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

一 文化的北京

据说北京建城于周武王灭商，封召公奭于燕、黄帝之后于蓟的那一年，算来这个城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1]有人以“长安文化”、“汴梁—临安文化”、“北京文化”为三大类，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三个时期：长安文化，是一种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汴梁—临安文化，是一种内聚型、思辨型、收敛型文化；北京文化，是一种由封闭型、保守型而不情愿地走向吸收型的文化。^[2]我疑心关于文化史三时期特征的上述概括或失之简单粗率，但这种以城市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风范的想法，毕竟是诱人的，它将文化史大大地感性化了。甚至如长安、汴梁、临安、北京这些名称，都自然带出一种情调、氛围以至某种熟悉亲切的情境来——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所能提供的信息毕竟比文化史的抽象概括丰富生动得多。如果没有对文化史宏观把握的雄心，而感兴趣于城市文化特性的研究，肯定会有与上述思路相径庭的发现。比如历史下行未必即有文化的全面没落。以上述四个城市作为标志的文化形态，也将有可能得到内容更复杂的描绘。文化史的尺度本应与社会发展史的尺度有所不同。

京味小说作者所面对的清末民初以来的北京文化，其形态有更具体的成因。较之其他地域性文化如湘西文化，上述北京文化的形成与其说赖有天造地设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如说更是社会演变的直接产物。在“成因”中政治历史因素显然大于其他因素。两个时期的京味小说作者以之为清末文化的活化石，如同由地壳变动的生成物考察地质运动那样，在其上不懈地辨识不久前发生的大变动的痕迹，是极便当的。至少在老舍那一代人从事文学活动时，晚清文化远不是赖有考古发掘才能复活的遥远的过去，北京更是一册可供翻阅、核查的实物材料。

在搜寻成因时，以下情况不至于落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其一，清王朝乾嘉以降日渐式微，贵族社会带有颓靡色彩的享乐气氛造成了文化的某种畸形繁荣。浓厚的消费空气、享乐要求，从来是刺激艺术生产、工艺进步的，尽管这繁荣或许正是所谓的“亡国之兆”。在这里也有必要区分社会历史与文化史的不同眼光。其二，清王朝戏剧性的覆灭，使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入民间，对于造成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面貌为力甚巨。于贵族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某种合流之外，又有满汉文化的融合。^[3]其实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早就在进行之中，贵族的没落也非在朝夕之间。有人以为老舍所写的牛家（《牛天赐传》）、小羊圈祁家（《四世同堂》）等等都属旗人家庭，此虽不易考定，却也可见满汉文化融合在市民生活中的普遍性。北京文化的精致，其消费性质，北京人的优雅趣味和文化消费心态，与贵族文化的民间化不无关系。当然，历史上每一度王朝兴替，都会使宫廷文化民间化。然而清王朝毕竟覆灭在社会转型的中国，这里不可能出现封建王朝更替中宫廷文化间的直接继承性。宫廷、贵族文化的流向民间愈到后来就愈是单向的（即不表现为宫廷与民间的文化对流）、无条件的。这一过程不可免地在提高了北京市民的文化素质的同时，影响到他们的文化价值意识。

新时期以来，北京文化发掘一直是“文化热”中的热点，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多学科综合开发极一时之盛。除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刊行的一批有关北京的明清旧籍外，还有今人编写、辑录的《北京史》《北京史话》《北京史资料长编》《北京风物志》《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鲁迅与北京风土》，此外尚有《北京园林名胜》《北京古建筑掠影》《驰名京华的老字号》《旧都三百六十行》《北京名胜楹联》，以至《北京名园趣谈》《北京清代传说》《北京菜点选编》等等，掘发几无所不至。参与其中的还有国外学者的著作。日本多田贞一的《北京地名志》，在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清《京师坊巷志稿》之后，又有考察增补，反映了北京地名的演变情况。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对于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也有颇具启发性的见解^[4]。趁“热”而推出的，尚有《北京风俗图》《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和专门记述天桥旧闻的《天桥》。这还只是笔者于书肆坊间偶然见到的，不免挂一漏万，却已可测知北京文化热之程度。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举发掘城市文化，是此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取向，并不独北京为然。但这般声势、规模，如此丰赡的历史文献，如此强大的研究力量、出版能力，北京又非他处能比。

这也属于当代京味小说创作的大背景的一部分。“背景”不但促成一时（尤其1982、1983年前后）佳作并出，而且也大致规定了文学选择的方向，造成当代京味小说不同于老舍作品为上文论到的那些个特点。

本书写“城与人”。上文因城而写人，已谈了不少，这里还应由人而写城，对关系的把握才近于完全。正如京味小说作者即使以展现北京文化为己任，也只能选择文学所能承担所宜承担的那一部分任务，我对于京味小说的研究倘若也有文化考察的目的，自然也只能凭借文学提供的便利，庶几不造成利用中的浪费。即使如刘心武那样的北京四合院考察，也不能在科学性上与有关的建筑学著作争胜的吧。由建筑格局到生活格局的完整把握，更由建筑—生活格局探入人的情趣、心态、文化意识，文学又自有它的优势。文学永远在提供着文学以外的记述、勘测、考证等等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即活生生的“人的世界”，这世界的丰富性、其中蓄有的感性力量。

北京不但出于人的文化创造、文化加工，其文化意义也赖有人的发现与阐释。当老舍以他的方式谈论北京文化的面貌时，即把那些琐屑事物本体化了。在他之前，还没有过另一个人发现这些习见事物的文化意义。如果说审美对象意味着世界对主体性的某种关系，世界的一个维度，那么，在塑造“文化的北京”的大工程中，京味小说作者的贡献是无以替代的。刘再复以为“《立体交叉桥》主要是对人的个体和家庭的分析，而《钟鼓楼》则是对社会生态群落的分析，它力图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发生史”^[5]。上述意向当经由审美的方式部分地实现时，也一定会带来某些只能被称为“文学发现”的东西。在文学与北京文化的关系中，更有趣味的仍然是：文学当阐释北京文化时必得任这文化渗透在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之中；审视与呈现北京文化者本身又是这文化中的独特部分。这里岂非也有历史文化环境中人的一般处境？文学毕竟把这种关系或多或少喜剧化了。作为读者，我们在世界与创作主体交互作用的事实中看有关作品时，自己也身在交互作用的关系网络中：你自以为捉住了那城，城也在同一瞬间捉住了你。

京味小说是作家以文学而与北京联系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一种方式。生活内容的日趋丰富，城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化，都将增多联系方式和改变已有的联系形态。但就现有的文学材料看，京味小说凭借自身条件所提供的北京人极富特征性的心灵状态，是其他风格的北京描写难于以同等的生动性呈现的。即使风格在变异之后，作为一种历史地存在过的联系方式，也将是有价值的。我满足于京味小说所特殊提供的那一些，并以有关作品媒介作为进入北京文化、北京人的世界的入口。下文中将着重谈到的北京人的“生活的艺术”和北京的“方言文化”，或许正宜于作为这样的入口。

[1] 参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北京历史纪年》等。

[2] 参看《读书》1986年第12期第51页。

[3] 据说“衚衕”=“胡同”，是源出蒙语的借词。蒙、满、汉文化的融合，是北京特有的文化现象。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明〕谢肇淛《五杂俎》云：“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元《经世大典》，谓之火衖，今京师讹为衚衕。”

[4] 侯仁之在中译本《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中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该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85年8月第1版。

[5] 《读书》198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