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外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2016年已降至1.5%。根据外商投资的“三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除了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缺乏，更重要的是技术落后），在当前我国国内储蓄与外汇储备相对充足，但缺乏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中的重点应在如何进一步优化引资结构，进一步促进我国逐步向实现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迈进。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上升。2010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超过制造业，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第一大领域和利用外资的主要增长点，此后服务业和制造业外商投资的绝对水平和所占比重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2016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由2005年的288.79亿美元提高至885.15亿美元，所占比重由39.9%提高至70.2%；而制造业外商投资规模则从2005年的424.52亿美元下降至354.92亿美元，所占比重从58.6%下降至28.2%。2016年，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所占比重已经明显高于美国外商投资中制造业的所占比重（44.6%）（见图3-2）。

一方面，从服务业角度看，服务业外资规模以及所占比重的快速提升，表明我国在放宽服务业准入条件，简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手续，优化国内服务业软环境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服务业利用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扩大服务贸易、推动服务创新、引进新的商业模式、催生新型服务业态、激发新兴服务消费、提升服务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还有待提高，结构有待优化。当前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中房地产行业比重偏大，高技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相对较低，外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引入的先进服务模式较为有限，改善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两大短板”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从制造业角度看，制造业是一国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是我国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关键。美国作为服务业大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也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主动引导制造业投资回流美国本土。因此，我国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优化方向不应简单理解为降低制造业外商投资规模，而应强调制造业内部外资结构的优化调整。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保等生产成本的上升，同时周边国家的竞争加剧，我国原有的以廉价资源比较优势吸引外资、形成大规模生产和低价出口的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低端产业扩张难以为继，战略新兴制造业的新优势尚未形成规模。这些内外因素共同导致外商投资企业效益提升缓慢，导致部分制造业外资回流。

无论是高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领域，在外资对东道国营商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的大背景下，我国营商环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资的增长和提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数据（见表3-1）显示，2016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平均为0.327，尽管较上年已有明显下降，仍远高于OECD 成员平均值（0.067），同时也高于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此外，世界银行最新营商环境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营商便捷度指标在全球190 个经济体中排在第78 位，在新设立企业的便捷度上居世界第127 位。此外，技术主导型产业对于商标和专利的保护尤为重视，例如美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特别注重投资目的地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情况，而当前我国的产权保护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为了强化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的比较优势，同时打造在高端服务业上的新优势，未来必须进一步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条件，同时简化手续，优化服务水平，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