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问题域、研究思路与材料综述

(一)问题域、研究思路与创获

基于对“康有为研究”的学术史的考察,本书希望摆脱以往泛泛而论的“点”的诠释与评述,对康有为公羊学思想的逻辑结构、核心命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并对康氏今古文经学的嬗变、学术规模以及公羊学解经方法等问题有相对深入的考察。

因此,本书试以康有为公羊学思想为考察对象,将问题域拟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1)早期经学立场与转向今文经学的尝试

(2)公羊学为主体的学术规模

(3)“托古改制”的思想

(4)“三世进化”的思想

(5)公羊学视域下的解经学

本书之所以这样组织结构,是因为“康有为转向今文经学的尝试→公羊学为主体的学术规模形成→康氏公羊学的核心命题→以公羊学理念诠释群经”的线索体现了康有为“公羊学”萌生、奠基、发展、成熟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基本反映了康氏经学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通过历史与逻辑原则的综合运用,能够更好地体现康有为公羊学理论的系统性。

围绕该“问题域”展开研究,全面占有康有为的经学文献是首要条件,因为对他最核心的“公羊学”议题及经学诠释方法需要紧密依托文本进行细致梳理;此外,在问题的研究次序上,基本依照康有为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同时,更注重在诠释过程中突出逻辑顺序。

首先,以康有为早期著作如《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民功篇》《实理公法全书》及散篇书信、论文等为文献依据,考察康氏是如何确立今文经学立场的,包括聚讼纷纭的《教学通义》之改动,以及早年驳杂的学术观点与哲学思考等问题。通过这些主题的讨论,希望弄清长期以来并不十分明朗的康氏早期思想倾向,对解读他选择今文经学作为思想基点的学术意图有很大裨益。

其次,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桂林讲学、创办“万木草堂”等一系列授徒兴学的活动中,逐步确立了以“公羊学”为主体的学术规模,集中体现在《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南海师承记》等讲记中。前人在这方面尚缺乏研究,但康氏学术规模较为宏阔,治学门径与经学旨归颇具特色,因而对这部分文献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公羊学”在康氏整个学术系统里如何起到统摄作用,了解康有为对汉学、宋学等传统学术作了怎样的评判、改造与继承,避免片面地把康氏学术思想定性为浅薄与武断,从学术史与经学史的角度凸显康氏经学的创见与独特价值。

再次,本书分别对康氏公羊学的两大中心议题进行剖析。概言之,康有为公羊学理论核心,“改制”为第一要义,“三世”为解经总纲,该部分即围绕这一主线进行探讨。

“改制”与“三世”作为康有为“公羊学”的重要范畴,沿袭公羊学经典论题“三科九旨”而来,并在各范畴的逻辑关系、重要性等方面作了新的探索与改造,对固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诠,代表了康氏公羊学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也标志着今文经学在晚清的最后一次更新。

(1)“托古改制”。在康有为看来,欲了解“公羊学”,当知“改制”是第一要义。该思想溯源于“三科”中第一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即“通三统”)[1],实是一种指向了“变革”的观念。经两汉经学家董仲舒、何休的丰富与发展,提出王朝更迭所涉及的“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问题,指出了更化救弊的意义。而康有为在对此“变革”观念的改造中尤重制度层面的阐释[2]。康氏与学生共同编著《新学伪经考》,揭示“改制”是孔门经典的真义;其后的《孔子改制考》则旨在说明上古美好制度实为孔子所“托”,故“托古”是孔子倡明“改制”的手段。因此,就康氏公羊学的脉络而论,“改革”是每个时代政治常葆活力的源泉,而“托古改制”是“素王”孔子之“圣迹”;今世之“改制”,是对于孔圣作为之模仿。在此意义上,康氏本诸“今文经学”立场申发经义实为其“戊戌维新”赋予了合法性。

(2)“三世进化”。在某种程度上,“三世说”也指向了变革、改革,而颇重视变革的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但“三世”旨在描述这种变革的阶次性、渐进性,并就每个阶段的变革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康氏对传统的公羊“三世说”进行了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的改造,将《小戴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义与“三世”模式糅在一起,结合关于理想政制的构想,尝试为救治中国政治之弊提出对策。尤为重要的是,康氏本诸“三世说”建构了独到的历史哲学,藉此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政制依次安放在历史进程中,彰明“进化”而严斥“躐等”;并通过判定“现世”把“君主立宪”证成当前可行之制,在此意义上反对暴力革命,体现了与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派不同的政治主张。从康氏的经学思想出发,对其政治主张进行观照,可以深入理解其政治抉择的意义,因为在1902年前(康氏的“两考”以及《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庸注》《孟子微》等经典注疏均完成于该年之前,《论语注》稿也基本完成[3]),无论从形式还是从逻辑层面上看,康氏都力图为其政治活动挖掘相应的经典依据,抑或依傍传统经说申发政治理想。可以说,康氏的政治理念与经学理论是伴随发生的,偏废一面或者过于拔高任何一面的作用,都不能客观理解康氏思想之特征。

最后,康有为在戊戌流亡后曾以“公羊学”思想遍注群经,用群经发明公羊,依托注疏手段,把“改制”“三世”等公羊学理念灌注到对经文的诠释中。其间,康氏摸索出一套解经方法,灵活地游走在经典的诠释范围内,通过这种阐发思想的传统方式将时代议题嵌入“公羊学”。前人或就康氏的《论语注》《孟子微》《春秋董氏学》等著作作个案研究,但没有将康氏的解经方法贯穿起来作归纳,故难以揭示康氏在诠释经典的方法论上的突破,发现他对《春秋》《孟子》等儒家经书具有启发意义的解读。康有为作为晚清最后一位经学大师,对其经学诠释方法的探讨能够使我们深入理解近代以来学人面对“西潮”在学术、观念等方面的侵袭时,尝试改造传统学术方法的努力。

此外,关于本书的“问题域”,尚有一点需要说明:

笔者将康有为《大同书》所阐述的“乌托邦”思想排除在“问题域”之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大同书》隶属社会理论范畴,虽涉及康氏对理想政治的建构,但并非就公羊学议题所进行的申发;(2)康氏撰写该书时避难海外、周游欧美列国,脱离了在公羊学影响下注疏“群经”的语境[4];(3)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逻辑体系上看,该书只是沿用了“三世”“大同”这两个概念“尸其位”,而具体的阐释却与公羊学理念大相径庭,究其实质,是对西方“乌托邦”理论的整合,故与公羊学固有经学形式及内涵相关性不大。

朱维铮先生在《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5]中就此问题作了详细考证,将大同思想与公羊学的关系梳理得十分清楚:《大同书》是在西方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尤其凸显了康氏流亡海外时期对西方社会模式变革的思考,与传统公羊学精神并无太大关联。

笔者倾向于将《大同书》的思想与“大同”思想作一区分:在康有为的公羊学语境中,“大同”思想是康氏对传统“三世说”的拓展,是康氏将《小戴礼记·礼运》篇与公羊学糅合的结果,成为就“太平世”特征的一种“功能性”描述;在此意义上,“三世”的最终目标即为某种有着理想建制、理想规则的社会形态——“大同”社会,而关于这种社会的林林总总的设计可以从西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中得到启发,《大同书》在此维度上得以展开,成为康氏抛开儒家经典、阐述个人社会政治思考的第一部专著。

由于本书重点研究康有为在公羊学语境下所作的理论建构,虽与康氏对中国政制变革及政治前途的思考不无联系,但更侧重康氏以经学为主体的学术论著的考察,而不详究其政论与社会学著作,因此《大同书》中关于理想社会的种种建构及论证不在本文“问题域”之内。

在研究中,笔者还希望着力澄清一个被误读并贴上不恰当标签的问题[6]:即对康有为公羊学学术品格的判定。

长期以来,“左右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学术为政治服务”一直是前辈学者对康有为思想作盖棺的一个论调,但是详究起来,不无片面之处。

康有为在投身“戊戌变法”之前,曾就学于“礼山草堂”,后讲学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一度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作为变法改制学理依据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或以清代盛行的札记考证形式编写,或以会归义例、以类相从的古书类编方法纂辑;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康有为的学说所面对的对象是传统士大夫,是一个学者兼官僚的群体,因此他的“公羊学”理论在建构之初,所考虑的基本要素就是学术性。而本书首先面对的也是康氏公羊学的学术性,旨在厘清其经学思想的脉络与特色,其次才探讨康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托这些思想进行政治改革。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是,本书不再预先设定康氏以学术为手段进行政治改革,因为确立这样一个先见的最大弊端是,我们从文本中读出的任何思想都被框入这样一个命题中去,或对思想的解读有“本末倒置”之嫌——与其说康有为公羊学理论的建构工作是在为一个政治改革作幌子,毋宁说康氏的政治活动在其经学研究基础上汲取了倡导变革的思想力量。质言之,这样的诠释次第更贴近思想生发、衍生的实际,避免了粗暴的界定及掩盖逻辑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1. 文本细读

所谓“文本细读”,即在阅读原始文献时注重文本义群间的对应关系,包括对比、承接、说明、反复、寄寓等能够将义群联系起来的各种照应,带来的结果是,文本间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意义不再孤立地呈现,使得文本的意义连成片,从而彰显某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含主旨与内容。就此方法论,德国汉学家瓦格纳的著作《王弼〈老子注〉研究》堪称典范。

该书在第一编第三章探讨王弼《老子注》“注释的技艺”时,归纳出“链体风格”这一注释特点。作者论道,“‘链体风格’一词是为翻译‘Interlocking Parallel Style’这一本书中的专用术语构造的词汇。‘链体’与我们熟悉的‘骈体’有相同之处,但‘骈体’风格往往只强调对偶句子间横向的对称关系,而‘链体’风格则在横向的对称关系之外,要求关键语汇或思想要素的纵向连续性”。因而瓦氏认为“链体风格”不仅仅是一种“文人式写作”的习惯,而往往出于某种思想表达的诉求。[7]

瓦氏以一个母语非汉语的学者的角度去审视古籍,就王弼《老子注》的文本提出这样一种独具特色的阅读方法,进而绎出很多汉语圈学者容易滑过的意蕴,实为解读康有为的经典注疏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这种阅读古籍的方法在西方汉学家语境中有时被称作“close reading”。研读康有为的著作需要下一番这样的工夫,尤其是对《春秋董氏学》《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等书。因为康氏在注释经典时,往往在文句中有所寄托,或影射时政,或隐晦地对某些人物、言行进行讽刺;他还注重文字间的照应,有时会作“曲笔”去掩饰以往的言行。这就意味着在研究康有为的经学文本时应当倍加审慎。

2. 概念分析法——哲学概念与经学概念的分析与诠释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曾指出哲学史、学术史研究中对概念、范畴进行“深入分析、确切了解”的必要性[8];并撰写《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对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知识论之重要概念范畴作了条分缕析的诠解,还指出“中国近代哲学缺乏博大精深的体系,但是就所用概念范畴来说,却已大大超迈前哲了”[9]。张先生的观点对我们进行康有为经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其一,提示在进行经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亦不能忽视对概念、范畴的分析、解读,因为这些研究直接影响到对康有为经学整体性格的把握;其二,康有为与严复、章太炎等近代思想家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学思潮熏习(尤其是西方科学思想),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有若干烙着西学印记的概念范畴,需要认真清理,才能深入理解其意义与价值。

康有为在授徒讲学、注释经典、撰写论著时往往就中国古典哲学范畴作新的诠释,譬如理、气、元、仁等,考察这些解说,对于理解康氏与孔、孟、荀、董仲舒、朱熹等哲人的理论渊源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辨析哲学范畴之固有涵义在康有为的语境中是否有质的变化或侧重点的滑转,从而发现这些概念在康氏思想脉络中的作用;另外,对于康有为吸收西方思想所着力阐述的概念范畴,也是十分重要的,譬如,康氏在讲记与经典注疏中或用“电”等西方科学名词与鬼神、魂魄等中国古典哲学概念相发明,或为之注入更多的内涵,这就使理解康氏思想具备了一定难度,不但需要查找相关资料坐实这些语汇的确切意义,还要辨明它们在康氏语境中的具体指向。在此意义上,张岱年先生称近代思想家所用概念范畴之广“远迈前哲”,即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对概念进行深入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康氏思想的学术基础是“公羊学”,同时,他所依傍进行经学理论建构的平台就是公羊学核心范畴“三科九旨”等,康氏的研究是“旧瓶装新酒”,即在既有的经学形式中表达自己的思考;然而这样的诠释路径自公羊学诞生以来就确立了,无论是董仲舒、何休,还是魏源、龚自珍,都对公羊学固有命题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充实。因此,注重剖析康有为对经学范畴的新诠,梳理其源流,把握康氏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表述,是解读康氏公羊学的重要方法。

3. 结合经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的方法

本书试图作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即一方面将康有为与同时代的今、古文经学家,如廖平、皮锡瑞、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经学思想作比较,凸显其特色;另一方面,也把康有为的“公羊学”放入学术史的纵向脉络中,考察他对传统春秋学的判释与改造,尤其是康氏对清中叶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来今文经学思潮的继承与扬弃,以加强康氏公羊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并由此考察康氏经学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彰显其价值。

因而,本书的写作涉及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的内容,并尝试综合运用文本考证、概念分析、综合归纳等方法,贯穿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等问题的讨论,从不同侧面考察康氏经学的内涵。

(三)研究材料综述:与“问题域”相关之原始文献与研究文献

1. 康有为的著作

目前,收集康有为专著、论文、讲稿、书信、序跋、诗文、函电等文字资料最为全面的作品集是姜义华、张荣华所编校的《康有为全集》,总计8,514,000字,基本涵盖了本书问题域所涉之康氏所有著作。但美中不足的是,《新学伪经考》一书对康氏原文所作校勘不够精审,对原著引文所作的复核不够详赡;《春秋董氏学》《论语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书标点错讹不少。瑕不掩瑜,总体来说,《全集》仍然是目前研究康氏思想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

可以弥补《全集》若干文献校勘不足的文本尚有朱维铮、廖梅编校的《新学伪经考》。该书校勘精良,“原著全部引文均经复核”,且“校勘所见舛误及作者修改原文处,已知转引他书而不言所本处,底本与原刊本相异而文意有别处,均以边注形式出校记指出”[10]。笔者通过对勘,认为该书是《新学伪经考》最优的版本,尤其是对康氏引文的复核,能够使得我们看到康有为“伪经”观念的文献渊源。《新学伪经考》以考证形式编纂,可以说,康氏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了“集大成”的工作;就其中若干论点而言,康氏并不是始作俑者,正如朱先生在《导言》中所说:“康有为从嘉、道以来学者著作所抄撮的见解,以至转引的史料,不通过仔细校勘,也无以明之。”[11]

明乎此,才能够从较为客观、公允的立场去评价《新学伪经考》所引发的这起经学“公案”,不因康氏对清代以来既成的某些经学考证成果进行了过度地坐实或者武断地发挥而彻底否定这些观点,也不因为这些考证的局部合理性而完全肯定康氏的论证。本书在第三章论及此问题时,更倾向于诠释康有为进行经学考证的目的,诠释考证背后的思想线索何在,以及康氏所欲展示的是怎样的一个思想命题,而不是仅仅胶着于某些具体的考证,纠缠于康有为在文献梳理上的得失。

朱维铮先生还编校了《康有为大同论二种》,收入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与《大同书》。因为在朱先生看来,这两部著作是康有为阐释“乌托邦”理想的代表作,而且前者是后者的雏形,分别代表了康有为思想早期与成熟期关于公理、大同的思考,对于研究康氏思想的演进有独特价值。同样,该书在版本的选择上、文字的校订上颇具参考价值。

此外,朱维铮先生承担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12]中《康有为卷》的编校工作。其中,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相关的有《教学通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同样校勘精良,并在卷前冠以《康有为先生小传》,在某些问题的讨论上往往有独到的视角,给人以启迪。唯一的瑕疵是该书有些许编排与印刷错误。

此外,楼宇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点校了一批康有为的学术代表作,其中以经学著作为主,包括《论语注》《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春秋董氏学》《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等。其他相关的著作还有《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等。楼先生所作的整理、校勘工作也相当见功力,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丛书于2012年重印,定名为“康有为学术著作选”,又加入了周振甫先生点校的《大同书》和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也具备一定参考价值。

概言之,本书作康有为“公羊学”思想研究,所涉著作主要为如下几种:

《教学通义》

《康子内外篇》

《新学伪经考》

《春秋董氏学》

《孔子改制考》

《孟子微》

《礼运注》

《中庸注》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论语注》

此外,《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万木草堂口说》《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等数种康有为的讲记、学规也是考察其学术思想、治学规模的重要文献,其间可以看到康氏如何指导学生有次第、有系统地阅读相关“公羊学”著作。可以说,这些文本既是理解康有为经学思想的一个津梁,也有助于了解“公羊学”的研治方法;

《实理公法全书》《大同书》《诸天讲》等书涉及康氏关于公理、“乌托邦”、天游的思考,与“公羊学”理论不无相关;

另外康氏的书法学论著《广艺舟双楫》,变法期间编纂的《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其间或用按语或用较为隐晦的说法言及康氏对今古文经学的判释及康氏独特的“公羊学”理念;崔尔平所撰《广艺舟双楫注》一书,每章下均附有解题,对原文注解详尽,并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较具参考价值;

康有为游历西方诸国所作《欧洲十一国游记》;官制论著《官制议》;政论《共和平议》;关于经济的著作《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论》《理财救国论》;自编年谱《我史》,长诗《开岁忽六十》、《感慨进我史》、碑志《康氏家庙碑》等也是研究康氏经学思想的相关文献。

关于康氏著作的写定年代,本书大体采用了《康有为全集》的考证成果,但是涉及问题较多、疑窦较大的著作,如《实理公法全书》《教学通义》《礼运注》《大同书》等书的成书年代,其中或有部分修改、补写,确定起来比较困难;本书则尝试综合钱穆、汤志钧、朱维铮等家的考证,框定大致著述年代,还从康氏理论体系、思想观念的形成、发展等角度审视该问题[13],尽量使考证准确。这需要对康氏学术思想有整体把握,有了解之同情,才不至于在考辨过程中偏离方向。下文论及康氏具体文本与思想,还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某思想产生时间进行说明,因此对以上几种著作的撰写时间还会具体辨析。

2. 相关研究文献

除本章第二部分“相关研究综述”就“康有为研究”范式考察所提及的论著外,与本书“问题域”相关性较大的论文、专著尚有如下几部分:

由于本书研究对象是康有为的“公羊学”,故对于“公羊学”在经学史上逐渐形成的核心问题,如“王鲁”“张三世”“通三统”等条例,是需要进行一定剖析的,因为这也是康有为经学思想的重要发生点,梳理其源流,诠释其意义,对于理解康有为的“公羊学”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书所需研究资料中一部分是关乎“春秋学”“公羊学”的经学文献,以及相应的研究著作。

在“公羊学”传统中,有几部书是绕不开的: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庄存与《春秋正辞》、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和陈立《公羊义疏》,这些是经学注疏方面的资料,康有为从中汲取了许多思想资源并融入自己的理论建构,还在《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南海师承记》等讲记里阐述过部分著作的重要性。

另外,“公羊学”之传承有董氏学(董仲舒)与何氏学(何休)两大系统,二者学术趋向有一定的差别;在康有为这里张大了董学一系,遂有《春秋董氏学》的编纂和其他著作中关于董氏学的论述。因此钻研董学成为研究康氏思想的一条必经之路。重要参考资料有苏舆《春秋繁露义疏》及钟肇鹏《春秋繁露校证》,相关研究著作有周桂钿《董学探微》及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春秋公羊夷夏论——儒家以文明教化为本位的一种天下秩序设计》等,就董仲舒在公羊学义例、义理方面的建树进行了较为详赡的梳理与评价。康有为与龚自珍、魏源、廖平经学之间的渊源也很深。

此外,相关的“公羊学”研究著作还有陈柱《公羊家哲学》,他精于子学,旁涉经籍,该书分十四“说”、一“考”,将公羊学的大义部勒得很清楚。其后,杨树达的《春秋大义述》与此体例颇类,而义例更精。另,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中《春秋》部分亦于“春秋之义”有所归纳,但囿于篇幅,不甚全面。最为详赡的著作乃推段熙仲的《春秋公羊学讲疏》,洋洋五十六万余言,凡导言、事、辞、例、义、余论六编,对《公羊传》的凡例、“微言大义”以及研究史皆有赅备论述,且条分缕析;辨证诸家,或下己意,语多精当,允推独步。

[1] 参见《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5页。

[2] 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一章;孙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第四章。

[3] 《全集》编校者认为《论语注》虽于1902年写就,但是此后“屡有增订”,“全书撰毕当不早于1915年”。参见《全集》第六集,“编校者按”,第376页。

[4] 参见朱维铮编校:《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上海:中西书局,2012,“导言”,第11—13页。朱维铮认为,康有为撰写《大同书》的时间不应如其所云作于早期,进而指出康氏著《大同书》时“远离了言必称孔孟荀董的环境”;而康氏戊戌流亡后,“十余年间足迹遍及亚欧美非的近二十个国家或地区”,“中外比较的鲜明,先进后进的反差,使他暂且忘却孟荀董之类先辈的纵向差异,触目皆是中西华夷的横向区别”。朱氏倾向于将《大同书》的写作与修改时间判定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

[5] 收入朱维铮论文集《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 譬如以往的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以及关于康有为思想的个案研究,倾向于将康氏定义为一个以“公羊学”为幌子进行政治变革的改革家、政客,而不将其视为严肃的学者,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因此得到康氏思想缺乏深度的结论;在这样的定位下,对于康有为的研究很难说有“理解之同情”,整体论调有偏颇,在对康氏经学问题的具体研究上,难免会愈走愈远,欲“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而不得。所以长期以来,学者对康氏的经学成就,没有在纯学术立场上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7] 参见〔德〕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47页。

[8] 参见《张岱年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148—150页。

[9] 参见《张岱年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470页。

[10] 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第13页。

[11] 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第13页。

[12] 该丛书为刘梦溪主编,收录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现代学者的著作44家,编为35卷,1996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

[13] 类似陈垣《校勘学释例》中所说的“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