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古秘史》与《元史》等史籍之太祖、太宗事迹比勘

《元史·世祖本纪》之至元二十五年（1288）二月条，记载了忽必烈裁定《实录》一事，其中未提及太祖，只论到太宗、睿宗、定宗和宪宗，由此自可推测内廷秘籍《蒙古脱卜赤颜》于蒙古先世及太祖事迹的记载此时或已定稿。这部分史实相当于今本《秘史》的第1—268节，即学者们称之为《成吉思汗源流》者是也。其史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蒙古帝国时期内廷蒙古必阇赤所纂原稿，二是在忽必烈时期延访太祖遗事的过程中所增纂、修订的史实记录。由于延访之役是在数十年之后进行的，故耆老们的追忆难免出现时间上的差错或史事上的混淆。值得庆幸的是尚有拉施特《史集》、佚名之《圣武亲征录》以及明初官修正史《元史》等史籍，可以援为参验，藉以考订今本《秘史》之某些舛误。

《史集》由波斯学者拉施特（1274—1318）编纂，完成于1310年—1311年之间，记述了从远古到公元1304年为止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其中以《合赞[御修]史》独立命名的第一部主要叙述了关于突厥、蒙古诸部落、关于成吉思汗以及他的祖先、子孙的世系、事迹，时间下限为1304年。《史集》就蒙古的记述主要依据了当时已有的波斯、阿拉伯文著作，如11世纪喀什噶儿人马赫穆德的著作、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等，还利用了当时伊利汗宫廷的石室金匮之藏《阿勒坛—帖卜迭儿》（《金册》）等宫廷档案资料。同时，作者又与当时驻留于伊朗的蒙古文献之权威人士孛罗等人密切交往，从他们的叙说中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因而《史集》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苏联学者亚·亚·罗马斯凯维奇指出：“《史集》是中世纪史籍中最重要的古文献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仅在伊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全世界的书籍中也是独一无二的。”^[1]前苏联学者и.п.彼特鲁舍夫斯基在《拉施特及其历史著作》一文中写道：“拉施特根据今已失传的《阿勒坛—帖卜迭儿》而作的叙述，有时，对成吉思汗时代事件提出了与《蒙古秘史》不同的说法，这是很珍贵的，它使我们得以校勘《蒙古秘史》中的记载。”^[2]

佚名之《圣武亲征录》，成书于元世祖之时，与元仁宗时察罕所译《圣武开天记》一样，俱本于《蒙古脱卜赤颜》，兼采他书而成。王国维认为，“此录虽冠以圣武之名，实兼备英文之事，且太祖事止记岁名而太宗事则详及月日。盖所取材本自不同。疑太祖朝事出脫卜赤顏，与开天记同源，太宗朝事则別取平金始末等书以益之。”^[3]乾隆年间钱大昕为此书作跋，于其研究价值颇为推重。道光以降，随着辽金元史研究、西北地理研究的逐渐升温，该书遂成为学者援用的重要文献之一。

《元史》，明初宋濂等奉敕纂。作为正史，其资料的来源除元朝的十三朝实录之外，尚有内廷文牍、诏令、元人文集、碑板文字等，自是研究蒙元历史的权威史籍之一。

持《秘史》与上述诸史籍比勘，不难发现这些史籍之间的确存在诸多歧异，甚或可以考稽出《秘史》的明显舛误。下面就此分别作一简要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