作家。

在“戏剧创作研究”论域，夏忠宪撰写的《悖谬、彻悟、救赎——果戈理的戏剧创作与荒诞》^[37]和孙彩霞的《“钦差大臣”中的反讽》^[38]代表了这一时期果戈理戏剧研究的成果。《悖谬、彻悟、救赎——果戈理的戏剧创作与荒诞》在对果戈理戏剧创作作总体考察和对“荒诞”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对作家戏剧作品与具有“现代性”指向的“荒诞”元素之间的关联加以探讨和分析。《“钦差大臣”中的反讽》则对果戈理代表剧作《钦差大臣》的系列反讽手法及其戏剧功能给予分析和评定，指出它们在表现戏剧主题方面的价值之所在。论文认为基于“反讽”的多重结构手段使得《钦差大臣》成为讽刺文学的典范。

此外，从1979年至今，在国外果戈理研究学术著作翻译方面，较具影响的译著有：刘伦振等翻译伊·佐洛图斯基的《果戈理传》^[39]；张达三、刘健鸣翻译尼·斯捷潘诺夫的《果戈理传》^[40]；袁晚禾、陈殿兴编选的《果戈理评论集》^[41]；蓝英年翻译魏列萨耶夫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42]；周启超、吴晓郁翻译维·魏列萨耶夫的《生活中的果戈理》^[43]；刘逢祺、张捷翻译米·赫拉普钦科的《尼古拉·果戈理》^[44]；赵惠民翻译特鲁瓦亚的《幽默大师果戈理》^[45]；蓝英年翻译屠格涅夫等撰写的《回忆果戈理》^[46]以及刘佳林翻译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47]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果戈理研究历经了30年的历程。果戈理研究在新时期社会-文化语境下、藉以新的文学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各个研究论域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我们认为随着文学的研究理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的不断沿革，中国的果戈理研究必将步上新的台阶。

[1] 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文集》第六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

[2]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1集，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版。

[3] 参见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第159页。

[4] 同上书，第158页。

[5] 鲁迅：《1898—1922：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6] 参见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第160-161页。

[7]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9]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0]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 《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

[12]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3] 《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

[14]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5] 《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16] 《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2期。

[17] 《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18] 《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

[19] 《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0] 《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21] 《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22] 《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23] 《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24] 《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25] 《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6] 《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7] 《国外文学》2001年第4期。

[28] 《国外文学》2001年第5期。

[29] 《俄罗斯文艺》2005年第3期。

[30] 《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5期。

[31] 《国外文学》2003年第2期。

[32] 《国外文学》2006年第2期。

[33] 《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2期。

[34] 《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35] 《俄罗斯文艺》2009年第3期。

[36] 同上。

[37] 《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1期。

[38] 《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39]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0]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1]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2]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3]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4]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45]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46] 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4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