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野那姬”的考证首见于罗香林先生《唐元二代之景教》一文^[1]，蔡鸿生教授又补说论证，他认为唐玄宗时期的曹野那姬（寿安公主生母），胡姓胡名，但来历不明，究竟与长安酒家的胡姬有无关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发覆”^[2]。由此，笔者思考唐代后宫中存在的胡风胡韵中，有某些至今还令人困惑的胡汉关系个案，存在着重新考证、重新阐释的空间。

一　曹野那姬姓名考证

据文献记载，唐玄宗总共有29个女儿、30个儿子，记录在案的后宫嫔妃则有刘华妃、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武惠妃、柳婕妤、钟美人、卢美人、陈才人、郑才人等20人，还有一些嫔妃失传，其中最令人感到蹊跷的就是“曹野那姬”，需要学术界仔细考量。如果说这是旧史新证的审读，那么随着近年唐代西域与中原胡汉关系研究的推进，我们可以得出比以往清晰得多、具体得多的认识。

图1　胡人女陶俑，唐金乡县主墓出土	图2　石野那为主人祀福所造佛塔

《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

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孕九月而育，帝恶之，诏衣羽人服。代宗以广平王入谒，帝字呼主曰：“虫娘，汝后可与名王在灵州请封。”下嫁苏发。^[3]

《酉阳杂俎》卷一《忠志》：

玄宗，禁中尝称阿瞒，亦称鸦。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诞，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虫娘，上呼为师娘。为太上皇时，代宗起居，上曰：“汝在东宫，甚有令名。”因指寿安，“虫娘是鸦女，汝后与一名号”。及代宗在灵武，遂令苏澄尚之，封寿安焉。

《唐语林》卷四《贤媛》：

玄宗在禁中尝称阿瞒，亦称鸦。寿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诞，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虫娘，玄宗呼为师娘。时代宗起居，上曰：“汝在东宫，甚有令誉也。”因指寿安曰：“虫娘是鸦女，汝后可与一名号。”及代宗在灵州，遂命苏发尚之，封寿安公主也。

这三条史料所载内容基本相同，就是说，唐玄宗的女儿寿安公主是由“曹野那姬”生育的，曹野那姬的出身来历没有介绍。宫廷女性除了皇后、贵妃等重要人物，一般均无生平记载。但这位“曹野那姬”似乎并没有被册封为“嫔妃”，甚至连“美人”“才人”等低级封号都没有，而只是魏晋隋唐时代平常称呼年轻貌美女性身份的“姬”。实际上，“姬”是代表女性身份的一种称谓。

“曹”姓是“曹国”出身的中亚粟特人入华后改用汉姓时所经常采用的姓氏，曹国是粟特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地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发源地在今泽拉夫善河（横穿撒马尔罕）以北，外文写作Kabudhan、Gubdan，唐代史书称其本土为“苏对沙那”。曹氏作为进入或居住在中国境内最常见的粟特姓氏之一，和其他“昭武九姓”一样，有着清晰的音译自其他语言的名字。在这方面，敦煌吐鲁番文书透露出丰富的姓名信息，大大扩展了我们对“曹”姓的认识。

曹野那姬的名字无疑是汉文转写，曹是以曹国为姓氏的粟特人通例称呼，“野那”二字明显是个粟特人常见的名字，吐鲁番出土的过所文书记载有曹延那（Yānakk）、曹野那（Yānakk）^[4]，以及罗也那（Yānakk），桂林西山石室有唐代景龙三年（709）安野那（Yānakk）题名^[5]，洛阳关林石刻艺术博物馆藏五级浮图有开元三年（715）石野那（Yānakk）题记^[6]，其粟特语原意都是“最喜欢的人”。要成为“最喜欢的人”，俊男靓女都用此名，无非是男的想长得精神，女的想长得漂亮。在日本粟特语专家吉田丰《汉字拼写的粟特人名、重构的粟特文发音及其原意》表中^[7]，我们可清晰地看到“野那”一词被粟特文准确对应上，尽管粟特人起名细节无法考证，但敦煌吐鲁番文书所揭示的“曹野那”等粟特人名，证明《新唐书》记载的“曹野那姬”史料是经得起核实，是靠得住的。

曹野那姬的名字没有改变胡音，说明她汉化尚不深。一般来说，如果外来粟特人在取名习尚上多用汉名，则说明其汉化已经很久很深，那就很难判断她是否为粟特人了。我们从P.3559《唐天宝十载（751）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上，就容易判断汉族和带胡风的化外裔民之间的区别。如悬泉乡有曹英峻、曹成金、曹大方、曹贞济等传统汉族的名字，而从化乡就有曹悉加耽延、曹罗汉陀、曹米毡、曹奴子、曹磨色多等粟特民族特征明显的姓名，虽然都姓曹，但汉族曹氏与粟特曹氏的文化熏陶是不同的。发音古怪或意义不清的名字大概可以认为是外来词的音译。

二　曹野那姬来历推测

曹野那姬的来历，虽系宫闱秘事，史无明文记载，但根据历史文献的线索以及近年来对入华粟特文化的研究，笔者推测无非有三个可能：

其一，来源于中亚粟特人进贡的胡人女子或“胡旋女”。中亚昭武九姓胡与唐王朝经常通过“贡”与“赐”的方式进行交往。天宝末年，进士鲍防《杂感》诗中描述胡人进贡盛况：“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实际上，西胡入贡不仅次数相当可观，而且贡品种类繁多，蔡鸿生先生据《册府元龟》统计^[8]，唐代九姓胡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到代宗大历七年（772）近150年间，共入贡94次，其中曹国8次。特别是8世纪上半期由于阿拉伯帝国不断向东进攻，对中亚两河流域诸国步步进逼，迫使它们向中国求救。唐玄宗时代九姓胡自开元五年（717）至天宝十四载（755）共入贡56次。天宝四载，曹国国王哥罗仆禄呈贡表称：“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兹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明确希望从阿拉伯人威胁下挣脱出来，愿做唐朝的一个小州。在这种背景下，曹国贡品除了进献名宝、殊玩、异品、马豹等外，完全有可能进献胡人女子。天宝元年，曹国的进献只记载有名马，其他未说，但很有可能献有胡人女子，因为开元七年俱密国进献胡旋女子，开元十五年康国进贡胡旋女子，史国开元十五年也两次进献胡旋女子，米国在开元十七年一次进献胡旋女子三人。这已是昭武九姓胡的传统惯例。曹国最后一次进贡是在天宝十四载三月，虽然没有记载贡品内容，但国王设阿忽贡奉的估计仍是名马、胡旋女子等。

其二，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婢贩卖。唐代龟兹和于阗都置有女肆，西州继承高昌遗留下来的奴婢买卖市场也非常兴盛，尤其胡人奴婢买卖特盛，在吐鲁番文书中有买婢市券可为明证。《唐开元十九年唐荣买婢市券》：“得兴胡米禄山辞，今将婢失满儿，年拾壹，于西州市出卖与京兆府金城县（今陕西兴平县）人唐荣，得练肆拾匹。”《唐开元二十年薛十五娘买婢市券》称：“今将胡婢绿珠年十三岁，于西州市出卖与女薛十五娘，得大练肆拾匹。”^[9]当时京城长安奴婢价格相当高，每口合绢250匹，而西州才40匹，长安价格是西州的6倍多，因而刺激来往中原的行客和兴生胡们购买胡婢带往关中、江淮地区。吐鲁番文书市券注明绿珠、失满儿是胡婢，有些用汉人女子名字的春儿、桃叶之类，也有可能是胡婢，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记载唐麟德二年（665）张玄逸家中失盗，怀疑婢女春香所为，婢女自辩云：“春香等身是突厥（人）”^[10]，夜宿在家并无盗窃之事。可见，婢女虽用汉人春香名字，实际却是突厥人。兴生胡是胡人奴婢主要的贩卖者和经营者，为了市易取利，他们是不管什么民族情结的，往往将本民族的同胞女子转手倒卖。

其三，长安粟特胡人聚落的粟特女子。中亚九姓胡流寓迁居长安的人员较多，特别是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兴生胡，常常以长安为贸易中转枢纽或目的地，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所记唐高宗时期，曹禄山与其兄曹炎延均是客居长安的兴生胡，与他们沿丝路北道同赴弓月城的还有“曹果毅、曹二（即曹毕娑）是胡，客京师，有家口在”^[11]。由此印证当时曹姓胡人商贾在长安不仅人数多，而且在丝绸之路上非常活跃。长安西市作为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商品集散地，其主力为胡商，他们开设铺肆，坐商经营牟利，行商奔波供货，一般皆有家口寓居长安，娶妻生有子女，出现许多“土生胡”，即胡人血统二代或三代的移民后裔，因而，传承“曹”姓种族的胡人女子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长安酒肆中美貌如花的“胡姬”就有可能有曹姓胡人女子。当然，皇家梨园中也有不少胡人艺术家，尤其是传承三代的琵琶世家如曹保保、曹善才、曹纲等，享誉乐坛，胡姓曹家的女子作为乐户身份入宫后，也有可能被选为皇帝姬妾。

对比分析以上三条，笔者认为曹野那姬如果是出身于长安胡人乐户家庭，一般不会再使用“野那”这样的粟特原名，当时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是胡旋女子，因此她很有可能是开元年间曹国进贡的胡旋女，作为“最喜欢的人”，也就是能歌善舞、仪态万方的漂亮女子，擅长“拂菻妖姿，西河别部”才能进入后宫，赢得皇帝的喜爱。“有容止，善歌舞”的赵丽妃就是玄宗为临淄王时于潞州藩邸得幸的倡女，后生太子李瑛。杨贵妃也擅长胡旋舞，就是靠“善歌舞，晓音律”而令玄宗大悦。唐玄宗时期后宫飘散着外来的缕缕胡风，故曹野那姬倚仗胡旋女这条捷径进入后宫的可能性较大。

三　曹野那姬女儿虫娘考证

名字是理解粟特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粟特人经常以出生当月当日的保护神来命名，一些粟特语言学家倾向于以姓名起源的标准来研究粟特人。从史书记载可知，虫娘是寿安公主的乳名、小名，不是李唐皇室公主的正式名字。尽管我们不知道“虫”字对音比定是否与粟特语有联系，但起名时不会故意丑化、矮化自己的孩子，则是天下父母的心愿与通则。唐玄宗曾自称“鸦”，也不会是乌鸦的意思。所以我们要避免望文生义地去解字，或许有益于理解破读名字真正的含义。

笔者怀疑，虫娘之“虫”或许应为“冲”字，尽管唐音中“虫”与“冲”因不同声系不能通假，但在粟特人宗教节日信仰中，太阳和月亮的合日是不祥的征兆，在这一天，神灵不仅考验人们的贪婪，而且神灵使人神志模糊，据说这一天容易使人癫痫病发作。^[12]所以，合日就是冲日。曹野那姬怀孕九月生下女儿，不仅按古人说法不足十月，而且这一天遇到“月食”或“日食”，月亮盈亏造成“霉运”，导致人的一生不吉利，“冲”了好日子，因而唐玄宗“恶之”，甚至长大后也因八字冲人克夫“遂不出降”。按照当时皇家公主信仰道教的惯例，让她穿羽衣^[13]，在宫内道家坛观消灾趋吉，所以玄宗又从五行生克为出发点，弥补缺憾选择称呼她为“师娘”。后来此事传出宫廷外，人们以讹传讹，误以为是“虫娘”，这才使得收入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载奇闻怪事之中。

如果进一步怀疑“虫”是历日“重日”中“重”的同音字，也是与人们祸福休咎相关的神灵，尽管属于没有事实依据的迷信性质，但在当时皇家阴阳术士的头脑里也不是吉利日子，因为历日术数与人生衣食住行联系最密切，是古人最关心的事项，古代父母往往推算新生子女生辰八字而顺便推命，并有以五行本字或字根起名的习俗。“重日”属于犯忌的凶神，不宜于嫁娶，《协纪辨方书》引《天宝历》曰：“重日者，以阴阳混合于亥，阳起于甲子而顺，阴起于甲戌而逆，至巳、亥而同，故曰重日。其日忌为凶事，利为吉日。”^[14]因而，巳、亥二日以地支论当属重日，“是阳中阳而阴中阴也，故曰重”。虫娘的生日很有可能是属于凶煞之神，其日犯婚嫁之忌，不利于趋吉避凶^[15]，或许正是宫廷术士的占卜蛊惑，才令唐玄宗讨厌她的生辰八字。

按照唐代女子一般出嫁年龄，虫娘大概出生在开元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后，至德二载（757）唐玄宗从蜀郡返回长安，开元二十九年封为广平郡王的李豫已是天下兵马元帅，退位的玄宗请孙子李豫在灵州帮助虫娘封为寿安公主。灵州（今宁夏固原）是西北胡人帮助唐军平叛安史出入的要地，“与名王在灵州请封”之“名王”，殆指当时进出灵州的诸胡君长，类似胡貌的虫娘与胡人首领一起受封，无非是借胡人建功之力。^[16]看来唐玄宗很焦急，虫娘躲过了安史之乱的大劫难，但她毕竟从皇家殿堂跌进现实生活的尘寰，玄宗期盼她能有公主封号，以便最终能有一个圆满的婚姻结局，故而估计虫娘年龄不会小了。

从父女心理上说，唐玄宗不可能不喜欢自己的女儿，从他让虫娘穿羽衣或道服“主香火”，到后来成为太上皇时又请求自己的嫡系长孙唐代宗李豫给虫娘一个公主封号，以便谈婚论嫁，都恰恰说明他很喜欢这个与曹野那姬所生的混血女儿，有点舐犊情深、老年护子的爱怜，并没有冷漠无情、置之不理。唐玄宗忌讳虫娘的生日并不是不喜欢女儿本人，因而史书上才会留下这段有趣的记载。况且穿“羽衣”也不表示“恶之”，按照唐史记载，安乐公主、杨贵妃都“披羽衣”，安乐公主羽衣是百鸟毛裙，杨贵妃是凤羽金锦的霓裳羽衣，日本正仓院保存的著名“鸟毛立女屏风”就是工匠将鸟毛贴敷着衣，都是贵族妇女展现姿容的衣物。唐代道教“羽人”神仙的象征意义已从前人生存理想完全转化成了生存当下现世的享乐。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宗李豫本人“好学强记，通《易》象”^[17]，颇能理解祖父李隆基对生辰八字的忌讳心理，所以，不仅将长自己一辈的虫娘封为寿安公主，而且最终把她嫁给了河南尹苏震的儿子苏发^[18]，了结了唐玄宗的心愿。

总之，不悖情理又合乎逻辑的是，在唐玄宗后宫倾国倾城佳丽众多的背景下，曹野那姬作为一名来自域外的女子，其深目高鼻的胡貌肯定非常引人注目。我们不难想象她很有可能就像唐代壁画中所描绘的跳舞的胡旋女一样，“身轻入宠尽恩私，腰细偏能舞柘枝。一日新妆抛旧样，六宫争画黑烟眉”。^[19]她曾经迷倒过风流一世的唐玄宗，演出了一场胡汉男女浪漫史，并生有一个名叫“虫娘”后封为寿安公主的女儿。正如元稹《胡旋女》所说：“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载：“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因此，这段历史记载的故事框架和话语形式被纳入了民间笔记和官方史书，尽管一些细节无法再考证，但它毕竟是唐时皇家婚姻关系所反映的中西交流问题，足可书写出一部浪漫的中古经典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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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上篇《唐代桂林西域人摩崖题刻与景教之关系》，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第88—89页。罗先生曾在胡名释义对音方面将“野那”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的“女先知亚拿（Anna）”勘同，“亚拿”与“野那”发音相似，推论曹野那姬有景教信仰，可能是寓居桂林之景教信徒或景教道友。

[2] 蔡鸿生《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近来蔡先生又写有《唐玄宗后宫的胡姬——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补说》一文，赐予笔者再作探索。蔡先生从曹野那姬母系血统胡貌考察，解释其女儿小字“虫娘”寓有“黑甲虫”（胡蜣螂）之意，“其虫深目高鼻，状如羌胡，背负黑甲，状如武士”。此说不无道理，而笔者则从生日忌讳的角度观察分析其名字来源的背景。

[3] 《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660页。

[4] 《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中“作人曹延那”“作人曹野那”，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8—94页。《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正月西州百姓石染典买马契》中有“保人兴胡罗也那”，《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第279页。

[5] 见上引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上篇《唐代桂林西域人摩崖题刻与景教之关系》，作者最先将“安野那”与“曹野那姬”做了对比联系，但他将“野那”作为女性名字，恐怕过于狭窄。我们翻检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野那”，可知男女均有使用。

[6] 河南（洛阳关林）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有“石野那”题记：“大唐开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家人石野那为曹主故王元邵造五级浮图一区为记。”本条资料由西安碑林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李举纲提供照片。

[7] ［日］吉田丰《汉字拼写的粟特人名、重构的粟特文发音及其原意》，载《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128页。

[8]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入贡年表》，载《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49—52页。

[9] 分见《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唐开元二十年（732）薛十五娘买婢市券》，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30页。

[10] 阿斯塔那61号墓《唐麟德二年（665）婢春香辩辞为张玄逸失盗事》，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65页。

[11] 《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载，高宗总章元年（668）至咸亨四年（673）期间，曹果毅、曹毕娑、曹禄山、曹炎延等都是有家口寓居长安的昭武九姓商胡。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第470—479页。

[12] 阿布·拉依汗·比鲁尼《选集》第1卷，塔什干，1957年，第252页。古人常把精神失常、痛风突发和“自触霉头”等一些不幸归于月亮盈亏，认为日食、月食为凶险不祥之征兆，会影响天下局势、人君祸亡，关联河海灾难、病疫健康、人种繁衍等，他们对月亮与地球之间相互影响的看法远远超过了我们先前的想象。又见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对《开元占经》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 1985年青海省民和县出土的唐代羽人陶质瓦当，周边装饰连珠纹，中心浮雕有翼羽人，羽人背上的双翼，为汉代以来道教遗物中所常见，这可能就是当时的一种道服。参见《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14]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关于对“重日”的解释，参见邓文宽《敦煌具注历日选择神煞释证》，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第183页。邓先生提醒笔者，从“合日”到“旺日”（十四日至十七日）都有可能是犯忌的日子，因为历日就有七八种解释。

[15] 黄一农《嫁娶宜忌：选择术中的“亥不行嫁”与“阴阳不将”考辨》，载《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同书第290、294页对“冲”和对生辰八字取名的分析也可参考，传统天象择日术数史的研究，很有机会成为开启古代通俗文化与生活礼俗之门的锁钥。

[16]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下篇《元代克烈部与汪古部之景教传播》中认为，安史之乱后征调的西域军旅中杂有景教僧侣，他们入灵州重建景寺。唐玄宗让自己和有景教信仰的曹野那姬所生女儿在灵武与名王请封寿安公主称号，是由于景教僧侣众多的关系。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第155页。

[17] 《新唐书》卷六《代宗纪》，第166页。乾元元年（758）李豫被定为太子，同年登上帝位；宝应元年（762）唐玄宗作为太上皇死去。唐代宗李豫既然“通《易》象”，不会不知道《易·归妹》云：“归妹，天地之大义。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即嫁女，男女结合与天地之交才能生万物，男女不及时匹配而出现怨女旷夫，会破坏祥和之气，这是儒、道共同推崇阴阳和谐的感应观念。所以李豫出嫁大龄的虫娘合乎古人“盛明之德”，绝非偶然。

[18] 《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四上》，第3149页。由于《酉阳杂俎》与《新唐书》记载文字不一，所以虫娘（寿安公主）究竟是嫁给了苏发还是苏澄，我们还需要继续钩沉线索。如果她嫁给了苏澄，则苏澄为沁州刺史，但时代靠后，可能有误。《唐会要》卷六“公主”条记载玄宗三十女，“寿安，降苏发”。

[19] 徐凝《宫中曲》，《全唐诗》卷四七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5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