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脱胎于冷战的美日同盟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宣告终结，在美日双方的共同意愿和一致努力下，同盟关系渡过了短暂的“漂流期”，不但得到了“重新定义”，而且加速向“冷战后同盟”转型，由此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这种转型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它不是局部的修补而是整体的跨越，其目标是要从冷战时期两极对抗格局下的地区安全保障升级为冷战后国际体系重构态势下的秩序塑造工具。美日试图跳出单纯的军事框架和传统的安全观念，运用多种力量、协调多元政策，发挥同盟合力及辐射作用，共同塑造地区乃至全球秩序。作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支撑和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的工具，现时的美日同盟反映了双方国家利益的高度契合，而彼此矛盾分歧得到了有效的缓和或掩饰。美日同盟作为影响中国安全与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其转型问题是我们必须正视和加以应对的。

冷战后美日同盟为什么要转型？按照国际政治理论观点，应对威胁、追逐权力是美日同盟转型的首要动因，而价值观念、制度因素和行为体的主观认知则起到了重要的干预变量的作用，前者有时还要通过后者发挥效用。具体而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尤其是安全内涵拓展、新兴大国崛起、地区权力结构变动以及美日国家战略调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美日两国重新审视同盟角色定位、更新同盟利益目标，重塑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关系。

美日同盟如何转型？其外在表现可归纳为区域拓展、性质演变、结构调整、内容扩充四个方面，亦即从“地区型”趋向“全球型”、从“防御型”趋向“进攻型”、从“主从型”趋向“伙伴型”、从“传统安全型”趋向“多域合作型”。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转型的实质可高度概括为“升级双边军事同盟并超越双边军事同盟”，主要采取改造同盟整体架构、深化双边安全合作、拓展亚太同盟网络、加强全球政策协调等四个方面的举措。而在内在逻辑关系上，可从结构性与过程性的统一、渐进性与突变性的结合、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互动、自主性与整体性的角力、外张性与内敛性的纷争等五个方面来考察。

美日同盟转型未来走向何方？不管哪一任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改变“同盟支撑霸权”这一战略传统，特朗普也不例外。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影响，美日同盟转型可能会经受一些波折，但是难以撼动总体趋势，再者美日同盟机制的战略纠偏和自我调适能力是不能低估的。转型前景大致是：美日战略目标互补性愈加明显，地区热点问题可能助力转型出现阶梯式跃升，美日结构性矛盾并不会实质上影响同盟转型进程，美日中三边关系不对称性扩大基本上决定了同盟转型的最终形态。转型带来的影响有三个层面：加速全球力量分化组合，打破亚太地区战略平衡，深度影响中国安全与发展。

面对美日同盟转型，中国应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美日同盟转型带来的压力，是中国“崛起困境”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方面。这种压力不单是安全上的，而是多领域的，不单是来自周边的，更是来自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中国必然要做好与美日同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博弈的准备，按照“超越周边、辐射全球，深远布局、重点突破”的原则，采取多种策略多种手段，转移矛盾、化解压力，逐步积累全面竞争优势。一是面向两洋深远经略，拓展国家安全战略空间；二是妥善运筹三边关系，构建协调稳定的发展框架；三是调整优化外交布局，积聚优质可靠的战略关系；四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