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年人的智力与创造性

（一）智力的概念

对智力进行定义和测量是十分困难的。心理学家正在努力探讨的有关智力的问题包括：智力包含哪些因素？它是一个一般性的特质吗？智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传的作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的作用？智力对于“成功”有多重要？目前，对“智力”的理解正处在迅速变化的时期。

智力是人的内部心理特质，它不能直接被观察，没有质量、不占空间，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凭着直觉能够觉察得到。人的智力是有差别的，有人非常聪明，有人比较迟钝。心理学家称这样的特性为潜在变量。如何把潜在变量变成看得见的外显变量？可以通过智力测验，即智力测验得分是看得见的。但是，智力测验分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真正智力？它是智力的一个好的代表吗？能设计一种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智力测验吗？适合白人中产阶级的智力测验的题目适合其他民族、其他阶级吗？适合年轻人的题目适合老年人吗？不同的文化甚至影响着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知觉，例如影响着人们对颜色的知觉。那么，有可能开发一种对所有文化都适用的智力（比知觉复杂得多）测验吗？面对一道智力测验题目，有的人立刻做出反应，有的人思索再三，这究竟是反映了智力的高低，还是个性的差异，抑或是视力不佳或手指肌肉僵硬（大多数老年人是这样的），需要更多的时间看清题目，写出答案呢？著名心理学家列昂·卡闵（Leon Kamin）曾经感叹道：“我们根本就没有测量‘智力’的方法。我们有的只是‘智商’测验。”

智力测验开始于法国。1904年，法国教育部长给心理学家比内（Alfred Binet）一项任务，让他找出一种方法，可以把真正学习困难的学生与有能力但懒惰的学生区分开来。比内和他的助手西蒙（Théodore Simon）创造了一套由“智力”问题组成的测验，这就是直到今天还在广泛使用的比内—西蒙智力测验（Binet-Simon Test）。他们用测验来了解每个年龄的儿童一般能够答出哪些问题。在测验中得分低于平均分的儿童将被鉴定为低智能儿童。

比内开创了现代智力测验的先河，同时引发了持续100多年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的一个焦点是如何对智力进行定义。目前，韦克斯勒（David Wechsler）对智力的一般性描述比较受心理学家们的重视，即智力是有目的的行动、理性的思维和有效地应对环境的整体能力。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不同意见，许多心理学家只接受智力的某一个操作性定义。操作性定义是指通过陈述测量过程对一个概念给出的定义，也就是把智力是怎么测定出来的加以说明，这个说明就是对智力下的定义。例如，一位心理学家会根据他选择的测验项目说：“这就是我所定义的‘智力’。”换句话说，这位心理学家认为，他测定智力的项目包含的就是他认为智力所应包含的内容。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推孟（Lewis M.Terman）1916年将比内测验修订后用于美国。几经修订，斯坦福—比内智力量表第四版（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 IV）已成为广泛使用的智力测验。斯坦福—比内测验是基于智能随儿童的年龄增长而提高的观点编制的，这一基本原则至今未变，问题的难度仍然按年龄排列建构。

斯坦福—比内测验中规定了每一年龄组一般可答出的问题，这样就能够测量出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心理年龄指在某一特定年龄所表现出的平均心理能力。智商的计算公式为

IQ＝心理年龄÷生理年龄×100

例如，一名儿童的生理年龄为10岁，心理年龄为12岁（即他可以正确回答一般12岁儿童能回答的问题），按照公式计算其智商是120。另一名儿童的生理年龄为12岁，心理年龄为12岁，按照公式计算其智商是100。

与斯坦福—比内测验同样被广泛使用的还有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 III，简称WAIS-Ⅲ）和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第三版（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III，简称WISC-Ⅲ）。

平均智力是指智商90—109之间的任何一个分数。如果实际年龄大于心理年龄，IQ分就会低于100，当心理年龄大于实际年龄时，IQ分数就会高于100。

然而，现代测验中已不再需要计算IQ了。取而代之的是离差智商。离差智商表示一个人在其年龄组中的智力水平的相对位置，说明一个人的原始分数高于或低于平均数的程度。原始分即在智力测验中实际正确答题的数目，通常可以使用一些统计表格直接将一个人的原始分转换成智商分。

（二）智力随年龄改变的过程

1．一般智力的老化过程

20世纪初期心理学家开始考虑智力问题时，一般感觉智力是一个独特的能力。换句话说，不论什么样的智力任务，不论是语言、数字或视觉空间（即形状和图形）任务，同样的基本能力支配一个人的操作，这个一般智力被叫做g因素，这个术语现在还在使用，只是现在的用法更加宽松，现在用来描述一套智力测验（用来评估一系列智力技能）的总分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智力”是由几个相互关联的能力组成的。至于这些能力都是什么，现在还存在争议（见Deary，2001; Eysenck and Kamin，1981; Kail and Pelligrino，1985; Rebok，1987）。也许最为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卡特尔在1971年提出的层级方法（hierarchical approach，Cattell，1971），认为所有的能力都使用一般智力，也使用特殊智力，视手头任务的需要而定。

和一般公众认为人到老年智力就会衰退的看法一致，早期（约1900—1930年）关于老化对智力影响的研究结果，足以使任何超过30岁的人气馁沮丧。典型的研究发现是经典年龄曲线——智力测验分数在成年早期达到峰值，30岁之后开始平稳衰退，尽管语言技能不受影响（见Rebok，1987; Thompson，1997）。但是，这个发现是基于错误的方法。当时使用的都是横向研究，即将被试分为不同的年龄组，同时进行智力测验并将分数进行比较。实验者大都发现了年龄组间的差异，但是，这并不能确定这个年龄差异多少是由于年龄本身造成的，多少是由于不同的教育和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年轻一代比他们的前辈智力测验分数高，这可能并非由于他们年轻，而是由于他们更健康，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在一个更加富足的社会中长大。由于代际间不同的背景和教养而导致的，而不是年龄本身造成的差异叫做代群效应。

心理学家开发了一些抵消或排除代群效应的方法，首先是用统计的方法减小代群效应，即从统计上控制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等等额外变量。几十年的研究结果总的结论是，控制了额外变量之后，年龄差异相当程度地减小了，但是仍然存在（Stuart-Hamilton，1999）。

另一种控制代群效应的方法是纵向研究，或叫追踪研究，同一组人在一个年龄测量一次，过若干年（一般间隔时间固定）再次测量。例如，第一次测验时被试的年龄为20岁，每隔10年测量一次，直至他们70岁。纵向研究比横向研究有相当多的好处。最重要的是，它完全排除了代群效应，纵向研究发现的年龄差异，只能是由于年龄的增长造成的。现有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g因素至少保持到中年，往往还要更长（例如Bayley，1968; Owens，1959; Purdue，1966; Schaie and Hertzog，1986）。因此，早期研究发现的差异，有很大部分属于代群效应，而不完全是由于老化导致了智力衰退。

纵向研究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费时、费力、费钱。我们要想知道一个研究结果需要等上几十年，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结合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方法，叫重叠的纵向研究（overlapping longitudinal study），可以同时规避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的问题。具体做法是：一次测验时测几个年龄组，然后定期再测。例如，第一次测验有29岁组、36岁组、43岁组、50岁组、57岁组、64岁组和71岁组。他们第一次测验分数可用传统的横断研究比较。此后每隔七年重测一次。因此，在第二次，29岁组为36岁，36岁组为43岁，43岁组为50岁，等等。第二次测验的结果再一次用横断研究的方法比较组间差异。除此之外，每个组的成员还可以与上一轮测验的结果进行自我比较，这又是纵向研究。斯凯耶（K.Warner Schaie）和他的同事进行的著名的西雅图成人智力纵向研究，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西雅图纵向研究也许是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关于年龄和智力关系的最严谨的调查，这个研究几十年来被心理学和老年学文献广为引用。研究开始于1956年，至今被试总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时间超过40年。他们对被试进行了一整套心理与生理能力的测验，每7年重测一次。斯凯耶在1983年（根据1956—1977的数据）、1996年（根据1956—1991的数据）、2004年（根据1956—1998的数据）和2005年分别发表了研究报告和专著（Schaie，1983; Schaie，1996; Schaie，Willis and Caskie，2004; Schaie，2005）。斯凯耶指出，感知速度和数值的能力的高峰在20多岁，语言能力和归纳推理直到70岁和80岁并没有明显下降。部分年龄差异是由于代群效应造成的。65岁以后，即使控制了代群效应，总的智力分数仍有显著的衰退。“老年”始于65岁左右，这也证明，早期研究得出的老化衰退开始于65岁之前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许多相对小规模的纵向研究揭示了同样的趋势，智力的高峰比传统期望的要晚，也持续更长的时间。人在晚年保持甚至超过高峰的趋势，被著名的推孟天才儿童研究所证实。1911—1924年之间，该研究鉴定了1000名天才儿童，随后跟踪他们的个人发展。一般性的结论是，只要保持健康的状态，直到50岁、60岁，大多数智力能力都不会发生重大的下降。

应该注意，随年龄变化的是智力测验的原始分数（一个人答对了多少题）。智商（IQ）不随年龄改变。因为智商是原始分数转换成一个人相对于他的同龄人有多聪明，而不是相对于所有成年人。一般说来，一个人在一生中相对于同龄人都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例如，如果一个人年轻时为年轻人的平均智商，他可能会在结束生命时是老年人的平均智商。这已经被许多研究证实。最典型的是在1931年，心理学家对苏格兰一群10岁的学校儿童进行了一次智力测试，奇怪的巧合，这同一组人在20世纪90年代，在一个医药研究中又聚集在了一起。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1931年的测验记录完好无损，所以有机会比较这群现在的老年人在10岁时回答同一试卷的分数。只有极少数（痴呆症）例外，他们两次测验的相对位置非常相似（Deary et al.，2000）。

然而，尽管人们的位置保持相对不变，他们的原始分数会有改变。原始分数在整个童年期上升，青春晚期达到稳定，然后下降。平均智商的年轻人比平均智商的老年人原始分数高。

2．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老化过程

韦克斯勒（1939）在智力测验中发现，老年人在有些分测验上操作水平下降，而在另一些分测验上成绩保持不变。研究者在其他的智力测验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20世纪，关于智力的年龄差异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因此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智力，一类受年龄影响，一类不受年龄影响。受到这些研究结果的启示，卡特尔（Cattell，1971）区分了两种特殊智力：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

流体智力，也叫流体推理，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新颖情况下的问题的能力，独立于已获得的知识。它是分析新异的问题、识别这些问题的模式和关系、运用逻辑推导这些问题的能力。对于所有逻辑问题，尤其是科学、数学和技术问题的解决，这个能力是必须的。流体智力包括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

晶体智力是使用知识、经验和技能的能力。它并非等同于记忆或知识，但它依靠于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晶体智力是人一生的智力成果，主要通过词汇量和一般知识表现出来。晶体智力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人们的经验越丰富，往往也就积累了越多的知识。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被认为是两个单独的神经和心理系统。一个人的一般知识、词汇、使用文字和数字进行推理的能力的深度和广度，表明这个人的晶体智力。这是教育和文化经验与流体智力交互作用的产物。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相互联系十分紧密，大多数IQ测验都试图同时测量这两种智力。例如，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用操作量表测量流体智力，用语词量表测量晶体智力。总体IQ分数是基于两者的结合。

斯凯耶的西雅图数据发现，晶体智力没有受到老化的影响，而流体智力在65岁左右开始明显下降。后来的研究几乎普遍支持斯凯耶的研究。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年轻人在一般的流体智力测验（瑞文测验）中的分数显著高于老年人，而年龄差异在词汇测验上相对不显著（Cunningham，Clayton and Overton，1975）。另一项研究使用成套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测验发现了类似的结果（Hayslip and Sterns，1979）。一项纵向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流体智力衰退呈加速的趋势，但晶体智力（语词）衰退不明显（Rabbitt et al.，2004）。其他研究的发现与上述研究类似，研究被试至少到了90多岁（Singer et al.，2003）。

然而，老年人由于身体问题（如关节炎、风湿、一般性肌肉和关节的衰弱）书写速度较慢。因此，他们可能因为不能很快写下答案而来不及答完试卷，降低了测验分数。为了弄清老年人因写字慢而失去了多少时间，研究者（Storandt，1976）测量了90秒内人们可以抄写多少符号，并将此作为书写速度的指标。该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年龄差异是由于书写速度造成的。这清楚地表明，身体的限制可能夸大了心理差异。这项研究还改变了研究程式，进行流体智力测验时，老年人想要多长时间就给他们多长时间（1977），或加大印刷字号，以克服视力问题（1982），经过这些研究程式的改变，老年人的成绩仍然显著低于年轻人。

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微小的知觉缺陷，如空间对比灵敏度降低，都可能损害在智力测验中的表现。这项研究由两个编码实验组成。在第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测试了30个普通大学生，平均年龄20岁，30个老年人，平均年龄70岁，检验他们编码、记忆和搜索视觉符号的能力。每一组都参加了一系列符号—数字替代测验，一个字母对应一个数字（例如A是1，B是2）。有时候数字不是和字母匹配，而是和一些几何图形、线条和对角线相匹配，符号的复杂性不同，从非常简单到复杂。在第二个实验中，还是60个人，全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对他们进行了符号—数字测验。其中30个学生的卷子用数字滤波器进行了加工，使字迹模糊，模拟有视觉缺陷的老年人是如何感知试卷的。实验控制了照明和其他可能影响测验结果的环境因素，结果发现，在第一个实验中，大学生比老年人快34％。最大的年龄差异出现在对简单符号的编码。对于复杂的符号，两个组的操作很相近。研究者认为，老年人操作的衰退，可能是因为他们视觉搜索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了。在第二个实验中，试卷被模糊了的大学生，其操作更像老年人。模拟的感觉障碍明显地降低了编码的项目数（Gilmore，2006）。这一发现直接支持感知觉缺陷影响编码任务表现的假说。

晶体智力测验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不受老化影响。如果测验有时间限制（晶体智力测验通常不限时），老年人的表现就会明显不如较年轻的控制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晶体智力测验未见年龄差异是因为研究者决定不计时。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在韦氏量表词汇分测验上没有年龄差异，但老年组的答案欠准确。由于测验评分标准比较宽松，使得差异不易觉察（Botwinick and Storandt，1974）。

霍恩和卡特尔（Horn and Cattell，1967）最早提出，流体智力测验与身体状态（例如肺的功能）的关系更紧密。晶体智力的衰退远不如流体智力衰退严重，一项纵向研究表明，个体间晶体智力测验分数的变异性（在这里这个术语表示个体差异）往往小于流体智力测验分数的变异性（Christensen et al.，1999）。此外，至少在痴呆症的早期阶段，某些晶体智力可以保存，这时流体智力已经严重恶化（Carswell et al.，1997; Raguet et al.，1996）。晶体智力并非不受老化影响，但是它比流体智力更能抵抗衰老。

要注意，衰退的“真实”程度可能不同于测量的结果，研究者不可能打开大脑看到思想，一切都是通过行为推断出来的，这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差。

如果认为，既然年轻组和老年组差异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代群效应造成的，那么，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真实”差异实际上就小于测验分数的差异，那就错了。真实的差异仍然是那么大，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差异的原因，差异部分归因于营养、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而不仅仅是因为年老。

（三）老年人在皮亚杰的守恒任务中的表现

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他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4个阶段：①感觉运动阶段（0—2岁），儿童主要是学习如何协调感觉获得信息和有目的地运动。②前运演阶段（2—7岁），儿童开始出现符号思维，开始使用语言，但是儿童的思维主要靠直觉，很少使用推理和逻辑。这一阶段儿童的一个特点是非常的自我中心，他们还不会从他人的角度看事物。③具体运演阶段（7—11岁），这时一个重要的发展是掌握守恒概念，例如，儿童知道，把一个泥球搓成一条“蛇”后，泥的量并不增加。在这一阶段，儿童开始使用关于时间、空间和数的概念。儿童可以根据具体的物体、情境、类别或原则进行逻辑思考。④形式运演阶段（11岁以后），儿童思维开始脱离具体的物体和特定的事例，思维更加符号化，更加基于抽象的原则。儿童的心智在形式运演阶段充分发展，达到成人水平。年龄更大一点的青少年可以进行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能够理解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和其他抽象的学科。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个水平。许多成人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形式运演水平的思维，但是一旦到了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的思维方式还要回到具体运演。这表明，形式运演思维能力更多的是文化的影响和学习的结果，而不是成熟的结果。总之，从青春期后开始，心智能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知识、经验和学识的增长，而不再与先天的潜能有多大关系。

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不擅长一些皮亚杰的守恒任务。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因为大多数7岁的孩子都能成功地完成任务。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两个大小和形状都相等的粘土球，被试同意，这两个球包含同样多的粘土。实验者当着被试的面将其中一个搓成香肠状，问被试粘土的量是否还相等。令人吃惊的是，一些老年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上失败了（Papalia，1972）（皮亚杰认为这不可能）。

这样的失败还不仅限于质量守恒，研究发现，老年人也犯自我中心的错误。例如，研究者复制了皮亚杰的另一个研究：三山实验。桌子上放着一个三座山的模型，每一座山都有不同的特征（一座山顶上有雪，一座山上有一栋房子，等等）。向被试呈现一系列三山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在不同位置拍摄的。被试坐在桌边，一个洋娃娃放置在桌子的另一边，要求被试选择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的照片，他们可以做得很完美。然而，如果要求被试选择一幅代表洋娃娃“看”的照片，被试就会出错。其中有些是简单的空间判断错误（即他们选择了一个接近洋娃娃看到的照片）。然而，大约15％的老年人选择了从他们自己的视角看的照片（McDonald and Stuart-Hamilton，2002）。这种类型的错误叫做自我中心错误，是非逻辑的，只有年幼的孩子（通常是8岁或更小）才表现出这种错误。其他研究者提出，执行皮亚杰任务所需的必要技能，以与童年时获得这些技能的顺序相反的顺序失去，也可能与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密切相关（Hooper，Fitzgerald and Papalia，1971）。

在这样简单的任务上失败，还不如一个七八岁的儿童，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真的如此衰退了，还是另有原因？执行皮亚杰任务失败的老年人并非没有能力，因为经过训练，他们可以轻易地正确执行任务（Blackburn and Papalia，1992）。研究者提供了其他的解释：动机（McDonald and Stuart-Hamilton，1996；1999；2001）。如果测量老年人执行各种皮亚杰任务，那么可以得到一个“皮亚杰分数”（即正确完成测验的数量），比起他们的智力测验分数，皮亚杰分数能更好地预测被试的年龄（Stuart-Hamilton and McDonald，1996）。而能最好预测皮亚杰分数的，是一个人格测验，叫做“对认知的需求”（Stuart-Hamilton and McDonald，1999; 2001）。它测量的不是实际的智力水平，而是一个人有多少动机追求智力任务。皮亚杰任务成绩的改变，可能反映一个老年人参与智力任务和“知性的生活方式”的水平。随着一个人慢慢变老，他可能变得越来越缺乏动机致力于某些智力追求，他的思维方法和风格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与智力测验成绩有关。

这样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后形式运演阶段（Labouvie-Vief，1992）的概念。这个智力发展阶段发生在成年期，在形式运演阶段之后。形式运演思维是系统的、依赖逻辑的过程。然而，人们并不总是逻辑性很强的，许多重要的决策都不仅仅是根据冷冰冰的逻辑做出的，它也兼顾了情感和主观感受。因此，“后形式运演”指的是平衡逻辑和情绪的能力，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稍后将要讨论的智慧。然而，虽然将后形式运演阶段从形式运演阶段中区分出来，是一个有用的操作性区分，但是否真的存在后形式运演阶段，还是值得讨论的。形式运演和后形式运演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吗？因为来自于情绪的思考和来自于逻辑的思考，在逻辑上是可以结合的，而不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如果将这个理论过度推广，老年人在所有智力任务上成绩的下降，都可以重新定义为使用了另一种策略。同时我们也很难证明，什么时候大部分老年人放弃皮亚杰的形式运演阶段，进入后形式运演阶段。更可能的解释是，一些老年人失去某些能力是因为这些能力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再重要，因此他们很少使用（参见第一章废用理论）。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更一般的晚年智力改变研究中潜在的尴尬问题。智力测验假设，无论年轻被试还是老年被试，都是使用同一套心理能力，他们的成绩不同是因为他们使用这些心理能力的效率不同，将他们的分数进行比较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然而，如果有很大比例的老年人使用不同的逻辑体系，那么这样的比较公平吗？有意义吗？

（四）老年人反应时的改变

反应时测量的是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来应对出现的刺激。一个人的反应时间越短，这个人的反应就越快，反之反应就越慢。知觉一个事物并对其进行反应，就有一个反应时。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对所遇到的事物进行反应，这些事物有些简单，有些很复杂，对它们的反应速度反映了一个人的敏锐程度。大多数反应时研究是在实验室进行的，而实验室研究仅限于考虑对简单刺激做出简单反应的时间。

经典的反应时实验采用两个基本格式，一个是简单反应时（SRT）研究，测量只有一个刺激，只允许有一个反应，被试的反应有多快。通常测验的方法是测量被试在每一次光闪烁（或一个类似的状况）后按动按钮的时间。信号出现和反应之间的延迟时间就是反应时。另一个是选择反应时（CRT），呈现给被试一组刺激和与之相应的可供选择的反应。例如可能有三个灯和三个按钮，告诉被试如果红灯闪烁就按A，绿灯按B，蓝灯按C。在选择反应时实验中，被试必须付出更多思考，因此选择反应时必然慢于简单反应时，选项越多反应时越长。上面举的例子是测量视觉反应时，测量反应时可以是关于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运动觉的等等。

大量研究已经确定，简单反应时从婴儿期到30岁之前越来越快，到50、60岁时开始逐渐减慢，但减慢的程度不明显，70岁以后，反应时迅速减慢（Welford，1977；Jevas and Yan，2001；Luchies et al.，2002；Rose et al.，2002；Der and Deary，2006）。对于复杂的反应时任务，这一发展模式更加显著（Luchies et al.，2002；Der and Deary，2006）。在老年人中，个体差异比其他年龄组更加明显，最快的老年人和最快的年轻人速度是一样的。随着人年老，反应时延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没有争议的是，老年人的选择反应时比简单反应时慢得多。此外，选项越多，年龄差异越显著。对于这些现象简单的解释是，老年人的神经系统在传导信号时较慢，效率较低（参见第一章总体减慢理论），而且这个劣势被额外的选项进一步加重，这是年龄×复杂性效应的另一个例子。

大量研究表明，反应时与智力操作测量的成绩相关，反应时越短则智力测验成绩越好。有些研究者发现，如果将老年组与年轻组的智力测验分数配对，那么，选择反应时就没有年龄差异（Rabbitt and Goward，1986）。另一些研究者从相反的角度指出，当用统计方法控制了反应速度的影响，智力测验的年龄差异就会显著减小，或完全消失（Hertzog，1991；Salthouse，1991a；Schaie，1989）。如果两个项目（例如智力测验分数和反应时）是相关的，没有简单的数学方法能确定是哪一个导致另一个。然而，我们能够在逻辑上认为，反应时测量的是一种更为基本的过程，因此在因果关系链上是在前面的。这意味着，反应时慢实际上反映了智力衰退的原因（Eysenck，1985；Salthouse，1985）。大体上说，反应时测量了神经元发送信息的速度，智力测验测量用这些信息做什么。如果老年人反应时慢，那他们的心理过程就慢，这可能解释限时的智力测验分数下降的原因。然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速度问题。随之而来的是系统的总体精度和效率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某些心理过程可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毫秒）内执行，否则就衰减不能恢复，慢的系统意味着一些过程将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超过了临界的限制，一个特定的心理过程就无法完成（Salthouse，1996）。反应速度减慢是由于一般神经系统的衰退引起的，如神经元之间联结的数目损耗、神经传导物质效率降低、神经噪声增加（Kail，1997）等等。反应时不仅测量神经系统的传导速度，而且也是神经系统效率及个体健康的总的指标。

反应时研究还涉及老年人反应时的一致性问题。如果一个人执行反应时任务，在直觉上我们会认为他们不会对每个刺激的反应速度都一样。例如，对4个连续刺激的反应时可能会是478、520、431、576毫秒，而不是500、500、500、500毫秒。这样的变异是情理之中的。然而，老年人的这种变异性会增加。研究者让老年被试在36周时间内每周执行一次反应时任务。他们发现，一个人反应时的变异性水平相当稳定（Rabbitt，Lowe and Shilling，2001），即那些变异大的人一直都大，变异小的人一直都小。心理学家还发现，被试反应时的变异性越大，他们的认知测验分数越低（Hultsch，MacDonald and Dixon，2002；Gorus et al.，2008）。因此，除了反应速度，反应的模式可能也揭示认知状况。

反应时甚至还是死亡率的预测指标。研究者随访了6424名18—94岁的被试，评估他们从1985年到2004年19年来，在认知测试中的得分和死亡风险。他们的研究发现，简单反应时和选择反应时间长，反应时变异性大，这两个指标在最年轻组和最年老组都与更高的死亡率有密切的关联（Beverly et al.，2006）。

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神经机能减慢解释了大部分老化智力下降，但是还可以有其他的、更特定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例如，有的研究者推测，老年人反应时延长，不仅仅是简单神经传导速度的减慢，有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往往更小心，监控他们的反应更彻底（Welford，1980）。当干扰刺激出现时，老年人也倾向于将他们的注意集中于一个刺激，而忽略另一个刺激，比年轻人更彻底（Redfern et al.，2002，这个发现与前文注意部分谈到的很多研究发现不一致）。也有的研究者发现，在接收信息方面，老年人与年轻人一样熟练，但他们却要花更长的时间做出反应（Myerson et al.，2007）。

老年人可能由于手指肌肉和关节的问题而影响他们做出动作反应（例如击键）的速度。不过研究者利用特殊的技术，将信息加工的时间和运动的时间区分开，老年人在这两个时间上都慢于较年轻的人。

练习可以缩短反应时，研究证明，老年人练习视频游戏缩短了反应时（Goldstein et al.，1997）。

反应时与健康水平有密切的联系，身体健康的人反应快（Welford，1980），而有病的人反应时间长。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脑中风等精神方面的疾病自不必说，很多研究发现，糖尿病也影响反应的速度（例如Richerson，Robinson and Shum，2005），上呼吸道感染也会减慢反应时，因为疾病使情绪消极，干扰睡眠（Smith et al.，2004）。一个人的疾病越多，他的反应速度越慢（Houx and Jolles，1993），老年人一般患有多种疾病。

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比没有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反应时间明显延长（Lajoie and Gallaghe，2004）。

对一个活动感兴趣，不觉得有压力时反应时最快；太放松或太紧张都会增加反应时。

对能影响生存和健康的事情做出反应，反应就更快。人们对令人不快的食物气味做出反应很快，这样的食物已经变质，威胁到人的健康（Boesveldt et al.，2010）。

至于锻炼对反应时的影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锻炼可提高反应速度。研究者让一半被试参与运动量较大的心肺训练，平均每周跑42英里，另外一半被试是惯于久坐的成年人。结果表明，控制组表现出明显的反应时随年龄增长而减慢的趋势，而参加心肺训练的人这一趋势不明显（Sherwood and Selder，1979）。

但是，并非所有锻炼和反应时关系的研究结果都是令人鼓舞的，有的研究表明，当被试充分运动，心率达到每分钟115次的时候，反应时最快（Levitt and Gutin，1971; Sjoberg，1975）。也有的研究发现，剧烈运动确实改善选择反应时，但其作用仅限于运动后8分钟的时间内，而且运动不会影响反应的正确性（Kashihara and Nakahara，2005）。还有的研究发现，打篮球和打棒球的学生，比坐着不动的学生反应更快。至少对于棒球运动来说，学生棒球打得越多，他们对棒球刺激的反应越快（Nakamoto and Mori，2008）。一项研究表明，固定骑自行车能改进反应时（Davranche et al.，2006）。而另一项研究发现，固定自行车锻炼并不影响足球运动员的选择反应时间和误差率（Lemmink and Visscher，2005）。一项测量足球技能的研究发现，运动对反应时没有影响（McMorris et al.，2000），其他研究也同意，运动并不能改善足球运动员的反应速度（Pesce et al.，2007）。一项研究发现，22周的水上锻炼并不能改善老年人的反应速度（Lord et al.，2006）。也有研究发现，跑步没有运动后效，只有在跑步的时候，反应时加快，研究者把这个现象归因于运动时唤起水平提高，而适度的唤起水平对反应时有促进作用（Collardeau and Brisswalter，2001）。还有一项研究发现，锻炼能在运动的时候使反应时更快，但有规律的运动似乎并没有影响反应时（Ramer，2011）。

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运动进行的时候，由于唤起水平的提高而加快了反应时间，规律的锻炼对反应时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锻炼提高了身体健康水平，而健康的人反应快。

利用反应时作为心理加工的指标也受到批评，心理过程是复杂而又非常迅速的，反应时只是它的简化，忽略了很多重要的过程（Bashore，Ridderinkhof and Molen，1997）。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脑电图描记器测量心理活动过程中大脑的活动，可能是一个更加富有成效的途径。

（五）老年人的创造力和智慧的发展变化

1．老年人创造力的改变

与一般智力并驾齐驱的是创造力。什么是创造力呢？如何最好地描述创造力？研究者现在还存在着分歧。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创造性行为必须是新颖的，也必须适合于情境。我们可以先看看一个典型的创造力测验的题目，确切地说是发散思维测验题目，这样我们对研究者所说的创造力究竟是什么就可以有一个了解。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一块砖，让他们想出它尽可能多的用途。有两种类型的反应是被列为“毫无创意的”：第一种是合适的，但传统的方式（例如“用砖盖房子”）；第二种是新颖的，但是不当的（例如“用它敲打自己来治疗失眠”）。一个有创造性的答案应该是像“刮下砖表面粉末当胭脂”，这个答案既新颖又可行。那些想出很多有创造性答案的人，被认为是擅长发散性思维的（即给出一个简单的情况，他们可以给出偏离主流思想的答案）。与发散性思维相对的是辐合性思维，这就是我们在学校考试时使用的思维方式，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研究发现，比起较年轻的人，老年人在发散性思维任务上表现较差。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一般智力衰退，因此影响了他们的发散性思维。然而，有研究发现，当老年组与年轻组的智力和教育程度相匹配时，年龄差异仍然存在（Alpaugh and Birren，1977；McCrae，Arneberg and Costa，1987）。

但是，有些老年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那些一直富有创造力的人中，发散性思维测验成绩的年龄差异可能较小，甚至不存在（Crosson and Robertson-Tchabo，1983）。发散性思维测验的适用性仍有争议，它们可能并非总是真实生活中创新能力的可靠指标，就是说，在发散性思维测验中得高分的人，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并不见得能想出既新颖又有效的方法。如果看人们在发散性思维测验上的成绩，这个成绩倾向于随年龄增加到大约40岁，然后开始下降，但是如果看一些称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其峰值较晚，有时晚得多。

研究创造力的另一种方法是传记的方法。研究者检验各领域受到高度赞扬的公认的杰出人物的创造性思维，看看是什么使得他们比别人更加出色。通过这样的研究，研究者概括出：艺术家和音乐家会很早就展示出自己的才华，科学家通常在二十几岁时显示他们杰出能力的迹象。此外，科学家在上学的时候，通常是可胜任的学生，但不是优秀的学生，直到他们日后将在其中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的那个领域抓住了他们的想象力（Hudson，1987），达尔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知名的人做出他们的主要贡献都是在晚年之前。大多数人创造力的巅峰在40岁之前。这适用于很多学科，诸如数学、化学和作曲。在杰出人物的事业生涯中，“杰出”和“常规”部分往往会交替出现。在多产的时期，创造力强的人产生“杰出”作品和“一般”作品的数量都多，“杰出”和“一般”作品的比率与非高产期的比率是一样的。因此，他们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质量比（Simonton，1990）。

心理学家还研究了大脑皮层的激活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他们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人格特质与创造力有关。目前在心理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五因素人格特质模型，它把人格的特质简洁地归纳为五种，这五个特质是：外倾性、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开放性、亲和性、尽责性。不难想象，开放性人格特质应该联系着认知灵活性。研究者（Sutin et al.，2009）研究了老年男性和女性大脑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大脑的这两个区域与工作记忆、注意、转移心理焦点的能力、创造性思维有关）的激活水平，与开放性人格特质得分之间的关系。利用“五因素人格调查表”，他们对同一批被试进行了两次人格测验，并进行了脑电图扫描，两次实验之间间隔了两年的时间。他们发现，对于男性来说，开放性得分越高，前扣带回皮层的激活水平越高。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前额叶激活水平越高，开放性人格特质得分越高。对新想法持有开放的心态，对变化持有灵活的态度，是创造性的本质。这样的研究提示我们：那些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他们的大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可能会有所不同。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可能会给出一些线索。他们研究突然顿悟的本质，要求被试解决简单的字谜游戏。答案可能会在一瞬间猛然顿悟（“啊哈!”），也可能通过系统地检验不同的可能性慢慢找到。顿悟与大脑右侧颞叶有关，这一区域似乎连接各种信息，信息之间新的连接是创造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有时灵感慢慢地安静地到来。大脑右半球通常更多参与视觉任务，左半球更多参与语言任务。许多创造性的概念需要两个半球，以及海马区（大脑的这个区域专门从事信息加工和回忆）的协同工作，科学家发现大脑的这些部位在创作灵感期是高度警觉的。

有的研究者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创造力在60多岁时相对衰退（Rebok，1987），但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创造力在人的整个一生中持续上升（Reed，2005），老年人具有杰出创造力的例子是很多的。许多老年人在创造性的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米勒德·考夫曼（Millard Kaufman）90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部畅销小说《一碗樱桃》，洛娜·佩奇（Lorna Page）93岁时创作第一部小说《危险的弱点》，此书曾在英国引起轰动。摩西奶奶直到70岁才拿起画笔，成为一位出色的画家。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说明，老年人的大脑具有创造性能量：本杰明·富兰克林在78岁时发明了双聚焦透镜，托马斯·哈代85岁时出版了一本抒情诗，弗兰克·劳埃德·怀特92岁完成古根海姆博物馆设计，威尔第（Giuseppe Verdi）85岁时写了也许是他最著名的歌剧——福斯塔夫，提香90多岁还继续作画，大多数评论家认为他晚年的作品远远超越了他早先的作品。

也许我们不能像这些杰出的人物那样，产生如此伟大的作品，但是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以后，转入了富有创造性的领域，例如绘画、摄影、舞蹈、音乐，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那么，老年人的大脑和富有创造性人才的大脑有某些相似之处吗？好消息是：至少在三个方面有相似之处！

第一，上文谈到，老年被试比年轻被试更容易分心，不能很好地抑制干扰信息。然而，这些分心的人能够更好地利用干扰信息解决随后的实验任务。这表明老年人的大脑的特点是注意的范围较宽。众多研究表明，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也采用较宽广的注意模式，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一点。这种注意模式允许我们在头脑中同时存放各种信息。将截然不同的、看似没有关系的信息结合起来，是创造性思维的标志。将熟悉的信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包括一系列心理任务，执行每个心理任务的能力都是宝贵的。

第二，一些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前额叶皮层中参与自我意识和情绪的某些区域变薄了（Salat et al.，2004）。这个区域变薄可能降低了取悦他人、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需要。这是老年人和富有创造力的人的又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比起年轻人，比起那些注重常规规范的人，老年人和富有创造力的人都更愿意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制于社会期望我们怎么说，怎么做。73岁的资深电台制片人，《大器晚成的秘密》和《不老的精神》的作者康妮·高德曼（Connie Goldman）说：“十几岁的青少年愿意彼此相像，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当我们老了，我们更加个人化。我们已经准备好做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晚年尝试新的事情很少会失去什么。

第三，上文谈到晶体智力基本不随年龄衰退。晶体智力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能学习新的知识，老年人在一生中通过学习和经历，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储存。将不同的知识结合起来，转化为新颖的原创的想法，这就是创造。因此，充实的内部知识库，为老年人的大脑提供了培育创造性思维的肥沃土壤。

看起来，大脑的这些老化变化，可能使老年人更加适合在创造性的领域工作。

那么，如何解释老年人发散性思维测验得分低于年轻人呢？研究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发散性思维在创造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从经验中获得的感悟（Sasser-Coen，1993）。

但是，前文说了，一些很有才华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他们很早就展现了杰出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才华似乎衰退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毫无疑问，在一些创造性的领域，身体适宜性是关键的。运动员、歌剧演员和芭蕾舞演员的鼎盛时期绝不会在年纪大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有创造力的人是他们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卓越的科学家可能发现自己快速提升到部门或研究小组的领导，这时他们会把许多实验和动手的事情交给研究助理，而自己陷入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杰出科学家成功的回报可能是，他们的活动领域受到了限制，因而导致了创造性产出的衰退。对于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来说，他们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公众的意见。一个艺术家的价值取决于当时的时尚，艺术家必须是时尚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创造性强的人往往在他们的艺术生涯早期，作为一个时尚潮流的代表而受到关注。很明显，艺术家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点，因此越来越被看作与那种时尚潮流相联系。然而，艺术家几乎无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过时的时尚的代表。他们过去越成功，现在越被认为过时。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跟着时尚。但往往越是有影响的艺术家，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风格，跟随别人创造的时尚。时尚的变化可能是很激烈的，关心流行音乐的人知道，三年或四年就是一个周期，多少代的“天才”作者和音乐家现在完全被遗忘了。因此，创造性创作衰退背后的原因，可能更多是由于时代对天才的要求，而不是老化本身。年长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太擅长自己的工作，因而“失去了”他们的创造力（Stuart-Hamilton，2006）。

上述观点适用于那些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非常突出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很多研究发现晚年创造性分数较低，没有人认为晚年创造力根本不存在。主流心理学主张老年人已经走下坡路，缺乏创造性的力量，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其实并非如此。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例如绘画、写作等等）对老年人是很有价值的，可提高幸福感和自尊（Hickson and Housley 1997；Weisberg and Wilder 2001）。

2．老年人的智慧

与智力、创造力紧密相关的是智慧。

一直以来，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高度赞誉有智慧的人，诸葛亮是我们中国人智慧的化身，“草船借箭”、“空城计”、“华容道”这些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在西方，圣经中的所罗门王有很高的智慧，最能反映他的智慧的当属判断孩子生母的故事：两个妇女争一个婴儿，都说孩子是自己的，要求所罗门王把孩子判给自己。于是所罗门王说要把孩子一刀两断，一人一半。真妈妈宁可不要孩子，假妈妈却表示愿意接受将孩子劈成两半。真妈妈还是假妈妈，一下子就分明了。

如果说老年人适合在创造性的领域工作这个研究结果十分出人意料，那么老年人具有智慧却是意料之中的。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都把智慧与一定的年龄联系起来。人们形容儿童和少年用“聪明”、“机灵”这些词，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被描述为“智慧”。在很多文化中，第三磨牙被叫做智齿，这是人类在20岁左右才长出的牙齿，标志着“智慧到来”。“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姜还是老的辣！”

果真年龄越大越有智慧吗？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似乎真的是这样。

对智慧进行实证性研究，还是近几十年的事。

在智慧的研究方面，心理学家进行了很多尝试。对智慧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它似乎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有的心理学家用心理测量学的参数来定义智慧。例如，斯滕伯格（Sternberg，1985）收集了民间关于智慧的看法并进行了统计学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虽然智慧和智力、洞察力、灵性、机智等概念的含义有重叠，但智慧与这些术语又是截然不同的，并不是这些术语的混合（Brown and Greene，2006）。斯滕伯格（1996，1998）尝试将智慧与各种基本的智力特质相联系，并提出了他的智慧模型。很多基于对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尝试，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Coleman and O'Hanlon，2004）。而精神分析方法则试图把智慧与个人一生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相联系（Shea，1995），例如第一章提到的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成功处理这个阶段的冲突，会带来很多智慧。

由于研究者对智慧的不同方面感兴趣，因此他们提出的关于智慧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例如，斯滕伯格（1998）的智慧定义是：“以知识、经验、理解等因素为基础，对事物进行正确的判断并随之产生合理的行为。”鲍尔特斯（Baltes）及其同事主要从毕生心理学和老年学的角度研究智慧。他们定义智慧是“处理与生活的意义有关的基本的、既存问题的宝贵和卓越的专门知识”（Kunzmann and Baltes，2005）。在回顾他们的工作时鲍尔特斯和斯陶丁格（Baltes and Staudinger，2000）提出了智慧的六个属性：①高水平的知识和判断，包括倾听、评估与提出建议的知识；②提出关于生活意义的重要和困难的问题和策略；③关于知识的范围和世界不确定性的知识；④广而深的知识，善于权衡和平衡；⑤协调理性和个性；⑥将知识运用于自己和别人的幸福。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发现，智慧是“知识和经验”的协调，可以提升幸福感（Peterson and Christopher，2004; Seligman and Csikszentmihalyi，2000）。

看起来，尽管研究者对智力的定义不同，但他们都强调，智慧与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有关。如果说智力，特别是智力测验，关心的是解题的能力，那么智慧关心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解题和解决问题，使用的并非是完全相同的能力。

虽然研究智慧仍然处于初期阶段，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还是有启发作用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智慧：①不同于智力；②与思想开放、成熟、心理和身体健康、有效的应激管理、自我实现、成功的老化呈正相关；③与抑郁症状、感受经济压力、对死亡的恐惧呈负相关（Sternberg，1990；Ardelt，1997；Peterson and Seligman，2004；Sternberg and Jordan，2005；Baltes and Smith，2008）。

在下面一些领域，研究者发现了老年人的优势，他们甚至胜过年轻人。

决策任务

人的一生都在做决策，因此人们往往会直觉地认为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善于做决定。但是一些研究表明，比起老年人，年轻人是更好的决策者。有些心理学家对这些研究结果感到迷惑不解，怀疑这些实验设计可能有问题，它们可能对年轻的大脑更有利。

先前的研究测量的只是一次性的决策行为，不考虑过去和将来。沃斯等人（Worthy et al.，2008）设计的实验要求被试进行一系列选择（决策），而不是一次性的选择，每一次选择都对下一次选择有影响，这样的任务需要被试评估每次选择的结果，以便制定下一个决策，这更像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

结果发现，在这样的任务中，老年人击败了年轻人。

研究分为两个实验，在第一个实验中，老年组（60—80岁）和年轻组（大学生）每次从四个选项中选择一项，每一选项能得到不同的分数，要求被试最大限度地积累分数。在这部分，年轻组能更有效地选择选项，获得更多的积分。

在第二个实验中，设置了一个情境：火星上有两个“氧气蓄能器”，被试要根据先前做出的选择得到积分。只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可被称为“减少选项”，每次选择的分值高，但重复选择它分值会越来越低。另一个选项可被称为“增加选项”，选择它分值低，但以后的每次选择，分值会不断增加。实验二分为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选择“增加选项”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分，另一种情况，重复选择“增加选项”虽然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积分，但是却不能弥补选择“减少选项”得到的积分。在这两种情况下，老年人都比年轻人做得好。老年人在做每一次选择时，都能更好地评估即时收益和延迟收益，他们会更好地创造策略对环境进行反应。

当只需要考虑即时奖励时，年轻人做得更好，但是第二个试验中，需要开发一种理论，推论环境中的奖励结构是怎样的，老年人从他们大量的决策经历已经学会了启发式思维方法，或者叫做智慧。

研究者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发现，做决策时大脑有4个区域参与：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参与控制情感和处理歧义）、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参与共情、道德、反省和决策）、前扣带回（检测冲突）和腹侧纹状体（它关系到习惯性、反射性学习和即时奖励，是大脑的奖赏系统）。

沃斯等人推测，以上的实验结果与如何使用大脑有关。他们的研究小组进行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当被试进行决策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以确定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希望能找到支持年轻人和老年人决策时使用大脑不同部位的证据。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结果显示，年轻人做决策时依赖于腹侧纹状体，容易冲动。但是老年人这部分的大脑已经萎缩，他们用自己的前额叶皮层进行补偿，前额叶控制更加理性、审慎的思维。尽管已经证明老年人神经传导速度衰退，但他们从一生所做的各种决策中所获得的专门知识，有助于他们在许多真实的情境中做出更好的决策。当现在与未来的决策相互影响时尤其如此，在现实情境中，制定一系列决策往往比一个单独的决策对结果的影响更大，因此老年人在现实生活的决策问题上占优势。

词配对任务

在一项研究中，被试的任务是根据不同的词法规则对词进行配对，规则包括类别（动物、客体等）、押韵、同义词、词头字母等等。实验之初，被试不知道匹配的规则，研究人员在被试回答后只告诉他们是对还是错，并不告诉他们正确的匹配规则是什么。实验进行中规则会多次改变，例如，一个被试在上面的实验中发现了规则，并根据正确的规则想出了一个同义词，但这时规则却改变了，这次他再根据意义配对就被视为错误（一个负强化），可能要根据押韵配对才能算正确（正强化）。

研究者按照年龄段把研究对象分为两组，让他们执行词配对任务，一组为55岁至75岁，另一组为18岁至35岁。在被试执行任务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扫描。令研究者感到意外的是，年轻人的大脑对负强化反应强烈。当年轻被试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得不计划并执行一个新的策略，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他们大脑的不同部分，甚至在下一个任务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立刻被调动起来了。然而，当老年被试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有在下一个任务开始时，这些脑区才被调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决定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做出调整。就好像老年人的大脑对批评我行我素，比年轻的大脑更自信，知道该如何更好地分配内部资源。研究结果显示，两组被试任务完成表现差别不大，但年轻组用时更短。不过，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老年组所犯错误更少（Nauert，2011）。

从以上决策任务和词配对任务我们看到，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是正确的，跑得快的并不一定能赢得比赛，慢有慢的优势。

开放的头脑

与“老年人固执己见”的刻板印象相反，研究发现老年人似乎有更开放的头脑。在老年人的创造力一节谈到，在科学艺术等领域，开放的头脑产生创造力，这里要谈的是，开放的头脑带来智慧。

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更可能认识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价值观各不相同。这意味着，他们接受事物的变化，认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也认识到其他人可能与自己的观点不同。这些研究者编制了调查问卷，对247名被试（划分为25岁至40岁、41岁至59岁，以及60岁以上三个年龄组）进行调查。调查题目是有关外国族群冲突的虚拟报道，按要求需分析事态发展结果。例如，一道题目假设，由于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不少人从吉尔吉斯坦迁至这个国家。吉尔吉斯人试图保留原有风俗，塔吉克人则希望吉尔吉斯人放弃原有风俗，彻底同化。研究人员根据被试的回答打分，得分点包括考虑寻求妥协、灵活度、采纳他人观点和寻求冲突解决方案等。研究人员虽然预料到智慧会随年龄增加而增长，却没想到在处理社会分歧方面，年龄和智慧二者之间的关系会如此紧密，与较年轻的人相比，老年人拥有非常大的优势（Grossmann et al.，2010）。

积极的情绪

美国的“一般社会调查”问卷（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民意调查，从1972年开始每年一次，被认为能准确反映出美国公众的意见）中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愿意帮助别人，还是大多只是关心自己？”7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多（大约有62％的女性和52％的男性）回答人们愿意帮助他人，但18—24岁组只有43％的女性和37％的男性这么认为。当被问到：“你认为大多数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设法利用你，还是他们会努力做到公平？”在7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约70％的女性和60％的男性说人们是公平的，相比之下，18—24岁的人中只有48％的男性和女性这样认为。老年人对社会的看法更积极，更正面。

与消极的刻板印象相反，正常衰老可能会提高情绪的健康。行为研究的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消极性减少，情绪强度缓和，特质性神经质（五个人格特质之一）水平也降低了，这反映了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稳定（George et al.，1988；Whittington and Huppert，1998；Lachman and Bertrand，2001；Mroczek and Spiro，2003；Phillips and Allen，2004）。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也减少了对消极情绪的体验、记忆和识别，增加了对积极情绪的体验、记忆和识别。因此，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向积极方向偏斜（Malatesta et al.，1987；Moreno et al.，1993；Gross et al.，1997；Calder et al.，200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研究者提出了几种解释情绪随年龄而改变的假设。有的人集中在环境影响，他们提出退休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退休后日常压力降低了，因此消极情绪也减少了（Carstensen and Lockenhoff，2003）。然而，环境影响可以解释老年人的消极情绪减少，却不容易解释积极情绪的增加。有的人认为，老年人情绪的这种有选择性的改变可能反映了在正常老化的过程中，加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大脑结构的萎缩比率不同（Calder et al.，2003），即加工消极情绪的脑区萎缩更快。但是，萎缩无法解释情绪认知的改善，也无法解释情绪的稳定性。社会认知研究者提出，老年人情绪的这些改善，反映了随着年龄增长，由于意识到生命有限，老年人不再将知识获取、在竞争中取胜，作为优先的追求，转而追求情感上的满足。因此，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对积极信息的注意和记忆增加，对消极信息的注意和记忆减少，从而获得情绪的稳定性（Carstensen and Lockenhoff，2003；Oschsner et al.，2004）。随着年龄增加神经质水平降低，被解释为老年人更加成熟，他们加强了个人调整，更少情绪波动，与自己的社会角色更协调（Helson and Wink，1987；Roberts and Caspi，2003）。

社会认知理论可以解释在老化过程中，情绪过程的选择性改变和改进。心理学家也研究了造成这些变化的神经机制。

例如，一项研究对242名被试进行了人格测量，被试分为4组：青少年组（12—19岁）、青年组（20—29岁）、中年组（30—49岁）和老年组（50—79岁）。结果发现，神经质水平从12岁到79岁显示出显著的线性下降，情绪稳定性是年龄的函数。神经质得分最高的是青少年组，最低是老年组，除了青年组和中年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其他各年龄组之间都有显著性差异。

在这项研究中还进行了识别面部表情的实验，研究者呈现给被试八种不同的面部表情图片，被试的任务是，不仅要识别出每张图片上人物的表情是快乐、恐惧、悲伤等不同的情绪状态，还要评价情绪的强度。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对恐惧（消极情绪）和快乐（积极情绪）的识别，其他表情作为干扰信息。在被试识别快乐和恐惧的情绪时，研究者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随着被试年龄的增加，他们对恐惧识别的准确性降低，对快乐识别的准确性提高。年轻组比老年组对恐惧识别的准确性显著高，而对快乐的识别准确性，最小的年龄组（12—19岁）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年龄组。对情绪强度的察觉，年龄作为恐惧和快乐的函数，显示了线性衰减，也就是说，年龄越大，觉察到情绪的强度越小。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监测显示，在皮层水平，识别快乐时，老年组的大脑内侧前额叶激活水平低于其他三组，识别恐惧时，老年组的大脑内侧前额叶激活水平高于其他三组。在皮质下水平，识别快乐时，相比于中年和老年组（40—79岁），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12—29岁）的杏仁核和基底神经节尾状区激活水平高。而恐惧则不同，在杏仁核、尾状区反应最大的是年轻人和中年人（20—49岁）。因此，20—29岁组对恐惧和快乐的反应都最大。随着年龄增长，在加工恐惧与快乐时脑内侧前额叶系统的改变，解释了情绪稳定性。内侧前额叶皮质对快乐的反应降低，对恐惧的反应增加，预测了神经质水平下降。皮层下活动的改变，没有能预测情绪稳定性的改变，突出了内侧前额叶在管理情绪中的特殊作用（Williams et al.，2006）。

另外一项研究向年轻被试和老年被试呈现一些图片，这些图片具有情感内容，要求被试评价各图像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中性的。在他们看这些图片的时候，研究者对他们的大脑活动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监测。老年被试评价图像的情感不像年轻被试那样消极。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看到引起情绪反应的图片时，大脑的某些区域，如杏仁核（参与情感）与前扣带皮质（参与情感控制）增加了交互作用。该研究作者认为，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长，这两个脑区之间的互动加强了，情绪控制加强了，这使得健康的老年人能够控制他们的情绪反应，因此他们很少受到消极情境的影响（Dolcos et al.，2006）。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贾斯特（Dilip Jeste）描述这些脑区在智慧中的作用：“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就像一个父亲：严格、冷静、审慎、理性；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可能像母亲：善良、温柔、乐于助人、善于交际、富于情感；前扣带回是叔叔，当你和父亲或母亲发生争执时，你去找叔叔；腹侧纹状体是一个朋友，一个奖励系统。”

我们需要冷静、审慎，也需要情感、社交，需要有奖励和惩罚，需要检测冲突和解决问题。老年人这些脑区的相对平衡产生了智慧。

盖尔·卡尔森·莱文（Gail Carson Levine）发表她的第一本书《魔法灰姑娘》（Ella Enchanted）时接近50岁，这本书使她赢得了儿童文学一个最有声望的奖项——纽伯瑞奖。她怀疑自己在年轻时是否能写出这样一本乐观的书。她说：“青少年可能很灰暗，那灰暗逐渐地、慢慢地消逝。”

对于以上这些研究结果，多伦多大学教授林恩·A.哈舍（Lynn A.Hasher）说：“这对于理解老化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老年并不只是经历着能力的丧失，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智慧和经验不仅对个人有益，而且对整个社会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