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分层与基尼系数上升的警示

一、社会分层与两极分化

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过程，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再调整。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理性人、经济人意识明显增强，矛盾的利益性凸显。社会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两极分化”“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等的出现频率是如此之高，足可见社会面临着严峻的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国情，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公平所持负面情绪及对实现社会公平的期待。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是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和矛盾进行充分估计和全面分析之后提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和思想。在社会转型中，我国出现了很多社会不和谐的状况，尤其是由于贫富差距拉大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关系紧张以及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长期得不到遏制，是目前社会不和谐的集中表现。这些社会矛盾从主观感受上讲是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的集中体现，因而建构和谐社会与实现社会公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不可否认，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收入差别扩大和收入多层次化，即收入分配由过去单一的按劳分配发展为多种收入形式，其中还包括按资本金投入和技术要素分配的分配形式，从而使一部分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人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而资源相对缺乏的人就处于劣势的地位，甚至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由此形成了贫富差别。这种差别又随着社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而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教育、住房、消费、文化娱乐等方面现在都表现出阶层的显著差别。于是，资源占有差别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替代了过去阶级身份的差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1998年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发表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1]的报告。此研究的目的是力图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生长和演变、在此背景下社会生活机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影响社会走势的变量的分析，描述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基本趋向，以及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中国社会在近期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概念框架。此项研究所涉及阶层包括特殊受益阶层、普通受益阶层、相对被剥夺阶层、绝对被剥夺阶层，其中被剥夺阶层属于弱势群体的范畴。

（1）特殊受益阶层，即新富阶层或暴富阶层，他们是在改革经济上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集团包括私营企业主、拥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企业承包人、一部分暴富起来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层以及各类的明星、经纪人等。目前，富有的企业主中，资产在一个亿以上的已不在少数。这个阶层一方面希望现行政策能朝着更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政策的能否持续心怀疑虑。因此，目前已出现了一部分人将资产向国外转移、本人或子女去国外定居的倾向。

（2）普通受益阶层。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构成极为复杂。传统的身份群体，诸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普通受益者。普通受益阶层是中国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群体本身的分化也是明显的，从而使得改革的社会基础发生明显的变化。

（3）相对被剥夺阶层。改革三十余年来，从绝对生活水平上看绝大多数人都有上升。但如果从相对的角度看，则有相当一批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目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人们追求和向往的工作，而今却一落千丈。近年的有关调查证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职工，认为自己收入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

（4）绝对被剥夺阶层，指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中国的绝对被剥夺阶层，比较突出的是集中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苦农民。改革以来，这些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目前，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总数仍有6500万左右。由上述可见，中国的阶层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暴富阶层与相对、绝对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目前，更令我们关注的是城市中的暴富阶层与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之间的分化。

在上述四个阶层中，也有研究者把相对被剥夺和绝对被剥夺的群体称为城乡绝对贫困群体或新城乡贫困群体。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社会结构转型——根据不同的收入与财富，中国社会正在被切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样的变化将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强大的反馈作用。

总之，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正在经历由潜伏到凸现的过程。随着中国进入21世纪，阶层分化仍将是一个边缘化过程，即新的阶层正由原阶层中位于边缘部分的社会成员主动或被动脱离原阶层而发生向上或向下的分化，其中的一部分成员将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改革过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第二，人的差异性决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利益分享的不平衡；阶层分化的内在规律决定了阶层分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边缘化过程，即处于阶层边缘的社会成员，其阶层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弱，且在原阶层中不占优势，他们最容易脱离原阶层；第三，从生产方式与社会阶层的关系来看，与基本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联系的是基本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干部阶层），与非基本的生产方式（如生产资料的非公有制）相联系的阶层是非基本阶层，非基本阶层具有边缘性和过渡性。由于体制改革必然产生多元的非基本的生产方式，与之相联系必然产生多元的边缘阶层，这也是一个边缘化过程。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在有关社会公正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但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仍然随处可见，有的都是属于体制上、重大决策上的不公平。这些不公平导致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

定期公布全球富豪榜的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曾指名道姓地统计出中国内地17位拥有亿元以上资产的富豪，虽然他们拥有的资产和世界级富豪相比仍相去甚远，但这17位富豪的资产总额超过41亿元，与某些贫困省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相上下。在2004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根据美林集团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内地百万（美元）富豪约有23.6万人，比上一年的21万人增长了12%，而这些富豪们所掌握的财富总额更是飙升至9690亿美元。如果以人民币计算，中国已经有近24万人成为了千万富翁。近期有人测算，我国目前百万富翁有300万人，亿万富翁超过1000人，拥有十几亿、几十亿财产的富翁已经出现。谈起目前中国人的收入时，最常被引用的说法是，数千亿元个人储蓄中，有80％的部分属于20%的高收入者；城乡整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由于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的高度分化，我国社会形成了非常明显的高、低收入阶层，并呈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趋势。[2]

2009年11月5日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排行榜上前40名富豪在过去的一年，总资产从52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中国财富不均、贫富分化问题再度引发关注。对此，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多企业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积累了第一桶原始资金，第一桶金的财富积累就让这些企业家、富豪们与没有第一桶金积累的人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机会的不平等带来了财富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又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分化就越来越大。[3]因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的巨大差异，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实际生活状况的反差极为强烈。一些人生活富足奢华甚至奢侈糜烂；而另一些人则勉强维持温饱。有关情况即使不进行任何专门调查也都能随处可见。显然，中国人民目前还在扩大中的贫富差距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现象。

在多种非正常因素的影响下，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而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是0.4，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早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遏制，中国将面临着社会动荡不安的风险。平衡的缺失以及两极分化不仅表现为人们总体收入上，还表现为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就是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异持续扩大。城市居民目前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4倍甚至5倍。农村居民陷入更加贫困化的境地，农村不可避免地陷入萧条的困局。[4]

二、基尼系数上升的警示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目前国际惯例，在判断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时，基尼系数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一般依据是基尼系数的经验法则，即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较大，0.6以上为差距悬殊，其中0.4被认为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

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作各国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却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近年来，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悬疑，各方莫衷一是。一般来说，基尼系数有不同的计算，但不管谁来算，都需要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而现在官方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却是滞后与不全面的。国家统计局自2000年首次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这一数据已超过“红线”，理应引起足够重视和警惕，并拿出具体对策，然而十多年过去，基尼系数不降反增，有关部门却再也未公布“权威版”的基尼系数数据。2011年12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中含糊地提到，2010年的基尼系数比2000年略高。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中国一直分开进行城乡居民收入调查，因指标和基础数据不统一，因此无法计算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2012年12月，国家统计局按照新的标准，对2003年至2011年分城乡的老口径的住户基础资料，特别是收入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加上新统计的2012年居民收入资料，计算出近十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2003年基尼系数为0.479，2007年为0.484，2008年曾达到0.491，此后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5]这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最近十年的基尼系数，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对官方这次公布的基尼系数数据，尽管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主要针对基尼系数从2009年起“逐年回落”的结论，认为统计部门选择现在公布基尼系数有其特殊考虑——基尼系数“逐年回落”可以说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已得到有效遏制，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成效显著。但是，即便是有所“缩水”，目前公布的十年基尼系数，最低值也比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警戒线（0.4）高出不少，最高值已经接近收入高度悬殊阈值（0.5），应当引起决策高层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警惕。国家正式发布这些数据，表明我们敢于正视当下贫富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对基尼系数增大所揭示的系统性隐患与风险，也有了更加全面而迫近的认识。

由于缺乏官方权威的基尼系数统计，各方对于基尼系数的猜测不一而同，那就是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10年5月，《经济参考报》发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文章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6]，远超出了目前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对中国基尼系数最为严重的估计。

对于中国目前基尼系数高位运行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自1978年以来通过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群众解决了温饱，步入了小康阶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除了在某些传统经济领域平均主义依然存在外，伴随着分配方式、分配渠道的多元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认为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二元经济结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虽有各种联系，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联系还呈日益密切之势，但至今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二元的格局，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客观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他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收入群体和消费阶层。但是，由于农村居民对城乡差异、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故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可以比城乡各自内部的标准略微高一些，即可以略高于0.4。

其次，基尼系数反映的是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由于目前我国统计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一方面，调查的随机性原则本身就决定了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一定能抽到现实生活中的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所以，目前的统计数据只能够反映我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却不能保证可以将现实贫富悬殊程度一点不差地描述出来。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有可能比计算的要大。另一方面，目前的统计还存在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被低估，而农民的收入则被高估的情况，因为城镇居民在住房、医疗、交通等方面享有的福利待遇还没有计作收入，而农民的一些自产自用的农副产品和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的产品则被作价计入了纯收入，这两方面合到一起，就可能会降低基尼系数的值。

此外，一些居民特别是那些高收入居民“怕露富”，一般都不愿意把全部收入如实告诉统计调查员，收入的数量往往被他们自己有意识地缩了水，这就会影响贫富差距的测算。而目前，统计上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统计对象不很好合作的问题。[7]因此，在实际调控时，我国的有关方面往往把0.45作为警戒线；也就是说，当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为0.45时，可能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差异已经达到0.5了。

但是，无论有关方面在基尼系数统计或解释方面如何淡化警戒线的严重风险，或不愿意正视现实，有意回避矛盾，在社会总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作避重就轻的解释，就有可能忽视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因不能同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好处所面临的困境与压力。一旦这个庞大的群体被排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会孕育危机，经济也往往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应当看到，中国在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况下保持了社会稳定，主要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生活也有所改善。如果一些严重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各种问题和矛盾就可能集中凸显，社会风险和危机就可能迅速加大。为此，我们对基尼系数的警示作用必须高度正视，惟有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及相关改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国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更高层次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对基尼系数的正视，恰恰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必需。

[1]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2] 张敏杰：《构建和谐：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观察与思考》2005年第2期。

[3] 姚忆江等：《盛世与阴影：关于中国财富差距的对话》，《南方周末》2009年11月26日。

[4] 孙蔚：《反思与构筑——再论和谐社会条件下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理论月刊》2006年第3期。

[5] 潘多拉：《读懂中国基尼系数的警示意义》，《重庆日报》：http://cqrbepaper.cqnews.net/cqrb/html/2013-01/25/content_1608321.htm。

[6] 丛亚平、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21日；胡贲：《中国式贫富分化的数据之困》，《南方周末》2010年6月14日。

[7] 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