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蒙田和散文创作

一、蒙田的生平与创作道路

法国16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作家是米歇尔·埃康·蒙田（Michel Eyquem Montaigne，1533～1592），他在散文方面的建树影响及至欧洲。

生平与创作道路 1533年2月28日，蒙田生于佩里戈尔家乡的古堡中，父亲皮埃尔·埃康于1519年成为贵族，从意大利战争归来后当了波尔多的第一市政官员，1554年成为该市市长。他热衷于人文主义思想，以全新的方法教授蒙田拉丁文，并将两岁的蒙田交给一个德国教育家启蒙，蒙田六岁时又被他送到波尔多的吉叶纳中学，年轻人后来在波尔多学习哲学，在图卢兹学习法律。1554年，蒙田成为佩里格审理间接税的最高法庭的顾问。这个法庭被取消后，1557年他转到波尔多法院。1559年他来到巴黎，至1561年返回。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不久失望了。他于1565年结婚，妻子给他带来7000册书籍。1568年父亲死后，蒙田获得家产，于1570年辞去公职。1569年他翻译并发表了雷蒙·德·塞蓬德的《自然神学》。在法院工作期间，他认识了拉博埃西，结下深厚友谊。此后，蒙田在巴黎逗留过一段时间，然后归隐田园，潜心研究和思考。

从1571年起，他成为圣米歇尔骑士、亨利·德·纳瓦尔的王室贵族，但他远离俗务。从1572年起，他开始写作《随笔集》（Les Essais），同时阅读塞内加和普鲁塔克的作品。在第四次宗教战争中，他来到蒙庞西埃公爵的王家部队，1574年，公爵让他在波尔多法院任职。随后他回到家乡，继续写作《随笔集》。1575年，他阅读了希腊怀疑论者安皮里库斯的《皮隆概述》，1580年发表了《随笔集》第一版。从1578年开始，蒙田患上结石病和痛风症，痛苦不堪。从1580年6月到1581年11月，他在欧洲长时间旅行。1589年他又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最有名的温泉治病。路过巴黎时，他把《随笔集》献给亨利三世。最后他来到罗马和吕克。他在罗马住了半年，成为“罗马公民”，受到教皇格列戈里十三世的接见。1581年9月，他得知自己当选为波尔多市长。蒙田从意大利带回一本《意大利游记》（Journal de voyage en Italie，1774年才问世）。1582年，他发表《随笔集》第二版。未来的国王亨利·德·纳瓦尔曾在他的古堡逗留过两天。1583年他又重新当选市长，他在外交上相当灵活，不让天主教联盟进犯波尔多。1585年波尔多流行鼠疫，他的任职已快到期，他便没有回来主持改选。为了逃避鼠疫，他离开了家乡。蒙田在第二版《随笔集》（1588）中增添了许多内容。1588年他在内乱中来到巴黎，受到天主教联盟的袭击和抢劫，并被监禁了几小时。他逝世后，皮埃尔·德·布拉克和德·古尔奈小姐整理并出版了新的《随笔集》（1595），这一版本沿用很久，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人根据波尔多市图书馆由蒙田大量注释过的手稿，出版了最完整的《随笔集》。

二、《随笔集》的思想内容

《随笔集》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指出不可能在总的原则上建立对人的品德的观察，接着从社会、心理和认识论三方面来探索：法郎随着民族、时代的变化，在长期运用中产生权威，情感使人产生矛盾的起伏，固定的标识便消失了：智力避免了一般的震荡。在这种演变中，便产生偶然性和人的局限。孩子自小至死经历了体验哲理的过程。这样一种领会智慧的基石是孤独。第二卷包含了很多道德和知识的概念，表达了蒙田的文学趣味，他喜欢历史学家，更喜欢普鲁塔克，而不是塞内加。他谈到人与野心和奴役不合拍的“性情”。蒙田对自我进行描绘。随后是长文《为雷蒙·塞蓬辩护》，该文章批评理性，认为其无用，甚至危险，不能保证人高于野兽，也无助于适应生活的要求。第三卷确认怀疑论的认识论，认为“人的理性是一个自由的模糊的工具”，而肯定自我直接而具体的经验，苏格拉底是他最完美的典范。蒙田力求确定自我享受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关系，不要回避一切社会和政治的责任。他拒绝一切经院哲学的方法，而主张对精神富有成效的自然运用。结尾是长篇的自我描绘。

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论 《随笔集》分三卷，共107章。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散文作品。蒙田的思想经历了变化发展，他先受到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的影响，继而转为怀疑论。早先，他认为人要忍受痛苦的磨炼：本来，人对死具有恐怖感，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它袭击老年人，也袭击年轻人，因此，“搞哲学就是学会死亡。”战胜死亡的唯一办法是正视它，习惯于平静地对待它。在一次事故之后，蒙田体验到死亡为何物，感到死并不是那么难受。他要保持自己的自由，对抗人的弱点。大约在1576年，蒙田接受了新的哲学观点即怀疑论。在著名的长文《为雷蒙·塞蓬辩护》中，蒙田力图捍卫塞蓬的自然神学：通过理性表现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对于那些认为神学的论据不够的人，他指出人和他的理性的虚幻和虚荣。然而，蒙田转而又批评塞蓬的著作和论点。因此，蒙田超越了自己的意图，提出了怀疑论的主张。蒙田竭力贬低人和他骄傲的理智，认为人的明智使他尊重既定习俗，而这些习俗却建立在偶然的基础上。蒙田反对人的“自然法则”，也反对偏见，而强调人的本能，认为这是人的明智的基础。他说：“只有怀疑才能判断和论定。”他认为“我知道什么呢？”这个疑问警句比肯定的说法表达了更多的真理。怀疑论表明了蒙田对政治社会生活的明智态度。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科学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动摇了千百年来形成的旧观念。蒙田说：“3000年来，人人都相信地心说，直到哥白尼发现地球在环绕太阳转动，才打破这种迷信。”以前的神学家认为地球就只眼前这么大，“而如今，一块无边无际的陆地刚被发现。”盲目虔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科学启迪人们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一切。另一方面，延续了30多年的宗教战争给法国带来了严重灾难，使人们对一切现行政策，特别是宗教迫害，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蒙田在《随笔集》中阐明了他对宗教战争的态度。他认为现今的人还不如动物那样彼此“忠诚”“友爱”，“自以为是是人类天生的最大弱点”，人人都说自己找到了真理，其实是证明了自己幼稚无知，真理不但找不到，反而导致战争。他要求停止无休无止的内战，呼吁和解，提倡节制平和，主张“宗教容忍”，提出应该信仰正统宗教，但不应杀害新教徒；最好不改革宗教，但既然改革了，就应该给它一席之地。在《论生番》中，他指出：“我认为吃活人比吃死人更为残酷，严刑拷打和折磨一个仍旧具有高度感觉的人，把他零烤碎炙和让他被猪狗咬得血肉模糊（这种事情我们不但读到而且历历在目地看到发生在邻人和同胞之间，而不是发生在积年的仇敌中间，并且还以虔诚和信仰为借口），总比等他死去以后再烧了吃更为残忍。”这是对天主教向异教徒实施酷刑和火刑的愤怒谴责。

蒙田进而对殖民者的血腥掠夺也提出了抗议。《公共马车》叙述了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犯下的暴行。这篇散文写到那些执刀持枪，“做买卖的”“文明人”，把“多少城邦夷为平地，把多少民族灭绝，千百万人被置于刀刃之下，世界上最富饶最美丽的地方因买卖珍珠和胡椒而闹得乌烟瘴气”。他们自称“平和的人”，却杀气腾腾地向土著强索粮食和金子。这些“文明人”在拉丁美洲的文明古国秘鲁和墨西哥一点也不文明，他们用暴力抢掠了大量黄金。土著曾经英勇抵抗殖民者的入侵，他们的国王因而被活活烧死。有一个地方被活活烧死了460人。蒙田愤慨地写道：“难道这是表明他们对宗教的正义感和虔诚吗？”殖民者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蒙田提供了确实的佐证。1562年蒙田在鲁昂遇到了三个巴西土著，了解到这些情况，以愤慨的心情将之写进了《随笔集》。

蒙田的怀疑论流于不可知论。例如，他指出哥白尼的学说推翻了地心说以后，又说：“谁知道第三种意见会不会推翻前两种意见呢？”他认为人们长期探索，“只证明自己的愚昧无知”，人类“在任何问题上也不会取得一致”。他甚至对科学的发展也失去信心，认为“最好的学说是无知的学说”。另外，蒙田从怀疑论出发，对人的理智持否定态度：“人类理智是一种自由的、含混的工具。”人类行为的不断变化，使固定的法律制订的条文难以实行；他反对过于自信的理智，主张运用直接的、具体的个人经验。

教育思想 教育问题在《随笔集》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视教育问题是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的特点之一。蒙田批判了经院教育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摧残，反对纯粹书本教育，他主张要以世界为书本，反对过度记忆，反对体罚（当时在学校里十分流行）和种种约束，反对给儿童灌输现成概念；主张让儿童的智力充分发展，要让学生先说，让学生自由判断，不要让学生盲从；注重直接经验，提倡在同各种人谈话和旅行中获得知识；同时还要锻炼身体，经受风吹日晒雨淋，因为“使心灵经受磨炼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肌肉结实”，不怕艰苦。他规定儿童学习的课程包括“逻辑学、物理、几何、修辞、跑步、音乐、跳舞、打猎、骑马、使用武器”，培养的是能文能武的全面发展的上等人。这种人是智者而不是学者。他认为首先要培养儿童的判断力，主张不要教儿童太多的书本知识，而是让儿童去独立思考。他还主张要获得判断的相对性，要承认“我们的判断的不完美和它自然而然的弱点”，学会掌握怀疑论，并要保持谦虚和宽容。此外，蒙田主张用意大利传入的方法学习拉丁文。他反对中学的集体教育，这是他和现代教育唯一的不同之处。

自我剖析 《随笔集》的一大特点是作者对自己的描绘和解剖。蒙田以自我为写作题材，“叙述我的生平和事迹”“完整地、赤裸裸地描写我自己”，大胆地袒露自己体现了个性解放的要求。通过蒙田的叙述，读者知道了他父亲的情况、他小时所受的教育、他个人的特征和弱点、他在法院的任职、他的圆塔式住宅、他的房梁上刻满古人名言的书房、他的旅行、他担任市长的情况、他的思想和爱好等等。蒙田写的不仅仅是他个人，“每个人都包含人类的整个形式。首先，我通过普遍的自我同世界沟通。”他表达的是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一切形式中，最美的是人的形式”；人的价值应“以本身的品质为标准”。他表达了人文主义对现世生活的肯定：“我热爱……我全身心地接受它并感谢大自然为我而造就的一切。”他大声疾呼：“每个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真正的哲士是自己幸福的主人。”他提出君主和仆人并无根本差异，在精神上道德上都是平等的。总之，蒙田力图把人的本来面目，人的能力限度通过“我”表现出来。“我”即人性，蒙田把人性看作最崇高、最神圣的概念。

两重性 综观蒙田的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改革家，他以自由豁达的精神，大胆地、热情地捍卫他认为有必要的改革。他以人类的名义反对非正义、酷刑和屠杀。他反对和揭露偏见，在许多方面站在时代的前列。但同时蒙田又有保守的一面。他不相信存在理想的政府形式。因此，他认为要推翻现存制度和传统宗教的努力是徒劳的；一个制度不管多坏，将自己的位置摆正不是更好吗？于是他忠于君主：“遵守本国法律是守则中的守则。”他是个天主教徒，也去做弥撒和祈祷。蒙田的思想存在两重性。

三、《随笔集》的艺术特点

蒙田以博学著称，在《随笔集》中，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政治伦理、人情世故，无所不谈，他旁征博引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述，大量插入行文中。这些引文既是金玉良言，能将议论的思想提高一步，又活跃了行文。它们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语言 《随笔集》的语言平易通畅，不假雕饰。蒙田的散文没有学究气，相反，他喜欢运用日常语言和人民大众出色的表达方式：“我愿意只用在巴黎菜市场所说的语言”；“我所喜欢的语言，是一种普通的纯朴的语言，写在纸上和说出来的那样，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有力的、简捷的和紧凑的语言，而不是精细的、过分雕琢的、激烈的和生硬的语言。”他运用法语化的拉丁词，以拉丁词的力度充实法语，他还谨慎地采用方言：“如果法语表达不畅，那么让加斯孔方言加进来吧。”他处于16、17世纪的作家之间，前者力图丰富法语，却使法语晦涩，后者想使法语纯洁，却使法语贫乏。

蒙田善用形象化的语言。如他谈到儿童要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思想时说：

蜜蜂这里那里采撷花蜜，但后来把它们酿成了蜂蜜，这就完全是它们自己的东西了：再也不是百里香草和唇形香草了。他就要这样把那些取自他人的断编残简，经过改造和融化，变为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即他的判断力。

又如：

真正有学问的人就像麦穗一样，只要它们是空的，它们就茁壮挺立，昂首睨视；但当它们臻于成熟，饱含鼓胀的麦粒时，它们便谦逊地低着头，不露锋芒。

从生活中观察得来的鲜明形象、贴切的比喻，同作者的见解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两段话颇能代表蒙田说理透彻而又生动平易的散文风格。蒙田所用的意象准确、亲切而大胆。他常常通过现象去分析本质，令人信服：“我们赞赏一匹马强壮有力和灵巧，而不是赞赏它的鞍具；赞赏一只猎兔狗跑得快而不是赞赏它的项圈。你不会买一只能放在口袋里的猫……判断一个人，为什么要看他的外表和包装呢？你寻求的是剑的价值而不是剑鞘的价值。”他从这些形象的比较中抽取出真知灼见。

蒙田说：“我喜欢的语言，是一种普通的、儒雅的语言，既是书面语言，又是口头语言。”《随笔集》像在向读者娓娓道来，内中不乏艺术效果。蒙田又说：“我的思想和我的风格是同时并进的，起伏流动的。”蒙田的句子具有意想不到的联想，犀利机智，随心所欲地异峰突起，仿佛同思想的起伏是一致的：它引导读者经过许多曲折然后到达目标。但这种效果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这种风格能够再现思索的过程和状态。

四、其他散文作家

散文在16世纪上半叶已经得到发展，由于这种文学样式适合于思想交锋和记述个人生平，形式自由，所以随着宗教战争的爆发，散文在16世纪下半叶获得长足的发展。

加尔文 让·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是法国散文的奠基人之一。他先研究塞内加，后自学神学，受到路德的启发。他的主要作品《基督教建制》（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1536年以拉丁文发表，法文译本发表于1541年，后有增删），提出不要盲目相信教会的传统，认为人类由于原罪，如果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就要下地狱。加尔文提出天定论，认为人的得救建立在上帝对选民的事先选择上。加尔文做过2000次布道，他的文字语调庄重，议论逐层展开，逻辑性强，简洁有力。后世将他的《基督教建制》说成是“能称为古典的第一部作品”。16世纪欧洲许多国家都有此书的译本，19世纪以来英法又将其重新翻译，20世纪它在美国和日本取得成功，被认为有文学和历史价值。

阿米奥 雅克·阿米奥（Jacques Amyot，1513～1593）是个翻译家，1533年在布尔日大学教拉丁文和希腊文，1570年任奥克赛尔的主教。他是个有节制的天主教徒，善于避开宗教斗争。1542年，弗朗索瓦一世要他翻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Vies des hommes illustrés，1559），实际上阿米奥是进行改编，用当时的思想去代替古代的观念。他借用希腊词、拉丁词、意大利词、技术用语和民间用语，文字明晰清新，生动多姿。阿米奥认为：“一个真正的翻译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忠实地还原作者的句子，而且在于逐一地再现和表达他的风格和情趣。”他的译作正是以此为准则的。这部作品给同时代和后世的法国以及欧洲作家提供了题材和人物故事。

拉博埃蒂 艾蒂安·德·拉博埃蒂（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出身贵族，他的《反独夫》 （Contr’un），一名《论甘受奴役》（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1576）有反暴政思想。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一无所有，是因为“你们眼睁睁地让人夺走收入中最美好最显眼的东西，让人掠夺田地，偷走你们家里的东西”；他认为“那个主宰你们的人也有两只眼睛，一双手和一个身躯……你们决心不再侍候他，于是你们就自由了。我不想叫你们推倒他，而仅仅要你们不再支持他”，这样，暴君就会像泥足巨人一样崩溃瓦解。

多比涅 阿格里帕·多比涅不仅是诗人，还是散文作家。《卡迪塞，或名和平天使》（Le Caducée ou l’ange de paix）写新教在艰难时期各种人的表现。《桑西爵爷改信天主教》（La Confession catholique du sieur de Sancy，1660）抨击某些新教徒跟着亨利四世改宗，是出于追求“利益、荣耀、舒适和安全”。多比涅善于写回忆录，把它作为反对天主教会的武器。《写给孩子们的自传》（La Vie à ses enfants，18世纪才问世）回忆自己作为一个新教徒的生平遭遇，以鼓舞人们与天主教会做斗争。《费奈斯特男爵历险记》（Les Aventures du baron de Fœneste，1617～1630）抨击宫廷贵族和天主教徒，描写了农民以草根树皮充饥的惨象。《世界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1619年出版头两卷，1776年出齐全书）记述16世纪下半叶同法国有关的欧洲重大事件。多比涅的散文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战争场面描写生动。他熟悉士兵语言。

蒙吕克 布莱兹·德·蒙吕克（Blaise de Monluc，1502～1577）是新教徒的死敌。他16岁便上战场，1574年成为元帅，在三次宗教战争中领导天主教军队，后来管理吉叶纳。1570年他受重伤后开始撰写《回忆录》（Les Commentaires，1592），模仿恺撒的《高卢战记》。其中，记述他保卫吉叶纳的经过较为出色。他抵挡住马里尼昂侯爵指挥的帝国军队的进攻、炮轰以及饥馑。蒙吕克除了叙述以外，还有评论。他的文字生动、雄辩，但芜杂。

布朗托姆 皮埃尔·德·布朗托姆（Pierre de Brantôme，1540～1614）著有《名媛传》（Vies des dames galantes）和《将领传》（Vies des grands capitaines），前者直到1666年才在荷兰出版。布朗托姆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他由于生病，离开了战场和瓦洛亚宫廷，蛰居到佩里戈，在写作中消愁解闷。作品以短小的叙述和逸事组成，有点杂乱无章，枝蔓丛生。布朗托姆认为：“对男女来说，只有在爱情中获得享受，才能对往事感到无憾。”但他指出，贞洁和忠诚是罕见的，普遍的是寻找乐趣。布朗托姆描写了贵族男女淫乱的两性关系，婚姻只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只不过是为了延续后代，而通奸是对合法婚姻的补充，骑士的典雅爱情已荡然无存。布朗托姆对此持赞成态度。后世不少作家，如拉法耶特夫人、卢梭、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王尔德等十分欣赏《名媛传》。

集体创作 《麦尼波斯讽刺集》（La Satire Ménippée，1594）是部散文诗歌合集，作者中有诗人让·帕瑟拉（Jean Passerat）、议事司铎皮埃尔·勒罗瓦（Pierre Le Roy）和吉洛（Gillot）、法学家吉尔·杜朗（Gilles Durant）、拉潘（Rapin）和皮埃尔·皮图（Pierre Pithou）、学者弗洛朗·克雷斯蒂安（Florent Chrestien）。这部作品讽刺1593年召开的各等级会议。当时的巴黎被掌握在天主教联盟和西班牙人手里。作品叙述两个江湖郎中，一个是西班牙人，另一个是洛林人，他们吹嘘自己的“天主之药”能治愈国家的病。议员相继在挂满壁毯的会议厅就座。司法长官梅耶纳胆小而狡猾，宣称他要把仗永远打下去，保卫自己的利益。教皇公使支持愿意为罗马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效劳的人坐上王位。教会代表赞成天主教联盟采取暴力。贵族代表为战争辩护，嘲弄宗教和荣誉，提出由自己当国王。第三等级代表多布雷先生对巴黎的贫困表示不满，回忆起战争期间最痛苦的事件，揭露吉士派造成的混乱，愤怒地反对外国仲裁。他说：“我们摆满家具、挂满壁毯、五光十色的客厅和内室到哪儿去了？我们摆满珍馔美食的宴会到哪儿去了？”他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了，而是一个野兽的洞穴，一个西班牙人、瓦龙人和那不勒斯人的城堡，一个盗贼、杀人犯、凶手的可靠的隐藏地”。他批判各级会议的人员组成，主张“肉店老板、裁缝铺老板、船主、刀店老板以及其他下层人民在咨询会和议事会中有投票权”。他认为亨利·德·纳瓦尔是唯一能做国王的人。他的讲话既充满讽刺，又十分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