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700年的英国经济

在18世纪初，尽管距离工业革命尚有数十年的时间，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英国早已是一个富裕、成熟的经济体。经济学家通常将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的标准，不过数据搜集和核算难度非常大，以至于此类比较本身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据安格斯·麦迪森（Maddison,2002）估算，1700年英国人均收入为1 450美元（按1990年价格计算），仅屈居荷兰之后，但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远远抛在后面。荷兰的人均收入高达2 110美元，富裕程度令其他国家汗颜。对于按照1990年价格计算1700年人均GDP的做法，一些怀疑者认为它不加怀疑地依赖于过多夸张的假设。依靠其他数据（和其他同样有力的假设），格雷厄姆·斯努克斯（Snooks,1994）计算得出，英国经济（人均收入）在从《末日审判书》（1086年）到格里高利·金统计数据（1688年）的600年间增长了5.75倍。这相当于年均增长率为0.29%。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年增长率远高于0.29%的情况，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800年。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因为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理念无法真正顾及一个经济体在这么多年取得的种种进展，例如推出新产品，产品质量得到改善，市场交易取代自给自足。当时英格兰非常富裕，工资水平很高，并且拥有广阔、成熟的市场，让许多见识广博的同代人赞叹不已，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丹尼尔·笛福是最了解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发展状况的作家。虽然他对英国的未来感到担忧，但他在文章中谈到英国富裕程度时深感自豪。半个世纪之后的亚当·斯密坚信，“英格兰每年土地和劳动生产的果实……肯定远比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查理二世复辟时期要多……而在王政复辟时期，（它）肯定比我们推想一百年之前的情况要多得多”（Smith，[1776]，1976，第365—366页）。

除了人均收入之外，我们可以检视其他衡量标准，以此说服自己相信，依据当时的标准，与前现代经济相比，英国经济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人们经常将前现代经济描绘成贫穷、悲惨的社会，景况惨淡。在这种社会里，所有人辛苦劳作一辈子，却过着悲惨的生活。首先，英国有大批民众生活在都市中心。早在1700年时，伦敦已是一个人口数量高达575 000人的大都市；布里斯托尔（25 000人）、埃克塞特（14 000人）、诺威奇（29 000人）和爱丁堡（40 000人）的人口虽然与伦敦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相形见绌，但也颇具规模（De Vries,1984，第270—272页）。等到丹尼尔·笛福参观约克郡西区的哈利法克斯、利兹等大村庄时，它们已经发展成为繁忙的毛纺织业中心。在当地，大部分人购买粮食，而不是自己种植粮食（Earle,1977，第115页）。如果一个经济体生产的粮食有足够的盈余，能够养活从事商业、工业或管理工作的人，那么它的城市人口规模将非常可观。工商业和管理工作经常与更高的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在大型城镇（人口超过10 000人）人口占比方面，英国依然远低于低地国家。英国只有13.3%的人生活在大型城镇，而荷兰为34%，今天为比利时的地区这一比例则是24%（De Vries,1984，第39页）。不过，这一状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此外，这一数据忽视了生活在英国地方集镇和制造重镇的大批人口，例如伯明翰（7 000人）、伍斯特（9 000人）和剑桥（9000人）。

通过分析行业分工情况，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富裕程度时，非农业工人比例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标，甚至可以算得上绝对可靠的指标。在1700年，英国非农业工人比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务农人口比例估计在30%至1/3之间（Lindert,1980）。尽管这一比例比任何现代工业化国家都要高，但远低于当时的西班牙或俄罗斯。就在1900年，俄罗斯仍有2/3甚至更高比例的（男性）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当然，这可归功于英国农业生产力很高。到了17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人均产量很高，只有高产的低地国家曾达到这样的水平。

在1700年左右，英国人以什么为生呢？数代史学家不得不依赖于格里高利·金的估算结果。他的著作《对英国现状的自然与政治观察和结论》于1688年出版。金的数据显示，当时英国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比利用其他资料来源推断得出的结果要低得多：仅有110 000名（或8%的）成年男性为商人或工匠。彼得·林德特（Lindert,1980）利用教区档案样本，证明金估算结果的脆弱性。他指出，商人和工匠的真正人数在400 000左右，这几乎是金估算结果的四倍。经过一系列进一步的修正之后，林德特和威廉姆森（Lindert and Williamson,1982）估计，店主、商贩和工匠人数达到384 000人，或者说占到家庭住户的28%。他们的数字说明，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人口仅为227 000人左右，另外有285 000名被定义为“劳动者”的人。即便我们假设有3/4的“劳动者”全职或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17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仅为32%左右，比商业和制造业人口比例高不了多少。对于一个“前工业”经济而言，这一比例之低，令人震惊。由于许多手艺人自产自销，因此我们可能很难严格区分商人和工匠。我们也很难获取有关女性的数据，不过几乎所有有工作的女性都是“仆人”，且很可能是家仆。绝大多数女性很可能为人妻或守寡，在家中从事市场和非市场活动。

令人吃惊的是，在18世纪初期，英国不再属于“传统经济”，这是因为有为数不少的英国人可以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者当时所说的“中等阶层”，当然，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创作成分在里面。史学家将中等阶层定义为成功增加财产的自耕农和农场主，受益于商业经济发展的商人和工匠，以及一些专业人士（Smail,1994，第26页）。这些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超出温饱线，并且他们也是中产阶级消费品需求激增的主要推动力。对于同代人而言，这些消费品仍属于奢侈品。英国1700年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中世纪初期，同时也高于除北美殖民地和荷兰以外的西方其他地区。在17世纪，随着殖民地商品和其他进口商品日益普及，商品品种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喝茶或热巧克力并加糖，抽烟斗，享用盛放在陶瓷碟中并且加入香料的牛羊肉，身着用进口布料缝制的华服。人们所说的消费者革命显然先于工业革命出现。消费者革命的出现可归因于下列现象：在17世纪，市场涌现许多抢手的新商品，这推动人们努力工作，挣钱购买这些商品，最终刺激家庭收入的增加（De Vries,2008）。经济学家热衷于将它与当今时代实际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这一做法意义不大。在1700年，21世纪人们消费的大部分商品还不存在，因此这一比较基本上没有意义。进行此类比较，相当于间接询问生活在1750年的人们愿意支付多少钱来购买电影放映机或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同样，比较1700年和1100年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商品种类增加了，产品质量也得到提高。

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存在一个富裕的阶级，他们生活水平很高。这与18世纪初同代人的说法相符。瑞士旅行家恺撒·德·索绪尔发现英国人“食量大；相比面包而言，他们更偏爱肉类食物……并且摄取大量的乳制品”和蔬果，“以及各种海鱼和淡水鱼”。由于当时鱼肉保存仍属技术难题，因此人们都是食用干鱼或腌鱼。英国人的住房质量也要好于其他地区。索绪尔还注意到，英国下层阶级“通常穿着入时，衣物都是采用好的布料和亚麻织品缝制的……最穷的人也绝不会赤脚外出……甚至英国的农民也衣食无忧……吃得好，穿得好”（de Saussure，[1726]，1902，第133页、第171页、第112—113页、第219—220页）。乔赛亚·塔克在18世纪50年代末写道：“相比除荷兰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而言，英国人家中安装了更好的便利设施，通常也购置了更多干净整洁的家具，以及更多种类的家居用品，例如地毯、屏风、窗帘、摇铃……”（Tucker,1758，第26页）。史学家对遗嘱认证文件和其他原始资料进行计量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时钟、家具、玩具、书籍、地毯、马车、珠宝、餐具、咖啡用具、茶具、画作和其他家居装饰品等耐用消费品增加，并在1680年至1720年间达到顶峰（Weatherill,1988;Shammas,1990;Styles,1993）。上述大部分商品主要是在中产阶级中间流通，事实上，它们是界定中产阶级的标志物。不过在18世纪，它们慢慢在劳动民众中间普及；它们甚至可能普及到没有一技之长的穷人、茅舍农（cottager）和贫民中间，这些人构成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20%人群。

此外，英国似乎出现一种趋势，让普通英国人变得更加健康。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依据两种最广泛使用的衡量标准，英国人的健康状况要远好于大多数国家。在1700年左右，英国人出生时预期寿命约为37岁。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但在1740年之后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当时的婴儿死亡率大约为190‰。当然，如果依据当今时代的标准，这些数据显得很可怕，但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算是相当好了。相比之下，法国在174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约为28岁，婴儿死亡率约为280‰。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的情况很可能更加糟糕。

自古以来，饥荒和时疫让英国人心存恐惧，但后来这些问题得到了缓解。在中世纪末期，黑死病困扰着英国人，但在1665年最后一次侵袭英国之后销声匿迹。极具致命性的饥荒问题变得日益罕见，部分原因是英国在食物短缺年份能够从欧洲粮食盈余地区进口粮食。笛福在1709年写道，“在英国，我们不知道饥荒为何物……它仅仅相当于你的细面粉、你的白面包，简言之，你的小麦变贵了”（1704—1713,1709年10月20日发行）。在18世纪，死亡率激增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但不如过去严重，发生的频率也更低。根据我们掌握的零星统计资料，按照一些更能衡量生活水平的生物指标，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好于同时代的欧洲其他国家和亚洲国家（奇怪的是，日本是一个例外）。尽管英国当时非常富裕，但只有伦敦一座真正的大城市，因此与荷兰相比，英国仍算是农村地区。不过在前现代时期，城市地区的死亡率极高，危险重重；这一现象能够解释为什么英国状况相对要好。相对于英国其他地区而言，伦敦的死亡率，特别是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要高很多（Wrigley,1987，第137页）。

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这是英国之后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研究这一时代的史学著作中，关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永恒“崛起”的主题几乎属于老生常谈，在近年来受到正当的批评；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Wahrman,1995）。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治实体，甚至是一种文化认同的组织概念，中产阶级在18世纪的英国很有可能属于值得商榷的范畴。不过，认同它的18世纪作家（例如丹尼尔·笛福、大卫·休谟）在提到“中产阶级”时，清楚自己指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中产阶级属于一个群体，他们遵循一些生产和消费习俗，且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18世纪初，英国中产阶级队伍庞大，这意味着英国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公平（或者至少不平等程度较低）。一些社会极不公平，大批贫穷的农民和工人辛苦劳作，养活少数贵族；这些贵族游手好闲，却过着悠闲、富有的生活。相对更公平的经济体而言，这些社会可能更不易受后来的经济发展的影响。部分原因是中产阶级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多是技术熟练的工匠生产制造的，或者进口而来，这创造了对各种技能和贸易基础设施的需求；此类技能和贸易基础设施属于现代经济的一部分。不过，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由不同心态的人组成，这些人渴望财富，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且愿意投资于孩子的教育和健康（Doepke and Zilibotti,2008）。因此，到了17世纪末，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得以长大成年，中产阶级队伍也因此逐渐壮大（Clark and Hamilton,2006）。但其他人也遵循和效仿这些价值观，渴望成为资产阶级，过上更好的生活。

衡量1700年英国经济“进步”（它和财富有所不同，但属于近亲关系）的另一个标准是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运行良好的广阔市场带来专业化和贸易收益，确保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并缓冲作物歉收或家畜疫病等局部性的负面供给冲击。这些市场在三个层面运作。第一是地方层面。人们向当地的面包师购买面包，找鞋匠修鞋，请泥瓦匠修缮屋顶。他们进行此类交易时，通常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第二是国家层面。英国境内的商品交易和运输活动越来越多：伯明翰的皮带扣、枪支、玩具和其他金属器皿，谢菲尔德的餐具，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威尔士和纽卡斯尔的煤炭，斯皮塔福德的丝绸品，以及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的地区专业分工带来的许多其他商品。正如丹尼尔·笛福和许多其他同代人的旅行日记充分证明的，尽管英国路况不佳，且河道航行困难，这些商品仍被运输到各地用于交易。英国的地理环境有利于沿海运输。此外，英国没有设置收费站，这有利于一个全国市场的出现。相比之下，在欧洲大陆，收费站困扰着贸易。第三，到1700年，英国国际贸易非常活跃。大多数国际贸易活动始于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之后。欧洲认为的地理大发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长途贸易。商人将产自数千英里以外的商品运至英国，例如糖、香料、茶叶、烟草、鳕鱼、靛蓝、大米和棉花等，不一而足。同样重要的是，18世纪，英国在作物歉收时，可以向法国、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购买粮食。尽管粮食价格仍存在波动，但即使在粮食严重短缺的年份，英国也极少出现高死亡率的灾难性事件。英国航运业依赖于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松脂制品和木材；它的纺织业则依赖于进口的原毛、亚麻、丝绸和棉花。许多学者承袭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6,1980）的风格，称之为“世界体系”或“全球化”，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无疑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当时，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比1485年时要高。

尽管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在1700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中，国际贸易实现了增长，但是我们掌握的有限数据能够有力地证明当时国际贸易在迅速扩张。在1622年至1700年期间，进出口差不多翻了一番，转口贸易这一新型商业活动已经萌芽。到了1700年，长途贸易已经扩展到了加勒比海、北美和亚洲地区。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长途贸易取得了很大发展。对于英国是否真的位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见仁见智。持这种看法的人们试图让我们相信英国处于核心位置。虽然贸易活动涵盖大量商品，不过它必然仅限于价值重量比高的商品。真正的“全球化”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在全球化中，一个经济体的日常粮食供应和基本原材料有赖于进口。一些人认为，鉴于国际贸易增长快于收入增长，且有新地区加入贸易网络，从标准意义上讲，世界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尽管如此，“市场一体化”（依据价格相关性进行衡量）在1820年之前尚未出现（O'Rourke and Williamson,2002b）。

无论当时全球化实现与否，贸易收益都是实实在在的。同代人对此有着很深的认识。威廉·伍德（Wood,1718）炫耀说：“对外贸易是……我们汲取营养的源泉。”托马斯·巴斯顿（Baston,1728）说：“贸易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主人，它乐意为所有人效劳……英国所有的幸福和荣耀都取决于对贸易和航运的鼓励和良好管理。”贸易通过多种方式创造财富，但并不是所有方式都为同代人所理解。不过，仍有不少人随大溜，信从重商主义观念，认为贸易之所以大有必要，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矿产，除了对外贸易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方式获取财富；实践证明，如果希望通过管理贸易获取财富，那么应当确保出口商品的价值超过我们消耗的国外商品”（A.Z.,1754，第18页）。所有大学生都津津乐道的标准经济学故事是李嘉图贸易收益概念。这一概念成功地证明两个之前独立的经济体（或地区、村庄、个人）如何从相互贸易中受益。在贸易收益问题上，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权威案例。在1817年，李嘉图正式地证明自由贸易通常对双方都有益。在这之前的数十年中，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及其学生已经直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在18世纪，进口商品从富人慢慢普及到中产阶级消费者，并且种类增加，不再仅限于香料、染料等寥寥数种商品，而是包括大量的日常消费品（茶叶、糖、烟草），甚至还有瓷器、高档纺织品等耐用品（O'Rourke and Williamson,2002a）。除了这些静态收益之外，开放还带来了许多其他好处。它降低了爆发饥荒的风险，让欧洲人能够享受到玉米、火鸡、可可豆、马铃薯等新商品，或者大部分消费者有所耳闻但无力购买的商品，例如糖、香料、棉纺织品。它同时为英国人提供了新的思路。瓷器启发斯塔福德郡的陶工制作更为精美的陶器。从印度进口的印花棉布让英国人知道可以将棉花纺织成质量更佳的纱线。英国人在利用外国理念或者对进口的发明物进行逆向工程时，很少会感到难为情。贸易创造了所谓的“曝光效应”（exposureeffects），激励英国人观察外国人，进行模仿和创新。

现代经济学家非常清楚，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有着明显的优势。不过，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说却对此视而不见，并且自由对外贸易经常受到非难。部分原因是贸易经常沦为战争的工具或受害者，因此总是与政治搅和在一起（Nye,2007）。不过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贸易的功能持有错误的认识。在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英国购买法国的红酒，那么花出去的黄金会让法国国王如虎添翼，从而进一步威胁到英国的利益。人们还认为，进口将导致国内工作岗位被取代，而禁止进口可以扩大地方税基，并防止出现骚乱。这一重商主义观点导致出现无休止的关税、禁令、《航海条例》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更糟糕的是，在战争期间，私掠巡航成为一种深受欢迎和信赖的武器，这本质上是一种政府支持的海上劫掠活动。对于私掠巡航者来说，这毫无疑问有利可图，但从长远而言，整个经济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地左右商业政策，谋求某种关税或补贴，以此扩大他们的“蛋糕”份额，哪怕这会导致国家经济蛋糕变小，因此这是一种寻租行为（Ekelund and Tollison,1997）。在1700年至1850年期间，它们渐渐败退，这是英国实现长期增长的秘诀中的关键要素。

不过，此类政策有时会不可逆转地改变历史进程。英国对法国红酒征收关税（在1713年最终确定下来），导致红酒变得异常昂贵。在英国，麦芽酒和威士忌因此盛行一时，基本上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方能享用法国红酒（所谓的干红）。1703年《梅休因条约》偏袒葡萄牙，为葡萄牙烈性葡萄酒波尔特酒提供优惠待遇，这不利于法国（Nye,2007）。1721年，英国颁布《棉布法》，禁止使用印度生产的印花棉布，鼓励英国人从事棉布印花业，支持转口贸易（Wadsworth and Mann,1931，第144页）。由于激进的重商主义，英国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也需要舰船导航仪器和技术，以及用于制造大炮的钢铁。大炮能够保护舰船的安全。至于这些努力是否产生重大的技术溢出效应，或者是否应被视为错误政策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仍值得探讨，不过它们并不是中性的。

在17世纪末，英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的静态经济体。英国经济出现增长，但以现代标准来衡量，这一增长缓慢、不均衡，并且经常会出现倒退的情况。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希望弄清楚为什么在19世纪之前，经济未能取得更快的发展，以更快的速度改善人们的生活。人们给出的答案具有启发性，因为在1700年之后的数十年里，这些因素显然发生了变化。一个原因是所谓的马尔萨斯负反馈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马尔萨斯型经济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下降，或者人口出生率提高，或者两者兼有，从而推动人口增长。人口增长会增加劳动力供给；依据收益递减原则，劳动力供给增加将导致人均收入减少，这实质上构成了负反馈机制。一些现代经济史学家和增长经济学家颇具说服力地重申了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即在前现代经济体中，这导致长期增长注定失败（Galor and Weil,2000;Clark,2007）。即便1750年之前的增长情况并非如此暗淡，但马尔萨斯负反馈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不容置疑。

另一种负反馈植根于前现代经济体的制度之中。当一个地区或经济体变得富有，会招致贫穷强邻的觊觎，后者会企图劫掠前者的财富。强邻赤裸裸地实施抢劫或海上劫掠，或者采取更狡猾的手段，例如征收关税、出台《航海条例》或者贸易管制措施。即使这一地区或经济体最终击退外国侵略者，它也不得不承担相关费用，并因此征税，这一切削弱了它的经济实力和活力。这正是18世纪荷兰遭遇的基本写照。此外，它的内部也存在着一种风险，即有权有势的个人试图通过征税、垄断或其他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使之有利于自己。这种做法如果达到极端程度，无异于杀鸡取卵，进而形成另一种负反馈。

最后，技术是另外一种限制性约束因素。前现代经济体有时能够带来不同凡响的发明，但此类进步很快稳定下来，形成一种新的主导设计（dominant design），这要归因于大多数发明是试错和碰运气的结果。在当时，基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严谨性的系统研发工作依然极为罕见。在现代，我们习惯于不断改进、调整和完善新技术，这为生产率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不过在当时，这一过程相当缓慢，并且很快势头会逐渐变弱。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口、制度和知识不足这三个因素阻碍了所有经济体的发展。不过，一些经济体显示出存在已久的种种限制开始瓦解的迹象。在一些国家，一种全新的经济正努力破壳而出。无论从哪方面评估，英国都属于率先出现这一现象的国家之一。但在一开始时，这些迹象不易为人察觉。此外，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在1700年时，有很多英国人意识到根本性的转变即将来临。

尽管英国不再是自然经济，但在1700年，它仍保留着传统经济的许多特征。在18世纪初，大多数英国人依然生活在农村或小城镇，并且农业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一项更为重要的现代研究成果是区分“农村”和“农业”部门。到1700年，靠土地为生的许多人不再是全职农民。一直以来，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农忙时，所有可找到的人手都下地干活；在其他时间，特别是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地里没有多少活可以干。在英国许多地区，特别是西南部诸郡和中部部分地区，农村工业（rural industry），或者同代人所说的“家庭手工业”成为农闲时的职业。在18世纪，这些家庭手工业空前繁荣，但在19世纪完全式微。编织、纺纱、制钉，以及生产篮子、扫帚和其他简单的工业品成为重要的农闲生产活动。有鉴于此，“工业化”一词用于描绘这一时期并不贴切。事实上，1700年制造业相关人员占比与1850年相差不多。一些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家地里忙活，花在织布或锻铁上的时间只有几周或几个月。其他人基本上属于全职的家庭手工业工人，只有在秋季时才和大家一起收割庄稼。在更为近代的社会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广泛的劳动分工现象，但在当时，劳动分工尚未全面确立下来。

在1700年，除农业之外的经济生活同样具有季节性。交通运输取决于路况，而道路在天降暴雨时无法通行。当运输中断时，商业的车轮也戛然而止。反复无常的自然影响着各种能源：水磨坊可能面临河水干涸的问题；风车运转取决于风力的大小；即使畜力也取决于饲料供给情况，而庄稼歉收很可能导致饲料短缺。照明成本高，且效果不佳；在冬季的几个月里，黄昏之后的时间就更不适合开展生产活动了。在交通运输设施状况糟糕的社会，季节性失业是导致人们收入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18世纪的学者关注社会存在的懒散和好逸恶劳问题，认为国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也许能够缓解这一问题。

煤炭帮助英国人免受季节的影响。在伊丽莎白一世登基之初，英国每年煤炭消耗量约为177 000吨。到17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近250万吨，且大部分依然用于家庭采暖。不过到那时，煤炭同样也用于许多工业用途，例如制砖、制作玻璃、制陶、煮皂、煅烧石灰、锻铁、蒸馏和酿酒（Nef,1933）。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使用煤炭不足以成为工业革命来临的“标志”。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1988）指出，在18世纪下半叶，钢铁业停止使用木柴或木炭，转而采用煤基燃料；尽管人们经常认为这是首个转变，但事实是它属于最后的转变。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前现代经济体并非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到18世纪初，英国经济迎来了大量技术创新。许多创新只不过是引进或调适其他地方首先探索的新理念而已。在17世纪，所谓的“新布”（New Draperies）纺织业兴起于东英吉利，并在整个英格兰北部地区发展普及。新布纺织业是一种以精纺（采用精梳羊毛而不是粗纺羊毛，生产细支纱和轻薄织物）为基础的纺织工业。新布纺织业发展成为重要的出口行业。到了1700年，羊毛产业成为英国国际贸易的支柱。在1700年之前的几十年中，英国引进创新技术，其中包括针织机和织带机（或者说荷兰织机）。农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在1700年左右，英国也实现了重大自主创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712年制成可供使用的纽科门蒸汽机。在纽科门蒸汽机诞生三年之前，亚伯拉罕·达比成功地用焦煤代替木炭熔化铁矿石，不过直到数十年之后，焦煤熔铸技术才实现盈利并在英国得到普及。亚伯拉罕·达比是煤溪谷铸铁厂的创建人，这座工厂注定将成为工业革命的企业典范。不过，18世纪许多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例如丹尼尔·笛福、亚当·斯密几乎没有意识到当时技术领域发展的重要性，更别说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一切。

在1700年前后的数十年中，创新并不局限于工厂，或者造船厂、矿山等少数大型企业。工人在自己家中从事生产活动的家庭手工业同样也实现了技术进步（Berg,1994）。虽然我们将许多发明与工厂制度联系在一起，但是首先进行尝试的是小作坊。在纺织业，飞梭于1733年被发明。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一个经济体出现创新者时，并不代表所有人或者多数人愿意进行尝试或冒险，更不用说对新事物称赞有加，因为这样会显得对他们师长和先人的智慧不敬。21世纪的读者几乎无法想象，在1700年左右，工匠或农民进行技术创新时会遭遇什么样的阻碍。当时并不存在任何类似于现代系统性研发的概念。发明者都是有灵感、痴迷的个人，并且大多数人凭一己之力做出发明创造。发明存在巨大的风险，而技术上（更不用说经济上）成功的可能性几近为零。不过，在像18世纪英国这样的竞争经济中，一个发展态势是少数有胆识和才华的创新者能够逐渐渗透和接管一个又一个行业。

在1700年，英国经济另一个显现活力迹象的领域是资本市场。一些开展资产交易活动的成熟利基市场出现了，尤其是伦敦伦巴第街旁边的“交易巷”。在交易巷，经纪人买进和卖出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股票和政府债券。这是一种新兴现象。在克伦威尔时代，此类活动根本不存在。金匠银行家是金融市场的传统中坚力量，之后英格兰银行成立，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当时，英格兰银行仍苦苦挣扎，试图排挤竞争对手，但它已开始确立自身地位，在公立和私营部门金融事务上发挥重要角色。公共和私人信贷不再由国王和富人私下商定，而是日益由市场决定。

1700年，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从下列重要层面而言，当时的英国仍属于前现代经济，即绝大多数劳动力仍在家中或附近工作，并且为他们工作以及与之共事的人通常是他们的家人。仆人、学徒等家庭外雇员（non-family employees）经常与雇主一家生活在一起，从而成为家庭的一员。诚然，在当时，一些职业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海员、马车夫、矿工，甚至制造业的一些工人，被迫离家外出工作。尽管如此，虽然今天我们将家庭和公司分别定义为消费场所和生产场所，但是这一明确区分并不适用于1700年的英国，或者任何其他地方。

尽管如此，一些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18世纪初非常常见，并且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雇用他人劳动的基础之上。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在城市，工匠雇用学徒和仆人，而农村则出现所谓的“散工”制度。到了1700年，英国形成了劳动力市场。虽然英国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受法律和行规的制约和控制，但相比欧洲大陆而言，它受到的困扰要少得多。尽管许多地区和行业依然存在手工业行会，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行会控制培训和工序、阻止新进入者，以及执行质量规范和标准等传统的限制性和管制权力已经日益被市场取代。大多数工人继续自谋职业，不过，如果他们的小本生意进展不顺，可以选择为他人工作。越来越多的家庭手工业工人受雇于所谓的兼营批发的制造商，后者经营和控制着一个家庭手工业网络。据估计，在18世纪初，英国大约30%的劳动者在某个时点受雇于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并获得现金形式的报酬。不过，我们无法将大多数工人明确归类为自我雇佣或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性质随着一年四季和工人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工人们在青少年时当仆人或工人来赚钱，在成年之后种田或自谋职业。

简言之，依据当时的标准，18世纪初的英国经济成熟、繁荣、商业化，并且生产力高。所有人都认为它是成功的范例。不过，在当时的欧洲，它并非独一无二，并且在接下来一个半世纪取得的经济进步也绝非不可阻挡。如果经济学家可以明确无误地证明，从某种可界定的意义上说，英国经济制度是进步的，且有利于经济发展，这将有所帮助。道格拉斯·诺思、曼瑟尔·奥尔森等学者坚持认为，1688年光荣革命及其产生的影响为18世纪英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诸多条件，这是因为它牢固地确立了一系列基本原则，且政府依据这些原则确立和保护产权。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历史一如既往地纷繁复杂，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尽管英国的一些制度促进和鼓励经济增长，但是其他的大多数制度非但没有支持经济发展，反而起到阻碍作用。换言之，在英国，并非所有制度因素都促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虽然英国最终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但这是通过克服一些制度性先决条件得以实现的，而不是归因于这些条件。

当然，英国是一个尤为尊重产权的国度。英国经济历经种种制度变革，最终推动出台1689年《权利法案》，从而极大地限制了王国政府的权力，使之不能随心所欲地统治这个国家。这一国度至少尊重法治，甚至可能一直遵循法治。在1700年，英国的日常治理工作下放到地方，主要是由无薪太平绅士等地方治安法官承担。显然，地方治安法官的能力差异很大。合同得到了执行；国家权力保护财产，特别是所有的地产。亚当·斯密（[1776]，1976，第2卷，第49页）提道：“大不列颠法律保证所有人能够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一保证足以让任何国家繁荣发展起来。”对于法律和秩序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对正式规则的执行，这依然存在一些疑问。我将在后文中反复讨论这一问题。尽管如此，人们与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交易时越来越踏实，因为交易双方都明白违背诺言的行为将受到惩罚，交易肯定能够得到履行。

许多受道格拉斯·诺思影响的学者认为，到了1700年，英国已经解决了人们所说的“承诺问题”，也就是说英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让国家拥有事实上的暴力垄断来保护它的公民，且大多数公民有相当的把握，认为国家不会滥用这一垄断权力（Dam,2005，第84页）。“谁来保护我们不受保护人的伤害”这一古老的问题得以解决。无论在海内外，产权都必须得到捍卫。英国汉诺威政府积极地保护国民财产免受外国人的侵害。政府因此大举投入，建设一支军队（即最强大的皇家海军）来保护大公司在殖民地的利益，并且与竞争对手国家，特别是法国展开激烈交战。到了1700年，也就是大英帝国早年间，这一政策在北美、加勒比海地区、亚洲和其他地区产生了可观的红利。尽管经济史学家对于大英帝国的总体经济效应存在分歧（这当然敦促我们应同时考虑成本和收益），但似乎很难否认，王国政府认为有责任保护它的公民和他们在海外的财产，从而刺激和支持异国商品的长途贸易活动。它的政策推动了市场的开放，带来了利润，特别是对受益于《航海条例》、私掠巡航和海军采购的国内和殖民地企业而言。

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的职能是促进繁荣和增长，并鼓励有用知识的形成和传播；这一观点在18世纪逐渐成熟，但其制度表现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垄断基本上是王国政府为换取现金而出售给相关方的一种财政工具。始于1624年的英国专利法就是一个例子。在18世纪，它逐步演变成一种认识，即发明者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这一劳动成果回归公共领域之前，应赋予发明者利用这一知识的专有权。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保护发明者，实际上相当于激励和支持潜在的发明者从事有风险的活动，研发新技术。

有时，当政府认为有必要纠正经济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或者重新分配资源时，它会主张自己的权力。当人们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可能助长投机，或许引发社会动荡时，政府通过了著名的《泡沫法》，禁止在未经议会通过的情况下成立此类公司（1720年）。英国重商主义政府通过了许多其他法律；这些法律产生了收入再分配的效果，这其中包括《航海条例》、《高利贷法》、规范用工行为的法律，以及规范消费品质量的法律。议会也通过其他法令，保护英国商业和制造业免受外国竞争者的冲击。这其中包括禁止出口机械和工匠移居国外的法令（于1695年首次通过，在18世纪反复修订）。现实情况经常大不相同。这些限制性法律和法规存在许多豁免情形；一直以来，许多法规很少得到执行，甚至可能它们本来就无法执行。《高利贷法》和《学徒法》等对经济活动的重要限制，尽管很难执行，但可能仍然严重阻碍了商业行为。显然，一些公司不得不遵守相关法律。霍尔银行（Hoare's bank）是伦敦一家主要服务于富人的小型私人银行。当英国政府在1714年将最高利率从6%下调到5%时，它不得不彻底改变其货款方式（Temin and Voth,2008a）。

在17世纪，英国与殖民地的一些贸易被东印度公司、哈德森海湾公司等几家公司独占，这属于政府强制执行的垄断权。不过自1689年以来，这些大型贸易垄断公司处于守势；到1720年，它们控制英国大部分对外贸易的时代已经终结。事实上，在18世纪初期，一个启蒙观点开始深入人心，即“自由”代表着从事特定经济活动的自由，而不是阻止他人加入的自由。到17世纪末，大批外国人，包括昔日主要竞争对手荷兰人，参与到英国航海业和金融业之中（Ormrod,2003，第92—95页）。有关自由进入市场的观点逐渐发展，并扩展到整个经济，但这一过程非常缓慢，直到1800年，此类观点还未完全为人接受。

在英国重商主义政府的助力之下，伦敦发展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多功能商业中心城市。它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一举超过阿姆斯特丹，并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我们可以在欧洲大陆观察到更为极端的重商主义现象，当然荷兰除外，例如国营工厂、政府批准和管理的企业。英国则不存在这些现象。早在《国富论》出版的数十年之前，人们就开始对市场产生本能的信任，并认识到最好不要对经济制度加以干预。和现在的情况一样，这一意识形态当时不得不与许多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不断地进行斗争。“分利联盟”是曼瑟尔·奥尔森（Olson,1982）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利用国家强制机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自己成员的群体。国家本质上利用排他、补贴、价格管控和许多其他机制，重新分配资源。国家的制度结构有助于确定激励措施和收益是否足以引导人们进行生产性活动或再分配活动；这一制度结构经常决定着经济的命运（Baumol,1993,2002）。

在1700年，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有能力进行游说，它们也的确进行游说，来争取特别豁免、法规和限制措施，让他们能够中饱私囊，不过这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1688年，议会最终获得了大多数的自由裁量权。在此之后，它的监管权催生了一些游说团体。这些游说团体以损害广大民众利益为代价，进行寻租活动。例如，在1722年，议会取缔布制纽扣，以此扶持同样生产纽扣的丝绸业和马海毛业。议会投票，为地主提供农业出口补贴；经游说之后，殖民地利益集团获得保护和有利的监管。法律调节劳资关系，使之有利于一些人。但法律文本是一回事，现实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18世纪英国的情况经常就是如此。此外，即便政府易受经济利益集团游说和劝说的影响，但它仍有可能做出提振经济表现的决策，哪怕决策方式可能笨拙，并且决策过程缓慢，经常不尽如人意。在英国，议会经常通过一些法律，以牺牲部分人（或者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使某些群体受益。不过，有时它本能地认识到市场体系运作中存在种种失灵，并试图进行纠正。1706年通过的《破产法》帮助提高合同执行效率，并且意在减少欺诈和投机行为。1710年通过的《安妮女王法》明确了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权利。我们不能由因及果地假定，议会制度正式确立了游说活动，因此相对专制政权而言，立法活动必然更有益于技术进步或经济表现。只不过18世纪英国的情况恰好如此。

总的说来，在1700年左右，英国经济宛如大杂烩一般，经济自由和限制并存。许多人无法享受我们今天视为正常的权利：非国教教徒不得担任公职；女性不能上大学或从事许多职业，也享受不到许多基本的法律权利。当然，穷人接受教育和运用法律的机会有限，没有投票权，不能担任陪审员，更不用说获得信贷了。与此同时，英国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它曾经因为形而上学问题，经历了数十年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在此之后，英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更能宽以待人。虽然它远非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但正如约翰·洛克在1689年提到的，“在我们国家，法律终于确立了宽容的原则。只是程度可能未达到你以及像你一样没有野心或嫉妒心的真正基督徒的期望。不过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Locke,1976，第3卷，第633页）。它绝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更不用说自由市场经济了。然而，在这个国度，言论、择业、居住和结社自由得到行使；经济现状抑制新事物的力量遭到削弱；营利性企业敢于尝试，利用新技术或者生产新产品的现象日益普遍。霍比特（Hoppit,2000，第8页）一语中的地指出，在18世纪初，信奉异教不再预示着混乱。即使有人不认同英国国教共识，他们也不会遭到驱逐，而是获准留下，追求自己的事业。胡格诺派教徒、犹太人和普法尔茨人（Palatines）等大批难民逃离家园，来到英国。他们和其他外来移民一样心怀出人头地的决心，同时也带去了宝贵的技能。在英国，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极大地降低了，因此经济波动不再威胁到许多人的生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济贫制度。到1700年，英国济贫制度早已地位巩固，只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将经历多次转型和变革。

对于1700年的英国是否属于“现代”或“传统”经济，这一问题尚无定论。它是一些现代元素和早期时代许多残存物的结合体。这些残存物不再与英国当时不断发展的经济相一致。许多经济交易活动，特别是劳动和资本市场的经济交易活动依然建立在人际关系和个人信誉的基础之上。非人格化市场（impersonal market）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而英国仍需要经过数十年，才发展出这一市场。尽管不列颠群岛城市化程度不如荷兰高，教育程度也不如北欧信奉路德教的社会高，但是英国经济具备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元素。尽管同代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但它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希望落空的案例。真正的奇迹在于，英国最终取得了成功，这不仅改变了英国的经济，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