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为己”与“为人”

《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果把这里的“为己”解释成为一己之私,把“为人”解释成为他人谋福利,那当然是天大的笑话。朱熹的《论语集注》倒是有一段切要的注解:“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为追求名誉,——“欲见知于人”而为学,则“终至于丧己”;为求自得,——“欲得之于己”而为学,则“终至于成物”。“为人”与“为己”是两种不同的为学态度,所得到的结果也大不相同:一是“丧己”,一是“成物”。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为学态度推广为两种不同的做人态度。柳宗元自称:“年少气锐,不识危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不管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不计较旁人之肯定与否,但欲直抒己见,别无他求,我看这种做人的态度正是“为学为己”的“为己”之意。反之,唯唯诺诺,惟他人之意志是从,效颦学步,不敢稍越雷池,这种做人的态度就叫作“为人”,抱着这种态度做人,其结果只能是“丧己”。

杨朱主张“为我”。这里的“为我”亦非为一己之私。杨朱实际上是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孟子骂他“无君”,正说明他反对君王,反对屈从,要作“为己”、“贵己”之人,不作“为人”、“丧己”之人。

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但求“自得”,不肯“丧己”的高人雅士值得我们称颂啊!阮籍不为世之名利所累,自况“至人无宅,天地所容;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放”。陆放翁不怕尸骨朽,不患史无名,但喜“墨成池,淋漓豁胸臆”。王阳明主张“学者贵得之于心”,认为“求之于心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李卓吾劝人勿“舍己”,他也主张“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袁宏道、袁中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直摅胸臆”,言其所欲言。他们在为学、做人方面表现了何等超凡脱俗的高远胸襟!

可悲的是,这些不肯“丧己”之人,却往往横遭非议,甚至丧生。何以故?德国现代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众人必然“沉沦”的理论,似乎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众人总是沦于“丧己”的道理。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总是“在世界中存在”,总得与他人、他物打交道,这也就是说,人必然“被抛”入一种人世状态中;而人在这种人世状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按照一种外在的标准和并非本己的意志行事,这种标准和意志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说的“自古皆然”、“人皆如此”、“一般认为”、“固不待言”、“习以为常”、“已成定论”之类的观念。如果把这类意思用一个笼统的“他”字来概括,那就可以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和喜怒哀乐都是取决于“他”,而非取决于己。换言之,常人总是在放弃自己,为他人而存在。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叫作“沉沦”,“沉沦”的状态是“非本真”的状态。反之,摆脱“沉沦”,不受“他”的束缚,就是返回“本真”状态。用我们中国人的术语来说,“沉沦”、“非本真”就是“为人”、“丧己”,“本真”就是“为己”、“保真”。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由于众人都按照这个主宰一切的“他”行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被磨平了”,“个性和自由选择被抹杀了”,特立独行之士“遭到压制和摧残”。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风”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他”。在茫茫人海中,特立独行者寥若晨星,众人、凡人则总是因“为人”而“丧己”,因“畏”“本真”而“沦”于“非本真”,只有极少数“木秀于林”的高士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宁愿丧生而不肯“丧己”。

如何才能达到“本真”状态?如何才不致于“沉沦”?前期的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靠对死亡的领悟,因为人在死神降临时,“沉沦”、入世已不可能,这时,人才领会到我们所说的“为己”、“贵己”的真谛和“为人”、“丧己”之无意义。后期的海德格尔认为要靠诗,诗使人沉浸到一个超然物外、超乎喧嚣的现实之上的自由境界。这里不是讨论死和诗的地方,我也无意评论海德格尔关于死和诗的理论,更不可能要求众人都不“沉沦”,我在这里只想表示一个愿望,希望多一点“为己”、“贵己”之人,少一点“为人”、“丧己”之人,希望木秀于林、具有独立性灵之士少受一点“他”的压制和摧残!

载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