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梅列日科夫斯基诗学研究综述

一、俄罗斯梅列日科夫斯基研诗学究状况

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个人风格问题和作品的诗学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受到其同时代人的关注，即使有所触及也是偶然为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梅列日科夫斯基回归到俄罗斯文学中，其美学诗学问题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一）十月革命前的研究

十月革命前，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著有不少，诚如女诗人维·伊·鲁季奇所言：“在当时，从安·巴·契诃夫到维·符·赫列勃尼科夫，未必有哪怕是一个大文化活动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意见。”[1]虽然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俄国报刊对梅列日科夫斯基还是持敌对态度，这其中既有作家本人的个性原因，也有其作品的艺术特点原因。他的同时代人直觉地感到他浑身上下笼罩着一团谜，感到他是“从未来降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外国人”[2]。他们既受他吸引又疏远他，既觉得他亲近又觉得他遥远，就像安·别雷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曾向他学习过，捕捉过他的话的真意，而过后却“不提他的名字，扫去他的足迹”，因为他们“害怕他”[3]。几乎没有一个俄罗斯思想家像他那样毫不留情地把俄罗斯的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批评视野中，而且有一种“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决绝，这就导致了他与政权、教会以及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恶化，遭到批评界的普遍敌视。他的“极端二元论”思维模式和“主观批评”方式也是同时代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对其作品的文学批评往往被对其个性的“人学”批评所代替，或者将两者混同起来。在这种背景下同情他的声音自然减弱了，甚至包括亚·亚·勃洛克和瓦·雅·勃留索夫这两位曾深受其影响的诗人。同时代人彻底否定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权威性和哲学独特性。尼·亚·别尔嘉耶夫的文章《论新宗教意识》几乎成了唯一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新基督教学说”表示赞许的回应。他在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世界观的弱点（缺乏哲学批判、倾向于“宗教公式化”、逻辑性不强）的同时，也给予其“激进的思想热情”和“异常新颖的新宗教思想”以应有的评价：“虽然梅列日科夫斯基向尼采、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瓦·瓦·罗扎诺夫学习了许多东西，但是不能否定他的宗教—艺术观点的独特性，不能否定他预见神秘主义道路的巨大天才。”[4]

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艺术天才和创作技巧遭到更为激烈和残酷的批评，指责他空话连篇、引文泛滥、刻板僵化，几乎成为当时所有文章的共识。例如，谢·阿·文格罗夫在为一本百科辞典撰写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辞条中写道：“头脑中的凭空虚构胜过直感”[5]是其丰富著述的特点之一。从此，“枯燥无味的才能”就成为评价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风格的典型用语。亚·亚·伊兹梅洛夫表达了更加强烈的厌恶之情，他否认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想象力：“他的作品像数学一样精确、严密，都是用尺子和圆规画出来的。”[6]阿·谢·多利宁指责梅列日科夫斯基破坏“艺术性的基本要求”：“什么需要证明——什么就主宰着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决定着三部曲的整体及局部大纲和结构，规范着每个人物的活动，操纵着个人和大众的生活和命运。因为他把这一切既作为其纯理性结构的材料，也作为其强行塞入到自己那些干巴巴的抽象公式中的僵死思想。”[7]

可见，艺术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还遭到同时代文艺理论家们的粗暴侮辱和愤怒声讨，他们试图把他的象征主义小说强行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规范之中。

尽管这些结论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和武断性，但大多是描写性和罗列性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个人风格问题，作品的诗学问题（《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并未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有所触及也是偶然为之的。不过，在这些千篇一律的否定批评中有时也偶尔出现一些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独特艺术形式的准确观察。例如，伊·尼·伊格纳托夫就把人人皆知的“二律背反”看做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和哲学特征不可分割的特点：“他感觉到某种本能的需求，把一切都分裂为二并把分裂的两部分加以对比。”[8]阿·谢·多利宁虽然刻薄地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作品中“到处充斥着极端性”，“公式化达到了极限，到达了荒谬的程度”[9]，但实际上，他却认真地看待梅列日科夫斯基执着追求的那种形式特点和作家的风格规律——“普遍化的二元论规律”。米·彼·涅维多姆斯基更加准确地抓住了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作家特征”，他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纳为一个“二俄寸长的关于圣体和圣灵的思想”[10]：“真佩服梅列日科夫斯基有那样的技巧和不知疲倦的精神一行接一行，一页接一页地展开、说明、解释和证明这一简短的思想。真的需要非凡的文学技巧，才能只用这一个思想——别无其他——填充两部大部头著作《列·托尔斯泰与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还要留下某种东西以备万一，果然又从这一备用品中抽出两大本文集——《未来的无赖》和《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基督教的未来批判》。所以，我确信，这还远远没有止境，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新的著作论述这一思想”[11]。

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带有明显偏见的评论中，透露出米·彼·涅维多姆斯基对梅列日科夫斯基风格的准确认识——既“缩小”又“强化”的风格倾向，这种认识使米·彼·涅维多姆斯基抓住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演化实质——始终一贯地向逐渐深入揭示这一“主导思想”的方向运动。米·彼·涅维多姆斯基认为，如果在《列·托尔斯泰与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这一思想还“遮遮掩掩”，那么在后来的作品中已经“暴露得赤裸裸，毫无遮拦”[12]。

叶·格·伦德贝格也曾提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对“绝对性”的执着追求，但却评价为是对“简化”的偏好：“他的各种结构都是靠协调、类比和化繁为简的方法维持的，因此，按照他的观点，他把自己的哲学幻想大厦建造在通常无法证明的基础之上。”[13]

科·伊·楚科夫斯基在认识梅列日科夫斯基诗学的艰难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他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偏好“对称性”的讽刺性批评中，已经准确抓住了作家的艺术形式特点：“如果在一张纸上滴一滴墨水，然后将其对折，那么在纸的左右两边就会有同样的墨点，而且是上下颠倒的。当我阅读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作品时，我总是想起这张对折的纸。只要他思考某一个思想，马上就伴随着它出现另一个思想——同样的但却倒过来的思想。”[14]科·伊·楚科夫斯基认为这种结构体系“实在太美了，简直完美无缺”[15]，甚至有些死气沉沉，因为作家的思想“不会狂吼，不会沸腾，不会作乱，而是在他的指挥下迈着均匀优雅的步伐彬彬有礼地散着步”[16]。但与此同时，科·伊·楚科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三部曲中最精彩的篇章正是那些描写“抽象的争论”和“对立的思想”的地方，梅列日科夫斯基在那里成功地表达出自己的清晰本性。

但是，最深入梅列日科夫斯基诗学秘密深处的评论要算是安·别雷的文章《梅列日科夫斯基》。这篇文章再次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理解具有特殊的阐释力：他的作品和风格会突然生动地展现出来。例如，安·别雷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文学人物的独特性评论对我们来说就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他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的文学人物都是“用古旧的破旧衣服装扮起来的木偶。蜡制木偶之所以只是木偶，因为是历史，人之所以是人，因为是人，所有这些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都是死的。……尤里安、列奥纳多、彼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他们本身不感兴趣：他们仅仅是象征”[17]。更重要的是，安·别雷从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诗学的个别方面转到认识其风格形式的共同规律性上来，他把《基督与反基督》称为复杂的“历史思想对位”（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контрапункт идей）[18]。

我们认为，安·别雷的这种独到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美学观点十分接近。正是把“象征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使安·别雷能够深入到梅列日科夫斯基那别出心裁、思想深邃的创作个性“深处”；也正是把“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结果”，使安·别雷能够按另一种方式从外部评价梅列日科夫斯基结构的“公式化”[19]，并认为“繁琐的议论、考古学和死气沉沉的艺术人物也赋予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种特殊的‘捉摸不透的迷人之处’”[20]。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革命前的批评界对梅列日科夫斯基这位哲学家、宗教活动家、尤其是文学家的极端厌恶之情是如此一致，令今天的研究者感到惊讶。但是，在维·伊·鲁季奇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开始有所转变，因为不管怎么样，梅列日科夫斯基都是一位兼有“精英派导师”（安·别雷和亚·亚·勃洛克都曾受到他的影响）和“杰出作家”两个角色的大作家[21]。他的作品，尤其是历史长篇小说，生前就大量出版，而选集在很短时间内就在俄国出版两次：1912年的17卷本，1914年的24卷本。他在俄罗斯和侨民时期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活中占据着“精神世界的中心位置”[22]，是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对象，“批评家们有意无意地对他那精湛的艺术技巧、卓越的批评思想、高深的哲学-美学体系、神秘的寻神说激情给予应有的评价”[23]。例如，叶·阿·利亚茨基称小说《彼得大帝和皇太子》是“最近杰出的现象”[24]，叶·格·伦德贝格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历史有着卓越的品味”[25]，亚·亚·伊兹梅洛夫称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他从未见过的“形式的天才——精致技巧的天才”[26]，瓦·瓦·罗扎诺夫宣称：“我们的作家很少有人能像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样，具有如此非凡的智慧和热情，永不停息地进行探索，满怀希望地向前奋进”[27]。

我们认为，同时代人之所以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是因为他们与作家的距离太近：缺乏时间距离使他们不能完全对等地接受和评价他的作品，看到旧事物之中孕育的新事物。正如加拿大学者查·哈·贝德福德（Charles Harold Bedford）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第三约言和第三人类》一书中所言：“如果梅列日科夫斯基不被同时代人理解，那么，这不是作家的过错。一切原因在于与‘实证唯物主义’有关的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的学说。而且，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探索具有肯定的结果：它保证了作为宗教思想家和作为作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地球上永垂不朽。”[28]

（二）十月革命后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批评分成两股潮流——侨民界的批评和苏联文艺界的批评。

俄罗斯的侨民文学（十月革命后1919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大批作家侨居国外——即侨民文学的第一次浪潮）似乎是从革命前的批评接过接力棒，只是对以前画好的作家个人肖像画和创作肖像画进行一定的修描。不过，这次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公式化”和“过分理性”归结为是其创作危机的表现。例如，马·利·斯洛尼姆责难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侨民时期缺乏“艺术创作特点”：“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阿·米·列米佐夫、济·尼·吉皮乌斯给侨民们奉献了些什么呢？”[29]言下之意就是“一无所有”。也有人指责作家的反革命侨居是一种伪爱国主义和反苏维埃行为。例如，尼·尼·别尔别洛娃在回忆录中写道：“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世界建立在对十月革命的政治不妥协基础之上，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美学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政治问题、科学问题——一切都服从于一种感觉：俄罗斯的丧失、俄罗斯对世界的威胁、被驱逐的痛苦、意识到谁也听不到他的抱怨、诅咒和警告的痛苦。”[30]马·利·斯洛尼姆则称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在俄罗斯的葬礼上受雇哭灵的人”，不论发生什么事，他总是“机械地重复自己那一套反复哭诉的话并为祖国和人民唱送终祈祷”[31]。

在这种悲哀单调的政治批评背景下，符·费·霍达谢维奇和伊·亚·伊里英的研究显得非常新颖独特，他们试图从美学角度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

符·费·霍达谢维奇的文章《论梅列日科夫斯基》（1927）对于当时那些评论梅列日科夫斯基作品的文章而言具有异乎寻常的建设性，他是为数不多能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些司空见惯的“弱点”中和破坏“艺术性的基本要求”中看到这位具有独特创作天才的作家强有力的方面的人。例如，那些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人物“缺少生命力和心理清晰性”[32]的观点只是促进他对梅列日科夫斯基人物的独特象征特点进行更加认真的思考。他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人物称作是一群“偏执狂患者”：“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专注于一个目的、一个思想，其动机永远在于此，并根除所有其他不相干的想法和情感。”[33]所以，他认为，“如果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中有某些冲突的话，那也只是那些全神贯注于一个思想的人物的冲突。实际上，这不是人物冲突，而是思想冲突”[34]。

符·费·霍达谢维奇拒绝把梅列日科夫斯基列入历史小说家行列，这促使他对作家的作品体裁特点做出独特的阐释：“梅列日科夫斯基所写的一切不是那种‘时而才有的’东西，而是那种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有的东西。这使得他的作品不属于历史小说或者其他任何种类小说的范畴。我不想给他的作品确立一个文学定义。如果愿意的话，我想这些作品更接近于启示录，而不是小说，但这中间的距离也是非常之大”[35]。

伊·亚·伊里英在具体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独特诗学道路上迈出了更加重要的一步，这从他的文章标题就能反映出来：《梅列日科夫斯基——文学家》。尽管伊·亚·伊里英坚决不接受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独特风格形式（“这是艺术吗？如果是，那么这种艺术破坏了美好艺术的一切规律”[36]），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对“公式化”“反心理描写”和“反历史主义”这些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攻击。但是他也令人信服地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有一颗能产生出无数“二律背反”的“分裂灵魂”[37]，他的创作具有纯理性主义的特点，“读者常常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牵着梅列日科夫斯基走，这就是理性。理性会进行分析、支解、对比：得到一个形而上学形式——A不是A”[38]。由此，伊·亚·伊里英给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风格下了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形而上学的宗教仪式”[39]。伊·亚·伊里英也非常关注梅列日科夫斯基天才的另一个方面——规模庞大、篇幅宏伟：“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一位外部戏剧的布景大师，巨大的规模、浓重的色彩、分明的线条靠的不是池座和第一层厢座的包厢，而是天花板下的楼座配景；这里是他的力量；这是他的成功之处”[40]。

继符·费·霍达谢维奇和伊·亚·伊里英之后，格·维·阿达莫维奇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个性和作家本质的认识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的文章《梅列日科夫斯基》中十分公正地称梅列日科夫斯基为“聚精会神于一个理想的人（一根筋）”：“梅列日科夫斯基，当然，一生都在思考《福音书》并通过自己以前的所有理论和爱好走近《不为人知的耶稣》，一边还从远处观察他，就像观察结果和目标。有时是些曲折线，旁观者不完全理解它们，例如，最后几条曲线条中的拿破仑曲线（传记小说《拿破仑》），但是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意识中它们只是一些偏离。恰恰相反，一切都应该把清晰性放进统一的重要主题中并且准备好讲述和思考19世纪以前在巴勒斯坦发生过什么。”[41]格·维·阿达莫维奇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的“内在完整性”，并指出作家对“永恒绝对本质”的执著追求。此外，他还首次提出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之后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他的创作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等问题：“我们的许多批评家，但是通常是作家们，没有完全意识到，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创作要归功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翻阅旧书总是有益的。”[42]（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非常迫切的，本书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论述）。

十月革命后的前十年，苏联批评界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感兴趣。阿·马·高尔基在《论反革命侨民文学》一文中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活动比作是打字机：“铅字读起来倒轻松，但却死气沉沉。”[43]维·巴·波隆斯基把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其他侨民作家一起比作“不结果实的无花果”[44]。梅列日科夫斯基简直成了极端仇视苏维埃俄罗斯的反革命侨民的代名词。亚·康·沃隆斯基在《苏维埃文学和反革命侨民》一文中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化作用只在于他“在劳动人身上发现了‘下流人’”[45]。随声附和的还有刚从德国回来的符·符·马雅可夫斯基，他这样写道：“在巴黎最恶毒的侨民就是所谓的思想侨民：梅列日科夫斯基、济·尼·吉皮乌斯、伊·阿·布宁等。他们用各种污水来诬蔑俄罗斯苏维埃。”[46]

我们看到，这些为数不多、话语简短的评论明显只遵循着思想标准。在苏维埃文艺学中，这种用政治学和社会学标准对待美学问题的倾向，注定将梅列日科夫斯基从随后几十年的苏联文学史中驱逐出去。由于他宣布与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基督帝国”势不两立，甚至寄希望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以在60—70年代的大学教科书中提到他时，最多也只是把他作为象征主义宣言《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兴流派》的作者和“革命和俄罗斯人民最恶毒的敌人”[47]。而他的长篇小说干脆避而不谈，如果提及，也只是为了表明它们缺乏文学价值。这样，梅列日科夫斯基这位一度最流行的小说家在苏联就处于被完全隔离的状态中。

但是维·伊·鲁季奇说了一句公道话：“历史告诫我们，不承认和忘却什么也证明不了。”[48]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自己的时代所写的许多可怕的、似乎是幻想性的预言，诸如《未来的无赖》都变成了悲伤的现实。因此，在80—90年代末俄罗斯自我意识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期，开始重新评价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当代文化的贡献，其结果就是再版作家的作品：最初是长篇小说，之后是大量的批评作品，最后是向俄罗斯读者解禁他在侨民时期的作品：《不为人知的耶稣》《拿破仑》《让·雅克》等，而且已经酝酿成熟出版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集，包括作家的所有创作遗产，以及他的书信集和随笔。

我们认为，正是这一时期成为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美学最富成果的一个时期，这里首推爱沙尼亚女学者扎·格·明茨，她的研究最为深刻和独到。她在《亚·亚·勃洛克与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论战》（1989）一文中不仅研究了两位最杰出的象征主义代表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还包括一系列有趣的观察：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彼得主题”的独特理解、三部曲中展示的象征构成新原则等。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后来在《基督与反基督》（1989）的再版前言中得到发展。扎·格·明茨继承了尼·亚·别尔嘉耶夫和弗·费·霍达谢维奇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的哲学阐释传统，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思想：正是“历史哲学思想是三部曲的主要人物，它的形成是本书的情节动机＜……＞《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是一部思想小说（Роман мысли），它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Полифон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到20世纪的‘概念小说’（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й роман）[49]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50]。

继扎·格·明茨之后，利·安·科洛巴耶娃的文章《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家》（1991）成为在当代认识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诗学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在这篇文章中利·安·科洛巴耶娃认真思考了梅列日科夫斯基长篇小说的情节体系、独特的艺术时间形式、象征意义的“普遍化”特点。此外，她还把梅列日科夫斯基长篇小说的“艺术思维的统一原则”[51]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系列化”（Циклизация）是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它反映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宏伟主题的迷恋。而且，这种“系列化”趋势不仅表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也表现在其宗教类型的研究作品《东方的秘密智慧》和《西方的秘密》中，圣徒言行录随笔《从耶稣到我们的圣者面孔》中，以及系列传记作品《但丁传》《帕斯卡尔》《拿破仑》中，因此，利·安·科洛巴耶娃把这种“系列化”看做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所具有的“通用构形原则”。关于这一点安·别雷早就指出过：“离开他的批评就无法理解他的小说，离开他的小说就无法理解他的批评。”[52]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也声称，在90年代写的那些政论和批评文章中他就具体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和创作理念——即对全球性和普遍化的追求，以及最大限度地暴露“对立两极的尖锐冲突”。正是在这一创作理念的统领下，梅列日科夫斯基将各种形象主题纳入到统一的象征性“元文本”中——强调思想的永恒意义。因此，玛·亚·尼基京娜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风格为“缜密的象征主义”（Продуманный символизм）[53]。她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小说是在他的理论作品直接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可由作家的“自我引用”证明。例如，《诸神之死》中的象征形象——“透光雪花石膏双耳罐”引证的就是其“象征主义宣言”《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兴流派》中的形象：“象征主义把诗歌的风格和艺术物质变得充满灵性、晶莹剔透，就像透光雪花石膏双耳罐的薄壁”[54]。确实，三部曲不仅包括作家在批评和政论文中宣扬的那种重要的艺术规律性，而且将其发扬光大，确切说，由于形式的一贯性更加暴露和强化了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作家的非艺术散文相对于艺术散文来说是以独特的“草稿”“技术实验室”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个实验室里完成了作家的“工艺规程”，形成了作家执着追求的具有“普遍化二元论诗学”特点的风格结构。

在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诗学的道路上尼·符·巴尔科夫斯卡娅迈出了实质性的新步伐。在其专著《象征主义小说诗学》（1995）中，她把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的艺术形式看做是“前象征主义小说—寓言”（Пред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е романы-притчи），并对作家诗学的某些成分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此外，像利·安·科洛巴耶娃一样，尼·符·巴尔科夫斯卡娅也从个别规律转向作家独特风格的整体规律：普遍主义、超普遍性、镜子反射力、二元性等，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在当代俄罗斯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研究中，除了集中注意他的诗学问题外，还指出了许多其他主要方向。

首先，对作家创作的美学根源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玛·亚·尼基京娜令人信服地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心理现实主义传统的联系[55]；利·安·科洛巴耶娃把梅列日科夫斯基归入新古典主义之列[56]；格·米·弗利德连杰尔将易卜生的《皇帝与加利利人》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进行比较[57]。

第二，明显追求把作家的创作列入其同时代的文学语境中。这方面的研究有谢·尼·波瓦尔佐夫的《不同追求的人》（论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关系）[58]和纳·彼·德沃尔佐娃的《普里什文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瓦·瓦·罗扎诺夫的相互关系》[59]等。

最后，在许多文章中都间接地提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对随后文学发展影响的问题。例如，利·安·科洛巴耶娃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家》一文的最后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的“新型历史小说”无疑对20世纪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

二、中国梅列日科夫斯基研究状况

在中国，早在1941年就翻译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诸神复活：达·芬奇》（绮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重版），而且译者在初版的“译者序”中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旧俄时代与高尔基齐名”。作家的三部曲现在有了最新译本：《诸神之死——背教者尤里安》（附有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自传随笔》节译和《1911—1913年版全集序言》）、《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反基督——彼得大帝和皇太子》（刁绍华、赵静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两部传记小说：《路德与加尔文》（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但丁传》（刁绍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传记评论《列·托尔斯泰与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200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完整版上、下两卷）。论文集《重病的俄罗斯》（包括《未来的小人》和《重病的俄罗斯》两部作品（杜文娟、李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先知》（赵桂莲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永恒的旅伴》（傅石球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节译）。济·尼·吉皮乌斯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传》（施用勤、张以童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

近些年，随着白银时代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各种研究也相继展开，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研究兴趣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国内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宗教哲学角度研究《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例如，刘小枫在专著《圣灵降临的叙事》中用专章论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特点。他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世纪之交提出象征主义的思想，并在其宗教小说中对它进行深入阐发，其主旨是要从列·尼·托尔斯泰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敞开的现代性深渊出发，寻求上帝的文化和精神的更新，以与民粹主义思潮的实证主义思潮相抗衡，从而体现超越社会小说和市民小说的精神维度。”[60]这是目前从理论方面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特点进行阐述的比较深刻的一篇文章，对本论文论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风格形成的理论阶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刘锟的《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及其在三部曲中的体现》和《未来王国的曙光——〈基督与反基督〉的宗教思想》、裴连山的《从〈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看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刘锦昌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与宗教思想》、耿海英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理论及文学主张》等几篇文章都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不是从文学、美学的角度看待象征主义，而是赋予象征主义宗教上的意义，使得象征主义具有神秘主义的性质，而象征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充满奥秘、超越一般认知。这一点也是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不同于西欧象征主义的特质所在。

第二，从文学创作角度研究《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例如，林精华的论文《梅列日科夫斯基：从俄国到苏联诗学转换的重要作家——关于〈基督与反基督〉的叙事时间研究》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学研究。作者认为，三部曲在叙事时间上突破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对70年代以来叙事文本存在方式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使历史传记小说化、小说由现实主义而象征主义化，深刻影响了白银时代小说发展走势，并在一个世纪后继续显示出人文主义意义。[61]刘琨的论文《梅列日科夫斯基历史小说及其个性化特征》论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体现的个性化特征：“首先是用数字来揭示人类和宇宙的永恒真理；其次是富于象征色彩的现代主义手法。”[62]作者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部历史小说构成其新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的肌体，而其中的象征意义和宗教观念是它们的灵魂”[63]。可以说，这篇文章已涉及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普遍化二元对立诗学”原则的某些方面。张敏在其专著《白银时代——俄罗斯现代主义作家群论》中用专章论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艺术。首先她从体裁的角度界定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是一种独特的“宗教思想小说”，之后论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小说的独特艺术个性：“梅列日科夫斯基象征主义小说在总体上形成一种玄奥、单纯、明朗、细腻的美学风格。”[64]这是目前国内对梅列日科夫斯基象征主义创作诗学论述比较有新意的一篇论文。阿明利在《〈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的艺术手法与新基督宗教理念》一文中重点分析了尤里安的形象塑造艺术和象征意味，并对作家的象征主义手法，例如，对小说中的代词“他”的象征意义作了一定分析。文章虽然触及到了具体的文学文本分析，但重心还是论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

第三，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批评进行研究。例如，张冰先生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艺批评》一文和专著《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中专门论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对于当时文艺美学思想的意义：“作为宗教哲学批评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倡导的主观批评方法，为整整一个流派奠定了基础，他在批评实践中所倡导的知人论世法，对于今天我国文艺批评也颇富于启发性，他的文艺批评贯穿着历史知识和对文艺本身的真知灼见，不但在当时，即使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具有重大意义。”[65]赵桂莲教授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随笔《先知》的译者前言中以《梅列日科夫斯基——思想家、批评家、艺术家》为题，分析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特点，同时也指出了其现实意义：“他的创作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对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影响之大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分析，去研究。而且，借鉴梅列日科夫斯基惯用的比较方法把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人的思想进行分析比较，不仅可以把握俄罗斯世纪之交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梳理出俄罗斯宗教与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与演变，从历史、哲学（社会思想）、宗教、民族性等多角度出发把握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内涵。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我们的主要现实意义也正体现于此。”[66]这两位学者从宗教哲学、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主观批评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在梅列日科夫斯基文学批评中，探寻到其所发现的艺术规律性是如何磨砺、“锤炼”出来的。

国内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的整体研究多集中在其宗教哲学思想方面，而且基本上延续的是俄罗斯批评界的观点，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哲学”思想的乌托邦实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相对而言，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和美学特点研究比较缺乏，这当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相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庞大文学遗产，目前国内的翻译只是一小部分，不利于全面展开批评。其次，对三部曲的个案研究也不够深入，目前除了阿明利的文章外，对三部曲的其他两部《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反基督——彼得大帝和皇太子》几乎没有个案研究。最后，对四本著名批评和政论随笔《永恒的旅伴》《列·托尔斯泰与费·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先知》的专门研究目前还没有全面展开。实际上，作家一生的创作风格始终一贯保持不变，正如安·别雷所说：“离开他的批评就无法理解他的小说，离开他的小说就无法理解他的批评。”[67]作家创作的中心思想、基本主题、艺术方法在这些批评和政论文章中就集中彰显出来，并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最后在三部曲中得到了具体的磨炼。所以，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深入地揭示作家的整体创作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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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长期以来俄罗斯批评界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研究多带有“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对其作品的评价带有明显的偏见，并且多用于“离经叛道”的意义。之所以如此，作家的反苏侨民身份是个重大的原因。因此，对其作品的文学批评往往被对其个性的“人学”批评所代替，或者将二者混为一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诗学和艺术价值的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也对国外的批评产生了负面影响。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已经回归到俄罗斯文学中，对其进行科学的批评和研究也成为重要任务，因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既是新的同时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化中典型的合乎规律的现象，不认真思考他就很难全面想象这个时代在俄罗斯的哲学、文学和各种创作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所以，该是摆脱那些司空见惯的评价并提出关于其个性特点和独特风格等问题的时候了，文学界开始对这些问题的实质有了稍稍的“轻微触及”，这使我们有可能深入到批评家和文艺学家们多次指出的那一特点，也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风格的那些“赤裸裸的东西”：“严整的内在统一性”和“普遍化的二元对立性”倾向。我们确信，这两大特点集中体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哲学观和艺术观的本质，值得深入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以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诗歌、政论、批评、书信（90年代）和小说创作（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为研究对象，将结构分析与历史比较分析结合在一起，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上，揭示梅列日科夫斯基所具有的“普遍化二元对立诗学”特征及其在主题系统、语言结构、象征意向、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具体演化过程，从而说明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说，在进行外部研究的同时，重点进行内部研究，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本书除上述提到的关于诗学和风格的著作外，还充分利用亚·阿·波捷勃尼亚、阿·尼·维谢洛夫斯基、维·符·维诺格拉多夫、尤·米·洛特曼、谢·谢·阿韦林采夫等人关于象征的特点和结构的著作对文本进行论述。我们不指望详尽无遗地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诗学特点，而是依靠这一领域中的当代理论研究以及俄罗斯文学史家的著作中提供的科学结果，提出具体的任务，这样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研究这位独特艺术家的创作，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他对20世纪俄罗斯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本书主体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象征主义形成的背景和特点。一位思想家观点和理论的形成，必然受到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梅列日科夫斯基也不例外。作为白银时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评论家，他的哲学观、历史观、文学观、美学观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反映了他对世界和俄国历史命运和未来的深刻思考。因此，对梅列日科夫斯基艺术探索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精神氛围进行简要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交待，对其理论形态与艺术形态的分析就难以展开。本章将从四个方面论述梅列日科夫斯基象征主义形成的背景和特点。

第二章，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象征主义诗学形成的过程及内涵特点。关于自己的艺术特点和创作理念梅列日科夫斯基在19世纪90年代写的那些政论文章中就具体清晰地表达出来——即对全球性和普遍化的追求，以及最大限度地暴露“对立两极的尖锐冲突”。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倾向，并认为它集中体现了作家的哲学观和艺术观本质，因此，我们把它看做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象征主义诗学的一个普遍化特点，并借用鲍·米·艾兴包姆的定义，将其定义为“普遍化二元对立诗学”。在本章中我们以梅列日科夫斯基90年代写的诗歌、政论、批评和书信为研究对象，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作家诗学的形成和结构上，同时分析它与作家的个性气质之间的联系。

第三章，研究“普遍化二元对立诗学”原则在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的“造型”体现。三部曲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高峰之一，不仅包括了作家在批评和政论文中宣扬的那种重要的艺术规律性，而且将其发扬光大，确切说，由于形式的一贯性更加暴露和强化了它。本章分四节研究“普遍化二元对立诗学”原则的具体体现：语言构成、情节结构、主题系统、人物形象。

第四章，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梅列日科夫斯基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他在象征主义诗学方面的种种探索，奠定了一种独特的非现实主义小说诗学的基础，影响着其他象征派小说家及以后的小说艺术方向。

[1] Рудич В．И．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ХХ век：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Под ред．Ж．Нива，И．Сермана，В．Страда，Е．Эткинда．М.，1995．С.214．

[2] Белый А．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265．

[3] 赵桂莲：《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思想家、评论家、艺术家》// 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赵桂莲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19—20页。

[4] Бердяев Н．А．О новом религиозном сознании // Бердяев Н．А．О русских классиках．М.，Высш．шк，1993．С.229．

[5] Венгеров С．А．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СПб.，Ф．А．Брокгауз и И.А．Ефрон，1896．Т．ХIХ ［37］．C.114．

[6] Измайлов А．А．Пророк благодатных дней // Измайлов А．А．Пестрые знамена：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ортреты безвременья．М.，И．Д．Сытин，1913．С.127．

[7] Барковская Н．В．Поэтика символистского романа．Екатеринбург，1996．С.13．

[8] Игнатов И．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Ин-та Грант．М.，Т.28．Стлб.492．

[9] Барковская Н．В．Поэтика символистского романа．Екатеринбург，1996．С.30．

[10] Неведомский М．П．В защиту художества（О наших《модернистах》，《мистиках》，《мифотворцах》 и т．д．）//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1908．№ 3．С.209．

[11] Там же．С.208．

[12] Там же．С.210．

[13] Лундберг Е．Г．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и его нов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СПб.，1914．С.6．

[14] Чуковский К．И．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Чуковский К．И．От Чехова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ортреты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СПб．и М.，М.О．Вольф，1908．С.208—209．

[15] Там же．С.210．

[16] Там же．С.210．

[17] Белый А．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264．

[18] Белый А．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264．

[19] Там же．С.265.

[20] Там же．С.265．

[21] Магомедова Д．М．О 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ом и его романе 《Юлиан Отступник》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Смерть богов．Юлиан Отступник．М.，1993．С.3．

[22] Рудич В．И．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ХХ век：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 Под ред．Ж．Нива，И．Сермана，В．Страда，Е．Эткинда．М.，1995．С.214．

[23] Там же．С.215．

[24] Ляцкий Е．А.《Петр и Алексей》 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СПб，1905 //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1905．N 12．С.829．

[25] Лундберг Е．Г．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и его нов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СПб.，1914．С.33．

[26] Измайлов А．А．Пророк благодатных дней // Измайлов А．А．Пестрые знамена：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ортреты безвременья．М.，И．Д．Сытин，1913．С.126．

[27] Розанов В．В．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Любовь сильнее смерти．Итальянская новелла ⅩⅤ-го века．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Скорпион》．Москва.1902（Рецен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СПб.，1902．Т.87．№.3．С.1140．

[28] См．Поварцов С．Н．Траектория падения（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эстетиче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ях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86，11，С.155．

[29] Слоним М．Л．Жи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мёртвые критики //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Антология．В 6 т．М.，Книга，1990．Т.1．Кн.2．С.385．

[30] Берберова Н．Н．Курсив мой //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492—493.

[31] Слоним М．Л．Жи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мёртвые критики //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Антология．В 6 т．М.，Книга，1990．Т.1．Кн.2．С.382．

[32] 霍达谢维奇：《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 // 霍达谢维奇：《摇晃的三脚架》，隋然、赵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49页。

[33] 霍达谢维奇：《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 // 霍达谢维奇：《摇晃的三脚架》，隋然、赵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49页。

[34] 同上书，第349页。

[35] 同上书，第353页。

[36] Ильин И．А．Мережковский–художник //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388．

[37] Там же．С.380.

[38] Ильин И．А．Мережковский–художник //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380．

[39] Там же．С.380．

[40] Там же．С.377．

[41] Адамович Г．В．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394．

[42] Адамович Г．В．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292．

[43] Горький М．Собр．соч．В 30 т．М.，Госиздат，1953．Т.24．С.337．

[44] Полонский В．П．Из《Очерк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эпохи》（1917—1927）// Полонский В．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М.，1988．С.369．

[45] Воронский А．К．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белая эмиграция // Воронский А．К．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е．М.，1982．С.348．

[46]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Антология．Т.1．С.48．

[47] Новикова К．М.，Щепилова Л．В．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М.，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66．С.244．

[48] Рудич В．И．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ХХ век：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Под ред．Ж.Нива，И.Сермана，В.Страда，Е.Эткинда．М.，1995．С.216．

[49] 概念小说（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й роман），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莫斯科一群特殊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发起的创作运动——“莫斯科概念主义”中的小说创作现象。莫斯科概念主义不仅是西方概念主义影响和刺激的产物，更是俄罗斯20世纪10—20年代文化语境以及文学实践的结晶。其中俄罗斯先锋主义各个流派，例如未来主义、达达主义、ОБЭРИУ等的充分发展，为20世纪后半期莫斯科概念主义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艺术传统，所以，莫斯科概念主义通常被称为“俄罗斯第二个先锋主义”。80年代，概念主义在新一代莫斯科艺术家和文学家中得到延续和发展。90年代直至俄罗斯当代文坛，莫斯科概念主义的新旧代表们仍然继续创作，成为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概念小说”的最早代表为符·格·索罗金，后来的部分作家的部分作品也具有概念主义创作的特征，例如，叶·阿·波波夫的《神的眼睛》、维·符·耶罗费耶夫的《致母亲信》《口袋默示录》《别尔嘉耶夫》等。参见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只奇葩——莫斯科概念主义》，《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年，（2），第73—76页。

[50] Минц З.Г．О трилогии 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Трилогия．М.，Книга，1989．Т.1．С.10．

[51] Колобаева Л.А．Мережковский-романист // Колобаева Л.А．Русский символизм．Изд．МГУ.2000．С.239．

[52] Белый А．Арабески．М.，1911．С.410．

[53] Никитина М．А.《Заветы》 реализма в романах старших символистов（《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 Д.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и《Мелкий бес》 Ф．Сологуба）// Связь времен．С.207．

[54]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О причинах упадка и о новых теч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Л．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Вечные спутники．М.，Изд．Республика，1995．С.528．

[55] Никитина М．А.《Заветы》 реализма в романах старших символистов（《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 Д．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Мелкий бес》 Ф．Сологуба）// Связь времен：Проблемы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онца XIX—начала XX в．М.，Наследие，1992．С.209．

[56] Колобаева Л．А．Концепция лич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рубежа ХIХ-ХХ вв．М.，Изд．МГУ，1990．С.154—156．

[57] Фридлендер Г.М．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и Генрих Ибсен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2．№ 1．C.43—57．

[58] Поварцов С．Н．Люди разных мечтаний（Чехов и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88．№.6．С.153—183．

[59] Дворцова Н．П．М．Пришвин между 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м и В．Розановым //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1995．№.2．С.110—119．

[60] 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39 页。

[61] 林精华：《梅列日科夫斯基：从俄国到苏联诗学转换的重要作家——关于〈基督与反基督〉的叙事时间研究》//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1），第11 页。

[62] 刘琨：《梅列日科夫斯基历史小说及其个性化特征》// 《俄罗斯文艺》，2005年，（2），第23页。

[63] 同上书，第24页。

[64] 张敏：《白银时代——俄罗斯现代主义作家群论》，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65] 张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批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4年，（2），第14页。

[66] 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赵桂莲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19页。

[67] Белый А．Арабески．М.，1911．С.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