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海洋政治思想的不断深化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围绕着海洋资源和海洋利益的争夺和分配，在世界各国之间产生了海洋政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领导人结合实际提出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海洋政治思想。

一、和平利用黑海海峡，争取国际和平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意等国因英国和希腊对土耳其的干涉遭到失败而筹备召开近东问题会议。帝国主义列强原来根本不想让苏维埃俄国参加这次会议，但后来考虑到苏维埃俄国的国际作用日益增长，不得不在1922年10月7日的照会中表示允许苏俄在会议讨论黑海海峡问题时参加。近东问题会议于1922年11月20日在洛桑召开，一直开到1923年7月24日，史称“洛桑会议”。

在洛桑会议议程上占重要地位的是黑海海峡问题。苏维埃代表团提出了列宁在《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法尔布曼问》中所表述的建议。

“我们关于海峡问题的计划（目前当然还只是大致的）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满足土耳其的民族愿望。我们认为，不只是民族独立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五年来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这类场合，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顺利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的计划包括禁止任何军舰在平时和战时通过海峡。这是所有的国家，不仅是紧邻海峡的国家，而且是其余一切国家最直接的贸易利益。应当注意到，目前全世界发出的和平主义的言论和保证、有时甚至是反对战争和反对和约（指《凡尔赛和约》）的誓言非常多，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现代的文明国家，准备采取实际的、哪怕是最简单的保障和平的措施的却非常少。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问题上尽可能少来一些空泛的声明、庄严的诺言、华丽的口号，而尽可能多来一些最简单、最明确又能真正导致和平——且不说彻底消灭战争危险——的决定和措施。

第三，我们关于海峡问题的计划还包括商船有充分的航行自由。我认为，讲了上面那一些话以后，再来解释和具体说明这一点完全是多余的。”

列宁上述观点的核心就是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黑海海峡的战争阴影，和平利用黑海海峡这个海洋战略通道，从海洋方向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大力发展经济，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但是以列宁观点为核心的建议遭到了否决。洛桑会议通过的海峡管理公约规定，任何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

二、反对美国干涉西太平洋的海洋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就通过在亚洲建立许多海空军事基地，签署一系列集体防务条约，构建了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岛链，通过掌控东亚大陆的外边缘地带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这严重威胁了中国的海洋安全。因此，反对美国的军事包围和围堵构成了中国海洋外交中的核心工作。194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了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强大的海军，到处建立以海军为主的军事基地，由于当时美国在驻军国家和地区实行治外法权，即美国军人在上述地方违法犯罪，需要用美国法律来审判，即使美国军人被判有罪，还要回美国服刑，这引起了军事基地所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三、经济优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政策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紧紧抓住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针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海洋外交政策。

（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提出的时代背景

长期以来国际国内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导致中国在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被动的一个原因。这种理解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邓小平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的时代背景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5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致使我国错过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造成中外的巨大发展差距。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访问过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这些差距有着深刻的认识。要改变这一状况，只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提是发展经济

面对着“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困难，邓小平认识到党和国家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自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告恢复邦交开始，中日关系尤其经济关系进入了一段较长时间“蜜月期”，“蜜月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结束。在此期间，中国引进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生产设备，迅速发展了生产力，日本则获得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源和原材料。为了不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四、和谐海洋思想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就成了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和海洋霸权的主要战争场所。在海洋上，列强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海洋战争，严重威胁了世界各国的海洋利益和海洋安全。围绕着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海洋”，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新趋向和新特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世界和海洋领域，发展形成了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思想。

2009年4月2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以“和谐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大阅兵在“海军城市”——青岛隆重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举办这次多国海军大阅兵活动，是中国政府和海军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海洋的重要举措，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世界各国海军合作交流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对世界海洋安全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念。在这次大阅兵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并指出：“这次多国海军活动以‘和谐海洋’为主题。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加强各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开展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对建设和谐海洋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海军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与各国海军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本着更加开放、务实、合作的精神，积极参与国际海上安全合作，为实现和谐海洋这一崇高目标而不懈努力。”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从海上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而海洋又是列强之间激烈争夺霸权和残酷厮杀的场所，尤其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成为除了陆地战场之外的最重要的战场。这些海洋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苦难。和谐海洋思想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美好追求，也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体现。

21世纪的当今世界，海洋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和海洋争端愈来愈激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新旧威胁交替出现。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跨海、跨国界扩散，以及日渐严重的海盗武装抢劫、海上走私、海洋偷渡等跨国犯罪现象泛滥等安全问题，单个国家和单支海洋军事力量显然无法应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全球海上安全威胁，只有开展国际海洋安全交流与合作，才能充分保护各国的海洋权益和实现互利共赢。胡锦涛指出：“我们开展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始终坚持遵循《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谋求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坚持尊重沿海国的主权和权益，坚持共同应对海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寻求基于和平的多种途径和手段，维护海上安全。”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言行一致去做的。针对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和东海油气田划界争端，温家宝2007年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发表演讲中再次强调：“中日两国在一些具体利益上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但是，这些同我们的共同利益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只要我们从战略高度、以长远眼光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有诚意有信心，进行对话协商，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总是可以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对于东海问题，两国应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积极推进磋商进程，在和平解决分歧上迈出实质步伐，使东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作为和谐海洋思想的倡导国，中国一贯主张并坚持用和平谈判解决海洋争端的外交理念。中日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是合作大于分歧，和平解决才是最好办法。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