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陷入“高收入陷阱”的原因与革新性政府的必要性

〔日〕长谷川　启之

【内容提要】　用经济社会学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比日本、美国的社会与经济，剖析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陷入了“高收入陷阱”。进而又以新加坡政府为例，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建立一个革新性政府。因而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

【关键词】　日本经济；“高收入陷阱”；革新性政府

前言

关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分析，但尚未出现具有说服力的解决办法。这一事实表明了经济分析这一方法的局限性。本文将以经济社会学分析为基础，对这一课题进行考察。

近年来，有关世界主要国家的长期经济预测层出不穷。这些预测的共同之处是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将来能够基本维持现状或保持少量增长，而与之相对，日本经济却将长期止步不前。笔者将日本经济的长期疲软倾向看做一种“高收入陷阱”（最近也称这一现象为“日本化”），明确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只要亚洲其他国家依然采用与日本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可能招致相同的结果。因此，明确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也具有避免亚洲其他国家出现同样问题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应该首先把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与构造，并进一步揭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赶超型发展模式”及其陷阱

（一）两种赶超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主要基于对欧美国家的赶超，而并非挑战。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既不具备挑战欧美的主观实力，也不具备客观条件。当时普遍认为，日本若要在西方社会那种自主创造科学技术的能力缺失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模仿、吸收并改良、应用西方科学技术文明。政府率先表示积极吸收、引进西方科技的意向，并制定了必要的法律和完善了一些基础设施，同时依照政府确定的方向引导国民的精神意识，培养和调动其实践能力。这就是所谓的赶超欧美。然而，这里的“赶超”只不过是GDP（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率等经济层面的量的赶超，而发挥自主创新能力所需的社会基础的构建则被搁置。

如果止步于量的超越，则只能做到对欧美创造的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等进行单纯的模仿。而若要依靠自身力量制定法律制度，开展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创新活动，就必须以欧美式的质的赶超为目标。所谓质的赶超，即实现欧美社会曾经历过的社会及心理上的近代化，构建以科学、合理精神与独立自主的个体为中心参与实践活动的社会体系。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近代化，最大的特征是摒除了封建要素，以科学及合理精神为依托开展创新活动。A.因克尔斯指出，不同的社会一旦实现了近代化，便会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对新观念的接受，新方法的尝试，关注未来发展的时代敏感性，对计划、组织、效率的重视等倾向，以及对科学技术的信念。而技术与创造性是近代社会恒久不变的特质。（Myron Weiner ed. Modernization, 1966）。

（二）“赶超型”工业化与促进专利政策

日本虽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对欧美国家量的赶超，但是向合理性思考的转变等心理层面的质的赶超只完成了一小部分。长远来看，质和量两方面的赶超都十分必要，但是不论是在经济还是非经济领域，日本社会都不具备自主实现技术革新和近代化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所进行的技术革新大多都只是对欧美技术的引进及其改良、应用，而这种方式如今已经举步维艰。

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外部因素是，近年来欧美社会中创新思想的持续和有组织的产出日渐停滞（这里的创新与技术革新同义），尤其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重振被日本打败的制造业，政策上由反知识产权向重视知识产权转变。于是一方面日本难以从美国引进尖端技术，自主研发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侵犯知识产权造成的诉讼支出也急剧增加。

然而，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内部因素。在科学技术文明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赢得国际市场竞争的胜利十分重要，而与此同时，赶超型发展遭遇瓶颈，自主研发的开展刻不容缓。日本由于长期重视赶超，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先进文明的接受中，导致在自主发展上缺乏主动性，并形成了一种惯性。其结果是，难以完成向自主创新并对外输出的领先型发展的转换，从而落入“高收入陷阱”。

其实，日本人并非没有能力进行具有独创性的技术开发。问题在于日本人对于自身的独创性想法以及技术革新能力信心不足，于是对这些想法和能力产生轻视，而这种轻视又再一次加重了独创性的缺失。这就是习惯于“赶超型”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同时，本来有着有机关联的经济和社会，在日本社会被视为各自独立的领域，理科与社会科学也被分割开来。日本人创新能力的不足，与这些观念也不无关系。

二、日美社会的差异及其根源

（一）科学精神及其根源

若观察此类问题形成的背景便不难发现，日本社会与欧美，尤其是同技术开发能力较高的美国社会之间有着决定性的差异，这也是导致日本经济低增长的长期及根本的原因。为了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将就决定一个社会是否会陷入“高收入陷阱”的与技术革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相关的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探讨：① 科学及合理精神的有无；② 以个人还是以组织为中心；③ 是事前主义还是事后主义。

要了解独创性思维、技术革新的产出能否具有持续性，既要认真梳理欧美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更要深刻理解构成欧美近代社会的一系列前提条件，例如科学及合理精神、创新性、对作为主体的个人的尊重等，因为正是上述要素孕育了西方科学技术文明并推动了其发展。欧美社会的特点是，不是单靠一部分自然科学家，而是整个社会在近代化发展中，为具有独创性的科学技术的持续产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相对，许多非欧美社会一直保持着自然发生型社会的特点，遵循传统社会共通的惯例，受特有意识形态所支配，与科学精神绝缘。日本社会也是如此，与近代化以前的欧美相似，具有不少非逻辑的、习惯性的观念。例如，自然发生的日本式经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雇佣习惯、劳动者的组织观念等，由于比较适应日本的社会与文化，因此一直保持着本来的面目。这与中世纪到近代以来，逻辑性及创造性地建立起来的近代西方文明社会大相径庭。[1]

日本社会特有的基于信任的人际关系，对于以个体活动为主的研究者、发明家来说反而会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例如，对于产品发明者而言，企业的组织者、领导者是自己的老板，而其他职员则是互相合作的伙伴，在这一前提下，他很难力排众议而追求一己之利。其结果是，研发者对于自身想获得利益的愿望，往往感到犹豫，或者进行自我压制。这成为阻碍研发激励机制的一大要因。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文化环境，日本式的体系虽然对先进文明的吸收十分适应，却在全球化和个人主义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难以发挥个体的内在及外在的能动性，也阻碍了发明创造，影响了工作热情。

（二）经济创新与社会创新

近代科学技术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但并不停留在制造技术（经济创新）的层面上。欧美的独创性科学技术是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本身才是各个领域的革新以及新制度、新构想和新思想的发源地。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创新以及大量的社会创新（近代法律制度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概念）应运而生，社会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将经济和社会看做有着有机关联的整体并促进其发展，是西方社会实现创新的根源所在。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科学及合理精神以及对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的尊重等观念为根基的社会基础，在此之上产生了科学技术，这才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明建立起来的真正过程。

然而，日本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将诞生于欧美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等近代要素引入、移植到传统社会，使之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一旦进入必须开展自主创新的阶段，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在欧美社会，尤其是近代以后，以自主解决问题为目标的领跑型发展模式得到了贯彻。这一模式从保护个人能力和努力的观点出发，使得反对模仿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产生了独创性技术革新，并完善了相应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各项制度。反观日本，由于将经济与社会看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轻视二者的关联性，一旦面临问题，不是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而是再次凭借对欧美的模仿和应用渡过难关。

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在近代社会的背景下才得以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也早就应该着手将传统社会改造为能够孕育科学技术的近代社会。然而，这一任务并未完成，日本依旧坚持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改良。科学技术的创造本来就离不开使之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这是社会的能力问题。欧美社会实现了均衡的社会能力的发展，而日本社会的发展则一直偏重经济。此外，不仅是独创性革新技术的自主产出，要想在模仿、引进、改良的基础上实现独创性的技术研发，也必须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创新等基础。而日本只将技术看做是经济性的科学技术，长期忽视它与整个社会的关联性，因此即使日本的研发者有了具有独创性的技术和构想，由于对其社会重要性及独创性的认识不足，常常会被欧美抢先一步。日本人率先研发的“八木天线”，[2]以及近年来受到全世界瞩目的3D打印机等独创性技术和构想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都表明了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三、日美的职务发明制度及其决定性差异

（一）创新与职务发明制度

作为经济创新产生的根源——社会本身也应成为探讨的对象，例如对发明及技术革新的产出具有重要的影响的职务发明制度。近年来，很多发明都是公司、研究机构等组织内部出现的职务发明。由于发明及构想大多受到个人“作为天才的灵感和直觉”左右，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更利于发明，还是以集团或是组织为中心的社会更为有利，便成为一个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明能力及技术革新的能力对于在国际社会中取得竞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大量的技术革新发生在研究机构或企业内部，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更好地调动员工在产品发明和技术革新上的积极性十分必要。履职过程中的发明，一般而言，其专利权本身归发明者所有，实施权在一定的条件下无偿提供给企业，而发明带来的收益则根据发明者与组织间签订的合同进行处理。企业为了提高发明者的积极性，使其对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必须在研发者的薪金报酬、企业内部及社会评价，以及设计企业和研发者能够双赢的制度上想方设法。而日美间在职务发明制度上的不同，也与两个社会是以个人为中心还是以组织为中心这一问题相关联。

（二）日美职务发明制度的差异：个人与组织

美国的职务发明制度本着“合同自由的原则”，企业及研究机构等组织必须通过竞争才能雇佣优秀的研发者，而职员也必须遵照一般合同法的规定，对劳动条件等有正确的认识。美国的职务发明以个人与组织间的平等关系为前提，遵照二者间缔结的合同来处理相关事项。而在个人与组织间尚未建立平等关系的日本，职务发明问题的处理就会困难重重。

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职务发明制度基本上反映了雇佣惯例、经营机制，以及文化、历史、传统、习惯等方面的特点。在重视个体的美国，组织的利益容易转化为个人的利益。日本则因为个人必须以组织的存在为前提，情况正好相反。而职务发明制度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制度，所以在日本研发人员激励机制的建立将较为困难。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应以组织的稳定与评价为基础，向着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由于个人对组织的贡献度成为评价机制的核心，因此如果对个人的褒奖力度不够，个人的努力和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就会造成竞争力低下，组织也很容易受到负面影响，结果导致组织、个人乃至社会、经济都停步不前，失去活力。在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即使整个组织呈静态发展，每个特殊的个体依然具有活力。然而在以组织为中心的社会，若个人的努力和才能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那么个人和组织都可能陷入静态发展的状况。

四、日本社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原因

（一）事前主义与事后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不仅在于技术开发能力的衰退，更应从支持技术开发能力的广泛的社会要素中寻找根源。笔者将通过比较日美社会的差异，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下面我将从前面提到的三个特性中的事前主义和事后主义这一问题着手。这与结果主义和过程主义相关联。

所谓事前主义，是指预先决定希望的结果或目标，一旦评价机制确定下来就将其绝对化，重视做了什么，而对能够做什么以及目标达成过程中的逻辑正确性几乎不予考虑，单纯重视结果的一种态度。如此一来，难以对独创性有正确的认识，由于害怕失败而力求保本，吝啬对能力和努力的褒奖，从而形成静态化和形式化的倾向。

与之相反的概念是事后主义。事后主义重视取得成果或达成目标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过程主义。这种观念追求高效和公正，除了具体的目标和方向之外，在追求的过程中，哪种方式更为高效、能否参与其中、能够做什么等问题都会得到重视。因此，个体呈现出专业化趋势，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参与竞争，同时也要求对其成果的奖励，这些要素成为社会和组织动态化的重要因素。日本基本属于事前主义，而美国则是事后主义，日美的差异一目了然。

日美间的差异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情况下很难浮出水面，然而因为其根本的不同，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很可能逐渐暴露出来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日美宽松政策的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

以上，笔者对日美间创新产出差距背后的两国社会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三个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下面将通过具体事例来考察日美社会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第一个事例，与宽松政策能够促进个人竞争、实现公正化并提高生产效率的假设相关。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结合现实状况时，忽视其前提条件而生搬硬套将会十分危险。

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大中政权下的韩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经济方面，例如贫困阶层的扩大、正式雇佣比率的大幅下降、非自发离职人员的大量增加、债务的急剧增高、外资企业对韩国企业的收购等。社会方面，最显著的问题是自杀率攀升至世界第一，尤其是老年人口的自杀率。[3]

日本在小泉政权时期也采用了类似的政策，造成了以派遣劳动者为首的低收入者的增加、地区及收入差距的加剧、无业者的增加、贫困阶层的扩大、低保人数的大幅增加等后果。其原因之一是，若在尊重个体的社会环境下，个人与组织的竞争理所当然，个人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同时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具备。于是贯彻宽松政策能够促使个人以自身责任为基础参与竞争，从而提高效率和公正性。然而在优先组织和集团利益的日本，宽松政策的积极影响基本体现在组织和企业身上，而对个人的影响非常间接。在宽松政策下，个人的努力和能力，需要在必要的竞争条件和环境中得到保证，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也必须在十分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个人的努力及其评价非常重要。一个人究竟能够成为得到公正评价的专家，还是埋没于组织中的不得志的人才，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问题背后，是个人自由是否存在的问题。在美国自由被认为具有绝对价值，而在日本则只具有相对价值。后者的宽松政策再彻底，努力和才能也很难在个体身上实现。因此，随着宽松政策的推进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看法很值得怀疑。

在专业主义普及的美国社会，成果主义是基本的认识，竞争机制在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同时进行，二者所得到的结果也较为均等。因此，若要取得竞争的胜利，除了需要对出色的指导者进行褒奖之外，同样不能忽视优秀的个人。如此一来，对个人的成果分配变得直接，通过个人能力提高组织的整体收益的同时，个人也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因此，美国社会的宽松政策和促进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并能够直接增加社会和组织的活力。

五、赶超型发展模式和长期停滞

（一）“日本式发展模式”的特征

如今，日本经济正处在今后是否能够继续领跑亚洲各国，并与欧美社会并驾齐驱的关键时刻。

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赶超型发展模式，即将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模式导入自身的经济系统，并使之发挥作用。这一发展模式在明治时期以后，通过以下的过程得到实现：① 西方经济、社会系统的模仿→② 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应用→③ 自身国民经济体系的构建→④ 引进技术的改良和发展→⑤ 自主的经济发展→⑥ 对西方经济量的赶超。这是典型的日本发展模式，可以称为“日本型发展模式”，只要这一模式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那么只能获得赶超的效果。这一模式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在几乎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轻视社会和大众心理的发展，所有的欠缺之处都依赖外部力量解决。亚洲各国也基本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如果大家都采取“日本式发展模式”，那么长期而言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问题。

（二）日本经济的长期疲软倾向和技术开发能力

根据各个部门发布的长期预测数据来看，日本的GDP以及人均GDP无论在名义上还是购买力平价基础上，都呈现出长期的疲软倾向。例如，名义GDP虽然从1980年到2050年的倍率看略高于德国，而具体到2010年至2050年，却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从人均名义GDP和购买力平价基础来看，情况也基本一致。而就世界排名而言，据推算，曾一度位居世界第二的日本经济（GDP），到2050年将会下滑到第4至第8位。而在这期间，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会实现经济腾飞，彻底瓦解日本经济的龙头地位。

当陷入“高收入陷阱”时，有两个决定潜在增长率的要素将发挥作用。一个是人口方面的少子化等量的因素，另一个更为重要，是与技术开发能力相关的质的因素，因为造成长期停滞的最大要素是创新不足。

由于以独创性技术革新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而在西欧并不突出，所以近年来很多人主张西欧经济发展将陷于停滞。但是纵观迄今为止的各种排名可以看出，西欧经济十分坚挺。在欧美技术革新能力排名中，许多欧美国家都高于日本。国际竞争力方面，在WEF（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中日本仅名列第9，欧美主要国家均在日本之上。在IM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日本也仅位列第24位，论文的引用次数和知识产权申请数量急速下降，并显示出继续下滑的趋势，日本经济的长期疲软倾向已成定局。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国际竞争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也就是各种技术革新能力的低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志在实现脱亚入欧，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然而，虽然一度赶超欧美，却在后来又逐渐被反超。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构成国际竞争力的要素虽然十分复杂，但技术开发能力是决定性的一环。影响日本技术开发能力的外部因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依然在于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急需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日本，以先进技术的改良和应用为基础的技术开发能力逐渐衰退这一问题亟待解决。虽然日本的技术至今仍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但随着技术开发能力的衰退，极有可能被迫退出技术强国的阵营。

六、赶超型发展和社会创新

（一）为何赶超型发展模式没有前途？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急于实现西方化，大量模仿并应用以欧美法律制度为首的所有领域的近代要素，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赶超了欧美。这种发展模式与上述问题息息相关。日本全面学习欧美，并在亚洲国家中率先通过工业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近代化。但是社会和民众心理的近代化却远远落后，例如对自主技术革新和独创性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解决问题的能力低下，国民的生活方式落后，决策分散，效率低下，价值观呈现出形式化和静态化的特点，评价较为情绪化，不以正确与否而以个人喜好为标准等。随着西方化的发展，表面看来日本迅速实现了欧美化，然而社会及心理要素等本质性的部分却几乎毫无变化。因此，由模仿到创造、由感性思考到逻辑思考的转变一直无法实现。这种现象从欧化政策开始以后持续了一百年以上，呈现了日本经济虽有发展，但社会和心理层面却没有进步的状况。

在西欧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与社会、心理的近代化一直以来都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它们能够通过自身能力进行独创性创新和社会构建。而在日本，经济与社会被看做是各自独立的领域，在这一前提下赶超欧美的努力虽然使得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在自主技术革新等所有方面，却没有形成能够挑战欧美国家的具有革新性和独创性的社会基础。

其中的原因，通过观察日本与西欧社会科学技术文明形成过程的差异便可知一二。在西欧社会，其基本形成过程是：① 具有主体性的个人的诞生→② 科技革命→③ 社会、文化的近代化→④ 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的近代化。而在日本，则跳过了①至③的阶段，直接从第④阶段开始。因此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时，除了退回近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别无选择。西欧社会从④退回③之后还能够重新开始，而日本即使退回传统社会，也无济于事。因此，只有继续依赖欧美，即使在已经无法依赖欧美时也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

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是赶超型发展模式的滞后性，其中的核心又是明治以后追求短时间内“富国强兵”的经济优先的观念。在这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企业等集团组织，他们基本将全部力量投入到赶超欧美的模式中去，个人只能服从这一政策。习惯了赶超型模式，便会更重视量而不是质，个人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能力以及做出的努力也会更轻易被学阀和所谓权威所扼杀。如此一来，组织自身无法摆脱形式主义的平等，个人的优秀才能也无法展现，社会和组织极易失去活力。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认为，所有的社会都会从模仿阶段向创造阶段转变，迎来能够进行自主发明和革新的阶段。然而，这一观点仅适用于拥有合理主义精神和具有个人主体性等特性的近代化社会。在缺少这一条件的日本，向创造阶段转变或自主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但是会非常困难。逐步达到独创性阶段本来应该在所有社会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习惯了以模仿、改良和应用等方式为中心，创造一定的接受条件并实行工业化的赶超型模式，则很难摆脱对欧美的依赖，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的竞争力也无从产生。

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归根结底是因为在日本式模仿、改良型的赶超发展模式的实行过程中，对于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和独创性思维以及技术革新能力所作出的努力不够。这一事实表明，持续采用赶超型发展模式的经济，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走投无路。因为仅仅将精力放在独创性产业技术的开发等经济层面，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日本将自主进行独创性技术革新的实现寄希望于经济领域以及理工科领域的支撑，而对于其主要根源——社会的发展却重视不足。同时，也没有意识到若要避免这一现象，除了经济领域之外，还要充分认识到社会近代化的必要性。这是日本经济前景堪忧的重要原因。

（二）“高收入陷阱”和社会创新

一直以来，欧美社会依靠自身力量研究应对各种问题的对策，在实现经济创新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创新，这一过程就是近代化的过程。因此，日本的生存之路就是要向这样的社会转变，即构建一个能够孕育一切可能性和具有个人主体性的社会，包括制订与社会相适应的、高效的法律制度和建立必要的社会组织，以及树立近代社会的合理精神和解决问题型的思维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才是一种对欧美的质的赶超。日本社会与欧美社会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无法建立与欧美相同的社会体系。然而，如果日本不以社会的近代化为目标，即使暂时在数量上赶超欧美经济，也终将在全球化大潮中败下阵来。从结论上来讲，如果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实现重经济的、形式主义的、量的赶超的同时，向能够产生出独创性技术的高度的近代社会转变。日本社会之所以无法持续地产生独创性构想和技术革新，是因为建立在固步自封的传统社会之上，而经济层面的技术即使取得重大进步，如果没有保证其持续产出的近代社会，则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都无法实现长期发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能够使得引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技术获得持续发展的基础，仅仅只是对近代性要素进行移花接木，那么就无法支撑持续的自主技术革新。

七、“高收入陷阱”和社会、心理的近代化

（一）“高收入陷阱”与传统社会

接下来，将对“高收入陷阱”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止步不前，一直未能全面恢复。在此期间，通货紧缩的状态长期持续，许多遭受重创的企业开始进军海外市场。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复苏政策，但依然不见起色，物价下跌，政府负债率屡创新高，生产力低下和负增长时刻困扰着日本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停滞并非一日之寒，而以快速疗法加以对应，只会适得其反。

安倍经济学以解决上述问题为目标，似乎经济有了一些起色。安倍政权认为成功实施经济增长战略至关重要，2013年6月的内阁会议决定，以成为世界最强的“技术立国、知识产权立国的日本”为目标，重振日本经济，并表示全力支持创新研究，复制iPS项目[4]的成功模式，促进技术革新的不断涌现。笔者非常赞成这一方针，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即便是欧美社会都举步维艰，日本社会则更无任何优势可言。

日本政府以摆脱长期的经济停滞为目标，以知识产权政策为基本方针，提出依靠“由世界最尖端的知识产权体系培育的、能被担负重任的、具有创造性和战略性的人才的不断涌现”来使日本进入创新的良性循环。安倍经济学虽然口号响亮，但是却大多是将需要长期和综合性解决的问题作为短期和独立的政策课题来进行探讨，因此其可操作性很低。

简单来讲，“高收入陷阱”是由于在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必要革新的社会基础不牢固，经济的近代化和构成支撑其发展基础的社会之间的协调性有所欠缺。当然，它与短期的、循环的经济衰退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复杂关系，但那些问题可以通过复苏政策得到解决，而与潜在增长率相关的、独创性技术革新的产出则是一个长期的课题。陷入“高收入陷阱”的国家虽然自身拥有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但基本止步于对先进技术的改良和应用，因此即使创造出部分改良技术，也会立刻被其他的后进社会模仿，陷入“创新两难悖论”。自己能够模仿的技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也并非难事，而模仿来的技术永远无法超越独创的技术。因为只懂得模仿的国家不具备自主产出的社会基础。技术上遭遇瓶颈时，若不能重回自身的传统社会，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进行技术开发，那么几乎永远不可能从对先进技术模仿、改良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

（二）“高收入陷阱”和社会的近代化

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非欧美社会怎样能够避免落入“高收入陷阱”？如果已经落入这个陷阱，是否存在摆脱的办法呢？

其一，非欧美社会按理来说应该实现由模仿到创造、由改良技术到独创技术的转变，并不断开展技术革新，但这对于这些社会来说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因为这些社会与欧美社会不同，没有经历中世纪的科技革命，形成以创造性、逻辑性以及科学精神为基础的近代社会。社会既然是由人形成的，那么各个社会都应该大致相同，因此是否经历过科技革命，就将成为欧美社会与非欧美社会之间决定性的差异。

其二，一个社会是否以具有主体性的个人为中心。认为人类和上帝之间是合作关系，在上帝面前平等的个人是社会的构成要素，还是置组织利益于个人权利之上，这二者截然不同。激励机制能否在以个人为基础的研发活动中发挥作用，其结果会迥然不同。判断近代社会与否的一个关键，是看个人的能力和主体性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发挥。西欧社会在中世纪以后，由于个体的诞生，一切问题都以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为前提，若要追求自身利益，则必须提高自身能力和加强自身努力。这就是以个人欲望和行动模式为前提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西欧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另一方面，在以组织为中心的社会却无法产生欧美式的社会科学，是因为个人的逻辑和组织乃至集团的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即使照搬以个人逻辑为基础的欧美社会的逻辑，由于不具备支撑并强化它的社会基础和环境条件，在非欧美社会也难以发挥作用，反而像合理主义等这些由欧美社会引进的近代化要素也大多被形式化，反而可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要避开这样的“高收入陷阱”，就必须构建与欧美社会类似的社会基础，社会的近代化和支撑其发展的心理的近代化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要持续产出独创性构想和创新精神，就应该加强个人之间的竞争；如果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就要对升学考试制度和教育内容进行改革，提高逻辑能力及科学思维能力。

（三）经济和社会创新

日本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并一举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又在短时间内开始滑坡。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在欧美社会就很难发生。关于这一个问题，这里试图从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社会的背景因素及其差异中寻找原因。首先，美国与西欧体现出相同的科学精神，但从国家建设的经过来看，美国较西欧其个人中心的色彩更为鲜明。正如韦伯所说，科学及合理精神是近代社会的特征，也是以近代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源泉。

在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里，担当重任的中坚力量基本上由具有主体性的专家集团组成，个体是评价的直接对象，同时必然重视个人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平衡，并以此为基础促进自由竞争和启发思维。而在日本社会中却几乎与此完全相反。即使是对于日本社会看起来较为合理的日本式经营模式，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协调性要求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也暴露出许多弊端。从逻辑上说，当制度出现矛盾的时候，即使能够构想出比原制度更为高效的方案，也无法在现有的环境中制定出以此为基础的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根本性改革方案，因为一个社会往往具有一些习惯性和传统性的影响存在，而改变这些习惯和传统则非常困难。如果没有整体性的解决方案，经济、社会创新的进展就会十分困难，从而成为阻碍社会、心理的近代化的主要原因。即使通过对欧美的部分模仿、改良而实现赶超，也无法长久保持依靠自身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得以生存。

八、“高效政府”与“革新政府”

（一）何谓政府的作用

我们必须实行一系列改革并拥有独创性思维，才能摆脱上述困境。从企业的立场考虑，对此只能寄希望于政府，而无法指望没有主体性的个人。政府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局限于古典学派经济学所主张的一些领域，如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市场问题进行干预等。然而，这样又会造成对政府直接干预和对于大政府的抵触，以及对市场的过度信任等后果。因此，虽然存在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但在个人的主体性自由竞争和完全的竞争市场缺失的社会背景下，寄希望于政府也是不得已的次优选择。对这种传统的政府观念，存在着不少反论。阿瑟·奥肯认为，除了能够高效对应的领域以外，政府还具备纠正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平等、限制民间活动等重要功能。[5]

建立在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基础上的冈纳·缪达尔的观点更加简单明了。他指出，古典派理论是以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就能实现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发展为价值前提的。他认为，单纯依靠市场调节，现实就会依照因果关系的原理，偏向同一方向叠加累积，使得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而只有国家调控才能扭转这一局面。[6]

正统派经济学主张的政府功能论，只有在对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和市场经济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在组织大于个人的社会里，即使实行宽松政策，由于个人自由竞争机制的不完善，市场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比较小。此外，近年来，世界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剧变，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政府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日本，组织按照自己的逻辑一意孤行，个人的主体行动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正因为如此，政府需要在很多领域采取符合逻辑的行动。例如，促进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展，推进近代化的法律制度改革等。最为重要的是，为了促进技术革新，应在市场以外的社会、法律制度方面实施改革，通过教育领域的改革实现意识上的变革。政府应该看清楚这一问题的本质，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指明前进方向和国民应有的态度。这对于个体性习惯较差日本来说尤为重要，而且这些变革完全有可能实现，即只要拿出明治维新时期那样的热情和意愿，经过长期的努力，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实行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直以来追求赶超型近代化的日本不得不进行的一场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摆脱“赶超型”的“日本型发展模式”，坚决实行合理的改革，是日本政府的第一要务。

结合最新的动向来看，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阶段，之后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直线下滑（2014年为世界第21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根据瑞士国际经营开发研究所（IMD）公布的国际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中，日本在“政府效率”这一项的排名也不断后退（2014年为世界第42位）。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效率”排名后退和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几乎并行。虽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不高，但并没有衰落到日本经济那样的地步。从欧美和日本政府的其他几个领域的排名来判断，日本政府的效率总体来讲低于欧美政府。IMD将国际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分为：（1）经济运行，（2）政府效率，（3）商业效率，以及（4）基础设施等四个项目，并分别计算排名。与长期的经济发展直接关联的是“商业效率”和“政府效率”。日本的“政府效率排名”与“商业效率”一样处于较低的位置，这也是国际竞争力排名低下的主要原因。其中，“政府效率”在与欧美各国比较中尤其显出差距。

日本政府财政指标的排名特别低，但这是由于存在超过1000兆日元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此外，在财政政策方面，从国际标准来看，过高的法人税阻止了外资的流入，是促使日本企业大举进军海外市场的一大要素。农业政策的落后、社会保障政策的失败、低效率的官僚制度和财政制度等制度上的不力，是促使政府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原因背后，存在着缺乏逻辑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对普遍性价值的认识不足、缺乏说服国民的合理主义精神、说服力及指导能力不足等要素。

（二）“理念型政府”与“高效政府的模式化事实”

如上所述，国际社会的巨大变化，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日本的历代政府，大多指导能力和效率都极为低下，未能充分履行其职责。例如，完全不去分析女性社会参与度低下的原因，只是一味强调应该更多地采用女性任职，怎么可能马上显现出效果来呢？必须综合、有机地把握整个社会和寻求日本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日本才能够走出衰退。没有长期和根本的变革，是无法避开“高收入陷阱”的。而最为重要的长期目标就是，无论个人还是政府，都必须摆脱非逻辑的教条主义，构建一个符合逻辑的、客观的、具有目的合理性的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及心理的近代化。

作为如此思考的出发点，在这里想要提出“理念型政府”的概念。这一概念采用了韦伯的“理念型”（并非理想型）这一概念来思考现实的政府。所谓“理念性政府”，是一种基于想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然而在实际情形下的政府却各式各样。

日本政府具有很多的可能性，而其中之一就是高效政府。但如果仅仅如此，日本社会即使能够在数量上追上欧美社会，也无法孕育出与欧美对等的竞争力。我们观察在“政府效率”这一指标上排名靠前的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众多欧美国家的政府，可以看到它们有着如下的具体特征：① 出色的指导者与指导能力、持续的具有目的合理性的改革态度、明确的责任、较高的政治能力；② 对发展方向的明确指示、灵活的态度、迅速的决策、逻辑上的明确性、说服力以及实践能力、对议论及辩论的重视；③ 较高的清廉度、透明性、公正性；④ 逻辑上的统一性及较高的说明义务；⑤ 具有远见及较高的发言能力；⑥ 重视效率和承担风险的积极性；⑦ 独创性的思维与革新性、战略性的思考；⑧ 较高的国民支持率和近代民主化程度；⑨ 国际化视野、与国际社会的协调性以及动态的思考方式等。笔者将这些特点称为“高效政府的模式化事实”（以下简称为“模式化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些事实是显示“理念型政府”特性的一种符号。

九、新加坡政府的改革目标

（一）政府的改革目标与革新政府

“模式化事实”显示了“高效政府”的具体特征，但从非西欧社会为形成自主推进技术革新能力而所需的政府作用这一观点来看，“革新政府”这一概念比“高效政府”更为重要。因为革新这一目的，能够带来一个高效的政府。政府为了改革应该做到的是，摆脱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孕育出近代化的传统社会，和以简单的模仿、改良、应用为特点的经济近代化这一组合模式，着眼于促进社会、心理的近代化的实现，从而构建出自力更生推进技术革新的社会基础。

与经济近代化不同，社会、心理的近代化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别无他策，那么坚决的改革也就是必经之路。改革需要较高的热情与达致目标的坚强意志，只有政府才具有这样的条件。在此，我们要面对以下两个具体改革目标：一是构建具有目的合理性的法律制度，二是实现主要基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意识改革。在前者的情况下，个人的权利和努力应该受到肯定，个人能够发挥其主体性的结构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可以考虑采用现在正在讨论中的职务发明制度以及成果主义等原则。但是，如果只是割裂本来的脉络，采用其中的一个部分，而无法与其他必要条件形成综合、有机的关联，那么是无法发挥其有效性的。例如，即使模仿美国式的职务发明制度而制定了知识产权法，如果个人的主体性无法保证，就无法产生真正的积极效果。而后者的确立却会伴随着诸多的困难，例如提高逻辑思考能力、高考及高等教育，都是急需改革的重要课题。

（二）新加坡政府与日本政府

让我们将在各种国际排名上位置靠前的新加坡政府和日本政府做一对比。新加坡在2014年的IMD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三，其中政府效率项目排名第四。2013年新加坡按人均名义GDP指标排名第7（日本第24），按PPP（购买力平价）指标排名第3（日本第22），都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国家。而使得新加坡具有如此强大经济实力的最大生产要素，是它高效的政府。

受到高度肯定的新加坡政府的具体特点有如下几个：（1）政府在李光耀的主导下全面指导国家的社会及经济，一旦认为必要，坚决进行改革；（2）政府将经济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和有机的管理，明确具体的战略目标，制定具有目的合理性的法律制度、框架及计划；（3）政府直接管理，彻底实现目标；（4）重视法律法规的健全，保证社会全体的目的合理性及有机关联，重视政府机构之间以及政府机构与民间的相互关联；（5）彻底惩治贪污腐败行为，确保竞争的进行及其公正性，在政府组织及国营企业中彻底贯彻竞争及能力、成果主义；（6）重视政府行为的公正性、透明性、发言能力及说明责任；（7）以“最快”为宗旨，重视决策及事务处理的速度；（8）通过教育，促进企业家及技术人员等目的合理性的人才培养；（9）面向国际社会，彻底开放；（10）新加坡政府的缺点是，排除欧美式的民主主义，较为轻视个人、自由及平等，过于重视高学历和经济富裕等。除了第（10）项，其他各项基本符合“模式化事实”。

上面我们将新加坡政府与日本政府按“模式化事实”的标准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在此我还想做几点补充。第一，新加坡政府在“模式化事实”标准的9个项目中，有8个基本满足。而日本政府几乎在所有项目上都不充分或是有欠缺，正好与新加坡政府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政府效率的观点看，两者也具有强烈的对比性，但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是否具有旨在提高效率的改革。具有为了增加效率的革新性，是新加坡与欧美比较出色的政府之间的共同之处。第二，从经济效果来看，新加坡政府自独立以后几乎一直都比日本政府做得好，而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具有积极的态度，发挥出了强有力的指导能力。第三，拥有迅速的决策能力，强大的指导能力，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性、战略性和想法的灵活性等，很多方面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和态度因其高效性而更适合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第四，虽然新加坡政府在民主化这一指标上评价不高，但由于他们对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视，获得了国民压倒性的支持。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两国政府在形成技术革新的自主推进能力上，亦即在社会、心理的近代化发展程度上都较为落后，但是新加坡一旦认为确实有必要就能迅速采用，而日本则是决策迟缓。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长远而言对新加坡的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初步结论

目前，关于日本的经济走向，各研究机构均做出了会呈现长期疲软倾向的预测。当然，对其评价也要具体看其依据的前提和分析模式，但笔者对这一结果颇感怀疑。因为即便是科学、客观的分析模式，其前提也无法杜绝主观性，非经济要素应如何评价，人的预测能力又有多少，这些都将成为决定性的影响要素。笔者认为，日本如果能够正确认识问题之所在，构建一个可以凭借自身力量进行技术革新的社会，那么长期疲软的倾向也是可以避免的。

笔者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前提与假说也同样不免有主观成分存在，但仍尝试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个假说，即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现实状况下，一个社会或经济是否能够赢取竞争的一个决定性要素，就是能否形成一个支持独创性想法与创新不断涌现的社会及心理基础。而形成这一基础的必要条件，就是首先通过社会及心理的现代化，摆脱长期而言具有较高停滞可能性的“赶超型发展模式”。必须认识到经济与社会及心理的紧密关系，利用自身的力量促进技术革新，创造能够切实发展的条件，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但绝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一意义来说，安倍经济学能否获得成功，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

（本文作者系日本大学商学部教授）

Causes of Japan’s High Income Trap and the Necessity of a Progressive Government

（Japan）Hasegawa

Abstract: Using methods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argue that Japan’s stagnant economy is due to a “high income trap”. It further propose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at a progressive govern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 point exemplified by Singapore government. Thus whether Abe economy is successful requires the test of a long period of time.

Key words: Japanese Economy; “High Income Trap”; Progressive Government

[1] 详细内容请参照拙作：《亚洲经济发展与日本模式》，文真堂，1996年。以下简称《日本模式》。

[2] 20世纪20年代由日本东北大学的八木秀次和宇田太郎所发明的一种天线，被称为“八木宇田天线”，简称“八木天线”，该天线由一受激单元、一反射单元和一个或多个引向单元构成的端射阵组成。

[3] 请参照梁峻豪：《金大中政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www.kier.kyoto-u.ac.jp/coe21dp/61-70/21COE-DP067.pdf。

[4] 日本京都大学山中伸弥教授开发研究的有关人体多功能干细胞研究项目，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1975.

[6]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1957, Chapter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