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然为美的道家思想
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意义上看，对后来各种中国审美学说和艺术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这主要是因为道家强调精神自由，倡导返璞归真，反对“为物所役”或人的异化，并在追求自然无为、与道同体或“游心太玄”的理想境界中首次把审美同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握住了审美活动乃至艺术实践的根本特质。不消说，道家美学是围绕着“道”这一中心概念展开的，所以论“道”即是论美。那么，从“道法自然”等命题中，就不难推导出“自然为美”这一道家美学思想的基本尺度。
“道法自然”的命题见于《道德经》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的“自然”，一方面表示一种本原或始然的创设规律，也就是作为天地之根的“周行而不殆”的“道”本身；另一方面意指自自然然、自然而然或听其自然的状态，即不强行、不妄为、更不胡作非为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顺应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生存状态。这一状态是与道同体的，遗世独立的，逍遥自由的，因此也是审美的。与老子并称“老庄”的庄子堪称一位“诗哲”。与先秦其他哲学家相比，他的性格与思想最富有诗意或美学的意味。闻一多称其为“最真实的诗人”，认为“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庄子尽管很少专门谈美学论艺术，但他的哲学可以当作美学来读，他的哲学命题可以视为美学命题，两者是浑然一体、难以分离的，因此对中国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哲学影响极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庄子，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艺术。
《庄子》一书在传承老子以“道”为本的思想的同时，着意发挥了有关“气”“大”“真”“技”“言”“意”“形”“神”“无为”和“游心”等观念，标举了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理想，强调了保持人格独立的意义，批判了“人为物役”等社会异化现象，指出了“乘物以游心”等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倡导了“以天为徒”“与物为春”和“身与物化”的人生艺术化或审美化境界等。的确，“他处处都力求从宇宙的本体（‘道’）高度来论证人生的哲理，把人类的生活放到整个无限的宇宙中去加以观察，以此来探求人类精神达到无限和自由的道路……并且把人类的生活同宇宙的无限联系起来，把人类提到了‘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地位，认为人类应效法那支配着宇宙万物的无所不在的‘道’，使自己成为永恒的无限自由的存在”[1]。总之，理论上，庄子把老子的相对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不仅要“齐万物”（如生死、荣辱、贵贱、祸福、苦乐等），而且要“超然物外”，完全摆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架势。其实，他本人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十分重视人类的生存状态，其思想中隐含着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情结。他的哲学或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明哲保身”，使人看破虚幻浮华或过眼烟云似的功名利禄，使人的生活和精神达到一种不为外物所束缚、所统治的绝对自由的独立境界，而这种境界往往是通过与道同一的审美体悟来实现的。
值得强调的是，庄子言美论真（“故圣人法天贵真”《渔父》），常与天地万物并举，并且隐含“道”的自然无为或本原本真特性。如他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相反地，“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天下》）。庄子所言的“大美”，作为“道隐无名”故“不言”的“大道”之显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人需要静心凝神地仰观俯察方能感知和了解它。真若达到这一境界，便成为“至人”“大圣”或“真人”“神人”。庄子笔下的理想人格虽名目繁多，而实为一种。那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的得“道”之人或与“道”同体之人。这种理想人格是“道”的化身，这种人格美的本质在于“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大宗师》）般的绝对自由性和不为外物所奴役束缚的独立性。
根据老庄的思想，要达到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就有赖于自然无为、逍遥自在的“游心”之道，即“游心于物之初”，探求“至美至乐”（《田子方》）的“游心”之道。庄子在《逍遥游》《大宗师》《知北游》和《田子方》等篇中，对这种“游心”之道均以谈玄论道的象征笔法做了说明。所谓“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心斋”和“坐忘”等，连接起来便组成了一套“采真之游”的系统方法。那位神气拂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真人”或“至人”，不也正是依靠这种与道同体、合于天德、虚无恬淡、充满自由想象的“游心”吗？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隐于山林或浪迹山水之中的心理趋向极为强烈，与庄子所倡导的“逍遥游”审美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不消说，“游心”之道为方法途径，“游心”于道才是最终目的。后者就是庄子所说的以便“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田子方》）的境界。在这里，人从有限进入到无限，从瞬间进入到永恒，一方面是“天与人不相胜”，一方面是人与道二合一，虚静澄明，无忧无虑，悠然自在，流连忘返……这一切只能出于自然，不能假借人为。否则，“游心”失散，美乐不存。
比较而言，“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基石。在他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有遵循“自然”这一普遍的法则，万物才能够和谐共存，社会才会有正常秩序，人类才可能健康生活。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从中引申出一种“自然”之道。据此，庄子论道，讲“自然”（普遍规律）；论美，讲“自然”（审美对象）；论人生，讲“自然”（与天为徒，因任自然）；论情性，也讲“自然”（精诚品性）。他认为人的情性表现要“真”，因为“真”或“精诚”，才会动人感人；而“真”是“受于天”的，是“自然不可易”的，这就是说它必须遵循“自然”或“自然而然”这条基本法则。如他所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渔夫》）显然，人在情性表现上是不能弄虚作假的。否则，那就成了一种讨嫌的“矫情”或“虚情假意”。相反，应当讲求真诚自然，遵从“自然”之道。只有“诚于中而形于外”的真情，才具有感人的力量，以此表现在艺术中才具有审美的价值。这便是自然为美的原因所在。从中国艺术的发展来看，“自然”之道与自然为美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内涵。
特别是到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人与艺术自觉的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就审美理想而言，魏晋人所倾慕或追求的那种“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3]，是对“自然为美”这一道家美学标准的充实与发展。这里所谓的“自然”，不仅指自由旷达的审美风格与态度，而且指玄妙广阔的审美对象与范围。嵇康所言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就是对潇洒不群、超然自得、论道谈玄、浪迹山水的魏晋风度的具体写照。这种“游心太玄”作为最高的精神或审美境界，和庄子所论的“游心”于道是同一的。
唐朝以后的文艺思想，随着禅宗的兴起，道禅相混，参融交浸，与儒互补，“三教”趋同。这种现象一直波及后世，到宋明理学达到高潮。但就道家“自然为美”的基本准则而论，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唐末司空图（837—908），宋代苏东坡（1037—1101）、方万里（1227—约1306），明代李贽（1527—1602）与“公安派三袁”，清代石涛（1642—约1718）等人的诗论、文论与画论之中。司空图崇尚老庄哲学，自称“取训于老氏”，所著《二十四诗品》中贯穿着“游心于道”的形上追求，突出了“道法自然”的美学理想。其中第十则专论“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薄言情晤，悠悠天钧。”这里，所谓“自然”，是指天趣，是一种不用雕饰的诗风或美学风格，与矫揉造作相对。从描述看，这是一种随意、从容、神闲、气静、悠然、自得的氛围，是一种“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境。要想达到自然之境，就得“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就得讲“冲淡”“沉着”“高古”“典雅”“疏野”“清奇”和“飘逸”“旷达”等。通篇看来，司空图对各种诗境诗风的描写，到处弥漫着一种宁静、清幽、淡远的和谐气氛，流溢着一种怡然、飘逸、潇洒的审美情调，这与他崇尚道家自然为美的思想是有直接联系的。
宋代苏轼工诗善词，富有艺术实践经验，讲求文章要“行云流水”，诗画要“天工与清新”“莫之求而自然”，使作品浑然天成而又变态横生。他的“清丽”说和“平淡”说，显然是以追求自然天趣、平和淡远的境界为最终目的的。[4]南宋方万里在论及诗艺时，一再标举自然为美的说法。认为诗的“意味之自然为清新”，要求诗应出于“天真之自然”，而非学问言语或道德说教，并且一反儒家的“中和”原则，明确指出“人不能无情……夫哀以思、哀而伤，非诗人之罪也，可以哀而哀，可以伤而伤也”。[5]
从反对礼教、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思想出发，明代李贽在其乐论中，明确地提出了“自然为美”的命题及其相关的美学特征。他说：“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6]这与庄子对自然和人为的论述几乎同出一辙，不仅道出了自然为美的主要原因，而且表明了不同自然形态的心理基础。李贽的这些思想直接影响到“公安派”的审美观念。如袁中道就极力推崇自然为美的范式，认为“大都自然胜者，穷于点缀，人工极者，损其天趣。故野逸之与浓丽，往往不能相兼”[7]。
清代石涛在《画语录》中，把自然观推向极致，要求绘画创作“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并且为此特意创立“一画”法。中国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也讲究自然天成，忌讳媚俗矫饰或烟火气。中国园林艺术的最高境界则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实际上是“自然为美”法则的典型体现。为此目的，就得“巧于因借，精于体宜”，充分利用布景、借景、引景、分景和隔景等造园手法。
要而言之，道家美学思想是以“道”为中心命题而展开的。其论“道”，也就是论“美”；论对“道”的认识和体验，也就是论对“美”的认识和体验。在此意义上，以老庄著作为代表的道家经典也就可以当作道家的美学来读。总体而论，道家美学旨在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超然的独立人格，崇尚“天人合一”的境界，标举“自然为美”的理想，倡导艺术化的人生。就“自然为美”这一道家美学的基本准则来讲，它贯通古今，延展流变，内涵丰富。最初，在老子那里，“自然”首先是就“道”这一无所不包的普遍规律而言，其次是就一种体“道”养“德”的方法而言。后来，到庄子那里，除了上述含义之外，它不仅被当作“游心”于道的态度与情性表现的法则，而且被扩充为“游心”的领域或审美的对象。再后，“自然”演变为一种艺术风格与创作法则，相应地，“自然为美”也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之中，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审美品趣与审美标准。于是，在审美观念上，道家以“道”为“大美”或最高的美，认为世间的美善是相对的，因此（特别在艺术美和人格美方面）重真诚自然（天成），轻人为矫饰（做作）。在审美经验上，重“涤除玄鉴”“静观默察”和“心融神会”的直觉体验，追求超然物表、“游心”于道和“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的审美境界，因而“得意忘言”或“得意忘象”，轻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审美过程中的语言逻辑与理性思考等。相应地，在审美趣味上，道家崇尚自然淡远、飘逸古雅、平和清新的艺术美，注重本性天真、遗世独立和悠然自在的人格美。所有这些特征与儒家倡导“中和”为美的理想准则形成鲜明的对照。最后，在艺术精神上，“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品；而庄子则由此成就艺术地人生。庄子所要求，所待望的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如实地说，只是人生自身的艺术化罢了”[8]。这种人生之美和与其相应的人格之美，在修养方式上以天道自然为模式，少私寡欲，“为而不争”，虽“有大美而不言”；在心理特征上显得自由自在，放达任性，虚怀若谷，甚至忘却形骸；在精神境界方面追求“小我”进入“大我”，超功利以养“天德”，力图以“事天”为最高理想而达到“天地境界”。
[1]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237页。
[2]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3]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4]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32—41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91—96页。
[6]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131页。
[7]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170页。
[8]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