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举行葬礼。特致慰唁。”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约八十公里，我坐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能到。这样就能赶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赶上这样的事，他是无法拒绝的。但他不太高兴。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错。”他什么也没说。然后我想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毕竟我没有什么请他原谅的，他才应该对我表示慰问呢。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很可能会作此表示的。好像我妈现在还没有死，等下了葬，这事才算完结，一切才有了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坐两点的汽车。天气很热。我在餐馆吃的饭，像往常一样，还是在塞莱斯特餐馆吃的。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你只有一个母亲。”我出门时，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门口。我还要去艾玛尼埃尔家借黑色领带和丧事袖章，心里有点烦。他伯父几个月前死了。
生怕赶不上车，我是跑着去的。很可能是因为跑得急，再加上路很颠簸和汽油味，还有天空和公路散发出的光，搞得我昏昏沉沉，直打盹儿。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时，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问我是不是在赶长途。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两公里，我步行去的。我想马上见到妈妈，但门房告诉我得先见院长。院长正忙，我等了一会儿。其间，门房一直在说话，然后，我见到了院长。我被领进他的办公室。他是个小老头儿，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搞得我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说：“默尔索太太三年前到这里的，你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在怪我，就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你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你母亲的档案。你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她需要人照顾。你挣的却不多。其实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快乐一些。”我说：“是的，先生。”他补充说：“知道吗，她在这里有朋友，和她年纪差不多。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你还年轻，她和你在一起会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时，总盯着我看，还什么都不说。刚来养老院的那几天，她总哭。但那是因为她不习惯。过了几个月，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也会哭的。这是因为她习惯了。因为这个，我去年就没怎么看过她。也是因为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日——还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费的力气。
院长又在说话了，但我已经不听了。然后，他说：“我想你愿意看看你母亲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到了门口。下楼时，他向我解释：“为了不刺激别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小停尸房了。每逢有人死了，别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可终日，这让我们很难照顾他们。”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很多老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聊开了。那声音就像一群鹦鹉在聒噪。院长在一幢小房子门前停下，说：“默尔索先生，失陪了。有事去办公室找我。按照惯例，下葬仪式在明天上午十点举行。你早点来，这样有时间守灵。最后说一点：你母亲好像向朋友们表示过，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该安排的我都已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一声。”我谢过他。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未想到过宗教这种事。
我走了进去，里头很亮堂，墙上刷着白灰，顶上开着一个天窗，家具就几把椅子和几个X形的架子，屋子中央的两个架子上支着一口棺材，盖子都盖好了。棺材上只能看到一些闪光的螺丝钉，还没拧紧，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棺材旁边，有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一件白罩衣，戴着一块色彩鲜亮的头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站到我身后。他肯定是一路跑来的，说话有点结巴：“我们把盖子盖上了，但我想还得把盖子打开，让你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把他拦住了。他问我：“你不想看？”我回答：“不想。”他不说话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不该这么说。他看了我一眼，然后问：“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好像只想知道为什么。我答道：“不知道。”他开始捻灰白的小胡子，没有看我，又说：“我明白了。”他的眼睛呈淡蓝色，很漂亮，面色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然后坐在我后面。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得的是脓肿。”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看了两眼，发现她眼睛下面有条绷带绕着头缠了一圈，鼻子那里的绷带是平的，整张脸看上去就是白色的绷带。
等她走了，门房说：“失陪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手势，他又留下了，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人站着，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时，整个房间里充满了夕阳的余晖，两只胡蜂嗡嗡叫着冲撞着玻璃顶棚。我觉得有些困。我头也没回，对门房说：“你在这里干了很久了吧？”他马上答道：“五年了。”——好像一直在等我问他。
然后，他说了很多话。他说，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干一辈子门房，他是很难认同的。他今年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他：“哦，你不是本地人？”然后，我才想起来，他领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跟我谈过妈妈的事。他劝我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说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巴黎待过，并且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守灵能守三天，有时还能守四天。但在这里，在灵车后面跑跑，就把人埋了，真叫人没法习惯。然后，他妻子对他说：“快别说了，不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老门房脸红了，连连道歉。我赶紧插嘴：“没事，没事。”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
在小停尸房，他对我说，他来养老院是因为穷。他身体不错，就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不认同这种说法。在此之前，我就很吃惊，他说起养老院里的那些养老者时，总说“他们”“那些人”，有时也说“老人们”，其实养老者当中有些人还没他岁数大。当然了，他说自己跟养老者不一样。他是门房，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还管着他们呢。
就在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天突然黑了。天窗上的夜色聚集变浓。门房打开灯，灯光猛地一闪，让我睁不开眼。他建议我去食堂吃晚饭。但我不饿。然后，他提议给我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喜欢喝牛奶咖啡，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把咖啡喝了。然后我想抽烟。但我犹豫了，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没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俩就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母亲的朋友们也来守灵。这是惯例。我去找些椅子，拿些咖啡来。”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灯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让我困倦。他说不能，灯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在这之后，我就没怎么注意他。他走了，拿了些椅子回来摆好了。他在一把椅子上放下一把咖啡壶，周围放了些杯子。然后，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那个女护士也在屋里坐下了，但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但从她胳臂的动作看，她是在织毛线。屋里很暖和，咖啡让我浑身暖乎乎的，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从敞开的门里飘了进来。我觉得自己打了个盹儿。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刚才合着眼，屋里好像比刚才更白了。我面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一个物体，每一个角落，每一道曲线，轮廓十分分明，刺痛了我的眼睛。就在这时，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人，在刺目的灯光的照射下，静悄悄地挪动着身体。他们都坐下了，椅子连点声响也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看过人，他们的面容和衣着的每个细节我都没有漏掉。可我听不见他们，很难相信他们真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腰上的带子捆得很紧，让肚子更加突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老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几乎所有的男人都瘦骨嶙峋，几乎都拄着拐杖。让我震惊的是，他们脸上看不到眼睛，只是从一堆皱纹中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这些人一落座，多数都打量我，拘束地点头，嘴唇陷在没有牙的嘴里，让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抽搐了一下。我想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坐在我对面门房周围，不住点头。我一时觉得很荒唐，这些人好像是来审判我的。
不久，其中的一个女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一个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她在不住地轻轻啜泣。我觉得她永远也停不了。其他的人好像没有听见她哭。他们弓着背坐在那里，神情沮丧，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盯着棺材或者手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就这么盯着。那个女人还在哭泣。我很奇怪，因为我不认识她。我不想再听她这么哭下去了。可我又不敢跟她说。门房向她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些什么，但她摇摇头，嘟囔了一句，就又像刚才那样哭下去了。门房走到我身旁。他挨着我坐下。过了好一阵子，他对我解释：“她和你母亲很亲。她说她就你母亲这么一个朋友，现在她谁都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在屋里坐了好久。女人的叹息和啜泣声慢慢小了。她总在抽鼻子。然后，她终于不出声了。我不困了，但很累，背又有些痛。这时，谁都不说话，让我很难受。我有时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几个老头子在吮吸腮帮子里头，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啧啧声。他们在胡思乱想，没注意到自己在搞小动作。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中，面前躺着的这个死人对于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在回想这件事，我当时的印象是错误的。
我们把门房端来的咖啡喝了，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夜晚过去了。我记得睁过一次眼，看见老人们都蜷缩着身体睡着了，只有一个老人，下巴放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盯着我，好像在等着我醒来。然后，我就又睡着了。腰越来越痛，我又醒了。晨光已经悄悄爬上玻璃顶棚。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人醒了，咳嗽个没完。他不停地把痰吐在一块大方格手帕上，每吐一口都像在动手术。他把其他人都吵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站了起来。守了一夜的灵，搞得他们很不舒服，个个面如死灰。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出门的时候，一一跟我握手，就好像过去的这一夜虽然我们什么也没说，却增加了我们的亲近感似的。
我很累。门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我稍微洗了一下。我又喝了些牛奶咖啡，味道很棒。我出去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把马朗戈和大海分隔开的那些小山上，天空被染成红色，风从山顶上吹过来，带来了一股咸咸的气味。是个好天。我好久没有来乡下了，要不是妈妈这件事，散散步该有多好。
我在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呼吸着新鲜泥土的气味，不困了。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这时候，他们该起来上班了：对我来说，起床上班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我又想了一下这些事，但房子里的钟声打扰了我。窗户后面一阵忙乱，然后一切重归平静。天空中的太阳又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想见我。我去了院长办公室，他要我签一些文件。我见他穿着黑色礼服和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转身对我说：“殡仪馆的人几分钟前到了，我让他们盖棺材。在这之前，你要不要见你母亲最后一眼？”我回答说“不”。他放低声音，在电话里下了命令：“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盖棺了。”
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参加葬礼，我谢过他。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交叉起两条小短腿。他告诉我，除了当班的女护士，送葬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养老者一般不允许参加葬礼，只允许守灵。“这是一个人道问题。”他说。但这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雷兹——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他说：“你想你能理解。这种友情有一点孩子般的多愁善感，但他和你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别人都拿他俩开玩笑，说‘贝雷兹有了个未婚妻’。他听了就笑。他俩喜欢这种玩笑。这次，默尔索太太去世，他很难过。我觉得不该不让他去送葬。不过，我遵照我们特邀医生的嘱咐，昨天没让他守灵。”
我俩很久都没说一句话。院长起身，朝办公室窗外望去。过了一会儿，他说：“马朗戈的神甫已经来了。他来得倒挺早。”他提醒我，教堂在村里，到那里至少要走三刻钟。我们下了楼，神甫和两个祭台助手正在屋前等着。一个助手拿着一只香炉，神甫正弯腰对着他，帮忙调整好香炉上银链条的长短。我们一过去，神甫就直起腰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还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进了屋，我也跟着进去了。
我马上注意到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了，屋里有四个黑衣人。院长告诉我，灵车已经在路旁等着了，神甫此时也开始祈祷。从那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拿着条毯子走到棺材跟前，神甫、助手、院长和我都出了屋。有个女人正站在门口，我不认识。院长说：“这是默尔索先生。”女人的名字我没听清，只知道是个护士。她没有笑，瘦削的长脸朝下低了低。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人后面，离开养老院。大门口，停着灵车。长方形，漆得锃亮，让我想到了文具盒。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个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一个局促不安、表情很不自然的老人。我意识到这人就是贝雷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圆顶宽边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管呈螺旋形堆在脚踝周围，白衬衫的领口很大，黑领带的结打得又太小，看上去不太匹配。他的嘴唇在长满黑点的鼻子下面抖个不停，两只形状奇怪、松松垮垮、边缘很厚的耳朵从一头漂亮的白发下面探出头来，血红色的耳朵和苍白的脸形成鲜明对比，让我吃惊。葬礼司仪安排好我们各自的位置，神甫走在最前面，后面是灵车，灵车旁边是四个黑衣，灵车后面是我和院长，最后是护士和贝雷兹先生。
天已大亮。阳光紧逼大地，越来越热。我不知道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出发。我穿着深色衣服，很热。矮个子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摘下来了。我朝他那边扭扭头，正看他，院长就又开始跟我谈起他来了。院长说，我母亲和贝雷兹先生常常在傍晚时分，由一个女护士陪着，一直散步到村子里。我朝四周看乡村风光，看到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小山上，红绿相间的大地上，稀疏散落着一些小房子。我开始对妈妈有了更多了解，这样的乡下的傍晚肯定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今天，步步紧逼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太阳冷酷无情，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贝雷兹有点儿跛。灵车一点点加快了速度，老头儿就落在后面了。有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车，与我并排着走。太阳在天空中升得好快，让我吃惊。我一时注意到，乡下早已是嗡嗡一片了，那是虫子的叫声和草的噼啪声。汗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流。我没戴帽子，只能用手帕扇风。殡仪馆的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此时，他正用右手把帽檐往上推，左手用手帕擦着额头。我说：“怎么样？”他指指天，不停地说：“太热了。”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棺材里是你母亲吗？”我又说：“是的。”他又问：“她老吗？”我回答：“很老。”因为我不知道她到底多大年纪。在这以后，他就不说话了。我转过身去，看到老贝雷兹已经落在我们后面差不多五十米了。他正拼命朝前赶，手上摇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派头十足地走着，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些汗珠，但没有去擦。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走得快了点。我周围，还是太阳逼射下的那片灿烂的田野。阳光毒辣，让我无法忍受。我们曾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都被烈日晒炸了。我们的脚陷进去，在闪光的表层留下裂口。灵车上面车夫的熟皮帽子高高竖起着，就像从这黑色的油泥中浇注出来的一样。我在蓝天白云和周围单调的颜色中间，觉得有点迷糊——黏糊糊的沥青是黑的，人们穿的衣服是黑的，灵车油光闪亮，也是黑的。这所有的一切——太阳、皮子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和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让我看不到东西，脑子也不好使了。我又转过头去，发现贝雷兹好像已经被我远远甩在后面，消失在了热腾腾的空气中，然后，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了。我扭头一看，发现他已离开大路，从田野中斜穿过来了。我还注意到，我们前面的路上有个弯。这时，我才意识到贝雷兹对乡下很熟悉，正抄近路追我们。我们拐弯的时候，他追上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又看不到他了。他又一次穿过田野，抄了近路，来来回回搞了好几次。我感觉我的血往头上涌。
然后，一切似乎进行得迅速、从容又自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件事除外：我们进村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话了。她的声音很特别，和她的脸不相配，是那种婉转悠扬的颤音。她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会流汗，一进教堂就要感冒。”她说得对。简直没办法。我还记得那天的几个其他的影像：比如，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面容。他很失落，累坏了，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不过，因为脸上皱纹堆垒，眼泪竟没有掉下来。眼泪散开，又汇聚到了一起，在沧桑的脸上留下一片水雾。然后，还有教堂，路旁的村民，墓地坟头上的红色天竺葵，还有贝雷兹晕倒了（他那个样子就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还有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泥土和混杂在泥土中的白色块根，更多的人，嘈杂声，村子，在咖啡馆前面等着，引擎发出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以及汽车开进闪烁着灯光的阿尔及尔，我想到要在床上连睡十二个小时时心中的那种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