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叙说：冈田武彦与张岱年的为人和为学

[日]难波征男

二十世纪末，世界的图景正在发生变化。譬如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从而改变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亚洲的殖民地状况。二十一世纪，世界将完全摆脱被殖民国家或地区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而进入各国、各民族公平、平等并且相互合作的时代。这种现象将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还将表现在文明、文化等方面。人类正在摸索如何走出战争和革命的世纪，而迈向追求“大同”的理想世界的道路。

中国的古典思想，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具有独自特质的思想形态。今后的世界，将如何从对等、公平、平等的关系出发，以解决地球和人类的现代性课题，活用并立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传统将是非常必要的。唯如此，才能发出有效的声音，汇集并协调世界上所有人的睿智。

为了呼应这种期待，1995年12月2日至4日，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友谊宾馆一楼的会议室里，实现了一项绝好的计划。这就是，两位已走过近九十年人生历程的中国古典哲学大师在北京会了面，并就各自的人生和学问，以及有关二十一世纪的未来世界等话题展开了对话。进行这场对话的是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先生与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举行对谈时，冈田武彦先生八十七岁，张岱年先生八十六岁。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组，以“世纪对谈”为题作了专题报道。本篇便记录了此次对谈的内容。

在中国，张岱年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张载、王夫之等思想的代表性学者。而冈田先生则像幕府末代维新期的儒学者一样，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朱子、王阳明、高忠宪、刘念台等人的根本思想，通过自身体验的方式而悟得，并由此形成自己思想的古典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这两位大师皆以自己的博学和高洁的人格，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尊敬。

尽管这两位大师的思想和学问一般被认为是趋于相反方向的，但事实上，两位先生却都给对方的学问态度和人格以极高的尊敬。记得当年访问北京大学校内的张岱年先生私宅时，张先生开口第一句话就问道：“冈田先生身体好吗？他比我要年长六个月呢！”回国后，我即向冈田先生报告了此次拜访张岱年先生的具体情况。冈田先生听后立刻说：“张岱年先生的高尚人格来自于他的学问。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当着张先生的面述说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并想听听他的意见。”这就是本次对谈的起因。

在本次对谈中，经常出现“我完全同意了”这样的语句，其中所内涵的“认同感”是显而易见的。在“同意”后再加个“了”字，表现出谈话双方对于当时所谈内容的高度关注。有这么二三回，当冈田先生叙述完时，张岱年先生都使用了这样的语气。而当冈田先生听完张岱年先生的叙述后，也会脱口而出：“是的，我也有同感。”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每当这个时候，出席对谈的中日两国学者，都会发出会意的笑声。整个房间内，犹如春风吹拂，充满温馨，交流场面，令人感动。

冈田先生与张岱年先生都诞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末，他们都在激荡的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中，不断地进行思想探索，并通过研习中国古典哲学和东亚传统文化而成了世界级的权威。但是，二十世纪的东亚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经历了这样的世纪后的两位先生，其人生和学术活动，是绝不可能平平淡淡的。

从此次对谈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两位先生在立志于学问的心底里，都饱含着对个人、家族、民族和国家的苦恼和困惑，并且也都立足于自己的体验和深刻的洞察，以图用思想的睿智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两位先生经受了磨炼。为了解决这些苦恼和困惑，西方文化和哲学作为开启他们心扉的外来思想而被批判地接受了。与此同时，两位先生也都各自建构起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冈田先生的哲学，相对于被称为“理学”的朱子学和被称为“心学”的阳明学来说，可以被称为“身学”。同时，他还对日本文化的精髓作了论述，并提出了用“简素的精神”来概括日本文化的观点，从而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

而张岱年先生则提出了“范畴发展史”的思路和“文化综合创新论”等观点，从而给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到成立以后的中国文化运动以重要的影响。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两位先生的学术活动直到九十岁高龄仍未停止，还在继续，并且感应于现实社会的动向，而使各自的哲学体验愈加深入，甚至可以用“日日新，又日新”来形容。两位先生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尊敬的、最具影响力的、最年长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

冈田先生生于1908年兵库县姬路市的郊外。文学博士，中华学术院名誉哲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在日本文化论方面则有《简素的精神》《江户期的儒学》等多部著作。另外还编纂刊行了《阳明学大系》《朱子学大系》《日本的思想家丛书》《近世汉籍丛刊》等。

关于“物”的看法，冈田先生在《观物箴》中提出了大观、小观、深观三种观察法，亦即“大观者，宇宙在手（能见广，而非泛滥于外物，可自由自在矣）；小观者，物各付物（见事物法则，即物而动矣）；深观者，神明腴于内（借助睿智，而使事物成为丰富自我的资源）”。其中所反映出的乃是冈田先生对近年来缺乏“大观”和“深观”的社会现实的强烈的危机意识。

关于“人”的看法，冈田先生把中国古代的人生观分为四种，即追求功利而使人对立的现实主义的人生观，脱离现实而使人隐遁的超越主义的人生观，追求人与物一体而生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以及唯美的艺术主义的人生观。在冈田先生看来，儒学从本质上说是理想主义的，但朱子学、阳明学等新儒学的人生观却是包含了以上四种要素的人生观，并且是在儒学的立场上被重新建构起来的。以上便是冈田先生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而获得的体会。

至于冈田先生思想的展开，则通过其自己命名的书斋“号”的变化，也能窥见一斑。冈田先生最初命名的书斋号是“高眠斋”，它源自于宋代邵康节的“虽贫无害日高眠，人不堪忧我自便”之诗句。《论语·学而》中有一段孔子与其学生子贡的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然而在我看来，在儒家这种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中，包含着像晋代陶渊明那样的超越主义。陶渊明可以说是一位超越了现实而游于高远境地的隐逸者。到六十岁时，冈田先生因为体验到“一切惟是如此”这么一种神秘的感觉，所以把书斋号改为“唯是庵”。这可能与朱子所说的“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的顿悟说有相通之处[1]。后来冈田先生又把书斋号改为“斯人舍”，而其根据就是《论语·微子》中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句，所强调的乃是儒学的根本精神在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最近，又有人向冈田先生求墨宝，而先生的落款却是“自然斋”这一新的斋号，问其指何境地，先生只是笑了笑，而未作说明。

冈田先生到了晚年，比较多地强调“神儒一体”说，也就是神道与儒学的一体化。比如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认为，人之本性并非一人所生，而必须是人与物合为一体所生，所以在“万物一体”中，必须根据“仁”的德性来对应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者，因其为人，故而“仁”之感应非常重要。阳明把这一思想表述为“万物一体之仁”。因此，在明朝末年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在阳明后学（左派）中出现了为揭示“万物一体”而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他人的风潮。当然，从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立场出发，对王学左派进行严厉训诫和批判，并且强调“诚意”“慎独”说的阳明后学（右派、中道派）也是存在的。

冈田先生常常吟咏“切不要忘记敷岛大和国的物皆神也”的俳句。在他看来，日本神道具有以物为神的“よりしろ”（即神灵附身的对象）的特质，因而表现出了“敬畏物”的姿态。而如果能在实行“万物一体之仁”的过程中保持这种姿态，那也许就可以避免王学左派的错误！这就是冈田先生所说的“神儒一体”说的主旨之一。

在冈田先生那里，还有关于幕府末代维新期的儒者之研究，如佐藤一斋（1772-1859）、大桥讷庵（1816-1862）、春日潜庵（1812-1878）、池田草庵（1813-1878）、吉村秋阳（1797-1866）、林述斋（1768-1841）、月田蒙斋（1807-1866）、楠本端山（1828-1883）、楠本硕水（1833-1916）等。这些人物都是在熟读明末新朱子学者高忠宪和新阳明学者刘念台等人著作并深受启发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的。而冈田先生研究日本儒者，也是在详细研究高忠宪、刘念台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我们能够从冈田先生身上感受到明末儒者深刻的体认之学的思想魅力。可以说，冈田先生的这些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

冈田先生真正开始研习朱子学和阳明学，是进入九州大学后见到楠本正继教授以后的事。当时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楠本教授，刚开始好像是援用德国哲学来讲授中国哲学的，但正是基于对楠本家族所藏的大量中国思想和日本儒学之古典文献（其中有许多是稀世珍本）的精读，才开拓出了以“体认”为儒学思想之根本的方法论。楠本正继教授还继承了其祖父端山及叔祖父硕水的家学传统（即山崎闇斋学派的朱子学），并以此为基础，融合了西方哲学的方法与以“体认”为基本的近世儒学之道，而开发出了独自的学问之道。基于这种“体认”方法所撰写的代表著作，便是《宋明时代儒学思想の研究》（楠本正继著，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初版）。

冈田先生在楠本教授的指导下，还对幕府末代维新期的楠本端山作了系统研究，然后又在继承楠本端山深邃的体认之学的基础上，而使自己悟得或被唤醒了真正通向儒者的通道，可以说这就是所谓的“道统在我”的走向儒者之道。对于现代课题而言，道统意识就是要有把儒者之道具体化并践行活用的自觉，进而把活生生的真正儒者的使命感作为己任。冈田先生八十岁时口述的自传体著作——《我半生的儒者之道》，便反映了这样的儒者使命感。

前面提到的“神儒一体”观也是如此，可以说是冈田先生独有的日本文化论，而其主要思想便体现在去年（1998年）出版的《简素的精神》中。在该书中冈田先生认为：“只有‘简素’才是日本文化的精髓。日本之所以能受到世界的称赞，我以为就在于简素的精神。”

现如今，作为毕生之著作，冈田先生正在撰写《王阳明大传》，这是在其五次赴中国进行王阳明遗迹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撰写的大作。我们期待着该书的完成。

张岱年先生1909年5月出生于其父张濂的赴任地北京。字季同，曾用名宇同。本籍河北省献县。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因嫌入学后必须参加国民党的军事训练，而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33年从北师大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历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79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1985年任中华孔子研究所所长，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华孔子学会，张先生任首任会长。

张岱年先生基于自己独创的研究方法“范畴发展史”，撰写了《中国哲学大纲》；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并基于自己特有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而撰写了《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多部著作。张岱年先生是始终致力于把学术的方法论和文化论普及于一般民众的先驱者。现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已分别出版了《张岱年文集》（共六卷，1989年至1995年版）和《张岱年全集》（共八卷，1996年版）。

张岱年先生祖上为富农，而其父张濂则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了官僚，后又继其兄而担任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其父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而赴任北京。后来，其父又历任过两个县的县知事，晚年为躲避功利的世界而回乡闲居，在担任中学校长的同时，又研习黄老之学。比如曾主张“黄帝、老子高于孔子”而研究了《黄帝内经》《黄庭经》等典籍。

张岱年先生有四个哥哥姐姐，他是第五个孩子，下面还有个弟弟。其长兄张崧年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三岁时，除了长兄，他跟其他兄弟姐妹一起随母亲回到家乡，度过了一段欢乐的农村田园生活。九岁时，因邻居火灾，其母为救火而紧张过度，导致半身不遂。翌年，其幼弟溺水身亡。对幼弟无比疼爱的母亲因受不了这一打击，于第二年去世。当时，在北京当众议院议员的父亲和在北大念书的长兄虽赶紧从北京返回，却没赶上母亲的葬礼。事后，兄弟姐妹们便随父亲和长兄搬到了北京居住。

在张岱年先生的小学时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长兄张崧年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并成为最早把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的新进著名文化人。受长兄的影响和指导，张岱年先生在大学时代就在《大公报》的世界潮专栏发表了有关老子的哲学论文，并经张崧年介绍，与读过此文的哲学界泰斗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见了面。后来他与冯友兰教授，一直到晚年，不仅在学术层面，甚至在个人生活方面，都保持着亲密关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流行于中国，张岱年先生也比较早地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论文，因而被视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者。

冈田先生著《我半生的儒者之道》是在八十岁时，而张岱年先生也同样有自传体的《八十自述》出版。张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说：

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自三十年代以来，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二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三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

关于中国哲学史，我特别注意的是把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维传统及人本主义思想抽离出来，同时我还开始对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和价值观进行考察。为了展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作出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主观愿望上力图做到深、准、全。所谓深，就是力图将中国古代哲人的深邃思想显示出来。……所谓准即力图准确，要符合古代哲人的原意，不望文生义，不牵强附会。所谓全即进行全面的研述，力求避免偏缺。

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宣传唯物论，推崇辩证法，还认为新实在论的理论分析方法也应采用，同时对综合运用现代唯物论和论理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之优秀传统进行了尝试，发表了《论外界的实在》《谭理》《哲学思维论》《事理论》等论文。

关于文化建设问题，我反对全盘西方论，也不赞同国粹主义，而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主张。我还极力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文化建设问题。

三十年代自今，我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以上几个方面。六十年来，我始终不敢懈怠，尽可能地减少休息。虽有几年被迫停止了学术研究，但仍努力地进行劳动锻炼和资料积累。

我年龄已过八十，但脑子未衰，还想继续前行。

看看《张岱年全集》第八卷卷末之“主要著书目录”就能知道，张先生的代表著《中国哲学大纲》，1935年开始撰写，1937年写成，商务印书馆曾两次决定付印，但皆因战事未能如愿，只于1943年在私立中国大学作为讲义印过。成书二十年后，1958年方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时哲学观念和学界风气已经大变，于是作者为旧书写了一篇“新序”，副标题是“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了该书修订版。

陪同张岱年先生出席此次对谈的北京大学的王守常副教授曾介绍说：“去年（1994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张岱年先生，虽已不能写大部头巨著了，但只要出版新书的研究者提出序文或书评的要求，先生都会欣然应允，决不拒绝，为的就是不断激励后学者。”

在我看来，对话或者对谈，是需要对话双方的人格和学问相互感应的，而这样的人是不能不成为各自之对象的。可以说，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共同的基础，从正面的意义上吸取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通过两大哲学家的本次对谈，是取得了作为日本文化之神髓的“简素”精神与作为中国文化之精华的“兼和”思想之间的感应与共鸣的。而正因为此，才彰显出了这个世界的活力，同时也透露出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和人类以东亚传统思想作为理想的大同世界的讯息。

这个向西欧文明一边倒的世界，现在已出现了重新转向，目的就是要建构以尊重各个地域和民族的独立性为导向的以整个地球为目的的文明共同体的新世界。人类正在期待的是，从世界文化的视野出发，吸纳诸地域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便对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优秀文化进行转化工作，从而构筑起对生动活泼的将来世代予以全身心关注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而在这一过程中，曾被视为无用于近代化的劣等性的文化，也就是曾被舍弃并被遗忘了的东方文化和思想，再度发出光芒的时刻正在到来！

此次对谈，首先从研究中国哲学的动机开始，然后是有关于体认、人伦等中国哲学之特征的内容，再然后是对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的期许。另外还介绍了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同时，中日两国参与本次对谈的学者们也对现代性课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值此该《对谈录》正式发表之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副校长狄百瑞教授寄来了为祝福冈田武彦先生和张岱年先生九十华诞而写的贺信。在贺信中他说：“儒学虽产生于中国，但却是当今人类的共同遗产。”这是极合时宜且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要向狄百瑞先生表示感谢！

此外，韩国的朴俊熙教授也为本《对谈录》撰写了长篇跋文，以抒发自己的感想，并给予《对谈录》以极高的评价。朴先生温雅的人格，也是在具有儒学氛围的家庭环境中养成的。同时，这种品质也是基于韩国丰富的传统教养以及朴教授本人研究世界现代教育史的国际视野，而磨炼出来的。这点在朴先生的跋文中有充分的表现。由此可见，本《对谈录》所呈现出的实际上是中、日、韩三国哲人之间所进行的对话，而反映出来的也是从东亚到世界的信息。

遗憾的是，朴俊熙先生在撰写该跋文后两个月，意外地猝死于美国旅行中。因此本文竟成了朴先生遗稿。敬祈朴先生冥福！

注释：

[1]据冈田先生自己说：是因为认识到人生与宇宙的根本实在即在于眼前的现实，所以才改为“唯是庵”的。不过我认为，冈田先生改书斋号为“唯是庵”，可能还与王阳明所说的“世俗之见，岂足与论？君子惟求其是而已”（《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寄闻人邦英邦正》）有一定关系。此外，佛教中也有诸如“惟是一心”“惟是一念”“一切惟是中道”之类的说法，这对冈田先生也可能有一定影响。─编译者注（以下凡未作特别注明者，皆为编译者所作之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