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堂堡——我心中的“麦加”

曹伯植

大凡写序都是有身份人的“专利”，不是大官便是大家。过去曾有多人求我写序，我一一谢绝。不是清高，是怕误人害己，给作者落个“倒眼窝”的坏名声，给自己也落个“是脚不是脚，就往靴子里踩”的无趣口嫌。

这次曹加源先生拿来他的书稿，让我为其写几句话，我没推，应诺了。并非我的身份提高了，而是我必须践行诺言。也想说两句心里话，并非作序。

我与加源先生是2011年相识的。记得是7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言道：“我是乐堂堡村的曹加源，听说你是陕北道情方面的权威，我想来拜访你，有些道情方面的问题与你探讨。”我一听“乐堂堡”与“道情”马上来了兴趣，激动不已。我立即回答：“欢迎，欢迎。不是你来拜访我，而是我应该去拜访你。”要不是惠万年全家来到延川安居，要不是随道情剧团多次见到惠守杰，我早就去乐堂堡“朝圣”了。“乐堂堡”这个名字，在我心中犹如伊斯兰教徒心中的麦加城。

加源先生没过几天来到延安，我们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叙说乐堂堡道情的根根梢梢，他是退休干部的身份，但俨然是一副陕北老农民的打扮，然而说起乐堂堡道情、说起清涧道情，如数家珍。我当时忙着要做记录，他说：“你不要记，我打算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出一本书。”我说：“那太好了，那将是你对陕北道情的一大贡献。我支持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就吭声。”我俩便成了一见如故的老朋友，而且我们是一家子，“天下曹家不分户”嘛。他也知道我编了《延川曹氏族谱》，他说：“我还想盘查，说不定咱还是本家子，还能拾上班辈哩！”我按最尊贵客人的礼遇接待他，没住宾馆，就住我办公室，我们交谈更加亲切、方便。

现在时隔两年多，他把书稿放在了我面前，也没求我帮什么忙，只求我给他写几句话，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我能食言吗？

我这人有个坏毛病，看别人东西，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万不得已，也是放在案头或床头，抽空再看。不是不虚心，总是感觉太忙，没有多余时间。

加源先生一来便把书稿从背包里掏出来，解开捆绑得严严实实的几层报纸后，整整齐齐地三摞书稿放在我的案上。我和他说了约半小时的话，他说明来意，我明确目的，便让他去休息。已是下午6点多了，我连夜一口气将书稿看完，合住书稿，感慨良多。

加源先生长我四岁，已逾古稀，眼、耳均已不便，慢慢解开书稿包裹时，我看见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从他对书稿的保护就能看出，这是他的心血，这是他的期待。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了，明知做这样的事，无利可图，而且还要贴赔资金，况且他的经济并不宽余，他放下安生不安生，倒是图什么呢？我想他既不图名又不图利，是出于对养育他的家乡的热爱与回报。这是他的良心，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不是出于对家乡热爱的高度责任心，是不会有如此举动的。他的故乡乐堂堡最珍贵的亮点是什么？就是陕北道情，清涧道情，乐堂堡道情。对乐堂堡道情艺术的保护与宣传，就是对乐堂堡、清涧、陕北、全国民间艺术的一大贡献。

我与人交往的原则是，不热爱家乡、不孝敬父母、知恩不报的人我不交往，或者说最起码不做朋友。人来到世上做什么来了，就是要奉献，要做一些对人类有贡献、有益的事。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但只要有这颗心，就值得人们去尊敬他。加源先生就有这样一颗心，我尊敬他、佩服他。

《道情之乡乐堂堡》一书全面地记录了乐堂堡村有记载和今人能记起的全部道情活动情况，我们可通过乐堂堡道情活动的情况，解剖麻雀式地了解陕北道情，通过乐堂堡道情这一斑，便可窥陕北道情之全貌。一个村落的道情艺术能对这一艺术品种起到如此之大影响，这一现象在全国也为数不多。

“乐堂堡”这个名字对于热爱陕北道情、研究陕北道情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对她的“五脏六腑”“生活生产”“新陈代谢”等等了解的人并不多。这一神秘的地方，应该让所有热爱陕北道情艺术的人了解她，应该让所有热爱陕北民间艺术的人了解她，我通过加源先生的这本书，了解了我心中的“麦加”——乐堂堡及她的道情艺术活动。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乐堂堡。

2013年10月28日于延安培植中学办公室

（作者系延安文化研究会会长、国家一级编剧、陕北道情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