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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史？未见其实
——“最经典英语文库”第十二辑之《尚书》导读
中华民族世代居于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以东，蒙古草原以南，山环海抱之间，地理位置天然较为闭塞。中华文明孕育之初，先人受此地形庇护，免遭外敌入侵之苦，得以不受打断、独立绵延发展。较之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成熟极早，公元前后就已完成了国土和思想的大一统，积极对外交流、探索，虽步履艰难，却从未止息。国人“开眼看世界”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但外国殖民者确实极大加快了中国文化远渡重洋的步伐，其中理雅各式的汉学家居功至伟。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出生于英国，1897年病逝于牛津大学，鸦片战争后抵达香港，此后近半个世纪，理雅各这个名字与中国逐渐变得切割不开。当时香港各派势力错综复杂，教会内部亦有纷争，理雅各身在其中，大力主张教育改革，甚至提供免费教育、救助学生；中国大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潮、革命潮中，亦有他的身影。飘摇的社会生活、频繁的自然灾害令他早早失去了夫人和女儿，却丝毫未损他研究汉学的决心。1861年至1872年，由理雅各英译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上述五种图书已经全部收录在“最经典英语文库”之中）等在香港陆续出版。
《尚书》，儒家“五经”之一，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距今已有3000余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上起传说的尧舜时代，下至春秋中期，历时约1500年，按朝代编排，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记录历代帝王文告及君臣谈话。其中《周书》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为详尽，也是本书主要研译对象。
《尚书》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曰“典”，即典章制度；二曰“训诰”，记载君臣间、大臣间的谈话和祭神祷告；三曰“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辞；四曰“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此四类内容，颇为正式，故而语言艰深晦涩，理解困难，佶屈聱牙。理雅各翻译《周书》之时，做了大量注释，逐字逐句解词释义，其中最麻烦的当数无主句的英译。无主句，顾名思义，即该句话没有主语。此系汉语独有，古汉语尤甚，英语并不存在，极易给外国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理雅各在翻译之时遇到无主句，必定补全句子成分、点明主语，并结合上下文解释据何推断而来。此项工作说来容易，实则繁琐至极，甚是考验译者的耐心与翻译态度。
理雅各的耐心与决心，单看《周书》注释便可见一斑。《周书》注释之多，令人瞠目，除了解词释义、分析语法，理雅各自觉肩负起科普中国上古历史的重任。《尚书》所载，承上启下，乃中国政治思想之源头、根据，内容丰富，对中国上古历史不了解的人，理解起来十分困难，故而理雅各为《周书》作注之时，旁征博引，佐以大量史实和论据，解释古中国的统治思想。《尚书》的注释，哪怕脱离原文，自身也已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至今甚至有人致力于理雅各译制版《尚书》的回译工作。
“信”之一字，译事一难，然理雅各之前，无人做到。非是实力不济，实是态度使然。在不知电脑为何物、查阅与传输不甚方便的时代，在不知战火何年熄、生命与安全没有保障的环境里，要平心静气地研究连国人都很难理解的上古汉语语法成分、细心细致地推敲词义，译成卷帙浩繁的“中国儒家经典”，作为后人，实难想象其中曲折。
不过译者的任务终究只是再现，不该批判，故此，这位在英国土生土长的汉学家虽大加注释，我们却并不能从本书中探知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作何态度。
历史轮回，尤其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这种轮回体现尤甚。自秦统一六国，千年封建帝国史，终是应了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代开国皇帝多励精图治，然历代多不过三世而衰，偶有中兴之主，亦是杯水车薪。皇皇帝国终在天怒人怨鼎沸之际轰然倒塌。取而代之之新君深谙居安思危之理，虚心反思前朝败亡之道——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战乱，唐朝统治者为防地方和边疆作乱，加强地方防御作战能力，却意外导致藩镇割据；宋代吸取唐朝教训，极大削弱地方将领军权，却也最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战力难支，连偏安一隅都不可得；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唐宋覆灭，系宰相专权、欺上瞒下之故。于是不惜君臣猜忌，撤宰相、立内阁，避免臣子专权，免遭架空。然党锢之祸就此埋下，崇祯帝煤山自尽前犹叹“诸臣误我”。
其实，上古时期几位“圣主”“明君”的行止，《尚书》皆有收录。可见，上古时期先贤就已开始思考维持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方针策略。只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焦点，从来不是如何建立廉洁高效的朝廷，而是如何平衡君臣关系、如何制约军权。自《尚书》出世至清朝覆灭，3000余年，当西方“人文主义”精神攻克时艰，进而焕发出“三权分立”思想之际，中国的政治理念始终围绕“巩固皇权”而发展。然而，何种模式可堪称治世良方？这个人类社会的终极难题，西方寄希望于法律，中国寄希望于教育。孰优孰劣，留待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