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历史再认识

邓小南

［演讲者小传］

邓小南，女，1950年6月生。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文特聘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等。曾获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学科研特等奖。著述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大学改革开放30年人文社科百项精品奖、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论文一等奖。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宋代历史再认识”。看到这个题目以后，可能大家会想，宋代的历史，为什么值得我们对它进行再认识呢？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样特殊的地位？下面我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回应这样的问题。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严复先生、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这几位可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人物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严复先生当年曾经执掌京师大学堂，也就是我们北京大学。严复先生的这一段话里面是说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特殊影响的。他说古人喜欢读前四史——前四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的影响主要在于它的文字，但是如果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回过头去看，关注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风俗造成最深刻影响的时代——是善是恶我们姑且不作道德上的判断——这些影响是宋人所造就，是自宋代延续下来的，这一点他说十之八九可以断言。后面两条是王国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话，他们主要是针对华夏文化的发展，从这样一个角度指出了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都有不同的特点，而在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一部书里面有个概括。他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每个都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个“不同”是很容易能够观察得到的。

比方说，我们知道宋代这个时期，开国的君主是赵匡胤，赵匡胤和陈桥兵变这个故事，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在中国的古代历史里面，开国的君主，靠马上打天下的是不少的，像秦始皇、刘邦和后来的努尔哈赤都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但是他们都不是职业军人；主要的朝代里面，以职业军人的身份成为一个开国君主，其实只有赵匡胤。但是赵匡胤得天下，偏偏不是他打下来的，我们知道宋代历史上被人诟病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的军事力量的不振。赵匡胤作为军事统帅，本来军事上的管理、军事上的指挥是其强项，但这样一个朝代，为什么偏偏会走上长于“文治”的道路，为什么军事上反而缺少建树？宋代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

今天我们的“再认识”，从四个角度来讲。首先我们是要从一个比较概括的视角，来对宋代的时间和空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因为我们历史学，其实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角度入手的。

秦　　前221—前206

西汉　前206—25

东汉　25—220

三国　220—280

西晋　265—316

东晋　317—420

南朝　420—589

北朝　439—581

隋　　581—618

唐　　618—907

五代　907—960

北宋　960—1127

南宋　1127—1279

元　　1271—1368

明　　1368—1644

清　　1636—1911

这是中国古代朝代表，这里没有包括夏商周，只是包括从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的这样一些朝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差不多是2000年，而宋代在这之间，从公元960年开始，到公元1279年结束，差不多正是在2000年的中段。那么再具体点来讲，我们经常看到宋代被称为“两宋”，所谓的“两宋”就是北宋和南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从来没有两宋这种说法，这个都是后来的人回过头去看宋代历史，会把首都在开封的这一段称为北宋，后来金人打过来了，北宋王朝覆灭了，政权辗转流落到南方，定都杭州，那么这一段时间就称为南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宋和南宋的帝王简表。北宋的几个皇帝，应该说是比较名副其实的，确实都是做过皇帝的，而南宋的九个皇帝就很不一样。我们知道，1276年，南宋朝廷已经投降了，当时蒙古的军队包围了临安，也就是杭州，尚在幼年的小皇帝宋恭帝就在实际执政的太皇太后率领下，出来投降了。在此之后呢，宋朝一些在外的官员、将领，像我们熟悉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这样一些人，又组织了几年的抗蒙战争。他们拥立的小皇帝和政权基本上流落在两广、福建、江西这样一些地区，一直到1279年整个覆灭。所以宋恭帝以后的两位皇帝，其实都是流落在外的小皇帝。

我们观察一个朝代，一方面是要能够拉得开，一方面是要能够贴得近。所谓拉得开，就是要把它放在更长的时段中去认识它的历史地位，它的历史影响；所谓贴得近，我们要更加贴近地观察当时的历史现实。

作为一个长时段的观察，我们会注意到，对于宋代在长时段的中国历史里面占有什么地位，很多学者都有高度的评价。钱锺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学史里面，执笔写了宋代部分，他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说到文学，会说到唐宋，唐诗宋词；说到绘画，我们会说宋元，文人画；说到学术思想，我们会说汉学、宋学。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会提到宋代。

这是从朝代之间的文化延续和它的关联来讲。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长时段里面有很多的变迁，在变迁发生比较集中的时段，我们会称它为“转型”期。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强调唐宋之间的明显变革，这对于世界范围的中国史学界、汉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最近这些年，也有学者讨论宋元明之间的变迁，其实是探索从宋代开始的变革。研究思想史的葛兆光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唐宋”抑或“宋明”》，也就是说我们是要把唐宋放在一起看，还是把宋和明放在一起看。这样两种衔接方式在我们面前凸显出来的，可能是历史上不同的特点。如果我们把唐宋并称，是把宋代看成一个变革期的结束；如果宋明并称，则是将宋代视为一个新的变革期的开始。

刚才我们是从时间的角度讲，下面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北宋时期的立国形势图。从这个图上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北宋的统一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它的疆域比起汉唐时期的疆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一个形势，应该说其来有自。西部和西北地区的广大空间，原本是在唐的统治之下。但是自从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廷把西北的重兵撤回到内地，以应付变乱。当时大食人（也就是阿拉伯人）、吐蕃人，这样一些民族，已经在唐的周边崛起，所以唐的军队收缩以后，很快这些地方就不再为唐所有，因此唐代的后半期，西北地区大片领土已经跟唐的中央政权没有关系了。而在东北也崛起了一些民族，像契丹族、奚族等等。契丹族后来建立了辽。10世纪初，中原地区唐的政权被五代的第一代——后梁——所取代，继而形成了一个诸多政权并存的局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小图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形势图。五代是指北方地区前后相继的五个朝代，他们的统治重心在开封、洛阳，都是在河南。而在他们的周边，先后出现了十个小国家，其中包括现在山西太原的北汉，南方前前后后有九个小国家，这样合起来是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上上下下分裂非常彻底的一个时期，诸多割据政权在当时同时并立。

北宋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宋完成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原来五代十国的疆域统一起来了。而北部、西北大片过去的汉唐时期的疆域，都不在宋的统治之下。

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朝所完成的，跟前代来比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就统一达到的纵深层面而言，其深度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汉代、唐代都不是亡于农民起义的，它们的王朝怎么会一朝覆亡？其实，汉代并非灭于黄巾起义，是汉代自己扶植起来的军阀、封疆大吏群雄并起，最终取代了东汉。唐代也不是灭于黄巢起义，而是灭于藩镇节度使朱温的，藩镇节度使相当于今天一个大军区的首长，而他也是唐的统治者扶植起来的。我们知道，从宋代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形，没有一个王朝是被他自己扶植起来的地方官员或地方势力所代替。这样的情况，和宋代对于地方的统治能力有关系。

宋代疆域有限，对于这个时期，国内史家历来有很多批评。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通史类或者教科书类的著作中，说到宋代，经常会说这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期。就是说国家财力不足，军费等支出很多，国家财政困窘；和周边的民族政权，例如辽、西夏、金、蒙古作战，显得国势羸弱，这样的状况长期积累下来，就被称为积贫积弱。

而当我们阅读欧美学者或者日本学者的著作时，也许会有另外一层感觉。伊懋可教授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是8到13世纪之间。其中十分突出的阶段正处于历史上的宋代。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讲到南宋时期的人“有理由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国家都不过是蛮夷之邦”。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编写的China：A New History，全书21章，其中有一章写“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我想如果换了中国学者，有的人写汉，有的人写唐，可能也有人写其他时期，但不会有人写宋。而费正清讲“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写的正是北宋和南宋。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宋代？以往不同的认识之间，是不是有很深刻的矛盾？这样的一些歧异，是如何产生的？等一会儿我会说到。

宫崎市定是日本京都大学知名的东洋史学家，他有很多论断提到宋代。他说中国人在文明开始的时期是落后于西亚的，也落后于欧洲的国家，这种局面后来逐渐被扭转，扭转的关键时期，他说就是在宋代。而且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也向前发展了。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绪论里面，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一个宏观的概括，在这里面他说道：“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这样一些现象，是很多学者都观察到的。在科学技术史上，我们通常会说到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是比较早的一项，其他三项，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或者是在宋代发明的，或者是技术在宋代得到了完善，或者是在宋代传到了西方。我们知道雕版印刷唐代就有了，但是唐代雕版印刷并不印书，是印佛经、佛像，印日历。印刷书籍是从五代以后才开始的，在宋代才形成了规模。活字印刷当然更是宋代的。以前我们北大东门外面方正集团大厦门口有一副对联，叫做“古有毕昇”，“今有方正”。毕昇，是宋代的“布衣”，普通工匠，他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于印刷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方正集团的激光照排技术出现之前。

英国学者培根和马克思，都曾说到三大发明对于世界文明的牵动。马克思还特别说它们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而这三大发明都跟宋代历史有最直接的关联。

我在2006年的时候写过一篇短小的文章，就是《宋代历史再认识》。在这里面说到为什么中国学者和一些海外学者讲到宋代这个历史时期的时候，彼此的认识与概括会有很大的反差。我想，国内学术界对于宋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这样一种认识框架包含着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体悟。人文学者对于历史的追索，对于历史的关怀，都是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之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辱，当时的人们有非常强烈的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一种期冀。怀有这种民族情结的时候，自然憧憬强盛的时代，回顾历史，也喜欢汉唐的盛世。而西方学者没有这种民族情结，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牵动，看哪一个时期对于世界文明有比较直接的影响，他们觉得这个才是最值得注意的。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相对而言，我们的学术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政治史、王朝史，而西方学者比较注意的是经济史、文化史。在这样不同的背景之下，观察到的问题和所做出来的概括，都会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讲一下宋代立国的形势和它所面临的秩序格局。

大家知道，宋代并不是接着唐代来的，唐和宋之间还隔了五代，五代是五个朝代，唐是公元907年灭亡，到公元960年宋代建立，中间只有53年的时间，却更换了五个朝代，14个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替得非常频繁，当时的人心里都非常的不安定，从上到下，整个社会上弥漫着慌乱的情绪。公元960年的春节过后，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这个地方发生了又一次兵变，这就是“陈桥兵变”。后周原来的禁军统帅赵匡胤通过兵变做了皇帝。

我想，当时很少有人会相信，赵匡胤建立的这个王朝能够稳定下来。前面也有一些军阀做了皇帝，也是想稳定，但是都没有稳定得了。赵匡胤所建立的很可能也只是接着前面五代的第六代而已，可能仍然是个短命的王朝。而赵匡胤有效地把这个王朝稳定下来了，应该说这不仅仅是他，一方面包括他周围的智囊人物、当时的精英，也包括他后面的继承人。从纷乱的状态转变成为一种太平治世的面貌，两种状态有着很强烈的反差。这种情形呢，在宋人心目中就觉得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们就一直都在讨论，成功的原因何在。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和他学生的一些对话，被整理出来，叫做《朱子语类》。我们看到，朱子的学生请教他说，太祖做皇帝，怎么能把政权稳定下来，肯定是把五代所有不好的做法统统都废除了。而朱子回答说，不，只是把那些最关键最严重的弊端废除了，而其他的法令条目，多半在原有的框架下继承下来了。然后朱子说，大凡做事的人，能够做成事情的人，多是先起大纲，先抓住主要的，其他枝节的问题“可因则因”。也就是说首先要把关键处抓住，要有根本的改变，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统统推翻重来。朱子说这才是“英雄手段”。

我们看看赵匡胤的“大纲”包括些什么内容。赵匡胤建立的王朝，开国基调应该说是比较理性的。我们可以举两个很小的例子来讲。司马光是北宋的史学家，他在《涑水记闻》里面记载到这样一件事：周世宗晚年为了给自己的小儿子留下一个比较好的继承条件，他就把掌握兵权的那些人，禁军里面这些带兵的，凡是他觉得有疑问的人，可能不效忠的，统统都除掉了。这些剪除，有的可能有道理，有一些也没有明确的道理，比方说把看上去方面大耳的人也除掉了。所谓“方面大耳”是指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就是民间所说的帝王相，所以把这些人都除掉了。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和周围的人说起来，他不无得意地问：你们看我长得怎么样？他的意思是说，我是有帝王相的，可是周世宗也没能把我除掉。他接着就说，如果你真有能力做天下的主宰，其实不是靠这种方式能除掉的。

我们可以看到，周世宗的时候，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也是想尽了办法，可以说五代时期的这些帝王，每位都希望能够巩固自己的政权，但是在巩固政权的手段上，赵匡胤显然比他的这些前辈们高了一招。

另外，赵匡胤本身也是军阀，他从军阀变成君主，身份的转换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他个人也是一种挑战。当时有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有一天在后院里面打鸟雀，正在兴头上，忽然外面报告，说有人有急事要见皇帝，于是只好把打鸟的事放下了，就先召见官员。结果这个官员报的净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没什么重要的，赵匡胤很不高兴：就这些事还至于打搅我！这位官员说：我觉得比陛下打鸟更重要点吧。于是皇帝就更生气了，举起殿上的玉斧就甩过去，结果打掉了那个官员的两颗牙。这个人把两颗牙捡起来揣到自己的怀里，皇帝就骂他：你还想把这两颗牙留起来，想上哪告我去啊。于是这位官员说：我是没有地方去控告陛下，可是自然有史官会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听了这话，文献上的记载是说“上悦”，其实皇帝当时恐怕很尴尬。但是不管怎么样，赵匡胤还是很开明，很理性的，赏赐金帛慰劳这位官员，鼓励他敢提意见。

随着赵匡胤自己的身份转换，同时也要建立一种君君臣臣、君尊臣卑的政治秩序，这是他个人，也是北宋初期朝政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赵匡胤刚做皇帝的时候，确实有少数地方节度使反叛，但那些反叛很快就平定了，而他面临的主要挑战，其实是来自于过去和他“比肩同气”的那些人，也就是资历地位跟他差不多的那些将领、兄弟。他们这些人，以前都是不分你我摸爬滚打在一起。他们兄弟里面出来一个人当皇帝了，这些人在当时都非常跋扈，都是不可一世的派头。而这种情况并不是赵匡胤所希望的，他希望君臣之间要拉开距离，他这个皇帝就是要凌驾于这些昔日同僚之上的，所以要建立尊卑井然的理想政治秩序，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

我们看到各朝各代建立初期都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为了确保君主的权力，汉代刘邦、吕后的时候“狡兔死、走狗烹”，明代朱元璋的时候，制造几个大狱案，牵连了数万人。但是赵匡胤却以“杯酒释兵权”之类的方式解决了禁军的统辖权，一切都是波澜不惊，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通过一些幕后的操作，没有发生任何的流血事件，逐步建立起来一些规矩、制度。不仅对于当年的兵将，对于宦官，对于宫廷里面的后妃等都建立了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宋人的心目中，那个时候就很明了，是一套防弊之政。

宋代继承的基本上是五代的地盘，而五代的时候，社会弊端比较多，王朝统治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很多政策的出发点，都是防范弊端的，或者说那时候都是稳定至上的。这样一种思路，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于宋人的作为有所限制，制度倾向缓进保守，大规模的调整比较少，是那种步步为营的、逐渐积累起来的细部调整。

南宋初年的宰相吕颐浩，曾经看到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写给他的臣僚的亲笔书信，其中写给赵普的，就有一百多封。其中一封说，我和你们共同平定祸乱治理天下，希望我们创立的法度，能够子子孙孙一直传下去。可见这在当时的君臣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沉甸甸的一项任务。赵匡胤通过兵变做了皇帝，变家为国，这是他阴谋的成功，同时也是他责任与负担的开始。

太祖的弟弟宋太宗，是宋代的第二位皇帝，他怎么当的这个皇帝，到底是光明磊落，还是耍弄阴谋手段，历来都面临着质疑。我们现在姑且不说这个问题。宋太宗做皇帝以后，发布了一个即位的诏书，也可以说是安民告示，把他兄长当皇帝时期的举措，概括成为八个字：“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事先做出防范，都要周全地进行制约，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防微杜渐。宋太宗表示要继承他哥哥的这样一套做法，他确实是身体力行，而且把这套做法更加推向了极端。一直到南宋的宋孝宗，也就是南宋的第二位皇帝，仍然认为从他们祖宗留下的做法，是他们的家法，是要一代一代效法下去的，这样一种防弊之政，可以说是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这是一张宋辽时期的疆域和自然地理区域的叠加图。我们可以看得到，两条粗线，把当时的整个疆域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是东部季风区，也就是从海洋上来的季风，最远能吹到什么地方，这道线和我们国家400毫米降水线差不多是一致的，从东北的大兴安岭下来以后，过蒙古高原的阴山山脉，再向西到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基本上是东部的季风区，而这个季风区除了高寒地带，其他地区都是农耕地区，是农耕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区；第二个地区是西北干旱区，游牧民族长期活动、逐水草而居的地区；第三个地区是青藏高原，比较特殊的地理单元。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细线圈起来的北宋的疆域部分，和自然地理的区划，它的西北边、西边都高度重合。东北边的宋辽分界，这条线是白沟，即拒马河，这条分界线的形成和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是有关系的，所以它不是完全天然形成的双方之间的界限。这张图启发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如果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话，农耕民族很难把它统治的触角伸到游牧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带里去，反过来也是一样。当然如果一方的力量非常强大，自然地理的界限就限制不住。比如说汉武帝的时候，比如像后来的元朝，都不会被自然地理条件完全限制住。但是如果双方的力量相对不均衡，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作用会相对凸出。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状况，使得宋代的内政，一直是处于外部压力之下的内政，我们通常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它的内政的延伸。宋代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宋代的内政，始终都是在外交压力下的选择，是在特定的外交局势下的一种内政。我们来看看这个外交的压力，当时到底给宋代统治者带来了什么。

南宋人李焘在他撰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说到，1004年宋真宗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件，就是宋和契丹（辽）之间订立了一个盟约，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澶渊之盟。盟约的第一条就是双方君主约为兄弟之国。这与五代后晋石敬瑭那时候不一样，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臣称儿，做“儿皇帝”，而耶律德光其实比他小十岁。此时跟后晋的局势不一样，现在是双方约为兄弟之国，互换国书。我们现在看来觉得没有什么，但在当时，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宋方国书的内容，开篇就说“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阁下”；然后契丹方面也有回复，也是说，“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阁下”。两边的语言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边是“兄弟之国”，看上去大体平等的关系。

契丹的国书，当年在宋方境内只颁布给了河北河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山西，因为这些地区和契丹交界，而没有颁布到其他地区。另外从李焘的记载来看，宋朝的《实录》中并没有记录相关的文字。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所信奉的理念是天无二日，合法的皇帝只能有一个。而在国书里面，宋方的皇帝非常明确地称对方为大契丹皇帝，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先秦的时候就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所谓“中国”并没有界限，从一个中心开始向周围辐射，渐次延展，没有边界。“天下”“中国”都是一种秩序的观念。而到了此时，似乎在这个皇帝之外又有了他承认的另外一个皇帝，宋代君主的“天下”有了限制。这样，就开始有了“疆域”的意义。双方的国书里面，都说到“各守疆界”，双方之间有了明确的疆界划分。我们知道，近代的“国家”的观念和古代非常不同，古代的国家、帝国，是一种秩序的观念，近代的国家则是有主权有疆域的。所谓的empire，与nation state，是很不相同的概念。葛兆光老师在《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这篇文章里指出，“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样一种对于国家认知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宋代。

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于皇帝，对于当时的上层人物，士大夫、知识阶层，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压力的。该如何解释、应对这样的一种局面，引发出宋代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为什么宋代《春秋》学发达，就是因为《春秋》是讲“大一统”的，而宋代面临的问题正是怎么样重新去论证这个大一统，而这种敌国、外患使得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有必要面对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正统性问题。

这些年西方学者也有一些相关的著作，China among Equals，这本书是80年代中期加州大学出版的一次研讨会议的论文集。标题的意思是说，在当时被周边的若干敌国（势力差不多的政权）包围下的“中国”（中原政权），它所面临的问题和它所应对的方式。这个书是有副标题的，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Middle Kingdom”是它对于“中国”一词的翻译。2007年的时候，Unbounded Loyalty：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一书出版，评论者也特别强调，辽（契丹）和宋之间开始有了明确的疆界，这不同于唐以前中原政权与其他政治势力之间活动性很大的边界。德国的Kuhn教授也提出来，这种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使得当时的中国人，明白了“中国”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时期，“中国”凸显出了新的意义。

到2008年的时候，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写了《地理与文化》一文，对middle kingdom这个说法提出了一个挑战。他把中国翻译成the central country。这两种译法的区别在哪里呢？Middle kingdom是若干王国中的一个，位于中间的位置上。而central country则是处于一个核心地位的，强调向外辐射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语词翻译，也包含着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这样一些认识，其实都和北宋中期的这样一种局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天下秩序、立国形势”有关。

我们对以上内容做一个概括，在这个时候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这些民族，都逐渐成熟起来，建立了比较强势的、能够和中原王朝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个时候中原王朝的作用，主要是体现了一种核心的辐射作用，而不像唐太宗那个时候，八方来朝的“天可汗”那种局面不复存在了。但是宋代，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这些方面对于周边地带还是发生着深刻的牵动作用。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宋代“防弊之政”的国策，但是一个国策要落实，是需要有一些具体途径的。在宋代，所谓的“立纪纲”、“召和气”，就是当时的思想家经常会并列提出来的两端。纪纲，就是制度。和气就是天地之间运行的阴阳交感的和谐之气。怎么样通过建立纪纲来感召和气，我们举一个例子。以科举制度作为例子。所谓的立纪纲，就是制度要走向严密化，召和气相对地讲究开放和睦的气氛。科举制度不是宋代开始的，唐代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型了。宋代科举制度最主要的特点，一个是它的严密化，一个是它的开放性。这两端是否矛盾？太严密就不开放，太开放就不严密？从宋代制度运行来看，我想这两端其实是可以融合互补的。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宋代科举是三级考试，地方上有乡试，地方上考中了到中央来参加省试，再考中来参加殿试。这是宋代的殿试图，考生们在宫殿前面的平台上应试，皇帝坐在殿堂之中。其实殿试过程从开始出卷子到最后发榜，前前后后可能持续十几天，皇帝只在关键时刻出现。一层一层考上来的人，如果在地方上考了第一名，叫解元；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相当于教育部）考了第一名，叫省元或是会元。殿试第一名叫状元，三层考试都是第一名，就是“连中三元”。宋代做过宰相、副宰相的王曾、冯京都是连中三元的，因为这些人先声夺人，所以容易被注意到。

宋代的考试，组织比较严密。宣布主考官的这一天（当时不是说有固定部门、固定官员年年负责主考，而是临时任命的主考官），主考官就不能回家，要到考试院里面去，而且考试院要锁门，考官无法对外联系，叫做“锁院”。考试时，考生的卷子在过去都是不糊名的，在唐代主考官都是看得见的。但是在宋代开始糊名了，要把试卷上的名字封住，跟现在的高考一样。由于担心考官认识某些考生的笔迹，所以他们还找人把所有的卷子抄录一遍，并且设专人核对，真的是不惜工本，这种方式比过去严密得多。那么，这种严密是不是导致了开放呢？我们注意到唐代中期朱庆余的一首诗《近试上张水部》，这首诗好多同学可能都熟悉，表面上是讲新媳妇的化妆，“画眉深浅入时无”，实际上是朱庆余在考试之前，委婉隐讳地询问主考官张水部（张籍），说我的作品风格你觉得怎么样，是否合乎时尚呢？这样的“沟通”只有在科举考试不糊名的状态下才有用，主考官看中了哪些人，在考试录取的过程中，他们就可能获得优先被录取的机会。

正是因为这样，唐代后期的诗人杜荀鹤，在他的诗作里面就说到，“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人替他推荐，所以科举做官的路就不顺利。这种情形在宋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所以北宋的时候，有这样两句诗，说“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孤寒是指家庭没有特殊背景的人，只有在考试糊名的背景下，大家才真正是相对平等的。当时的制度规定是不是真的有效呢，下面有一个例子。

李廌是苏轼的学生、追随者。是当年“苏门六君子”中的一位。元祐三年李廌报名参加科举，恰好这一年苏轼被任命为主考官，大家都很高兴，觉得长期在一起读书写作，彼此的风格都非常熟悉，肯定能够选出李廌的文章。结果呢，考试过后，判完了卷子，苏轼认定其中一份卷子必是李廌的，于是把这份卷子放在第一；排序确定之后才能拆号，把名字打开，登录，发现这一试卷不是李廌的，而是章援的。章援是谁？他父亲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一员战将，基本上是与苏轼持不同立场的。结果这一年的状元就是章援，而且，那一年录取的几百名进士中，也没有李廌。开号之后，两人怅然出院，心情都很不好。苏轼就写了一首诗，送给李廌，他说当年“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我真是没有办法从这几千人里准确地把你挑出来。所以那时候的主考官，即便想要提拔某个人，在那个制度之下也是很难的。

南宋后期的宝祐四年，文天祥中了状元，第一甲第一名。这年一共录取了进士601个人，有学者根据考生填报的材料统计过，当时平民出身的，就是三代没有官的是417个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二。从《登科录》中文天祥的材料来看，他曾祖是谁，祖父是谁，父亲是谁，三代都很清楚。三代中如果有人曾经做官，都要写上，那时候对于材料的真实性都是有“联保”的，如果隐瞒了大家都要受牵连。文天祥父祖三代没有官。而第二名陈赏，他的父亲是有官的，是一个最低的品级，从九品的官，而且往往是徒有其名没有事任的，但是他仍然要写上。根据相关的统计，西方学者说科举制度吸纳了很多新鲜血液，所谓的new blood进入到官僚群体里面来。这样形成了一些社会流动，平民从竞争里面得到脱颖而出的机会；而官僚家庭中人，则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这些人虽然有荫子的特权，却无法确保世代高官。

宋代和唐代的宰相家族分布，比例也很不同。唐代一共369名宰相，来自98个家族，而宋代134名宰相来自126个家族，相对来说，分布面比较广，很少有一个家族里面世代出宰相的。这也让我们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当时社会的流动。

《唐六典》记载唐代制定的法规，说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父亲从事工商，子弟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限制到唐末五代时期就难以实行了。南宋时，陈傅良就说，（本朝）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以此得人。从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你来自哪一个家族，没有人再重视了，因此可以选拔出有才能的人。我刚才说到连中三元、做过副宰相的冯京，他父亲很可能就是一个商人，他可以靠自己的本事成为状元。而且，当时的婚姻，也不那么讲究门当户对。科举发榜的那一天，不光是进士们自己要去看榜，而且当时那些富户、大官僚家，都派人去看榜，为什么呢，好歹在那儿找个女婿，这就叫做“榜下择婿”，说得更露骨的呢，就是“榜下捉婿”，拽着一个就走，其他条件到家再问。在这个时候，一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脱颖而出，被称为“寒俊”，成为一批新型的士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从而产生了宋代所谓的“士大夫政治”。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是言论最为自由的，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的六朝，一个是赵宋。有学者指出，士大夫群体在中国出现很早，但是士大夫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是到了11世纪的北宋，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主导了政治舞台。

范仲淹，大家都知道他断齑画粥的故事，父亲早逝，母亲带他改嫁，家境清贫，到寺院里读书，家中带来的米，只够熬粥。煮成粥冬天的时候就冻成一坨，他拿刀把它划成几块，一顿饭吃一份；齑是指家里腌的咸菜，咸菜也要切成一段一段的，以便多吃几天。欧阳修四岁而孤，父亲不在了，母亲教他写字，家里面根本买不起纸笔，只能拿芦苇秆在沙地上画。像这样一些人，后来都成为当时显赫的人物。

如果我们将唐宋时期的士大夫官僚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一朝出现了很多政治精英，唐太宗那时候，像房玄龄、杜如晦，都是政坛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姚崇、宋璟，也是出色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在经学上，在文学上，说不上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反过来，经学上有成就的，像孔颖达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文学上有成就的，像李白、杜甫，在政界又缺少突出的表现。但是宋代这批士人很不一样。范仲淹做过副宰相，是庆历新政的主持者，是当时政治舞台上起引领作用的精英人物；他的文学作品，《岳阳楼记》，脍炙人口，我们全都背过，此外他也有经学方面的阐释研究。欧阳修也是一样，他做过副宰相，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像司马光等人也是这样。王安石尤为突出，前几年修订大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是按类别编排出版的：比方说政治卷、文学卷、教育卷、历史卷，是条目分开的。第二版变成按音序排，类似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同一个人就要合并为一个条目。结果发现，在历史卷、政治卷、哲学卷、文学卷、教育卷、经济卷都有“王安石”的专条。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这一批人，精通文章、经术与政事。对他们来讲，从政和治学是不分的。所以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说宋代的士大夫是一些复合型人才。

这样一种时代精神，弥漫于当时的朝野。横渠先生张载，当年在京师开封，坐虎皮说《周易》，气派很大，听者甚众。有一天晚上，程颢、程颐兄弟到了，他们那时候还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张载和他们议论《周易》，谈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张载来把虎皮卷了，跟学生们说：我以前讲的不足为据，现在有二程来了，他们是真正懂得《周易》的。

在那个时候，这种非常活跃而又强烈的辩驳问难精神，促进了当时对于传统儒学的新探索、新解释，从而形成了一种“思想解放运动”。前些年葛兆光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盛世的平庸》，就是说盛唐时期缺乏一流的、能够引领方向的著名思想家。这种情况在宋代有很大的改变。宋代的士大夫，在朝廷上比较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受到采纳；另外，当时还有一条规矩，就是不杀士大夫。不是绝对不杀，赵匡胤也杀贪官，但很少有人是因为公务活动里面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是触怒了皇帝而被杀的。这种情况和明代的情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宋神宗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在陕西跟西夏用兵，宋方军事行动严重失利，宋神宗非常痛苦，曾在朝廷上当着满朝文武放声恸哭。这一失利谁该负责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就是运送粮草的转运使，粮草供应不上，当然是扯军队的后腿了。所以皇帝就写了一个内批，指示要把这个转运使处斩。第二天上朝，问及这个事办得怎么样，宰相报告说，刚想向您汇报。皇帝很不高兴，说这还汇报什么？宰相就说了：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既然搬出祖宗的先例，皇帝沉吟片刻，说不杀也行，那就刺面发配到风土远恶之地去。门下侍郎，就是副宰相章惇，就说，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把他杀了。为什么呢？他说：“士可杀不可辱啊！”给他脸上刺字，这不是一番侮辱吗？于是，皇帝非常的恼火：做不成一件痛快事！神宗是很强势的皇帝，一般的情况下皇帝发火大家就蔫了，就别说话了。但是，章惇还接着说：“这样的痛快事，做不成也好！”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着皇帝，宋代的士大夫是很敢说话的。

欧阳修在他的诗作里就有一个表述，“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就是对于说国家的时政，士大夫都敢发表自己的意见。王安石跟神宗议政，意见不合的时候，就会辞色俱厉，似乎训斥学生一样。皇帝呢，也能虚心采纳而不见怪。

陈寅恪先生因此说，“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

下面讲最后一个问题。谈谈宋代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宋代的历史从唐代过来，实际上有深刻的变迁。这些变化，我们大致可以把它概括为一个走向平民化、走向世俗化、走向人文化的过程。说到“化”，其实就是讲一种趋势，一种走向。我们今天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往那个方向走，不是终结，不是说完成。跟前朝比起来，宋代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唐代诗歌的成就大家都知道，是处在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状态，所以经常会有人说，宋人跟在唐人后面，要想做诗，是宋人的不幸，因为好诗都被唐人做过了，宋人无法超越。说到宋代的文学成就，只好说宋词。

望庐山瀑布

【唐】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题西林壁

【宋】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白、苏轼吟咏庐山的两首诗。作者都是当时一流的文学家，两首诗作的对象都是庐山。这样两首诗放在一起，我们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呢？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使读者感受到一泻千里的豪迈气势。而苏轼的《题西林壁》，遣词造句平平淡淡的，没有豪华的辞藻，但在平淡之中寄寓着深邃的哲理。相比之下，唐代的诗作比较注重山川意向，而宋人的诗作比较注重人文理趣。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概括说，唐诗长在风神情韵，而宋诗的追求是在筋骨思理。什么时候我们会想到李白的那首诗，有一种冲动，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呢？可能是面对雄山大川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想到苏轼这首诗呢？不一定要去面对自然山川，即便是周边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想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作没有高低之分，不同时代的诗人，他们的情感体悟和追求却可能不同。

以唐代的绘画和雕塑为例。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人物画，早期多半是画神仙道释，然后世间的人物才逐渐增多。画帝王，画高层的人物，然后平民也会入画。我们看到的唐代绘画，包括这些普通的女性人物，一般来说，画师所反映的，是比较丰腴闲适的形象，这些人都很满足自得，很自在。而现实生活里面，当然不会如此满足自在。在宋人的画笔底下，尽管还是有自在闲适的形象，但是开始出现了大量忙碌中的平民，展示出现实生活中另外一些形象。画作、雕塑中都有这类写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代中，人们心目中觉得值得记录、值得反映、值得呈现的，是哪些内容。他们的认识已经有了改变。从唐宋时期的墓志（墓志就是人死了以后记载他的生平的文字）中，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特点。

这幅图卷大家都很熟悉，《清明上河图》，其中反映的是北宋后期都城开封的民俗景观、市井生活。这一图像，一直到现在，在世博会的中国馆，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台湾著名的美术史家石守谦，曾经提出一个疑问：《清明上河图》在中国历代的图像里面，是不是属于“异类”？在它以后，再开始出现都市景观的图像是到了明代的中期16世纪了，而且图画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在北宋后期出现这样的图画，在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酝酿出这样的一幅图画来。这样的都市风情图，我们只能看一小段：这是赵太丞家，太丞应该是给皇上看病的，这里是个看病抓方的生熟药店。外面竖的这个大型布幡，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广告。上面写着“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和“太医出丸医肠胃病”。这都是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场景，由画家捕捉到他们的笔下。所以那时候的艺术创作，相对来说很贴近于世俗，贴近于平民的生活。

宋代的教育，也有相对普及的现象，专门有学者写过宋代识字率的问题。《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一材料，仁宗的时候，朝廷官员说，那些街头挑担子的人，本来都是“微乎其微者”，是社会上最没有地位的人，他们每一天辛辛苦苦养活妻儿，一天挣的钱，买上几两半斤粮食，求得家人不挨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要每天挪出一两个铜板来，干什么呢，等他儿子长大了好去上学，就是这样的人都给他儿子存着念书的钱的。这个时候，从教育者到受教育者，其实都有一种平民化的趋向。

当时普及教育的，主要不是官方学校，那个时候官方学校是应付科举的，就像现在新东方，应付TOEFL，GRE的，不是从ABCD教起的。宋代小孩子们的启蒙其实是靠村学，村里的学校，乡学，还有私塾，在这里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像南宋的陈亮，后来考中了状元，但是在这之前曾经科举落选，那怎么办呢？他给朱熹写过一封信，说今年我要去教二三十个小秀才，其实就是读书的小孩子。以教书为生。教小孩子，收点学费，一方面他自己有一个生活的来源，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复习的机会。宋代的科举取士率不超过1％，剩下的99％落第者，就是要在社会上找自己的出路，包括做乡里的教书先生。

陆游做了一首诗叫做《秋日郊居》，说到“儿童冬学闹比邻”，这个学校只有冬天才开张，为什么呢，平常那些小孩要跟着拾麦穗，带弟弟妹妹，农忙的时候，爸爸妈妈下地，他得在家里干活。只有在冬天里才有空闲，所以这个村里面有冬学。教学的老先生“授罢村书闭门睡，终日不著面看人”，跟周围人也都没什么来往。这些小孩子在课间的时候相互打闹，玩土，蹬凳子，有的把老师的帽子也摘了。陆游说，农家十月遣其子入学，孩子们读的，是《百家姓》这一些“村书”，村里面读的书，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启蒙读物。《百家姓》作为教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赵姓是放在第一位，一定是宋代。我们还可以继续缩小它出现的时间范围，是宋代什么时候呢？第二个姓氏是钱，钱氏是吴越国主，吴越是十国里面的一个，首府在杭州一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百家姓》一定出现在北宋前期，当时人对吴越还有记忆。那么，出现在哪个地区呢？当然是江浙地区。所以《百家姓》是出现在北宋前期的江浙地区。《三字经》出现在南宋，这些都是当年的启蒙读物。朱子本人，包括他的学生，都写过启蒙读物，当时的理学家，都身体力行地推动过平民教育的发展。

好，我们总结一下。宋代历史再认识，为什么需要“再认识”？主要是因为这个时代一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认识空间。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从唐代到两宋时期，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个过程体现着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这样一个趋势，这样一个过程。对于这样一种过程的认识，既关系到唐代的历史和宋代的历史这样一个基本的定位，也关系到我们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大势的理解。

应该说，宋代处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周边的很多新问题、新挑战，它并不是中国古代史上国势最强盛的时期。但是，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牵动，使它无愧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宋代的历史，都是值得去再认识的。我们关心今天的中国，也要关心历史上的中国，我们是要在中国的历史中认识历史的中国。

好，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内容。

［现场答问］

问：老师您好，首先请问一下您对这种观点，就是从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化走上一种恶性发展的看法；另外中国是否是在汉人的统治下，并且以汉人的思想来治理才会得到好的发展。

老师：本讲刚开始时引了几位先生的话，他们认为宋代这个时期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巅峰状态，但是并不意味着从它那以后就没有强劲的发展了。跟你的第二个问题有关联的一点，我自己的感觉是，一个文化一直都会往前走的，就像大河的主脉一样，一直都需要支流汇进来，不可能有什么纯粹的汉族文化，汉人思想，我们现在的汉民族其实也是从中国古代多种民族融合形成的。契丹族那么强盛，在东北亚称王称霸，像那个时候的欧洲很多的民族，都是通过契丹族才了解到中国这样的一片地区的。但是现在契丹民族哪去了呢，其实他们也融汇到其他民族，包括汉族里面来了。女真，后来我们知道像满族后金也是女真里面一部分人。但是女真其实在元统治期间，也有一部分并到汉族里面来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有一些健康的因素，能够不断地吸纳进来，如果一个民族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气魄，那么这个民族它的文化应该是能够长远发展的，而且是良性的。所以我的基本想法，就是说宋代是一个巅峰，但是这个巅峰也是有限制的。像陈寅恪先生说的，是华夏文明的巅峰。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在越来越广阔的脉络里面发展，而不仅仅是限于“华夏”这一民族范畴之内。

问：老师好，我这儿有个材料，说澶渊之盟结定之后，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文章，说你看咱们这个国家多强，还能把辽打败，在南宋也有这样的史料，文人和史官在争该怎么记录历史，史官说我当然按照史实记，文人说你应该按道理记，这个事应该按照咱们做得好的方面记。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宋朝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士大夫在整个最上层，而士大夫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可能和史官不一样，是否宋朝有这样一种情况，士大夫在记录历史的时候，有粉饰太平的迹象，这样的迹象存在不存在，对宋朝的影响深吗？

老师：粉饰现实，历朝历代都是有的，宋朝肯定也是有的，不仅仅是宋朝的问题。但是宋朝的人确实像你说的，非常公开地提出来了。这样的例子也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宋仁宗的时候，石介写了一部皇帝的《圣政录》，当然就是记嘉言懿行，记录“好事”的。写了以后给他一个朋友韩琦看。韩琦看了以后就说你不能这样写，例如那里面写太祖在后宫里面喜欢一个女孩子，结果早上不能按时上朝。本来皇帝上朝都是很早的，天一亮宫门就开，现在差不多五点到七点的样子，所以皇帝是很辛苦的。《长恨歌》里面就说“从此君王不早朝”。赵匡胤有一段时间也不早朝，就是因为后宫这个女孩子。结果大家就给他提意见，说你这个是惰于政事了。他觉得大家提的意见也对，但是回到后宫还是忍不住。最后他想了一个“一了百了”的办法，把那女孩子杀了，就等于了断了这件事，再也不会惦记了。这怎么会是“圣政”呢？君主纳谏如流，不沉溺女色啊，过去说女色都是祸国殃民的。石介记录下来，韩琦就说不能这样写，他说这是你自己沉迷于女色，你却把她杀了，要这样下去以后，那世世代代就杀个没完了。于是石介就把这件事从《圣政录》里取消了。是不是说韩琦这个人阿谀奉承？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他们记录“圣政”、书写历史的目的，是要给后代帝王提供楷模的，既然提供楷模，就要千方百计筛选，这有很大的代价，代价就是筛除掩盖一些历史事实。当然我们现在还是了解到，我们不是从记载赵匡胤的材料里得到，我们是从记载韩琦的材料中得到的。这些并不是完全没有蛛丝马迹，但要追踪到有时候也确实不容易。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说的，比如澶渊之盟这件事情，包括杯酒释兵权等一些事情，宋代的《实录》和《国史》里面，是没有记载的。宋代的历史在各朝各代算很完备的，甚至比后面元明还要完备，但是这些事情没有记载，当时就有人质问史官，说某事怎么不写，有的史官就回应说，脸上没光的事情，看上去后来会认为是丢格的那些事情，就不能写。但是，当时也有士大夫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写的。现在官方的史书里面没有写这些事情，可是在其他的著述里可能是有的，而不同的史官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他手下的人彼此都有不同的意见，处理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另外官方修史是会有明显问题的。官方修史的格局是唐代奠定的，唐代以前，史书主要是私人写的。官方修史一定是避讳的，历朝历代都会有这个问题。

（原载《北大讲座》第二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