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类型”资源界定
一、政府资源配置理论
（一） 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论述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理论主要解决了资源价值配置及其归属的问题。
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的内容即价值的质和量、价值的表现形式以及价值的运行规律，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价交换、市场需求诸方面阐述了商品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模式。生产理论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核心的，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它实质上论述了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市场经济企业合理配置资源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能带来剩余价值，资源配置就是合理的，反之就不合理。流通理论包括了个别资本流通和社会资本流通，个别资本流通中的资金周转实际就是论证了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而社会资本流通理论则阐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要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保持适度的比例，协调发展，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分配理论论证了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润、利息和地租；资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货币所有者借出货币而获得利息，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而获得地租；他们必须讲求效益，节约资本和土地，而利润、利息、地租无疑是实现资源配置强有力的经济杠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没有像西方经济学那样明确提出资源配置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论述的理论是资源配置原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理论对政府配置资源论述
“外部性”英文词的原型来源于剑桥学派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出现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1]。到了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的学生、公共财政学的奠基人庇古在其名著《福利经济学》中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了外部性问题(Externality)[2]。庇古全面接受了马歇尔提出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并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出发，应用边际分析方法，最终确立了外部性理论。庇古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须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这种损害的，这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对外部性分析如下：①不仅生产活动可以产生外部性，消费活动也能产生外部性。例如，当某种商品的生产涉及正外部性时，市场决定的产量就会太少，价格会太高，政府就会试图扩大其供给；反之，政府则会试图减少其供给。②外部性是指产品的私人消费或生产产生的社会溢出收益或成本。也就是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会使得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
“公共产品”是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公共产品”的定义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4年第11月号上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按照他的定义，所谓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人消费这样的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为了辨别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与私人产品，经济学家们提出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概念或标准，也就是说，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纯粹的公共产品因边际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且排除任何人享受某种公共产品在技术上不可行或成本高昂，因此政府利用其公众委托的权力向社会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如通过政府投资向公众提供防务、安全、公共设施等。市场中还有多种竞争程度介于公共产品和竞争性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这部分产品中的一部分通常由政府投资提供，或由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共同提供。
一般来说，如果竞争受到限制、如果存在外部性、如果涉及公共物品、如果市场欠缺，以及如果信息受到限制，资源就没有达到有效配置。即使整个经济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只要存在外部性，涉及公共物品，那么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就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就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从根本上说，政府或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是由市场失灵引起的。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全，不能有效提供全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而就需要政府利用其权威来对资源配置加以调节和管理，使社会资源和要素按照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方向重新组合。
（三） 发展经济学对政府市场资源配置作用论述
1．20世纪50～70年代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主张政府通过计划和规划主导资源配置
20世纪50年代对政府和计划的推崇以及其中结构主义对市场价格体系的排斥。这一时期(1950—1975)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可靠的市场价格体系，企业家有限，需要进行大的变革，而国家是变革的主要行为主体。对对外经济的悲观和对内部经济的乐观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的主导思想。在对发展中国家现状的这种认识和这一主导思想作用下，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促进资本积累，利用剩余劳动储备，实施进口替代以放松外汇管制，通过规划和计划协调资源配置，来完成经济的结构性转换和实现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政策主张的一系列模型，如罗斯托的“增长的阶段”[3]、纳克斯的“平衡的增长”[4]、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理论[5]、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和二元部门模型[6]等，其核心即是资本积累。他们认为，资本积累才能保障GDP的增长，才能保障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从而达到发展的目的。他们中的结构主义者更是强调刚性、滞后、短缺与剩余、供给和需求缺乏弹性、结构性通胀和出口悲观论，对市场价格体系进行批判，主张政府更多地通过计划规划等手段介入资源配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关注有形资本转向关注人力资本以及对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质疑与批判。20世纪60年代，对有形资本的关注让位于对人力资本的关注，人们认识到人对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具备一定知识、良好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以及技能的增加，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尽管发展经济学家们对自己的理论持乐观态度，但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贫困、失业与就业不足依然存在，绝对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仍在增加。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许多人指责政策导致的扭曲和公共政策导致的非市场失效、忽视农业、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进口替代政策的负面影响和国际收支逆差。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产业规划和综合计划的缺陷变得更加突出，此时的批判指向计划的缺陷、不充分信息、意外的国内经济活动失序、制度缺陷和公共政策系统的缺点等政府失灵。而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指责这些发展经济学家的主张使“作为独具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挤出了经济学的主流”[7]。1952年阿瑟·刘易斯对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解释：落后国家政府要做的如建立产业中心、农业革命、严格地管理外汇，以及制定公共服务和经济立法等工作，在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企业家去完成，而在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比发达国家差得多的公务员系统去完成，政府要做的工作太多而政府的能力又较差，等等。
2．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代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新市场失灵领域发挥有效作用
1975年以来的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上的应用性学科，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们高度概括的宏大模型转向分解型的基于生产单位和家庭的微观研究。他们强调人力资本，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索洛模型[8]的补充，并对解释国家在发展上的差异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目前，发展经济学家们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认为政府和市场并不是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是构成经济体制的必要因素，它的作用在于有时可以替代其他制度因素，有时则是其他制度因素的补充。在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上，他们认为政府去做它能做得最好的事，伴随的挑战是如何以最低的代价获取政府行动的好处；政府在处理新市场失灵（不完全信息和高成本、不完备市场、动荡的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性、交易成本等）、提供公共产品、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保护环境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功能。
（四） 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理论界基本上因袭庇古的传统，认为在处理外部性过程上应该引入政府干预力量，对外部性产生者或课税或给予补贴。这一传统被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于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所打破。科斯提出了被斯蒂格勒命名和形式化的著名的“科斯定理”，其含义是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9]。科斯认为：①如果产权被明晰地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②如果产权能被清晰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帕累托条件（或经济效率）将能够实现。由科斯定理不难推断，在解决外部性时可以用市场交易形式替代法律程序以及其他政府管制手段。尽管科斯定理有一些局限性，但总的说来，它主张利用明确的产权关系来提高经济效益，解决外部性给资源最优配置造成的困难，尤其是解决公共资源中出现的严重外部性问题，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科斯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一种制度安排与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这个结论被诺斯教授更为简洁地概括为，当交易费用为正时，制度是重要的。这句话道出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0]。
[1] 外部经济：又叫外在经济是指由于消费或者其他人和厂商的产出所引起一个人或厂商无法索取的收益。是指当整个产业的产量（因企业数量的增加）扩大时（企业外部的因素），该产业各个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因而有时也称为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y of Scale)。
[2] 外部性问题：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
[3] 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政治和成长阶段，1971。经济成长阶段论(Rostovian take-off model)又称作“罗斯托模型”、罗斯托起飞模型，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第三阶段即起飞阶段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开始，在所有阶段中是最关键的阶段，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因此罗斯托的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
[4] 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在各个部门和产业应当同时投资推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主张。平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等平衡增长论者认为，宏观经济的计划化，是政府在平衡增长战略中最为有力的手段；但是，只要市场发育充分，各个行业中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不受干扰地创新，那么，私人企业的自发活动也会促进经济的平衡增长。
[5] 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1943)。核心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平均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
[6] 刘易斯，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曼彻斯特学报，1954.5。
[7]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p.7,p.28,p.24.
[8] 索洛模型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这一生产函数与储蓄率不变，人口增长率不变，技术进步不变的假设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索洛模型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强调单纯物质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极限，在人口增长率不变和技术进步不变条件下的稳态零增长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9] R. H.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第3卷，1960.10。
[10] [美]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