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古典主义后期散文和“古今之争”

古典主义后期散文家主要有拉布吕耶尔、费纳龙，他们活跃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

一、拉布吕耶尔

生平 让·德·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出生在巴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学过希腊文、德文和拉丁文，攻读法律，成为巴黎法院律师。1673年他买下冈城财政区财务局一官职，但仍居住在巴黎。1684年8月15日，他在博须埃的举荐下，当了孔代亲王的孙子波旁公爵的家庭教师，为时两年。在亲王府中以及在宫廷，他有机会观察世态人情。1686年，波旁公爵结婚以后，他仍作为秘书（具有贵族头衔）留在亲王府中。1688年，《品性论》（Les Caractères）出版，包括420条随感，1694年再版时增加到1120条。这部作品共分16章，第一章《论精神作品》指出，写一部作品不是讨好的事，因为自有人类的7000年以来，什么话都说过了。我们来到世上太迟，很难满足不明事理的读者、嫉妒的批评家和小集团。但拉布吕耶尔还是评论了悲剧、喜剧、讽刺诗等和16世纪、17世纪的主要作家。第二章《论个人地位》认为社会地位是天生具有的或靠运气获得的。但真正的地位是靠纯洁的品德和仁慈获得的。第三章《论妇女》认为妇女是社会的女王，她们要么好过男人要么坏过男人，但往往坏过男人。她们爱风流、爱虚荣、不忠实、很轻浮。随着年龄增长，她们变得过分虔诚。第四章《论心灵》指出人心很矛盾，很少获得幸福，因此在获得幸福之前，先要开怀大笑，能同所爱的人在一起就够了。第五章《论社会和谈话》认为在沙龙里的人并不懂得谈话艺术和社交艺术。第六章《论财产》认为只有财富令人肃然起敬，包税人确实很难对付。他们出身仆人，在别人破产的基础上敛得巨大的财产。可是，只要命运捉弄一下，就会使他们完蛋。真正的富人是智者。第七章《论城市》认为城市是资产者、法官和检察官的天下。大家都想模仿宫廷。第八章《论宫廷》指出廷臣都想方设法发财，在漂亮的外表下隐藏着自私自利的内心。第九章《论大人物》指出王亲贵戚爱虚荣、粗暴，他们蔑视劳动者。第十章《论君主和共和国》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作者所生活的那个国家。君主制的治国艺术很细腻，国君应维持和平，不要认为自己绝对主宰臣民的财产；要避免奢侈，像牧童一样看好羊群。第十一章《论人》认为人的本质是忘恩负义的，不讲正义的。孩子已经有成人的恶习，老人则放弃了恶习。要原谅人。第十二章《论判断》认为人的大多数判断都是毫无价值的，可笑的，出于虚荣心、自私心、别人或流行的见解，但人自以为有理智，蔑视旁人，以在战争中死去为荣耀，像动物一样滑稽。第十三章《论时髦》认为讲时髦表明我们的判断的软弱和可笑，趣味、意识和宗教都有这样的问题。第十四章《论几种习俗》认为贵族失去了荣誉感，而平民反而显得高贵。教会人士过着轻浮的生活，法官堕落，医生只会江湖骗术，教育掌握在学究手里。第十五章《论讲道》认为讲道变成吸引群众的一种娱乐；讲道师应该言简意赅，少想自己的成功，多想拯救心灵。第十六章《论强有力的人》认为否认天主的人自认为强有力，其实很虚弱。

1693年，拉布吕耶尔被选入学士院。1696年3月11日，他中风去世。

《品性论》 这部作品模仿古希腊作家俄弗拉斯特（约于公元前372～287）作品的形式写成，主要是人物素描和格言警句，以前者较为出色。《品性论》的副标题是“本世纪的风俗”，表明作者十分关注社会风俗和各阶层的状况。他想描绘同时代人的品性，如有可能，改正他们的弊端。其次，他想识别17世纪法国人的特质。罗兰·巴特认为“《品性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全知的书”。有两章论人性（《论人》《论判断》），有两章论宗教（《论讲道》《论强有力的人》），有一章论艺术（《论精神作品》），有两章论爱情（《论妇女》《论心灵》），其余论社会（《论城市》《论宫廷》《论大人物》《论时髦》等）。

令人感兴趣的是拉布吕耶尔对社会的批判。他对绝对王权提出了某些怀疑。他认为君主不能高出于法律，国王不仅要在死后向天主汇报，也应向他的同时代人汇报。他提出以君臣之间的自然契约，代替神圣权力。君主的利益要同国家利益相一致，在这样的君主制中才能“一切繁荣”。应称国王为人民之父，直呼其名比颂扬他为好。人民要尊敬和服从国王，国王要主持正义和保护人民。我们说君主是人民生命的主宰，是说人民在犯罪时自然要受到法律和正义的制裁，而君主是法律和正义的受托人。但“我们添上说，他无须考虑，无可争议的是臣民的所有财产的绝对主宰，这是谄媚之词”。国王要像牧童一样，管理好和保护好他的羊群，清晨他要来到田野，直到太阳下山，他才回家。国王铺张奢侈，等于牧童戴满黄金钻石，手握金牧棒，牧羊狗戴着金项圈，用金链条拴着，“用那么多的金子看管羊群，对付恶狼，有什么用呢？”拉布吕耶尔针对路易十四喜欢征战，提出为了几块土地而互相残杀毫无必要，认为战争来自原始人的不义，他们争做主人。他们像动物一样咬来咬去。国王应该“关心人民的福利胜过关心军功和征战”，不要觊觎邻人的财产，永远保持和平与自由。

拉布吕耶尔对宫廷贵族的抨击采取了间接的形式，借用他国的风俗来喻指当代的法国。他写到，宫廷贵族“深不可测，藏而不露，压抑自己的脾气，矫饰自己的情感，昧着良心，心口不一”。他们总是历数自己的祖宗如何显贵，三句不离“自己的宗族、世系、名姓、徽号”，一切以是否贵族为标准。他们懂得阿谀逢迎，谁能当上大臣，就拍谁的马屁。他们十分无能，却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完美的，因为他们认为一切优秀品质都是出身带来的。而“才智之士蔑视只有地位的大人物”。那些出入宫廷的大主教，道德败坏，大耍阴谋。上流社会的妇女则善于装腔作势，思想平庸。

拉布吕耶尔还把揭露锋芒指向大资产阶级。这些散发出铜臭气的暴发户，有的过去是贵族仆从，发迹后进入宫廷，理财治政，飞黄腾达。他们是“通过贪污、武力和滥用职权，踩在许多家庭的破产上，最后爬上去的”。他们驾驭着六匹马拉的车，在街上耀武扬威。包税商渴望当贵族，他们爱打猎，喜欢穿着打扮，嗜好赌博，追逐女人，在城市和乡村都有广宅深院，大贵族成了他们的女婿，年轻姑娘做了他们的妻室。作者感叹道：“显贵的出身或豪富的财产都预示着荣耀，”“开始因为他身份低微而遭到蔑视；然后人们嫉羡他们，一直到尊敬他们。”富人吉通脑满肠肥，吃饭和散步时总比别人占的地方多，他停下来，别人便也停下来，他走动，别人便也走动，大家照着他行事。人们不敢打断他讲话，只要他说话，别人只得听着他讲。别人按他的意见办事，相信他散布的消息。他则相信自己有才能和智慧。而穷人菲东则相反，对别人说话露出笑脸，赞成他们的意见，曲意逢迎，胆小怕事，走路眼睛朝下，不敢看路人。如果有人看他，他便往后退缩。别人叫他坐下，他只敢坐在椅子边上。他说话压低声音。富人和穷人恰成对比。拉布吕耶尔进一步谴责了金钱的统治作用，认为金钱使一切人类感情都消失了。拉布吕耶尔还抨击了各种有恶习的人，如奥纽弗尔是个虚伪的人：他进教堂，先要观察是否有人看见，根据情况决定是跪下、祈祷，还是相反。如果一个有身份的人来了，他会发出叹息和感叹，表现自己是个虔诚的人。他自认为可以继承一切有钱而无子女的老人的财产。对于他不喜欢的人，他总是在心里诋毁他们，但不说出来。

《品性论》还描写到农民的悲惨生活。拉布吕耶尔写道：“世间有的贫困令人揪心。有的人连吃的也没有；他们害怕冬天，他们怕活下去。有的人吃早熟的果子充饥；”“有多少穷人家庭冬天没有柴烧，他们衣不蔽体，经常缺少面包；”“有的地方有人正在饿死，”而富有的资产者却“一口吞下100家的口粮”。尤其是田野里呈现这样一幅悲惨图画：“人们可以看到一些野兽，雄的和雌的，黑色的，铅灰色的，给太阳晒得焦黑的，散布在田野里，匍匐在土地上，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在那里搜寻翻掘：他们发出清晰可闻的声音，当他们站立起来时，方才露出一张人脸；实际上他们就是人。他们夜晚栖身在兽穴里，以黑面包、水和树根糊口；他们使另一些人免去为生活而播种、耕作和收获的劳苦，因此他们理应不缺少靠他们播种才获得的面包。”这幅风俗画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农民的生活。拉布吕耶尔对下层人民表现出深厚的同情心，他将富人与穷人、大人物和小人物进行了对比，认为“老百姓不会做任何坏事，而权贵不做任何好事，却要做大坏事，”“老百姓内里善良，却没有光鲜的外表，而大人物丝毫没有心肝，只讲表面。”拉布吕耶尔问道：该做何选择呢？他回答：“我不犹豫：我愿做人民。”

拉布吕耶尔还是个文学批评家，《品性论》就反映了他不低的艺术鉴赏力。总的说来，拉布吕耶尔遵循古典主义艺术的原则，但他比布瓦洛较少教条，有时提出更深邃、更细腻的观点；他能找到准确的表述方式去确定古典主义的理想。或者说，他虽然真诚地想忠实于古典主义原则，其实却偏离了。一方面，他坚持要模仿古人，认为每种思想都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他反对“厚今派”。但另一方面，他又有历史感，清晰地意识到语言和文学在发展，他能够较客观地评价16世纪文学。他能欣赏蒙田，看到拉伯雷的天才，对龙沙的评价较实事求是。此外，他对高乃依和拉辛的区分非常细致。他指出高乃依的作品艺术水准不平衡。高乃依的早期喜剧干巴巴的，他的一些优秀剧作的风俗描绘存在不可原谅的错误，他的演说风格妨碍剧情进展。但他风格崇高，情节虽然复杂，可是处理得当，比希腊人更高明。拉辛的诗句韵律丰富和谐，情节简单明晰，他同高乃依一样做到了动人和崇高，他的悲剧还能产生恐惧和怜悯。高乃依的人物是“应该如此”，而拉辛的人物是“就是如此”。高乃依的人物令人赞赏，拉辛的人物同我们接近，“观众更加被高乃依的剧作控制，却更受拉辛的剧作震动和感动。高乃依更讲道德，拉辛更加自然。似乎一个模仿索福克勒斯，另一个更得益于欧里庇得斯。”这一判断掌握分寸，抓住了两位作家的特点。拉布吕耶尔还指出，悲剧的效果来自于“危机的无情进展”，剧情集中，从始至终环环相扣。他对喜剧提出要排除低级趣味。拉布吕耶尔文学见解的明智和精细，使他获得“现代文学批评的先驱者甚至奠基者”的美誉。

二、费纳龙

生平 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费纳龙（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1651～1715）生于佩里戈的费纳龙古堡。他先在家学习，后到卡奥尔大学攻读，最后在巴黎的普来西中学和圣苏尔皮斯神学院结束学业。24岁时他当了教士，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希腊传教。1678年，他被任命为新教徒修道院的院长，指导一批改宗的新教徒少女。1685～1687年，经博须埃的要求，他去桑通日指导在取消《南特赦令》以后改宗的新教徒。其间，他成为柯尔贝的两个女儿德·博维利埃夫人和德·什弗雷兹公爵夫人，甚至曼特侬夫人的精神导师。

回到桑通日以后，他出版了《论女子教育》（Traité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1687）。这部作品论述了传统教育方法的不完备。费纳龙认为应遵循自监原则，要容许改正错误，等待孩子觉悟。要学历史和寓言，让孩子及早知道人的双重本性和灵魂的不朽。费纳龙指出女孩子的缺点表现在爱隐瞒、爱打扮、爱矫饰。他提出一个女子教育的可行方案，让她们成为好的家庭主妇。他强调因材施教，要选好家庭女教师。

1689年，费纳龙被任命为路易十四的孙子德·布戈涅公爵的家庭教师。他仿照博须埃的方法为学生撰写教材。1690年左右，他写出《童话》（Les Fables），包括童话、动物故事和冒险故事。后又写出《已故者对话录》（Les Dialogues des morts），这部作品在于通过历史人物启迪他的学生。他提出了立法、所有制、战争、奢侈、政府等问题。作者重视伦理和美学，认为正直、单纯优于欺骗、狡猾，他批评了反自然的态度和形而上的抽象，他主张表现形式朴素，反对华丽。

1695年，费纳龙被任命为康布雷大主教。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有两件事给了他重大的打击。其一是寂静主义事件。“寂静主义”是西班牙教士莫利诺斯创建的宗教学说，1687年被教皇斥为异端。这种神秘主义主张与天主完全融合，使灵魂脱离身体，不再对过错负责。在法国，寂静主义的传播者是吉荣夫人。费纳龙本想开导她，但反而被她说服。吉荣夫人两次受到监禁，费纳龙为她辩护，由此引起他与博须埃的不和。其二是路易十四对他的不满，原因主要是《忒勒马科斯历险记》（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1699）的出版。这对他的打击更严重。这部作品被看作对路易十四宫廷的讽刺，路易十四认为他“在每一页都受到侮辱”。于是费纳龙被贬至康布雷，过着不过问政事的半隐居生活。《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叙述尤利西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在智慧之神密涅瓦（化身为门托尔）的陪伴下，出发去寻找父亲。沉船后他们来到卡利普索女王的岛，但不巧的是尤利西斯刚离去。忒勒马科斯讲述他游历了伯罗奔尼撒、西西里、埃及的经历。在菲尼斯的首都蒂尔，他差一点成为暴君皮格马利荣的牺牲品。在供奉维纳斯的希普尔岛，他几乎沉迷于欢娱中。在米诺斯法律严明的克里特岛，他了解到依多梅内国王的不幸。国王的错误在于阻挠行使法律，因此被反叛的臣民驱逐了。忒勒马科斯谴责绝对主义和黩武政策。但他受到维纳斯的捉弄，卡利普索爱上了他，而他却爱上了水仙厄沙丽丝。门托尔看到了危险，把他拖走。在海上，忒勒马科斯听到一个神奇的地方（贝蒂克）的事迹，那里的居民体现了最美的品德：蔑视黄金和奢侈、热爱工作和邻居、正直。他们来到萨朗特，这是依多梅内王新建立的国家，他热烈欢迎客人。门托尔说服国王改革体制，消灭特权人物的奢侈，振兴百艺，发展海上贸易，鼓励从事农业，并把公民分为七个等级，以衣服的颜色来分辨他们，召回流放的大臣菲洛克莱斯，驱逐两个叛徒，等等。忒勒马科斯远征多尼安人。联军首领若洛克泰特给他讲述赫拉克勒斯之死和爱情的危险。忒勒马科斯游历了地府，看到恶人和坏国王受刑，而好人和好国王享受幸福。他得知父亲已回家乡。他说服联军实现和平。在欣欣向荣的萨朗特，门托尔教导他统治的艺术。他对依多梅内之女的爱情很有节制，在他回乡之时，他已经具备了当一个好国王的条件。

费纳龙的政治抱负并未破灭。1711年，王太子去世，德·布戈涅公爵有可能继位。他雄心勃勃地与德·什弗雷兹公爵拟定了一份治国的改革方案：《肖尔纳一览表》，但是1712年新太子的去世使他的梦想破灭了。1714年他写出《致学士院的信》（Lettre à l’Académie，在他去世后于1716年发表）。这封长信指出要编出一部词典、规范语法、丰富语言、完善修辞学、制定一部诗学。他提出关于悲剧、喜剧和历史的见解，并对古今之争发表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对莫里哀不无微词，但认为莫里哀胜过泰伦斯，莫里哀的喜剧题材更丰富，人物囊括了当代所有行为越轨的和可笑的形象，给喜剧打开了一条新路。这一观点在当时的作家中是少见的。另外，他认为当今的悲剧描写了轻浮的和放纵的爱情，这是与古希腊悲剧的不同之处。费纳龙的美学原则是朴素、明晰，反对过度。

《忒勒马科斯历险记》 这是费纳龙最重要的作品，它反映了作者对路易十四的独断专行和内外政策的不满。他对绝对君权持否定态度：“一旦国王们习惯于只知道他们的绝对意志，不再知道还有别的法律时，一旦他们不再遏制自己的感情时，他们就会胡作非为。”费纳龙诅咒坏国王皮格马利荣，谴责依多梅内忘记了米诺斯的法律，他认为这样的人只能是坏国王：“他只想到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想到挥霍他的父亲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巨大财富，只想到折磨人民和吮吸穷人的血。”由于他只听信阿谀奉迎，因而好人退避三舍，佞臣乘虚而入，“每个人都想欺骗他，每个人都在热情的外表下隐藏着野心。”费纳龙警告说，这样下去只会“引起臣民的反叛和燃起内战烽火，” “只有突然爆发一场激烈的革命，才能把这越轨的强权回复到自然的轨道。”费纳龙认为国王的权力必须有所约束：“他对人民能为所欲为；但法律对他也能为所欲为。他有绝对权力做好事，一旦做坏事，双手就被缚住。法律将人民就像将最珍贵的保管物托付给他，条件是他要成为臣民之父。法律要求独一无二的人通过他的明智和节制为千百万人的幸福服务；而不是千百万人以贫困和甘受奴役去迎合一个人的骄傲和寻欢作乐。国王决不能在他人之上去欲求，除非那是必要的，或者为了减轻他繁重的职守，或者让人民尊敬守法的人。”好国王应该这样：“他的一切时间、一切操劳、一切爱都放在人民身上：他为了献身于公共事业而忘了自己，这才对得起王国……他爱人民胜过爱自己的王室。”他还应是一个“哲学国王”。费纳龙描写了一个理想的国度，那里的人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由家长掌管一切，财产公有，靠节俭为生，没有法官，没有战争，没有恶行，没有货币，遵守宗教礼仪，但所有的人分为七个等级。这个国度是一个乌托邦。另外，在《肖尔纳一览表》中，费纳龙给予三级会议很大的政治权力，“以取消一切特权和滥用国王的密封信”。费纳龙的乌托邦理想未能完全摆脱封建社会的蓝图，但是，他反对绝对王权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对当时的社会弊端和国王的专制权力表现出批判的态度。

费纳龙对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也十分不满，他指出：“战争使国家精疲力竭，总是把国家置于毁灭的危险中，即使这时人们以为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国家人口减少，土地几乎不能种植，商业搅乱了，更糟的是，削弱了最好的法律，让风俗败坏。”费纳龙建议以国际仲裁来避免战争。他进一步点出爱打仗的国王的坏作用：“一个完全专注于战争的国王总是想打仗：为了扩张他的统治和个人的荣耀，他毁了人民。对人民来说，它的国王使别的民族屈服于他，这有何用处呢？长期战争总是带来无数混乱……有了穷兵黩武的国王，人民从来没有不受其野心之害的。”他又说：“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统治别的民族之上是何等疯狂！”早在1694年的《致路易十四的信》（Lettre à Louis XIV）中，他就指出人民“正在饿死。农田种植几乎荒废了；城市和农村人口锐减；百业凋敝，再也养不活工人。商业贸易一片不景气。因此您毁了您的国家一半真正的力量，为的是进行和维持国外徒劳的征战，” “人民悲苦难言，万分绝望。请愿从四面八方而来……您违反人道，屠杀人民，因战争而征收捐税，把人民用血汗挣来的面包夺走了，置人民于绝境之中。”言论激烈，与他在小说中的抨击相一 致。

然而，费纳龙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他的抨击和乌托邦理想都属于回到更传统的准则上去，他想做的是补天的工作：培养出一个好国王，以延续波旁王朝。

费纳龙对景色的描绘给后世以影响。卢梭感受到他的描写的清新，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偏爱情感流露都与他相近。夏多布里昂对他描绘的古代图景也印象深刻。费纳龙与浪漫主义前驱有着一些亲缘关系。博须埃则惊异于看到出自一个主教手笔的书中有那么多的美女，有那么多的裸体描写。

三、“古今之争”

起因 “古今之争”是发生在17世纪末的一场文艺大论战。随着资产阶级日益发展和封建贵族走向没落，古典主义的一些教条逐渐成为文学发展的桎梏。作家们力图冲破创作框框，要求更自由地描写现实生活。这种现代意识早在17世纪初已经出现。在路易十三时期，一些有独立倾向的作家要求创作的完全自由，如布瓦罗贝尔（François le Métel de Boisrobert，1592～1662）将荷马比作一个十字街头的卖唱者，认为古人“缺乏趣味和细腻”。其实笛卡尔标举理性，也就贬低了古人；理性的不断进步表明尊重发展。他指出：“不应因古人之古而向他们屈膝：还不如说我们是古人。世界今天比过去更古老，我们对事物有更多的经验。”帕斯卡尔在《论真空》中则将人类的延续比作一个长生不老的人，这个人不断学习：“我们所谓的古人在各个方面确实是新人，他们构成了人类的童年；只要我们把历代的经验同他们的认识结合起来，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找到这种古老性，那是我们在别人身上所尊敬的东西。”他还说：“人类在其生命初期处于愚昧之中；但是它受到教育而不断进步，因为它不仅得益于先辈们的经验……每一个人不仅在科学上一天天前进，而且随着世界变老人人都不断进步。”上述论断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出文艺的不断发展。这是厚今派的哲学论据。

另一方面，诗人们主张以基督教传说代替古代神话。德马雷·德·圣索尔兰（Desmarets de Saint-Sorlin，1595～1676）在17世纪50～70年代的作品序言和文章中，多次提出基督教传说比古代神话更真实，也就是今人优于古人。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后夏多布里昂在《基督教真谛》中提出的论点。德马雷在临死之前让贝洛把文学从古代的影响下解放出来。1674年，马勒布朗什（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在《论寻找真理》（De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中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2000多年，经验更丰富……正是世界的古老和世界的经验使人发现真理。”他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今人应超出古人。

爆发过程 大约在1680年左右，厚今派跃跃欲试。当时，弗朗索瓦·沙庞蒂埃（François Charpentier，1620～1702）用法文而不是拉丁文为凡尔赛的油画和公共纪念建筑的铭文写说明，由此引起争论。1683年，他在《论法语的出色》（De l’Excellenc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中宣称“法语是杰出的”，能与拉丁语媲美。他指出，人类2000年来完善了自身的认识，获得新发现，我们的世纪比古人的世纪更明智，今日的文学已经产生与西塞罗和维吉尔媲美的作品。封特内尔在《已故者对话录》（Dialogues des morts，1683）中抨击古人。圣埃佛尔蒙在《论古人的诗歌》（Sur les poèmes des anciens，1685）中，否定永远模仿古人的必要性。同年所写的《论古人诗歌中的神奇》（Sur le merveilleux qui se trouve dans les poèmes des anciens）提出，古代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为什么排除了理性，作者认为古人的诗歌描写神干预人的行动是缺乏逼真的。贝洛兄弟很早就与布瓦洛展开争论。克洛德·贝洛（Claude Perrault，1613～1688）在一则寓言里讽刺布瓦洛。夏尔·贝洛（Charles Perrault，1628～1703）也在《圣波兰》（Saint-Paulin，1686）的序中指责《诗的艺术》的观点。17世纪80年代末，古今之争已不可避免。

夏尔·贝洛是厚今派的主将。他的父亲是巴黎最高法院的律师。贝洛在巴黎上中学，并学法律，当过律师，他曾在柯尔贝手下任职，历任王家建筑总监处总监和公共纪念碑拉丁碑文起草委员会成员。1671年他被选入学士院。他写过一本童话集，全名是《鹅妈妈的故事或以往寓有道德教训的故事》（Contes de ma mère l’Oye，ou histoires et contes du temps passé avec des moralités，1697），包括八篇童话和三篇童话诗。其中，《小拇指》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赞扬了小拇指具有聪明智慧。《灰姑娘》描写一个善良穷困、受后母虐待的小姑娘最终获得了幸福。《小红帽》批评了不谨慎的害处。《睡美人》赞扬了善良的品质和忠贞的爱情。《蓝胡子》描写了恶魔般的杀人者。贝洛认为民间故事这种“天真的艺术”是“成年人在文明的黎明创造的”，它们发生在“贫贱的家庭”中，具有教育意义。但这部童话集的道德说教未能摆脱俗套。贝洛还留下回忆录手稿。

1687年1月26日，夏尔·贝洛在学士院提交《路易大帝的世纪》一诗，批评了古人，赞扬了现代人，宣称路易十四的世纪超过奥古斯都的世纪，于是受到崇古派的攻击。这首诗的开篇写道：

美好的古代总是令人喝彩，

但我从来不信它值得崇拜。

我看待古人不会双膝下跪，

他们确实伟大，但像我们一样是人：

将路易的世纪和奥古斯都时代媲美，

丝毫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对。

贝洛指出，今日的作家比古人博学得多，在国王的保护下，已达到古人的高度。布瓦洛写了两首讽刺诗，愤怒地还击。2月5日，贝洛在《给于埃的书简诗》中给以回答。次年，拉布吕耶尔在《品性论》保卫崇古派，嘲笑厚今派。但厚今派拥有一份报纸《典雅的信使》，这是他们的阵地。封特内尔在《闲话古人与今人》（Digression sur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1688）中重提文学不断发展的论点：今人“议论比以往更有力，更明晰”，“什么也不能阻挡事物的进步”；崇拜亚里士多德长久以来妨碍了哲学和科学的进步。1691年他入选学士院被认为是一个胜利。贝洛则写了《古今之比》（Parallè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1688～1692）。布瓦洛在1693年发表了《关于攻占那慕尔的品达体颂诗》 （Ode pindarique sur la prise de Namur），文前附有一篇文章，论述古人的贡献；次年，他在第十首讽刺诗中抨击支持厚今派的女人，贝洛写了《为女人一辩》（Apologie des femmes）来回敬。1694年，布瓦洛写出《论朗格弩斯》（Réflexions sur Longin），重申他的观点。争论延续了十多年之久，约至1700年。

厚今派观点 厚今派的论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古人存在弱点。贝洛说：“他们伟大，不错，但同我们一样是人。”用不着“热爱整个古代”。他援引上流人士和妇女为例，他们不喜欢柏拉图的作品和品达“乱七八糟的文字”。由于今人掌握了望远镜和显微镜，“上千个新世界被发现了”，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显得很可笑。第二，以文学要不断发展的观点批判古人的权威。贝洛认为，艺术和科学都需要完善，由于缺乏批判精神，人们才会对千百种谬误喝彩。学者冲破了这种束缚，他们从自然中，而不是从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人的作品中研究物理、医学、天文学。因此，艺术家也要有独立性，可以对荷马、维吉尔、西塞罗的作品进行评论。封特内尔指出：“什么也限制不了人类的精神……如果有一天有人迷恋笛卡尔，把他置于亚里士多德的位置上，那也几乎同样不合适。”第三，今人作品确已超过古人。贝洛将古今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尽管有的作者才能平庸，却比古代最伟大的作家的好些作品更优秀”。今人胜过古人的地方在于他们更了解艺术法则，这些法则自古以来不断丰富，在绘画和雕刻方面尤其如此。因此，如果才能相等，今人要胜过古人。今人获得了对于人心和最细微、最精妙的感情更深入和更准确的了解。他们运用的方法是古人所不知道的。第四，从时代的变化来看。圣埃佛尔蒙在《论古人的诗歌》中指出：“宗教、政府、风俗、习惯，在今天世界上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艺术，以适应我们所处世纪的趣味和天才；” “如果荷马活在今天，他也会写出适应他所描绘的时代的绝妙好诗来。但我们的诗人却以古人诗歌为准绳，以过时的规则为指导，以过时的事物为对象来创作坏诗。古希腊人的风俗习惯和事件今天根本感动不了我们……企图以过时的法则来规范新作品是荒谬可笑的。”

崇古派论点 崇古派的反驳显得较为无力。它的代表是古典主义的理论权威布瓦洛。他指责贝洛在学士院宣读诗歌是“学士院的一个耻辱”，他在讽刺诗中辱骂贝洛等人是“疯子”、“野蛮人”。《论朗格弩斯》第七篇是他唯一能提出自己论点的文章。他抓住贝洛一概否定古代作家和一律肯定当代作家的偏颇观点进行批驳，认为只有经过时间考验才能判断一个作家的价值，而不能由他生前是否得到赞誉来决定。他指出：“人们对古代作品自古以来持之以恒的赞美，是一个应该赞美它们的确定的和不会错误的证明。”至于今人，“不管我们觉得一个现代作家多么值得赞美，仍然不应该轻易地同经历了许多世纪都获得赞美的作家相媲美，因为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的作品是否能满载光荣地过渡到下一世纪。”布瓦洛在1700年致贝洛的一封信中，认为古代的悲剧、喜剧、讽刺诗、哀歌、小说、哲学、科学，都大大超过今人。布瓦洛虽然一方面推崇古典主义作家，但另一方面又毫无保留地赞颂古代作家，这样便无形中贬低了古典主义作家。所以后来他不得不承认，今人有胜过古人之处。拉封丹则反驳得较为灵活，他举出自己曾经模仿17世纪的诗人瓦蒂尔，但遭到了失败，“幸亏贺拉斯擦亮了我的眼睛”。他的结论是，从古人那里汲取灵感，就能防止犯矫饰和荒唐可笑的错误，“我的模仿不是盲从。”他指出，今天最优秀的作家都是模仿古人的，如布瓦洛、拉辛、莫里哀。

争论的延续 由于阿尔诺的斡旋，争论双方缓和下来。布瓦洛在《致贝洛的信》 （Lettre à Perrault，1694）中虽然不承认现代作家胜于古代作家，但他承认17世纪作家优于一切古人；路易十四世纪超过奥古斯都世纪，除了史诗、雄辩文学和历史。实际上这封信从他原来的立场上大大后退了一步。贝洛在1697年的《古今对比》的第五篇对话中也显得不那么尖刻了。

但是，将近20年以后，争论再次爆发。1713年，乌达尔·德·拉莫特（Houdard de La Mothe，1672～1731）根据达西埃夫人1711年翻译的《伊利亚特》，将原来的二十四歌写成一部分为十二歌的诗体作品。次年，达西埃夫人撰文提出抗议，拉莫特1714年在《论批评》一文中加以反驳。他认为法语具有希腊语的一切优点，如果翻译没有魅力，那就是原文没有魅力。荷马是一个野蛮民族的诗人，原始民族的东西经不起推敲。他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荷马是否存在也成问题。达西埃夫人在《趣味蜕化原因》一文中反驳说，希腊人并非野蛮人，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民族。今人正是通过模仿古人才达到了完善；对古人蔑视和远离古人会败坏我们的趣味。拉莫特又著文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伊利亚特》是一部出自本能的作品，荷马全然不知种种规则，他的作品不能令今人感兴趣。1716年，费纳龙在《致学士院的信》中对古人和今人都加以赞扬，他说：“我只是向那些为我们的世纪做了装饰的人们建议，绝不要蔑视多少世纪以来那些受到赞赏的人。我不想让任何人排除战胜古人的希望，相反，我愿意看到今人通过向古人学习，从而战胜古人。”今人给人类新的装饰，而古人也有不完美之处。费纳龙想持折中观点，给崇古派转圜。争论延续到1719年。杜博斯神父（abbé Dubos，1670～1742）发表了《关于诗歌和绘画的批评性思考》（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1719），被认为是“古今之争”的最后回响。他认为今人更有教养，在科学上比古人更先进，倒不是更有天才；在艺术方面，“进步……更多取决于创造才能和自发的天才”，而不在于今人取得更多的经验和方法：“艺术达到的完美并不能帮助庸人超过高人一等的天生的智慧和视力使天才所达到的地步。”他认为受到历代赞美的作品确实应该赞美；天才不应模仿前人的作品，而应以本性为典范。

这一争论在18世纪一直没有止息。如1745年沃弗纳格的《论不同世纪的性质》（Discours sur le caractère des différents siècles）提出，荷马的稚嫩比这样的作品更美：“真决不体现在表现和形象中，决不体现在感情不自然，装饰多余，而且不是地方的作品中。”伏尔泰在1728年的《论史诗》（Essai sur la poésie épique）中指出，不能一概肯定古人，不能亦步亦趋，不能迷信，不能闭目不看今人甚至超过古人的好作品。他在1765年的《古人和今人，或蓬巴杜夫人的服装》一文中又认为艺术质量大半取决于物质文明。《百科全书》也关注到这个问题，提出了以“实用哲学”取代“文学迷信”；认为有多种方法达到美；不要拘泥于从古代作品中抽取出的狭隘规则，要建立新的原则，这些原则不是建立在过时的形式上，而是取决于变化不定的风俗上。孔多塞在1794年发表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回顾》中认为要分清“真正属于艺术进步的东西和只属于艺术家才能的东西”。

结论 古今之争非常重要，这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艺大论争。维护正统的崇古派缺乏准备，几乎只有布瓦洛在单枪匹马地作战。这场论争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艺术是否要利用以往的经验？天才是否需要技巧积累，或者他不知道技巧的情况下能否创作出杰作？尊重创作的原则与迷信大师有无联系？知识的积累是否必然带来文学创作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否会带来艺术趣味的进步？美是主要由朴素、稚嫩构成的吗？这些品质更易由不知道规则的天才还是由熟悉规则的天才所拥有？艺术作品是天才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所产生的吗？天才需要原则吗？艺术能否达到绝对完美？又是怎样达到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艺术达到完美程度吗？艺术作品是环境、风俗淳化、君主保护、和平时期的产物，还是天才的产物？美与缺陷是否相连？这是环境还是天才本性所决定的？艺术原则与美的各种形式有何种关系？美是一样的吗？有没有理想美，或者美是不断变化的，取决于时代和环境？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这场论争的根本问题是讨论古典主义的准则是否是绝对的、不变的文学规律。它体现了新一代作家对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有力冲击，从而展现了18世纪的曙光。但是，厚今派的革新主张之所以未能取得彻底胜利，是由于他们不能真正解决文艺创作中古与今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古代作家作品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律否定，而必须分清精华与糟粕，属于精华的古代作品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属于糟粕的古代作品则应加以否定。古代作家的优秀作品之所以值得肯定，正由于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的社会生活。它们确实可以作为后代作家的借鉴，但这种借鉴决不能代替创造。古代作品中描写的社会生活同发生了巨变的另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已迥然不同，因而以古代作品的情节来表现今人的生活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束缚着作家更广泛地反映现实，古典主义的很多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今人可以超过古代作家，但未必像贝洛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当代作家都超越了古代作家；极个别的古代作家甚至是不可企及的典范。另外，厚今派未能指出古典主义的一些清规戒律是宫廷需要的产物，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来愈具有保守性，最后必将被时代所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