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先后号长素、明夷、更生、更甡、天游化人、西樵山人、南海老人，祖籍广东，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改革家与学者。

康有为幼承家学，有志为圣人。祖父康赞修是道光举人，历任教谕、训导等教职。他从11岁便在祖父的督导下，读经习史，博览《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明史》《三国志》等书；19岁始赴“礼山草堂”师从粤中大儒“九江先生”朱次琦，并深受其“四行五学”的影响，认同“圣贤为必可期，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的信条，攻治群籍；22岁时游历香港，目睹了“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激发了他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愿望，遂大购西书，畅谈西学；1888年，因乡试赴京，有鉴于中法战争以来民族危机之深重，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改良中国政制的愿望；此后曾在广州两次与廖平相晤，受廖平《今古学考》以及崇今文经、抑古文经等观点的影响，确立了治公羊学、通今文经的学术立场；1890年至1893年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维新思想；在梁启超、陈千秋等弟子的襄助下，先后编纂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斥古文经为伪，宣称“今文经”才蕴含了孔子的真义——“改制”。1895年初，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时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割地赔款，朝野震动，康遂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签和约，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继又上书光绪帝，阐明变法的步骤与意义，深受嘉许。康有为发起“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8年1月28日光绪帝命李鸿章等人传他至总理衙门，询问变法事宜；其后，在翁同龢、徐致靖等倾向变法的开明官僚支持下，促成了“百日维新”，连续向光绪帝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都提出了改革建议，与梁启超、杨深秀、谭嗣同全力策划推行新政；由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的阻挠，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坚持改良立场，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辛亥以后，反对民主共和，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1912年，撰《孔教会序》，倡导以演孔为宗，以翼教为事，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1917年与张勋策划了复辟闹剧，以失败告终；晚年在上海愚园路“游存庐”创办“天游学院”，自任院长兼主讲，传授自己思想，期间撰成《诸天讲》一书，有关宇宙论、天文学与“天游”的学说；1927年病逝于青岛。[1]

康有为“站在时代的前列，在政治、思想、学术领域内，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可贵探索”[2]，以一介布衣身份策划“公车上书”、领导“戊戌变法”，在中国政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康有为一度标举“保皇”，并参与“张勋复辟”，还倡导建立“孔教”，这一系列活动都不为后人所认同，饱受诟病。在“革命、进步”的历史观观照下，康有为逐渐被摒出历史舞台，贴上落伍、“开历史倒车”等标签，从思想史上淡出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康有为思想的整体认识与客观评价。

长期以来，学界对康有为思想与政治改革的研究多集中在戊戌变法、大同学说等方面，而康氏以“公羊学”为基础的学术思想、经学新诠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掘；所导致的结果是，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仅仅被视作政治改革的幌子，对其内涵尚且不能做到全面、客观的了解，遑论对其价值与意义的认同。

相应的，康有为学术思想的核心——经学理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自《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付梓以来，诟病不断，评者往往一叶障目，因康有为若干武断的观点而将整部著作贬至一文不值。康有为的经学俨然成为狂妄、臆想与野狐禅的代名词。

而康氏各类学术著作多达数十种[3]，流传至今，关乎经学的亦有十数种。但是关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康氏的学术观点、治经贡献等方面在经学家、学术史研究者那里往往又存在大相径庭的评判，充斥着各种疑点、矛盾与抵牾。要言之，约有两方面代表性的评论，分别为：

（1）认为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实为剽窃他人，据此注疏亦是附会穿凿，不中肯綮，支离、颠倒，“六经注我”；康氏为学的基本目的就是为其政治运动张目，因此没有学术价值：

苏舆：缘引傅会，以自成其曲说……沿讹袭谬，流为隐怪，几使董生纯儒蒙世诟厉，岂不异哉！[4]

刘师培：颠倒群经，以伸己见，其择术则至高，而成书则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经术支离，以兹为甚。[5]

钱穆：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伪经考》所持，为事理之万不通者尚多，论大体亦无是处。……长素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也。……康、廖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学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6]

孙钦善：（康有为）主观武断，强辨古文经之伪；尊崇公羊学，在群书校释上穿凿附会……把《春秋》义例之说附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为我所用，比附现实世界，倡言变法改良。[7]

（2）认为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对清代以来的正统派经学研究起到了“矫正”作用，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考订、评判经典的视角，“疑古思潮”即导源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学术之解放；此外，康氏学说体现了西汉今文经学“经世”“讽世”等特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并在经典诠释中融入了救治现实社会的思考，是朝向今文经学原初精神的回归：

梁启超：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齗齗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8]

周予同：（《新学伪经考》）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总结，在经学史上有地位，斗争性强，但很武断；材料丰富，又有结论。……（《孔子改制考》）做“立”的工作，结论虽武断，但材料还是有用的。……康有为是清今文学的最后大师，以后就没有大师了，作为经学，至此完结。……[9]康有为主张保皇，主张复辟，……但他的荒谬的行动自有其学术上的根据……在他的学术立场说，在他的大同思想上说，所谓满汉民族之争，真“卑之不足高论”呢！[10]

顾颉刚：（《新学伪经考》）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11]

钱玄同：康长素（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故二十年来对于青年学子们常常道及这书，认为这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一部要籍，无论是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都有读它的必要。[12]

陈其泰：康有为阐释的公羊新学说，比起旧的传统思想具有重大进步意义，因而是近代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康有为的新公羊三世说，实具有远比前人丰富得多的内容，并具有向西方学习、要求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强烈的时代气息。[13]

上引是一些著名学者对康有为经学成就是非曲直的评断，竟有天壤之别，读之令人目眩。要言之，这些评论背后虽不乏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论证，但总体说来，仍没有切中肯綮，未深入到具体文本的肌理中——或对康氏学问抱有偏见，或举证不够详赡，难免给人大而化之的感觉，并未搔到痒处。加之这些前贤时彦的评断流传广、影响深，便或多或少地成为后学的先入之见，妨碍了对康氏经学的公允认识与把握。

显然，以中立的态度，全面、细致地研读文本并进行系统诠释，是合理评价康有为经学思想的前提。本文尝试通过对康有为经学论著的细读，剖析其阐发公羊学思想的重要议题，将康氏拓展公羊学的学术、政治旨趣揭示出来；依次考察康氏今古文经学的转变、学术规模的形成、“改制”思想、“三世”思想及解经方法等问题，彰显其颇具特色的“公羊学”理论建构，并基于康有为公羊学研究的个案对中国经学史的研治方法进行探讨。

康有为是晚清经学的殿军，通过考察他以“公羊学”理论为核心的经学思想，对于理解近代以来以康梁、皮锡瑞、廖平等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学派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学派之间的学术纠葛不无裨益；并且，也能够对于受到康有为今文经学极大影响的“古史辨派”学术渊源、学术宗旨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在思想史研究上，同样有利于带动梁启超、谭嗣同、苏舆、张之洞等人物的研究；厘清康有为“公羊学”的治学特色也有助于把握其经学思想在清代中叶以来今文经学思潮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受到西方制度、观念冲击的大环境下从阵痛中酝酿产生的，反映了清末民初一批有旧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思想上的艰难抉择，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是为中国政治、学术寻求出路的一批学人特有精神风貌的缩影。

[1] 关于康有为的生平参阅了《康有为全集》第五集，《我史》（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清代公羊学》（陈其泰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朱维铮编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康有为评传》（马洪林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康有为》（赵立人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等书。

[2]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前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页。为节省篇幅，下引该书仅注明“《全集》某集，某书/篇，某页”。

[3] 胪列《康有为全集》每卷卷首所述一定时期内康氏著述及文献存佚情况，即可见康氏著作之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乎学术的。今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的《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字数逾八百五十一万，约三分之一强的篇幅收入了康氏各类学术论著。

[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自序》，第1—2页。此论是苏氏针对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而发。

[5] 李妙根编，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近代汉学变迁论》，第152—153页。

[6] 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下册，第713、723页。

[7]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578—582页。

[8]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清代学术概论》，第64页。此论为梁氏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而发。

[9]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中国经学史讲义》，第627—628页。

[10]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康有为与章太炎》，第72页。

[11]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上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42、43、59页。

[12] 《钱玄同文集（第四卷）·文字音韵 古史经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序），第132—135页。

[13]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44、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