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故宫学需要社会的参与和长期的努力

其一，故宫有“公开”“开放”的好传统。

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社会上对清宫的东西是很关注的。在点查清宫物品时，为了消除社会疑虑，一切做法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加之博物馆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性质，故宫从一开始就坚持“公开”、“开放”的好风气。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因为被诬盗宝，1933年辞职，1937年去世了。之前法院起诉他，直到1948年才把这个案子撤销了。过去在故宫工作是很敏感的。刚开始的时候，出入库房的人员不允许穿有口袋的衣服，还有军警看护，直到解放后才废除。那时清点清宫物品，就边清点、边记录、边出版，出版的藏品目录有20多册，且多是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出版的。一开始就公开，包括档案，通过各种刊物，都向社会公开。后来有一段我们坚持得不好，现在则在努力恢复这种好的传统和作风。

其二，我想谈一谈故宫博物院与北大的关系。刚才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说到北大来讲还有好多缘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与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大的背景来看，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已成为当时全社会文化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先导的北京大学，在清宫文物点查及后来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煜瀛、马衡、沈兼士、袁同礼等一批北大的教授和学生在故宫博物院创建过程以及创建初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研究上带来了新风气。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最后增加至15人，李煜瀛是委员长。李煜瀛是河北高阳人，其父是清末大学士李鸿藻。早年他跟清政府驻法国的公使到法国去，在那里读书。他是最早参与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的人员。1917年回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教生物学和社会学。清室善后委员会另15个委员中有5人是清宫的，其他是社会各界人士，有好几个是北大的。一个是蔡元培，因他当时出国了，就让蒋梦麟代表。还有陈垣、沈兼士、俞同奎，都跟故宫有关系。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顾问实际上是办事员，包括马衡、吴瀛、袁同礼。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许多顾问都成了骨干。马衡于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34年之前还是北大的兼职教授。袁同礼后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馆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1948年去了台湾。

多年来，故宫与北大也有好多联系。我们的在职员工中，有27个是北大毕业的，其中15个是研究生。这批人在故宫博物院起着重要作用，有的是学术骨干，有的是部门负责人。去年，我们开过一次关于故宫学的座谈会，请了社会各界的学者专家，包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高崇文院长、齐东方教授、权奎山教授。我们和北大的历史系、考古文博学院有着较多的联系。我们也希望这种联系能继续下去。另外，我们两家还合办了一个《明清论丛》的学术刊物，由我院的原副院长朱诚如先生——现在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北大的王天有副校长两人合作主编，每年出一本，40多万字。

其三，故宫博物院要为海内外更多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学研究提供服务。文物清查并出版总目录是一项重要工作。故宫的文物流失出去的也很多，台北故宫也有好多东西。但紫禁城在北京，文物的主体在北京，所以北京故宫要为海内外机构、个人参与故宫学的研究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正在清查文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们要出150万件文物的目录，就像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出点查报告一样。同时我们要出精品图册。我们曾出版过一套60册的故宫藏品图录，今后计划要出版的故宫文物藏品图录，恐怕要达四五百册。

其四，故宫将以更开放的态度吸引海内外更多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保护与故宫学研究。去年，我们成立了古书画、古陶瓷两个研究中心，聘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与故宫的学术研究，召开了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前又创办《故宫学刊》，都是为参与故宫学研究搭建学术平台。故宫还进一步加强与更多的机构合作，提升文物保护的理念，加强文物保护的力度。现在合作项目主要有与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合作的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研究应用项目，与香港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的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与美国世界纪念建筑基金会合作的倦勤斋内装修复原工程，与意大利政府合作的太和殿建筑保护项目，与大英博物馆合作的钟表维修项目，与英国一家博物馆合作的地毯保护项目，与江西省合作的陶瓷考古项目，与四川省合作的藏传佛教考察项目等。

其五，故宫还注重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像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科技保护协会、清宫史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以及玉器、古陶瓷等学术机构。这些机构有的挂靠在故宫，有的虽不在故宫，但在人员、业务上与故宫关系密切。我们深感学术团体有很多优势，在故宫学研究上可以大有作为。

谢谢大家！

［现场答问］

问：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洛阳白马寺有原藏于故宫的十八罗汉，不知是否能够要回来？第二个问题是故宫何时能够全部开放？

答：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要去河南洛阳白马寺。因为白马寺当时没有多少文物，周总理就同意将故宫的一批文物搬到白马寺，数量相当多，有将近3000件吧。其中就有这位同学说的相当珍贵的十八罗汉。我们也在为要回这批文物努力奋斗。我们提出故宫的佛教是藏传佛教体系，与白马寺不尽相同。再一个就是它的保护条件不好，烟熏火燎，不利于文物保护。我们也提出，如果他们确实需要的话，可以复制这些文物。当时的这批东西已经不完全在白马寺了，有的已经分散到洛阳其他文化单位了。现在要回来虽然有难度，但我们绝不放弃。因为从有利于保护故宫的完整性来说这批文物是应该回来的。

故宫确实有些地方没有开放，这有几方面的原因。过去我们没有地下库房，许多宫殿就成了实际上的库房。现在我们有了地下库房，就可以腾出一些宫殿，提供更多的开放空间。我们的整体思路是能开放的尽量开放。整体修缮后，绝大多数的宫殿可以开放。不过，全面开放又牵涉到好多人力投入，况且参观者在一天之内无法都看完。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采取的是轮番开放的方法。比如上旬开西路，中旬开东路，主要的宫殿则始终在开放。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问：郑院长，您好！我来自马来西亚，在北大做访问学者。很有幸能够来听您的演讲。我所做的研究主要是南洋美术，就是有关马来西亚、马六甲古王朝的美术状况。请问，在故宫的馆藏里面有没有保存早期东南亚古国赠送给中国皇帝的一些贡品？因为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很难找到，仅在中国的文献中有记载。我要做这方面研究的话是否可以到故宫参观、做些记录研究？

答：故宫收藏的外国文物包括政府之间的赠送礼品，或藩属国的贡品，也有通过商业渠道购买的。像我刚才谈到的琉球的例子，还有像葡萄牙、法国等国，都有一些。你提出的马来西亚的贡品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了解一下。也欢迎你到故宫去查阅相关的资料。

问：郑院长，我们知道中国有大量的文物流失到海外。现在除了用政府及一些民间的资金高价回购之外，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运用现代的国际法律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试图追回一些？这些年来，人们关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问题争论得比较激烈，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团队进行了研究调查。您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能否跟我们透漏一些相关信息呢？

答：有人估计我们国家散失在海外的文物有上千万件。有一部分是战争期间被抢掠出去的，我们在许多西方的博物馆中都可看到中国的文物，像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现在在大英博物馆。民间的当然更多。也有一些是通过购买出去的，是合法的。也有走私出去的，还有因法制不健全等各方面原因而流失海外的。我们的态度是，保留对被抢掠的文物收回的权利，这是我国一贯的立场。香港有的拍卖公司在拍卖这类文物时，我们就进行过严正的交涉。但现在要明确地索回还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前几年，西方有16个国家的博物馆馆长联合发表了一个宣言，认为文物存在普适性，不管是哪个国家占有，只要能发挥作用，就是好的。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专家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驳。现在，在国际拍卖会上，只要知道哪些文物是走私出去的，并能够提供准确的文物收藏的有关资料，就可望收回。我们就从英国收回过一批走私出去的文物。有一年，我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想买一件中国的文物，已将照片寄到了国家文物局，询问这件文物他们能不能买，是否是走私的。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国外的拍卖市场上发现了我们的文物，都认定是某个地方收藏的一件文物。但向当地询问时，他们说没有丢。这样，我们就很被动。以前流失出去的文物索回是比较困难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埃及、希腊等一些国家长期索要一些文物，最后成功了。

关于北京猿人头盖骨，目前我没听到新的消息。

问：郑院长，您好！我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太和殿建筑修复的问题，你们修复的原则是“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我认为，一些建筑如果修得太新的话，就会没有历史的感觉。对观众来说，到故宫看到的主要是一些建筑和一般的藏品，但不能得到一些关于文化内涵的东西，在这方面故宫有没有什么措施？

答：“修旧如旧”是过去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要保留建筑物本来的面目。在我们的正式文件中不这么说了。过去清宫的维护是一件经常性的事，每年都有几万两的银子用于宫殿维护。中国古建筑是土木结构，容易破旧损坏。我们这次维修就是将其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我们维修的原则是不改变建筑物的原状。

怎样让大家在参观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信息，故宫也在不断改进。在讲解说明、语音导游以及出版一些普及性的图书方面，都力求有所突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感谢你的提问。

（2006年4月20日）
（原载《北大讲座》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