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篱笆”内外：空间中的男人和女人——性别视角下的两性关怀

《篱笆》中出现了许多女人，她们是：萝丝（Rose），莱昂丝女友邦尼（Bonnie），莱昂丝生母无名氏，波诺爱人露西尔（Lucille）、特洛伊初恋女友乔的女儿（Joe's daughter），加布里尔租住地女主人珀尔小姐（Miss Pearl），特洛伊的外遇对象艾伯塔（Alberta），特洛伊的私生女雷内尔（Raynell）以及科里的准未婚妻等。在以上提及的众位女性里，只有萝丝和雷内尔出场了，其他人都始终沉默，从未发声，在剧中只是被谈论、被提及、被联想。但即便如此，在那些女人之间，也结成了一定的女性关系，譬如萝丝和邦尼是见过面的，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准婆媳”关系，此外，萝丝和露西尔也是熟识的，从特洛伊和波诺的谈话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她俩是经常通电话的，聊天内容很生活化，是女性情谊的一种展现，两人大概能够从共同的家庭主妇身份中达成某种共识并相互慰藉。又如萝丝和艾伯塔虽然从未谋面，但最后艾伯塔的死讯以及特洛伊私生女雷内尔出生的情况竟都是通过萝丝的口第一时间转述给特洛伊的，萝丝和艾伯塔是情敌关系，但二人从未发生正面冲突，两个女人都以特洛伊为中心而存在，彼此的仇恨和愤怒都隐匿在那个男性形象背后的阴影里。总之，剧中女性形象都有一个明显共性，即由于过度安静而显得残缺、浅淡和不够立体、完整。

萝丝是构成众多女性关系的焦点人物，她本身也代表女性力量的存在。萝丝和雷内尔作为本剧唯一出场的两位女性，她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最终却成为实实在在的“母女”，其特殊性使得这段关系本身便充满了隐喻。文学中母女关系的复杂性并不亚于父子关系的，其中女儿对母亲的“寻找”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女儿的“寻母”行为其实就是在寻找迷失中的女性自我，母亲就是女儿，女儿就是母亲。女儿在对母亲生命轨迹的畏惧中背叛了母亲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而后在现实中寻找自我的路途上，无可避免地需要面对母亲曾面对过的由女性经验所带来的“困境”，蓦然发觉自己越是想要逃离母亲，就越是误以为自己已经逃离了母亲，就越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慢慢走上了母亲的老路，走向了那种所谓的“女性宿命”。追根究底，女性深陷于社会文化境遇的束缚里，尤其当女性走入婚姻家庭之后，那种文化境遇强加给女性的责任感就会被凸显至完全的扩大化，使得女性在对事业和家庭、自我与责任的主动兼顾和真诚渴望中感到格外疲惫和困惑，继而产生一种“两难全”的无奈心态。

“寻母”对于女儿来说是一个重要心理过程，不仅象征着女性对自己所选道路的必要疑惑和反思，也象征着女性最终的出路应该是走向对自身性别的认同，以及对女性经验的看重，和与自己母亲的和解，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重塑两性关系中的力量对比格局。在《篱笆》中，萝丝和雷内尔这对母女毫无血缘，她们原本仅是纯粹象征意义上的母女关系，雷内尔的出现，一开始带给萝丝的是混杂着慌乱、惊诧、悲伤和惧怕的复杂感觉，但不久萝丝便同意接受这个意外降临的女儿，并履行承诺，尽心对其付出毫无杂质的至纯母爱。到了剧末，萝丝和雷内尔相处得已经超越了真实母女关系应有的样子。对雷内尔来说，失去亲生母亲的她一开始就将存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萝丝身上，出于人的求生本能，雷内尔当然希望萝丝能够接纳并养育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一出生就在“寻母”，并且对于自己是否能重新投入母亲的怀抱心生疑虑。在《篱笆》剧末，萝丝和雷内尔俨然已经是一对亲生母女，这个结局即说明母女的和解得以确认并完成，也象征着女性间的联合，象征着她们彼此认同感的达成，以及女性力量的重要性。从而也带来了对于重建男女平等关系的启发，即两性间衡量平等与否的标准并不一定仅被限定为男性化的，女性向自有力量的回归和发展也应该成为一种策略性的可行性导向。为避免再次走向另一个本质和极端，导致二元对立和两极化趋势的形成，应该思考如何在“男性化的（男性气质的）”与“女性化的（女性气质的、女性自有力量的）”模式和类型中找到一个平衡的中间点，譬如有的时候这样发展，有的时候那样发展，也或者本就应该站在人的角度去衡量与界定一切。

一、女性力量代表者：好女人萝丝

在《篱笆》中，对女性世界的分析需要从女主人公萝丝开始，并围绕萝丝全面展开，也应当从萝丝的“发言”中收尾。因而，对萝丝的分析，就不能逃脱对她与特洛伊婚姻关系的深入思考，这段婚姻的危机在剧本情节展开伊始即被暴露出来，女性的客体地位也随之得到全方位呈现。特洛伊和他的男性密友波诺一登场，就谈到了女人。

面对波诺对自己出轨事件的质疑和追问，特洛伊理直气壮地对答：“呀，黑鬼，听着……我了解你。如果你在任何地方靠近了那女孩，二十分钟后你就会想去告诉谁，而你第一个想告诉的……那个你想要去吹牛的人……一定是我。”

提及出轨事件，特洛伊越是佯装自然，越是暴露出他内心深处对有关情人艾伯塔话题的敏感与忌讳，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这份婚外情的珍视程度是不容小觑的。特洛伊不希望任何人触及这个话题，甚至是最亲密的男性友人波诺也无权对此过问，他不想失去一个好不容易找到的可以让自己身心放松的虚拟空间，而这种心态，只有在沉闷生活的极度重压之下才能生发出来。

特洛伊刻意隐瞒着自己婚外情的真相，连推心置腹的好友波诺也没有告知，他不容许自己耗尽心血经过日积月累才树立起来的“好男人”、“好父亲”、“好大哥”形象就这样被毁于一旦，他十分看重那样的头衔与名号，并从来引以为傲，将之作为自己的男性荣誉而深为珍视。对于两个女人同时存在的状况，特洛伊的内心相当纠结，他不能放弃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出轨的真实原因并非审美疲劳，也不是性欲望的作祟，而是他在外界工作环境与家庭内部生活环境的双重重压下，对一条发泄路径的企盼与渴望所致。

 

特洛伊不能理解罗斯的这番用心良苦，因为他从未有过一个亲密的家庭。和罗斯不同，篱笆对于特洛伊来说，更多是一种产生距离的隔阂：尽管他声称自己爱罗斯，但他无法忍受自己的人生仅归属她一人，因为他感到有太多的限制，他竭力寻找一个出口。

 

无疑，特洛伊选择了一条冒险之路，这也是他对于明天的一场博弈。特洛伊在现实中活得过于严谨，那种紧绷状态在另一个私密空间里得到了彻底缓解和释放，尽管这样的行为极端化地走向了道德的对立面，但特洛伊还是义无反顾地尝试并心甘情愿深陷其中。他常年负重的内心被开辟出一个空地，在那里他还未曾老去，没有生活重担，女友即一切，自我即一切，这是特洛伊做的一场真真切切的白日梦。

波诺谈及艾伯塔时，特洛伊对好友的怀疑矢口否认，并狂妄自大地进行反问，想以此彻底打消波诺的疑惑。“听着，如你所知……你何曾见过我去追女人？”对女性身体的讨论，也充斥在两个男人的对话中，特洛伊以那种男性间熟悉、惯用的“吹嘘”、“调侃”等方式来逃避朋友对事情真相的一再盘问。波诺说：“我不知道那个印第安的事儿（血统）。但是她真是又大又健壮。女人穿着大大的长筒袜，使得她们巨大的老腿和胯骨就如密西西比河一样宽阔。”特洛伊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这就是事实！你好像骑在那些最好的时光之中！”

可以看出，特洛伊从女性身体上找到回到过去的方式，女性身体彻底沦为男性的客体对象，女性俨然是了无主体意识的存在，提供给特洛伊他所需要的某种功利用处。

当萝丝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时，特洛伊说：“你担心我们在做什么？这是男人之间的谈话，女人。”

由此可见，在这对夫妻的关系中，男女身份地位的差异极为悬殊，妻子被要求对丈夫的事儿不该过多询问，因为那不是女人需要知道的。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尽管在其中生存的男人们过得差强人意，但比起女人，无论他们在外面是如何千疮百孔，回到家里也一定会高高在上，而女人则首先得学会沉默。

特洛伊又说：“很好，回到那个屋子去，让我和波诺结束我们之间正在谈论的话题。这是男人之间的谈话。我一会儿有和你要谈的内容，你知道我指的是哪种谈话。”

特洛伊再次强调他与波诺之间所进行的对话是男人之间的，这种声明强化并加深了《篱笆》中男性世界赫然存在的印象，甚至它已然凌驾在“男女世界（婚姻）”之上。男性世界将女人从中驱逐出去，特洛伊无意识地将妻子禁闭在家中，他当着朋友的面，对妻子发出“性暗示”，这也是一种男性进行自我体认的方式，他要让男性朋友能够感觉到自己很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女人便很自然地陷入到他者的境地之中。

 

在白人统治的父权制社会中，黑人妇女被教化成顺从的黑人女保姆，接受男人对她们的控制权，内化了父权制社会强加给她们的价值观。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应当被动、软弱、顺从男人的权威。

 

特洛伊用大谈情史的方式进行自我炫耀，萝丝因此象征性地成为特洛伊在友人面前展示其成功面的一项物品。

特洛伊说：“你应该在我叫你时就过来，女人，波诺一会儿会告诉你这个。”萝丝回应道：“男人，闭嘴。我不是狗……说什么‘我一叫你你就过来’。”

特洛伊在萝丝面前极力保持权威形象应有的姿态，并企图通过权威身份对他者进行压制的模式让萝丝变得更加顺从：“（就像是召唤一条狗那样唱道）到这儿来，女人。”

特洛伊希望能够驯服萝丝，让她在自己的男性友人面前只表现出女人温柔体贴的一面。

 

萝丝不仅遭受父权制压迫，而且还受到种族主义压迫。特洛伊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甚至在他的朋友波诺面前炫耀他与萝丝活跃的性生活。通过在性生活中发泄内心的痛苦，特洛伊试图恢复自己受挫的男子汉气概。

 

剥离开男性的面子问题，特洛伊也爱着妻子萝丝，但那种爱中包含着极大的专横和独断成分，他将萝丝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品来看待，将她永远放在自己的从属者地位上，她没有明确的个性气质特点和除却妻职、母职之外的其他“技能”。特洛伊爱她的原因很男性化，也相当简单，即他认为萝丝是标准的贤妻良母，事实也是如此，从本剧的情节发展中我们得知萝丝从不发火、从不动怒，平时不是在做家务，就是在特洛伊与儿子科里、莱昂丝和弟弟加布里尔之间恰到好处地打着各种圆场。

 

在特罗伊的道德世界里，女性的命运是服务于男性，而男性的命运则是实现自我。在剧中，萝丝同丈夫的关系，而不是同孩子的关系更多地被刻画，她的母亲形象是黯淡无光的。因此，妻子的角色是父权社会为女性规定的，是基于女性身体在男性想象空间所具有的价值而确定的。

 

作为女人，萝丝对丈夫格外信任，自己从不惹事，从不抱怨或者流露出不满情绪，她对社会中因种族问题而产生的不公现象也并不关注，只是用心过着眼下每一天的生活，她是非常克制的女人，且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常去教堂，常做善事，从无恶语。此外，她还难能可贵地给予继子莱昂丝以及特洛伊私生女雷内尔以慈母之爱，并像佣人一样照顾特洛伊在战争中受伤的弟弟加布里尔，竭力化解他和特洛伊之间的误会。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萝丝不仅全然无可挑剔，而且几近化身为“女性道德”本身。

 

妻子的名字Rose是朵美丽的花儿，代表着培育、仁慈、关爱，也表现了罗斯博大的母爱与无私的奉献。

 

萝丝能够让特洛伊安心去为家庭努力赚钱，她费尽心血营造着家庭温暖的氛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她就是文学父性传统中男作家普遍塑造出的女性两极化形象之一，即——“天使”与“魔鬼”中的天使女性形象。

 

作为家庭主妇的萝丝，在奥古斯特·威尔逊的笔下一开始也是以天使的形象出现的，她对丈夫特罗伊心存感激甚至崇拜，认为若是没有丈夫她会流浪街头沦为妓女，面临各种不幸。她完全依附自己的丈夫，把自己一切的“希望”、“需求”、“梦想”全寄托在丈夫身上，为了丈夫完全失掉自我，此时的萝丝完全是一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的“家中的天使”，是失掉了翅膀，不能飞翔的天使，根本谈不上有女性自我意识。

 

在本剧中，特洛伊简短地提到了与前妻，也即莱昂丝生母分手的原因。特洛伊因杀人罪，被关监狱15年，莱昂丝生母未能等他出狱，因而这段关系宣告终结。在特洛伊犯杀人罪之前，他已经小错不断地屡屡犯罪，这种现象于暗中映射出莱昂丝生母并非是个萝丝式的好女人，即不是那种善于运用家庭温暖牢牢拴住自己的丈夫，让其不走歪门邪道的女人。而细细解读这种“映射”，也有点将特洛伊的犯罪动机归因到女性身上的嫌疑。遇到萝丝之后，特洛伊成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大家长，每日都将养家使命放在肩头，他因此走在一条辛苦的“正路”上，累并安稳着。不得不说，当将男性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心理的发生和产生与女性品质的好坏牵扯上时，我们就应当去反思这种关联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方面的问题，及历史时代的弊端和畸态，以便发掘出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本原因。特洛伊的内心时常是复杂而纠结的，总是患得患失，完整家庭的存在给予他“好男人”形象，同时也强加给他深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责任感，这两样东西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如果选择了其中之一，就必须要接受另一个的发生，这种“忠孝两难全”的局面象征哲学中的人生困境。综上，从性别角度去分析《篱笆》文本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

特洛伊对萝丝坦白了自己出轨的事实：“我说的是，女人，让我说，我正试着找一个方式去告知你……我即将成为一个父亲，我将要成为某个人的爸爸。”

萝丝起初很震惊，同时倍感委屈，18年兢兢业业地打理家中一切，自认相当亲密和稳定的夫妻关系却突发戏剧性变化。而“好女人”的价值标准已经在萝丝心中发生了概念内化，不由自主地影响并左右着她的思维认知及行为方式，因此萝丝完全不理解丈夫为何用那样的方式回应自己的种种付出，丈夫的出轨行为同时也为萝丝重新思考自己的婚姻模式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萝丝说：“我已经试图做到了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一切，一个妻子能够做的一切。”

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激发起萝丝对自己破碎、畸形的原生家庭的痛苦回忆。她的原生家庭正如美国特殊历史时期中很多黑人家庭一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孩子们拥有各自不同的父亲和母亲。这种来自童年的家庭阴影使得萝丝想要找到一个真正顾家的男人成为丈夫，以组建起自己正常的、温馨的家庭为最高人生理想，她因此竭力避免自己原生家庭的状况再次出现在自己组建的家庭中。特洛伊、科里和萝丝三口之家的生活格局正是萝丝梦寐以求的。但颇为讽刺的是，她最终还是深陷在自己最不想面对的境况里无法自拔——伴随着特洛伊的坦白，萝丝的三个孩子——莱昂丝、科里和小婴儿雷内尔，分别拥有三个不同的母亲和一个共同的父亲。

稍稍稳定自己的情绪后，萝丝理智地通过言语开始捍卫自己的婚姻，她将18年最好的时光都倾注在家庭中，倾注在丈夫特洛伊身上，并认为家庭生活就是自己当下和今后所拥有的全部。萝丝早已将自己的付出看作一份事业，沦入这样的境地着实体现了一个女人的悲哀和无奈。萝丝全职家庭妇女的身份决定了自己在发现丈夫的不忠行为后，也不可能再独立走出家门生活，她的自身条件以及当时的社会条件都不允许她那样做，因而她只能选择去捍卫属于自己的既有眼前利益，以便继续维持生活，这当然也是为现实所迫。萝丝说：“好吧，你不能希望我们离开……你应该待在楼上我的床里，那才是属于你的地方。”

与此相对，特洛伊在独自坦白的过程中，总体情绪是比较客观诚恳和平静淡然的，除了略有一点无奈之外，他似乎完全没有表现出对妻子应有的歉意和愧疚。特洛伊强烈的男性自我意识在叙述中暴露得很明显，他将自己整个出轨事件都看作是男人的事情，萝丝即便是自己的妻子，是出轨事件里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但作为女人，也是不得插手的，这个忠贞而顺服的女人只能去面对、接受并调控自己的情绪。此外，特洛伊的陈述甚至还带着一种求助与命令共存的态度，他希望最亲密的家人——忠实的妻子在特殊时期中能充当自己的主心骨，毕竟萝丝不失为这些年中特洛伊最为信任的人。萝丝是一位特别令人心安的女主人，做事说话都很有分寸，对任何情况都拿捏得恰当到位，遇事表现得警觉、成熟和周到，情商较高，这些良好的人格与品质，让特洛伊在迷茫中竟渴望得到萝丝对自己出轨行为的声援，尽管是自己做了违背夫妻誓约的不道德的事情，他依然认为妻子能不计前嫌地为自己出出主意。那种在18年漫长岁月中被烘托得时刻顶着光环现身的“好女人”萝丝形象，使得特洛伊在那光环所产生的一片光芒中，自动地消除了自己卑鄙、猥琐、污浊的影像。特洛伊的男性焦虑被萝丝的“圣母”形象消解得无踪无影。萝丝被认为一向属于道德，甚至她本人就可以代表道德本身，所以她理应原谅、宽恕丈夫的一切过失，特洛伊的出轨行为，在萝丝的高大形象面前，完全不值一提。这是女性集体的悲哀，她被架在高高的道德层面上，不能轻易走下“神坛”，而这种形象已经被极度神圣化（扭曲化）了，女性丧失了做基本欲望主体的机会，无法作为一个实在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形象而存在，成为一尊神圣不可侵犯的“圣象”，被吹捧到非人的程度。这同时也反映出男性主体巨大的失意心理，以及他们无处排解的焦虑感的存在，而这一切只好在对女性崇高形象进行塑造的过程里得以部分抵消。

同时，特洛伊坦白的态度中也含有明显的命令感，他不容许萝丝做出太过激的反应，其实他心里有底，他十分肯定萝丝终究会守在自己身边，守住这个家，根本不会走掉，这是特洛伊进行坦白的前提。他所困惑的只是不知道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如何做出选择，以及不知道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局面。萝丝18年来在物质上完全依靠丈夫特洛伊，所以特洛伊认为萝丝离开自己便无路可走。同时，特洛伊这18年来一直“爱”着萝丝，尽管那份“爱”中隐含着很多极为复杂的情感成分，比如在这种霸道的“爱”中隐匿着控制的成分，隐匿着禁闭的成分，隐匿着将萝丝完全客体化、物化和他者化的诸种隐喻，这些都使得特洛伊在坦白时显得胸有成竹，极为自信。他很笃定地认为萝丝不可能像自己一样有其他机会去寻找可替换的情感空间，他自认对她了如指掌，萝丝的身心在这18年中被死死限定在“篱笆”之内。所以特洛伊即便在自己有错在先的情况下，也能如此强势地“宣布”自己要成为一个孩子的爸爸，并要求妻子萝丝承担起对其的抚养任务。

特洛伊说自己无法割舍和情人艾伯塔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个女人的存在已经幻化成特洛伊沉重负担的“消磁场”，特洛伊或许并不爱艾伯塔本人，他依恋的是自己同她搭建起的用以排遣巨大压力的那个空间。这种思维显然是自私的，但他似乎不能自觉。特洛伊忍辱负重地养家糊口的惨状在整部戏剧作品中一再被强调，他的心酸和不易随之被无限放大，以至通过特洛伊这个人物形象能够使我们触及到整个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的弊端，并引发我们进行对其的反思。所以男人的种种压力往往是和整个宏大社会空间中的漏洞和不当直接关联的，是理应得到足够重视并无条件被理解包容甚至是同情的，这相对来说就冲淡了他不忠于妻子萝丝的行为所应该激发出的读者（观众）正常的厌恶感。

 

《围栏》中，特洛伊作为种族歧视和压迫受害者的形象很容易获得白人和黑人的同情。此外，特洛伊的经历和遭遇更容易获得黑人的广泛认同，因为在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曾有类似的磨难。

 

从种族角度看，特洛伊这个人物形象的设置首先是为了凸显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作为非裔美国人剧作家所关心的民族身份问题，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从文学实践的角度对被美国主流文学所扭曲和妖魔化的黑人文学形象所做的一次矫正和重塑。然而，从性别的视角再次审视之，则会发现特洛伊在他的夫妻关系中其实又成为一个极度失真的人。因为他的出轨行为很轻易就被谅解了，甚至不需要去被谅解，因为他看起来似乎还是非常无辜，出轨行为也显得“名正言顺”，令人产生一种私生女雷内尔虽是特洛伊的血脉延续，但又关他本人什么事的错觉。整部戏剧成功地将读者（观众）愤怒的矛头拉向了对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以及意识形态中的诸种问题的声讨上，从未直指过特洛伊这个重要“边缘人”的什么不是。

但是，如果将特洛伊和萝丝的处境对调一下，就能发现，萝丝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比之特洛伊，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萝丝这个女性人物形象却无法引起读者（观众）足够的重视和同情，或许是因为特洛伊霸占了文本当中几乎全部的“同情空间”。

萝丝的生存困境全都发生在家庭内部空间中，她挣扎纠结、苟延残喘于“篱笆”之内，她无法跻身社会空间谋得半职，不能和丈夫平分经济压力，这并非为她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她走出“篱笆”后便无路可走，社会没有预留给这样一位黑人妇女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所以这当然也反映出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中的弊病时疾，只是因为文本对特洛伊苦难的过度渲染，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萝丝个人困境感被淡化的观感，她的内心活动得不到应有的表达，整体看起来她比特洛伊活得更为安逸，所以她似乎也应该对特洛伊的出轨行为抱有同情。萝丝为家庭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估量，也就无法得到应有的认可，尤其无法得到社会认可。家庭属于私人空间，妇女在其中的付出无法进行社会量化，也不可能由谁去为此颁发工资，特洛伊每月上交给萝丝的薪水不过是维持家庭日常开销的费用，与萝丝的个人付出无关。总体而言，萝丝在体力上的付出看起来是比特洛伊要轻松得多。但这些都是表象，由女性独自承担的家务重担和养育后代的责任义务也带给她们沉重的身心压力。萝丝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她也想找个地方去发泄已堆积如山的情绪，但特洛伊名正言顺地去实践了，萝丝却不能，因为她是女人，是本剧中的“好女人”模范，她一旦做出与特洛伊相似的举动，其结果于她而言便是毁灭性和灾难性的，那意味着她将成为背叛家庭的荡妇。

特洛伊为自己的出轨找借口时这样说：“我能坐在她的房子里大笑。你明白我正在说的话吗？我能够很大声地笑出来……这让我感觉很好。这感觉传遍四处甚至到达我的脚底下。（停顿）萝丝，我不能放弃那感觉。”

萝丝在面对丈夫这种捉摸不定的心态时，首先思考的依然是自己够不够好、比不比得上艾伯塔之类的问题，这种思维定式让萝丝的女性自我意识始终处于长眠之中，造成她悲惨境地的真实原因则永远躲在黑暗里，一切苛责都最终落到她的身上，这或许是女性意识萌生过程中注定的劫难。萝丝说：“也许你应该继续和她待在那儿……如果她是一个比我好的女人。”

特洛伊面对萝丝混合着自责与嫉妒的言语，反去安慰萝丝，说自己出去找女人是因为照顾萝丝和家人令他已然忘记了真实的自我。他完全忽略了萝丝的真实自我，她的自我早就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熏染中蒸发得无影无踪，早已在为每一个家人清洗衣服、整理内务的脏污中凋零得片甲不留，早就在18年如一日的禁闭生活中被掐死在屋内某个幽暗的角落……

当特洛伊再次强调自己18年中是如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经历着自我消磨时，他这样说：“让我承认在一个地方待了18年，这是不容易的。”

此言一出，萝丝的自我意识瞬间被激发出来，她被自己的怒火照亮了，这种明亮而愤怒的形象是一个真实女人面对出轨的丈夫时该有样子，充满欲望和不满的真实感。

 

萝丝代表了这一阶段的美国黑人女性，她的女性自我意识经历了从萌芽到觉醒的成长过程。她们认识到了自身作为黑人女性的存在，不但重构起黑人女性的自我，而且还走上反对父权制并独立于父权制家庭的道路——同男人断绝关系，走出婚姻“围城”，走出父权制家庭，走向广阔的社会，去开拓黑人女性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是黑人女性所迈出的非常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富有典型意义。这一阶段的黑人女性对父权制家庭开始表现出一定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和对男权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女性意识已跃上了一个新高度，并在觉醒的基础上逐渐向成熟迈进。

 

萝丝以下这段话代表了整个戏剧情节内容和语言情绪上的高潮。奥古斯特·威尔逊让萝丝的言语风格带有哲学意味，凸显出萝丝身为女性的大智慧和其见地的深刻性，甚至让特洛伊一时不能很好地理解妻子一席话的真谛。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把握住了女性特有的经验和力量，这在本剧中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通过描述她的自我意识、女性意识的觉醒，威尔逊表达了萝丝从困境中站立起来，用行动争取自己的权利，将自己从父权制“樊篱”中解放出来。

 

经由萝丝的叙述，我们能够感知出作者将自己深邃的民族情感寄托到整个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制造上来。奥古斯特·威尔逊运用女性力量的韧性去感化、引导迷失的丈夫一步步重新走进他自己建造的“篱笆”之内，与她和家人再次站在一起。

萝丝娓娓道来：“我一直和你站在一起！我就在你身边，特洛伊。我也有我的人生。我18年的人生岁月里都和你站在同一个地方。你难道认为我从不想要其他东西？你莫非认为我没有梦想和希望吗？我的人生怎么办啊？我怎么办。你难道不觉得那种想法也曾穿过我的脑海，我想要去了解其他男人，我也能躺在其他什么地方去忘掉我的责任？你难道不觉得我也想让什么人来逗我开怀，令我感到快活？你不是唯一一个具有自己的欲望和需求的人。我抓住了你，特洛伊，我拿走了我自己全部的感觉和全部的欲望、需求，以及我全部的梦想……我把它们全都埋葬在你身上。”

然而，很有力量的一番话却并未打动特洛伊，反而激怒了他，因为特洛伊完全曲解了或者根本不懂萝丝所言的真意，他骨子里认为萝丝作为标准的“好女人”，是不该拥有欲望和梦想的，所以他从未真切地关心和思考过萝丝付出的究竟是什么，以及那些付出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两性亲密关系里，这种无法沟通的巨大、坚硬又冰冷的隔绝之墙的存在，是尤为令人感到悲哀的，造成此种局面的罪魁祸首便是男权思想的专制与独断。

萝丝无意中提到次日是周五的时候，特洛伊变得极为敏感，他火药味浓烈的几句回应中传达出社会职业男性思想深处对家庭妇女的鄙视态度，以及凌驾于她们之上的强烈而可悲的优越感。特洛伊说：“我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你认为我不知道明天是周五吗？我这辈子什么都没做，就只盼着周五的到来了，然而你现在要告诉我明天是周五。”

因为周五是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是有工作的人最期盼的一天，而有工作的人往往认为无业的人是完全不能体会这一天所带给他们的快乐感的。在特洛伊内心深处，萝丝是彻头彻尾的家庭妇女，她不可能感知到周五的意义，每一天于她而言都应该是相似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她没有经过一周艰辛的工作付出，就不该、不配有对周末闲暇时光的期盼，因为她似乎每天都在“休息日”中度过。这种情绪和想法恰暴露出男性对女性无业在家状态的复杂心理，鄙视中略带有一丝嫉妒。特洛伊的话反映出在其惯有的思维定式中，并未将妻子看成是与自己同一个阵营的“盟友”，而认为他们是彼此孤立的，二人虽名为夫妻，但在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所维系的状态里，以及在对未来的期待上，彼此似乎毫无共同语言。但重要的是萝丝并不那样认为，她之所以很在意周五这个特别的日子，是因为周五于她而言，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她将自己和丈夫看作一体，她认为自己和丈夫一样，都为了家庭美好的明天而日日奋斗，这是支撑她每天毫无抱怨地在家中劳作的基本心态。周五意味着丈夫会带着愉悦的心情归家，一家人在周末放松的气氛中欢聚，这时，萝丝往往会备好酒和美食，提前营造与家人美好心情相匹配的节日氛围，她的快乐是和丈夫的快乐、家人的快乐直接相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寄托在丈夫的快乐之上的毫无自我的快乐，这种献身精神是极为自觉、真诚和内化了的，只是特洛伊不能体会。

萝丝最终毫无悬念地接纳了特洛伊的私生女雷内尔，将女性的母职表现得淋漓尽致。萝丝用发自内心的母爱，淡化了丈夫和情人畸形关系所带给读者（观众）的印象，使之不被批判地直接经由对伟大母爱的渲染过渡到情节发展自然而然的状态中，以至于真实女性的呼声被淹没在对母爱的描述里。萝丝说：“好，特洛伊……你是正确的。我会为你照顾你的孩子……因为……就像你说的……她是无辜的……你不能将她父亲的罪过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注定是要过苦日子的。（她从他手中拿过了那个婴儿）从现在起……这个孩子有了一个妈妈。”

这是《篱笆》文本对萝丝“好女人”形象的又一次成功巩固和加强，使她的“好女人”形象更为全面和立体，她对莱昂丝和雷内尔都施与母爱，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丈夫和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因为她就是剧中“好女人”的代表者。萝丝在剧尾与儿子科里的长谈中流露出对自己过往生活方式的必要反思，她充满了后悔和无奈的情绪。

萝丝说：“我嫁给你爸爸，然后安顿下来开始为他做晚饭，保持床单的整洁。当你爸爸在房中来回走时，他是那么高大，填满了整个家。那是我第一个错误，我没让他留一点空间给我，这是我在这件事上的部分责任。但那时我就想要那样，我想要一个房子，这样我就能在里面唱歌，这正是你爸爸所给我的。我不知道去保持住他的力气，我便需要去一点点放弃自己的东西。我那样做了，我把他的人生当成了我自己的，并且把这些东西混在了一起，以至于你根本再也无从分辨出什么是什么了。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人生，我并不想那样过。但那也是生活提供给我的作为女人的方式，我就是那样做的，我用双手抓住了它。”

萝丝对自己在婚姻中的表现做出总结和检讨，一并发觉自己在婚姻中的过失，和作为女性的普遍悲哀。作为黑人家庭妇女，萝丝在那个时代里所能做的她都做到了，应该说这种悲哀的发生不是一己之力可改变的，作者让萝丝最后发声，进行一种象征性的无明确针对对象的控诉，是让“沉默的大多数”打破寂静天空的一次文学试验。

 

威尔逊曾说：“我的人物并不以受害者的身份做出反应。无论社会怎么对待他们，他们都投身于生活之中，与之搏斗，并试着从中找到意义。没有人只是坐在那儿抱怨说：痛苦就是我。”剧中的黑人女性，虽然身处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种族歧视和男性的压迫，但是她们的抗争向男权传统发出了反抗的呐喊，唤起了女性意识的觉醒，独立自主的意识不断增强。

二、“第三者”：失语者艾伯塔（Alberta）

在《篱笆》中，特洛伊的情人艾伯塔是失语女性的代表，她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更无从替自己辩护，她成为彻底被物化的女性形象象征符号，艾伯塔的存在仅代表了特洛伊精神和肉体上双重逃逸的“出口”，是男性躲避家庭、工作、生活、生存重压的一个空间性存在。

从道德层面上来说，艾伯塔可能会遭受谴责，在剧中肯定得不到过多同情，她的身份被贴上了“第三者”的标签，成为破坏别人幸福家庭的“坏女人”，不仅如此，艾伯塔的身体与欲望还将持续遭到幻想。对于这个女性文学形象而言，她的综合处境肯定是在萝丝之下的，萝丝是“天使”，而艾伯塔充其量仅是她的对立面，即“魔鬼”形象。无论如何，萝丝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道德声援，而艾伯塔只能一面接受道德谴责，一面持续处在“被幻想”的境地里，这是对女性的双重束缚。也即，“坏女人”形象遭受谴责的同时，也激发出各种“心态”和“目光”对女性身体欲望的好奇感、窥视欲及兴奋想象，这种现象在中西方文学中都有具体体现。和我们上述分析的萝丝“好女人”形象的建立与基于道德层面对其的“捆绑”一样，由塑造艾伯塔这种“坏女人”文学形象所引发的双重“效应”也凸显出对女性的双重伤害。

很显然，萝丝和艾伯塔的对立关系也极端地体现在两位女性最终的命运上，从某种程度而言，萝丝的女性力量和母性力量双双被神圣化和夸张化了，她丧失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站在民族大义的宏观层面代表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发话，这个女性本身已经消失，她成为一个“象征物”、一个“符号”，与艾伯塔同样遭到物化。艾伯塔的结局是死去，作者无法让萝丝和艾伯塔同时存在于剧本中，她们其实从本质上而言是同一个人的两种状态，代表了男性对女性“双面性”的一己幻想，当这种幻想得不到满足时，就自然会分裂为对两个女人的渴望，但在道德层面的规约中，男性又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女人，所以艾伯塔因父权文化而生，也因父权文化而死。但不得不在此说明的是，男作家笔下的这种分裂的两极女性形象与女作家所塑造的同类人物形象具有本质区别。

 

而特罗伊眼中的妻子并不是传统的完美的妻子，他期待的是一个妻子、母亲、处女、妓女的综合体，这是父权制度强加给女性的社会角色，而这些形象却是互相矛盾的。这一形象需要拥有母亲的品格，保护并理解男性；她还应该是个贤惠且通情达理的妻子，承担着在这个制度的深深影响下赋予女性并要求之承担的一切家庭和社会责任；她还应该是个妓女，满足男性对于性的幻想和欲望；更重要的是她还同时应保持处女身份，给予男性想象的空间却又远离肮脏的成人性行为。这一矛盾的综合体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也意味着在萝丝身上，特罗伊永远得不到满足，这种寻找“阴阳两面”都具备的完美女人只能让他失望与痛苦。

三、男人、女人：“新大陆”和“驿站”

据波诺回忆，自己的父亲一直在漫无目的地行走，带着所谓寻找“新大陆”的愿望。这是美国历史上特殊时期中，黑人群体很大一部分男性都做过的事。而伴随着这种寻找“新大陆”的征程，其中每一个“驿站”都成为女性的化身，见证着黑人女性的悲惨境遇，是黑人复杂家庭关系的真实写照。奥古斯特·威尔逊本人的成长经历和他的原生家庭状况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当中男女地位的极端不平等情形，以及社会对男女双方在家庭内部需要履行的责任上的不对等规定。

 

威尔逊1945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母亲是位黑人妇女，父亲是个酒气熏天的德国裔白人面包师。由于父亲很少光顾这个家庭，所以威尔逊对这个白人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母亲靠洗衣工作养活六个孩子，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在《篱笆》中，波诺从未见过父亲，他谈起父亲时的口气就像是谈论一个遥远、陌生而无关的人，非常平静和客观：“正如老一辈人所称呼它的那样，看着一个家伙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美其名曰寻找新大陆。”

在男性探寻“新大陆”的过程里当然需要提及女人，她们的存在成为男人迁徙、流浪、寻找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重要“驿站”和“地标”。

 

父亲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缺席或无为的在场已不是个案，而是整个黑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严重危害着黑人家庭的健康发展。

 

女性一再被符号化，成为男性的猎物，波诺就是父亲在那些由女人组成的“驿站”当中的某个停靠时的“产物”。颠沛流离的生活方式，是遭到其时社会历史客观环境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压制后，所产生的畸形化存在，是被迫的选择。

 

黑人父亲除了跟母亲一起生育孩子外，不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因此对于奴隶时期的黑人家庭来说，母亲在延续家庭、抚养子女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父亲。

 

遗憾的是，这种性别的“功用”，也带来了不能避免的弊端，即女性始终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受压制弱势群体之一而存在，独自背负起沉重的生养负担，自身的生命质量无从论及。

 

威尔逊并没有刻意省略消极的母亲形象，而是真实地展现了黑人母亲的双面性。一方面，她们继承了传统非洲妇女的优秀品质：勤劳温顺，任劳任怨。另一方面，白人统治和男权社会的背景，又使得这些女性成为被边缘化的对象。

 

黑人女性的边缘化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她们同黑人男性一样为整个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所压制，其次她们在家庭内（也或者社会中。美国黑人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分别占的空间比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状况，及女权运动的发展水平）也仍旧被男权文化所压制。在这双重压制之下，其生存图景的模样就毋庸赘述了。但是，站在性别视角中，出于对两性进行共同关怀的目的，男性对自身性别的生存境况也是多有抱怨和不满的。

特洛伊说：“我那会儿很年轻而且对于成为男人感到很焦虑。”特洛伊承认在社会中，他有身为男性的焦虑。在这出戏剧里，整个社会大背景可被可看成是对两性生存境遇研究的一个试验场。在其中，黑人女性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在她们没有或少有谋得职位可能性的时候，黑人男性因要独自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就必须得接受来自外界社会的种族歧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压抑与精神刺激，同时他们的身体也需要无休止地在沉重的体力劳作中，持续被过度透支，身心的压力使得黑人男性生存在巨大无边的焦虑感中，无处逃逸。莱昂丝和其女友邦尼之间的关系，可带给我们一些启发，邦尼外出谋得了一份工作之后，他们二人共同的生活水准很快就有所提高，向老父特洛伊借钱成性的莱昂丝也因此具备了偿还能力，这一切物质上的好转都得益于邦尼的成功就业。以男女共同的生活空间为单位，对比特洛伊和莱昂丝的男性生存压力，我们会发现，莱昂丝的生存压力远不及特洛伊的那样巨大，他不仅可以从邦尼手中拿到钱，而且能够继续身体力行地“逐梦”，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些足以见得，在普通的由两性所组建的家庭中，女性获得物质来源与否，与男性的生存压力大小是存在一定正比例关系的。所以我们能够认为，随着女性普遍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整体事业空间的扩展，加上男性个体对性别歧视观念的消解，或男性个体对大男子主义观念的摈弃，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轻两性各自的个体生存焦虑感和身心压抑度。也就是说，两性关系从来不能被孤立、分开和静止地看待，而应将其看作是一对唇亡齿寒、共赢共荣、惺惺相惜的制约关系。所以，在剧本中，衡量其时社会方方面面变化的有效杠杆，即是去看黑人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的改良和改变程度。

四、特洛伊分裂的自我：老友波诺

关于这两个男人，很显然波诺是其中的追随者。波诺对于这份30多年友谊的承诺是建立在他对特洛伊为人老实本分、有努力工作的能力以及力气的崇拜的基础上的，特洛伊的这些品质都是波诺试图要去效仿的东西。

 

戏剧一开场，特洛伊和波诺就以如胶似漆的状态出现，而通过二人的对话，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友谊关系的建立，是基于波诺对特洛伊的无条件崇拜上的。波诺对特洛伊大胆直接的情感表达，以及波诺谦虚地承认自己不如特洛伊的话语更是在剧中频现，使得男性间的对比关系从一开始就被放置在剧中非常醒目的位置上。波诺“表白”特洛伊：“我喜欢你……对那种人，我可没时间。”

此外，波诺还主动将自己与特洛伊进行对比：“是那样吗，嗯？我认为你比我做得要好一点……而且我并没说我在做什么。”

再反观特洛伊，他和波诺总是同时出现，仿若一人，他这样描述波诺其人：“这位是波诺，他就像是我的家人。我从什么时候起就认识这个黑鬼了……我认识你多久了……见鬼，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长，我们从来都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嘿，听着，波诺……一个人不能再要求更多了。（和他干杯）我爱你，黑鬼。”

特洛伊也十分直接地对波诺进行了坦诚的“表白”，这反映出男性之间结盟的可能性及稳定性。在文本内容上抑或现实实践中，男性都常常是以一个显性的、阵营性的存在而出现的。

 

美国黑人男性因为相似的遭遇而相知相行，他们的友谊又通过传统文化、黑人领袖的精神引导而变得更加坚固。这样的友谊对于美国黑人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让他们能够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也让他们在面对白人社会的威胁时更加坚定，也帮助彼此重构了社会身份。

 

相较而言，女性从不轻易结盟，虽然有共同的性别身份以及在那个身份之下的相似遭遇，但无论文本里还是实践上，她们都更倾向于处在一种分裂的点状分布状态中。传统女性总是孤立的，究其原因，或许是各自的生活空间比较狭小，没有工作便没有同事，不能上学便没有同窗，走进家庭后，又常常被禁闭在私密空间里，即现实家庭的“篱笆”之内，更进一步被束缚于虚拟的“母职”与“妻职”上，这样的状态使得女性个体间很难结成像男性个体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女性群体总是显得有些疏离、松散、缺少凝聚力。在两性关系中，男性群体往往很自觉地视自身性别阵营在个体亲密度上是绝对优于女性性别阵营的，随之在某种“利益”的驱使下，这种自觉认识和主动结盟的倾向就构成了权威性别主体进行自我确认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篱笆》中，当特洛伊将自己的出轨行为向妻子萝丝和盘托出后，他略带悲情色彩地描述了自己的困境，比如他跟萝丝说自己婚后18年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是相当不容易的，这种思维在萝丝看来显然是具有漏洞的，因为特洛伊从未将萝丝看成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反而在特洛伊和波诺之间，凸显出一种显性存在的“同盟”关系，这两位男性的亲密度能够被看作是男性间的某种自觉的身份认同。

波诺说：“但是我要回家去见我的女人了。你的女人就在身边儿，我也要去找我的啦。”

简单的一句话，便能显示出男性亲密关系中的打趣方式总与女人息息相关，这就再次凸显出女性遭遇物化的境地之深。波诺就像是特洛伊的一个影子，不仅时刻确认着特洛伊身为男性和一家之主的身份、地位，同时也从一开始就不断旁敲侧击地提醒特洛伊他已经发现了艾伯塔的存在。特洛伊通过波诺的种种“盘问”和“提醒”，无意识地收敛并约束自己，也无意识地表露出内心的惶惑与纠结，最终这股无意识的“意识流”将特洛伊拉回“篱笆”之内，回到萝丝的身边。

波诺这个人物形象的设置符合三角戏剧结构中的“救援者”形象。三角戏剧结构指的是：迫害者、受害者和救援者之间的三角关系，它被认为存在于任何一部戏剧作品中。在《篱笆》里，从微观层面上看，特洛伊是独断的一家之主，剧本中所有戏剧人物都以他为核心同他发生关系，他是形成剧中大多数矛盾与冲突的迫害者一方。比如，在他和莱昂丝之间，特洛伊不仅不支持莱昂丝的音乐事业，还总是尖酸刻薄地讽刺侮辱他。又如在他和科里的关系中，特洛伊对科里的足球梦总是横加干涉和阻拦，强迫儿子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或者在特洛伊和弟弟加布里尔之间，加布要搬出特洛伊的家，特洛伊则摆出一副冷面孔。还有，在特洛伊和萝丝的关系里，丈夫对妻子的爱，也总是让人觉得有很大控制的成分在其中，他以“爱”之名在“驯服”自己的女人，使其成为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贤妻良母，要求她乖乖地听任于丈夫。

总之，特洛伊总是试图改变周围人的想法和行为，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思考，依照自己的规划去行动，方方面面都听命于他。以上所列举几组关系中的后者都可被认为是三角戏剧结构中的受害者一方。首先，莱昂丝和科里都是特洛伊的儿子，最关键的是他俩都在物质上依靠特洛伊的支持，这就使他们很难逃脱特洛伊的压制和限制。而加布里尔，更是因为寄人篱下，同时有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所以本身就显得较为弱势，特洛伊在他面前所表现出的强势和权威则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萝丝来说，她受害的方式和加布里尔有几分相似，不过萝丝的弱势是基于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宰制的，所以二者又有本质区别。

站在宏观层面上看，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都存在种族歧视现象，它是《篱笆》中重大矛盾和冲突的根本迫害者一方，而与之对应的受害者则是剧中所有人物，其中的男人或者女人，成人或者儿童，都在此受害者之列，特洛伊则被表现为最大受害者。这是因为，在此层面上，特洛伊比起自己的儿子们和女人们，他是唯一需要直面社会“歧视”本身的人，并且还要被迫在这种“歧视”中保持着养家糊口的工作，因而总是必须向“歧视”低头。

《篱笆》中的救援者一方，应该是波诺、萝丝，甚至是奥古斯特·威尔逊本人。波诺是重点论述的对象，首先，他总是出现在每一个冲突现场，并且他和迫害者、受害者均无利益冲突和现实矛盾，在剧中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好人”形象。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特洛伊和萝丝的婚姻关系中，波诺是他们关系的忠实而隐秘的救援者，他总是用侧面提醒、含蓄暗示、悄然点播等方式告诫特洛伊不要背叛家庭，不要对不起“好女人”萝丝，波诺说：“一些人修筑篱笆为了不让别人进来……而另一些人修筑篱笆是要让别人进来。萝丝想要紧紧抓住你们全部，她爱你们。”

从反面思考，如果波诺不是救援者一方，是不会说出以上这些话的，他替萝丝道出了她的真实想法，并且向特洛伊暗示萝丝从一开始也许已经感知到了丈夫的“不忠”，因为萝丝一直在张罗修篱笆的事情，对丈夫迟迟的不行动感到由衷不满。其实萝丝是想通过修复篱笆的行为挽回特洛伊的身心，从而挽救自己的家庭，进一步解除种族内部的危机。从整个戏剧的情节安排上看，萝丝充当了家庭与民族危机的救援者角色。以上分析主要是从微观方面进行的，而超离于整部戏剧作品的具体内容，从“民族性”的宏观角度来看，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本次创作就是为了充当自身民族文化的救援者一角，而戏剧的大团圆结尾，即特洛伊最终回归家庭、儿子们与父亲完成和解、夫妻之间冰释前嫌等内容都传达出剧作家本人对黑人同胞建立自己民族身份认同感的殷切希望和良好希冀，他始终认为黑人同胞应该排除万难，首当其冲地捍卫住本民族文化，因此对整部戏剧内容的写作都隶属于这场完美而又心酸的“救援”工作。

再回到对波诺的讨论上来，他对特洛伊的情感很复杂，既有好感，又有崇拜的成分在其中。Kim Pereira说：“波诺让特洛伊领头，而他总是很乐于称赞和跟随。”

这两个男性角色之间存在比较特殊的男性之谊，从波诺身体力行地挽救特洛伊和萝丝关系的实践中就可以看出。波诺说：“我的特洛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决定要跟随这个黑鬼……他也许会带我到什么地方。我也一直跟随着你。我确实通过观察你学到了一堆的事儿……你确实让我学会了很多。你为我展示了如何不犯两次相同的错误……顺着生活往下走，一只脚前一只脚后地走下去。（停顿）萝丝是个好女人，特洛伊。”

这段对话明显使人觉得特洛伊和波诺是同一人，产生一种这两个角色合二为一的错觉，似乎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这种错觉显示出特洛伊内心的分裂状态，他无法在回归家庭还是继续坚守婚外情上做出明确取舍，特洛伊也确实明确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心态：“但是看起来似乎是这个女人黏住了我，致使我一点不能放下她。我确实和这种感觉做过搏斗，也试图要甩开她……但是每次这样做，她都会将我黏得更紧。”

而波诺和特洛伊这段天造地设的友谊最终似乎也因为特洛伊工作的变动以及出轨事件的“搅和”，冷淡了许多，波诺有了自己新的朋友圈，而特洛伊变得更为孤独，不仅工作中只能面对毫无感情的冰冷机器，生活中也失去了一个真正的老友，“篱笆”最终也出现在他与波诺之间。这从象征层面上道出了现代性对个体的人生存状态的影响。

五、“疯男人”加布里尔（Gabriel、Gabe）

加布里尔总是说：“特洛伊生我的气。”

这句话反映出两兄弟间的一种微妙关系。特洛伊想要照顾所有自己的家人，当然包括弟弟加布里尔，所以他对弟弟搬离自己家的行为多少有些耿耿于怀，只是他并未明说，然而即便如此，大脑受过伤的加布里尔亦能感觉得到特洛伊的不悦，所以常把那句话挂在嘴边。

 

他最近搬出了梅森家，这一举动是对特罗伊的一种公然侮辱：虽然他无法工作，但是却能给自己找到安身之所。

 

但萝丝似乎特别能够体会加布里尔搬离的真实原因，毫无疑问，加布里尔属于寄人篱下，虽大脑有些异常，但他要搬离出去单独生活的意愿很强烈，对此的意识也相当清晰。加布里尔和萝丝的处境有些相似，因为特洛伊的固执、专制，使得他对萝丝和加布里尔的爱常常令二人感到沉重和压抑。特洛伊要对家庭成员的方方面面进行过问、干涉和管理，给予家人的自由空间十分有限。加布里尔似乎是萝丝的影子，在特洛伊眼中，他俩也是极为相似的，加布里尔大脑受过伤，而萝丝也是智力低于自己的弱势者，在剧本里有多处特洛伊对萝丝此方面的指涉。特洛伊对他们的照顾和关爱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将其视作弱势的需要受助群体之上的，而这种前提，又是特洛伊获得权威自我形象与地位的一个途径。讽刺的是，因为权力的弥散状态和其等级压制模式的存在，同样的方式在特洛伊的工作环境中也频频出现，只不过权力的施加方和承受方发生了错位，特洛伊在外面的世界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者。萝丝之所以支持加布里尔离开特洛伊的家出去住，也许是她能从加布获得自由这件事情上也体会到一丝喘息或释放的感觉。萝丝对特洛伊说：“特洛伊，我将不再就这个和你继续说下去。他过去住因为他想有自己的空间，这样他来去都随他自己的意愿。”

其实，特洛伊对弟弟加布里尔有很深的感情，总是想如真正的长者一样替弟弟考虑、规划未来，当加布里尔遇到麻烦时，特洛伊便袒护着他：“让他获得自由吧，他从不打扰任何人。”

然而，当科里和特洛伊之间的矛盾最终大爆发的时候，科里的话也暗指父亲和叔叔之间的那份兄弟情谊似乎也与钱有关：“你拿走了加布叔叔从部队里获得的钱，并买下了这所房子，然后你将他赶出了家门。”

对此，萝丝也肯定过科里的说法，似乎可以看到在畸形社会的扭曲状态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出捉襟见肘的尴尬。

 

此外，他也一再提醒特罗伊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特罗伊用盖布里埃尔的钱买了房子，由此感到羞耻，但是如果没有这笔钱，他们将继续生活在贫困中，特罗伊的自尊一再受到挫伤，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以自己兄弟在战场上负伤的代价换来的。

 

对于这段兄弟关系，评论者也并非都站在特洛伊的一边，因而这段关系很能体现出特洛伊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此外，很多学者认为特罗伊在处理与弟弟加布的关系中显得自私、虚伪……

 

而作为被奥古斯特·威尔逊称作“场景人物”的加布里尔这个角色，确实体现出某些“场景”功用，通过他，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史时代大背景的特殊性。按照作者的创作理念，加布里尔这种人物形象的设置是至关重要的。

 

失去半个脑子的加布虽然疯疯癫癫，但对社会却有着过人的洞见，他认为周围充满着邪恶，整天忙着驱赶“地狱恶犬”……加布明显已经将“地狱恶犬”与“邪恶的白人”联系起来。可见，“死神”、“魔鬼”并非特罗伊及家人的迷信或者对死亡恐惧的产物，而是种族隔离、歧视在黑人思想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他们必须每天面对的“死对头”。

六、篱笆的空间隐喻

特洛伊很有责任感，他从选择萝丝做自己妻子那天起就开始修筑篱笆。他想用篱笆时刻捍卫、守护家人的安全，这种心理动机通过戏剧作品的题目已经传达出来，篱笆就是划分、隔离空间的物件，是对特洛伊饱含责任感的人格的象征。

 

《篱笆》中的物理空间在展现其客观环境的同时还承载着更深刻的内在含意，其剧名就足以揭示出篱笆这个物理景观在该剧中的重要地位：它维护的不仅是代表了女主人公罗斯（Rose）自我身份的私人空间，而且体现特洛伊·迈克森（Troy Maxson）一家存在价值的生存空间。篱笆作为剧中重要的物质景观对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起到了绝妙的承接和推动作用。在罗斯看来，篱笆是保持家庭完整，稳固生存空间的外在护栏。然而，对于特洛伊来说，篱笆则成了自我私人空间的监管，对追求精神自由的束缚。

 

从戏剧伊始的一段话中即可看出这种象征和隐喻的存在，特洛伊说：“我回来后，对她说……‘好的，宝贝……但我要去买一只好斗的公鸡，把它放在后院儿里……当它看到一个陌生人来的时候，就会拍打翅膀并啼叫……’听着，波诺，我能看到前门……我担心的是那个后门。”

这种如影随形的家庭责任感，以及处处担忧家庭会出现隐患、家人安全会受到威胁的沉重心理，让特洛伊活得很累，尽显老态和疲惫，致使他活在无处不在的焦虑之中，精神上格外压抑，甚至流露出某种抑郁倾向。当萝丝提到“死亡”这个词时，她其实仅仅是将其用作程度副词，而没有具体的所指，但特洛伊则表现得十分敏感，恰证明了他抑郁倾向的存在。

 

在回忆空间里，他直面死神的威胁却毫无畏惧，并最终战胜了让白人畏惧的死神。正是在这个脱离现实与时间的回忆空间的帮助下，特洛伊找回了对自我身份的自信和认同。

 

特洛伊说：“因为我从不担心死亡。我已经见过它，并且已经和它搏斗过了。”

撇开家庭层面，从宏观上看，“篱笆”也象征着双重隔离的局面，首先是白人社会对黑人的隔离，即“种族隔离”，其次是男人对女人的种种限制和隔离，即“性别隔离”。

 

处在白人社会空间边缘的非裔美国人要想在白人权力空间的排挤下得以存活，只能通过空间实践去获得自己的空间身份。

 

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本人的成长经历也印刻着深深的“被隔离”记忆，这部分记忆在其具体写作中一再被展现出来。

 

威尔逊的父亲是个不爱家的德裔面包师，母亲是非裔洗衣女工。作为生活在种族隔离主义盛行的五六十年代的皮肤不黑不白的混血儿，威尔逊的童年缺少父爱，充满了被歧视与被侮辱的痛苦经历。在上中学时，他每天早上在自己的课桌上都会看到一张“黑鬼，滚回去”的字条；中午吃饭时，没有一个同学愿意与他同桌就餐，就因为他是学校唯一的黑人；他写了一篇关于拿破仑的作业，却被老师怀疑是抄袭而给了一个最低分。所有这一切，都给年幼的心灵造成了伤害，使他心中充满了忧伤哀婉与叛逆反抗。

 

总之在这出戏剧中，人人都活在“隔离”里，特洛伊走出家庭的“篱笆”后，进入到无形的“隔离”中，处处都是无法逾越的重重“篱笆”，从实体的到虚拟的。抽象的“篱笆”是指已经虚化为人的意识领域内的某种实在的“隔阂”，观念上的东西是更为可怕和难以消除的。

 

从种族角度来说，这道篱笆代表着黑人与白人的隔离。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南方社会中，种族隔离仍然很严重。“隔离但平等”原则听起来冠冕堂皇，但真实情况是“分开而且不平等”，在公共场所，仍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篱笆》作为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这一时期黑人的生活。特洛伊生活在一个拒绝给予黑人成功机会的社会环境中，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生存，永远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

 

萝丝也一直生活在双重“篱笆”之内，她被自己的家庭主妇身份牢牢禁锢在“家”的空间中，反映出自己被社会所阻隔，滞留在家庭内部的实情。同时，她亦被男性的“爱”所辖制，并为其驯化，直至自己主动放弃走向外界的想法。

 

罗斯的灵魂守护者是万能的上帝，而现实中的守护神则无疑是丈夫特洛伊，她让特洛伊修建篱笆是期望他能够像上帝守护她一样守护这个家庭。篱笆在罗斯眼里早已不是简单的物理景观，而是她为守护家庭而建的护栏，是她确立自我空间的方式，也是象征其女主人身份的私人空间。

 

本剧众多人物之间和解的最终达成是作者蓄意安排的结果。现实中真实的“篱笆”被修好，特洛伊回归了家庭，这象征着萝丝为家庭所做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大家长特洛伊去世后，萝丝随即成为“篱笆”之内的焦点人物，在这个她所熟悉的私密空间之内，她就是名副其实的主人，是家庭的，也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