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楼兰：梦回从前

1899的7月，我动身来到东方，进行了我第四次的亚洲腹地探险旅行。我又回到了沙漠中。在喀什噶尔和罗布泊，我呆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在喀什噶尔我遇见了老朋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我用卢布换了中国的银元宝，分别装在几只箱子里。我还买了15只很好的巴克特里亚种骆驼，这些跟随我吃尽千辛万苦的牲口等我结束旅行时只有两只还活着。

在草上和荒野中走了6天后，我们到了叶尔羌河边。在我上船的地方，河流既宽又深，河水很急。我在有树木的两岸间顺水而下，从叶尔羌河到罗布泊有很长的水路，我们除了停下来休息外，基本上都是在水中漂着。但是越往下漂景色越为荒凉，到了最后连两岸的树木都不见了。

10月25日，我们结束了叶尔羌河上的漂流，辗转到了水势较大的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白天和夜晚的温差很大，夜间通常结起了冰，而白天就融化了。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进程，我们常在夜里凿冰。

11月24日的一场危险现在想来都后怕。那天大船在前走，小船跟在后面。我们转过一个险弯后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棵被水冲倒的大白杨树，横在三分之一的河面上。河水很急，船篙撑不到河底。眼看着船就要被倾覆，我忙将地图和分散的物件捆在一起，塔里克人拼命地用他们临时所做的大桨划船，阿力姆跳动到冰冷的水中拿了一根绳子游到左岸，竭力拉我们的船，避免了一场灾难。要是这样的事发生在夜间那是无法想像的。

罗布泊到了。12月20日，我动身作沙漠中的新旅行。沙漠中的椭圆形没有沙土的地点名叫“拜厄”。我们经过第一个“拜厄”时，因有芦草，骆驼没有挨饿。但当我们经过4个“拜厄”的时候，我们的脚底上变成了松灰土，再下去，除了一望无际的沙土，一点绿色也看不到了。

1900年3月，我带着哥萨克人切尔诺夫、罗布人奥尔得克、科达科拉等从孔雀河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我们这次旅行的任务就是测绘1500年前干涸的古河床图。孔雀河常在那里流过。这河床是科兹洛夫所发现的。但是他仅指出了它的位置。

27日，我们向南前进时，结果陷进了沟壑里。这里没有任何生物的痕迹，死树林和灰色多孔的树干透视着凄凉的气息。

切尔诺夫和奥尔得克去寻找西南和东南方面的沟里骆驼最可行的路途，但是他们在一个小土山顶发现几处木屋的遗迹。

我来到他们身边，测量了他们发现的三座房屋。这些房子在小山上约有八九尺高，可考证他们原来是在平地上的，风力将四周的土蚀去，这些房屋便保护着它们底下的泥土。

经过考察，我们还发现了几枚中国铜钱、几把铁斧、几个木头的雕刻。

在东南很远的地方我们还看到一座泥土的塔。在这塔顶上我们又辨识了三座别的塔。

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南走了约12里后，发现长着几棵杨树的低凹地，我想这里应该有泉源了，不如挖一口井试试有没有水。可不知道奥尔得克将铁锹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奥尔得克决定回头去找，我却甚为担心。因为那把铁锹对我们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奥尔得克在狂风中迷了路，但是一座泥塔指引着他。他在那塔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几处房屋的残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找到了铁锹和帐篷，还发现一块半隐在沙土中的木板、古钱和雕刻品。当奥尔得克带他的收获回来时，我的激动心情简直无以言说。

我听奥尔得克说，那里还有很多东西。于是我决定明年还得回到沙漠中来。

在塔里木河流域、西藏东部和戈壁滩的死里逃生的故事惊心动魄，我在我的其他几部书也都有涉及。最让人难忘的事是在1901年元旦以后——我又回到了沙漠。

1901年元旦，我们绕过安南坝山脉，向荒凉的戈壁走去。那绵亘不断的沙山，风化剥蚀的花岗岩山岭从我们的脚下或身边退去。

3月3日，我们在一个泥塔底下搭起了帐篷，将冰藏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派一个人带着所有的骆驼到回到那泉源去，一个礼拜后再驮着冰回来。

我和伙伴沙都尔就是在这里看到一个佛教庙宇的遗迹，原来这里就是奥尔得克当初丢失铁锹的地方。

令我们惊奇的是，我们还在这里掘出一尊3.5尺高直立着的佛像，刻着文字的小木板，带着雕刻极精的直立佛像的木座，带着莲花同别种花的装饰品，和刻在木上并保存得很好的心型镜的图案。

我们将那城的每一所房屋都掘开，最后只剩下一间土盖的房屋。我们在那屋里找着36张有中国文字的纸、有文字的小木板。除此以外，我们还发现一些破衣、鱼骨、印有花纹的毛毡等。我相信这毛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接着我们考查一座泥塔，但它却是实心的。我们只在它的旁边找到两管中国毛笔，两个瓦罐和无数的小钱……

——这就是当年繁盛一时的楼兰古城。

楼兰城以及我在那废址中极幸运所得的发现足足可以编成一整部书，但是现在我只能用少量的篇幅叙述这座古代的废城。

我回家以后将所有的文件和别的古物都交给威斯巴登地方的卡尔希姆来先生。是他第一个向世界宣布那城名叫楼兰，这座名城在3世纪极一时之盛。希姆来死了以后，所有的材料都转交给莱比锡地方的中亚文字研究家康拉德（中文名叫孔好古）教授。于是有了文件的德文版。新近他又出版了一大本书《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中国文书与其他发现》。该书认定所有纸片中最古的是后汉时（公元前25年至220年）的历史残片。中国人在公元前105年发明造纸。那片文字记录的年间是纪元前150至200年，因此是现今所有最古的纸张，也是最古的纸上的文字，比欧洲人最初所记的文字至少还早700年。

别的纸上或木板上的文字约在纪元前270年所记，其中不少是有年月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写的日子。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中国政府关于行政、商务、出产、农业、军队组织、政务、档案的事情以及1650年前楼兰城生活的状况。

写在纸上的信札是折叠后夹在两块木板中间，再用绳子捆着的，上面写着某某所封。我们找到两支毛笔，因此可以认定在2世纪时中国已经使用笔了。

我们在楼兰还挖掘出许多魏晋两朝间通用的钱币。此外还有猎箭、战箭、火箭、鱼网上所用的铅和石锤、贝钱、耳坠、颈链，一块有赫尔美斯像的宝石、叙利亚或罗马来的玻璃杯、铜匙、铜毛钳、铜发针、一条铁链、木匙，还有各色做衣服用的绸子、床单、毛毡、麻线、鞋等等。

我们可以从文件和掘出的物件中可以知晓楼兰有公家的仓库，而且城中有一家客店，一所医院，一个驿站，一座庙宇，偏僻的房屋和茅舍。从当时输入的物品尤其是中国丝品为本地大量消费，足以证明当时的人口之繁盛……

康拉德教授认为，楼兰城中社会的组织和极精密合适的管理方法是3世纪以前经过许多世纪的进化发展的结果。楼兰的文件还昭示那城中和四周曾处于动荡之中，发生过不少重大讨伐事件。随着当时中国国权的渐渐衰败，楼兰城四周的情势愈来愈紧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中终遭夷狄蹂躏，蒙受耻辱的历史有几百年之久。

可考证，楼兰城在第四世纪初年失守，这是中国衰败的表征。康拉德说我们可以把这小小的废址当作对外通商的不幸结局的纪念。

当城中战云密布时，官吏们并没有忘记公家的责任，他们仍尽心尽责，在烽火中写完他们的报告。这些中国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动。由此可知这些非凡的人民如何能管理亚洲——这一切都并非我们的主观臆断，这完全是事实。那些信札在地上埋了1650年以后，现在又给我们一个音信。它们的灾祸，忧患，和喜乐终究是见着天日了。

我终于理解了康拉德说的：楼兰文件是一种叙事的诗，是用世界历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写的世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