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总论

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用毕生精力勾勒出20世纪中美国黑人生活的历史图景。这位非裔美国剧作家的主要作品，是一组创作时代背景上分别对应20世纪每个十年的系列剧，即“匹兹堡系列”，这些作品不仅受到美国黑人读者（观众）的欢迎，而且也被美国白人群体大为赏识。奥古斯特·威尔逊的作品曾两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这使得他的戏剧作品在文艺批评界与商界都饱受广泛赞誉，其戏剧主题上的独特性为作品增添了许多人气。尽管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剧作所展现的都是与美国黑人生活相关的各种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依然跟随着美国家庭戏剧传统的脚步。

在众多复杂的家庭成员关系中，男性成员间的问题异常凸出。这一点就像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以及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所展现的一样，奥古斯特·威尔逊也十分关注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这一男性话题。然而，明显的差别就是，奥古斯特·威尔逊竭力将自己对戏剧中男性家庭成员关系的描述，带入到非裔美国人对严重种族歧视现象集中做出反抗的那个宏大历史背景当中。本章试图通过论述奥古斯特·威尔逊《篱笆》（Fences）中的三代父子间、兄弟间、男性友人间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以及他们各自对待这些问题时所持的表达方式，反思造成诸类问题的多种原因，以此探寻解决问题的出路，试图建构一个纯粹的男性世界，窥视男性成员在其中的生存状况以及戏剧人物的特殊种族身份，最终在民族问题上还原出作者的本来思路和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并对之进行发散。同时，站在性别视角上集中探讨女性问题，发掘出那个淹没在文本中男性世界里的沉默群体。

在那个男性王国中，首当其冲应该讨论的重点关系仍在父子之间。父子间第一阶段的问题表现模式即分歧与冲突，父亲和儿子演绎纷争的方式不只是面对面的较量，也可能通过将现实中的父亲形象幻化成一个虚拟的抽象象征符号的方式来持续进行。父子间第二阶段问题的表现模式是背叛，而背叛的表达形式也分为不同层面，比如儿子对父亲的背叛方式一般是离家出走，又如父亲对家庭的背叛方式多为出轨行为的发生。父子间第三阶段的问题表现模式是和解，而非常具有象征性意味的是，父子间的“说和人”却是女性，比如科里在母亲萝丝的说教下原谅了父亲特洛伊，而特洛伊因为背叛家庭而导致的“分裂自我”，也最终在萝丝坚韧的对家庭的守护力量下完成与自身的和解，以回归家庭收尾。可以说这是一种隐喻，在性别视角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男人的困境由女人出面得以解决，这传达出一种对两性间张力合作关系与共生共赢状态形成的美好希冀，同时也应该成为本书所收众多文章共同结集成册的一个重要因由。

相比较而言，对于奥古斯特·威尔逊本人来说，他在戏剧人物和解部分所倾注的情感亦为重中之重，我们从中可以感知作者深邃的观点和中肯的建议。父子关系的和解部分，有两种表达方式值得关注，其一是顺其自然、浑然天成的和解，也可以将这种和解的达成理解为是得益于强大的血缘关系，它体现着戏剧大团圆结局形成的必然性，以此象征了非裔美国人对其民族身份的认同。其二是一种历经磕绊、反复后所发生的和解，相比较而言，和解的过程是十分不易的，因为所有当事人都需要经过一系列繁复的心理变化，甚至是“被说教”之后，才能幡然醒悟，它是必然之中的种种偶然性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偶然性也使得寓于繁复过程中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显露头角。

除却父子间的关系，奥古斯特·威尔逊在《篱笆》男性世界中其他两组关系上的着墨并不多，但不可否认男性友人（非血缘）之间、兄弟情谊（血缘）之中所凸出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其展现方式的多样性都对窥探男性世界时角度与切入点的选取有很大帮助，这能使我们更好地发现并理解男性个体置身群体生存境遇后所凸显出的整体性别共性。首先，在《篱笆》中，兄弟情谊的构成人物主要是莱昂丝和科里、特洛伊和加布里尔。莱昂丝对科里的说教是一个分析重点，他试图说服弟弟去和爸爸谈谈，这折射出莱昂丝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他一方面希望坚持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其实也很想与父亲成为同道人。在特洛伊和弟弟加布里尔的个人境遇对比中，我们很轻易便能发现特洛伊的成就感与挫败感并存，他名义上拥有自己的房子，也拥有照顾别人的能力，但同时他即便勤勤恳恳地一生劳作，也没有获得一笔像弟弟的补偿金那么多的钱，因此他又感到深深失落。虽然在这组人物关系中，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来进行单独分析，但无法忽视的是在男性世界中也存在着不断寻找他者的过程，也即存在着“男性自我”不断寻求确立的过程，因而男性只有在与他者的映衬比对中，在“自我”不断得到确立的过程里，才能真正存在。男性友人关系的主要构成人物是特洛伊和老友波诺，特洛伊渴望得到波诺的认可、尊敬，甚至是崇拜，事实上波诺确实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因而这段友谊看起来非常和谐，二人总是如影随形、一唱一和。反观这种男性关系，我们会发现在男性世界中，也存在着“像男人一样的男人”，或曰男性气质居多的男人，和“像女人一样的男人”，或曰女性气质居多的男人，也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共存于男性性别和女性性别当中，这种共存的多样化状态恰消解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认定方式。

为更好地理解男性世界中的每一组关系，我们不能忽视对造成每组关系所生成具体问题的原因的追溯。概言之，这种追溯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发掘和分析。首先，对主观原因的探究，可以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相关论述以及拉康“镜像阶段”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而对于客观原因的探讨和归纳，主要从具体历史材料中获得一定的论证资源。

通过以上呈现出的各种信息以及其背后所传达的内容，我们能进入到男性世界中，看到男性（在本剧中尤指父亲角色）、女性所各自面临的道德困境，同时，能够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了解黑人在种族歧视现象中以及在被意识形态左右时的生存疾苦，最终使得我们通过反思剧中男性群体的种种社会、家庭重负所形成的原因，发现更为隐匿的和备受歧视的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真实样貌。

父子间的关系问题是分析《篱笆》文本时的重点对象，在父子和解阶段，也存在两种原因。首先，儿子主动与父亲进行和解，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父子间的血缘关联，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儿子在自己理想的实践之路中，碰壁太多，自觉地认同并墨守了父亲的选择。总之，儿子需要通过父亲的眼睛来观看整个世界，这似乎成为他的生存准则，若不如此，他将始终无法立足。从文本中看，奥古斯特·威尔逊在父子和解阶段着墨颇多，因为这部分也是整部戏剧真实意义体现的环节。儿子身心都会留有父亲的阴影，这象征着一个民族不仅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而且必须永远保持对祖先的崇拜态度，同时也不能忘却自己“肤色”所象征的意义。作者要让自己的同胞避免彼此分裂，产生隔阂，他想要追溯自己的种族史，以完成重建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宏愿。

从性别视角下再次窥视整部戏剧所构建的男性世界，便会发现女性角色的缺失问题尤为严重，同时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过于传统，其精神思想的丰富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掘和展示，只有在结尾部分，才以别样的方式使这个“疏漏”得以弥补。这种女性人物塑造方式的僵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文学的父性特征的，也即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呈现可归纳为非“天使”即“魔鬼”的两极化模式。在《篱笆》中，相对来说比较具有故事性的四位女性形象都可归至“天使”类别当中，这深刻体现出男性对于女性的幻想和虚构态度。第一位女性形象是特洛伊少年时的邻居小女孩，她是父子共同的性欲对象，也因此成为父子间矛盾激化的关键点。在《篱笆》中，小女孩遭到特洛伊父亲的性侵，但从未发声，她是男性间的“猎物”。第二位女性形象是特洛伊的妻子萝丝，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从无是非，单纯善良，通情达理，但同时非常愚昧，连丈夫的出轨行为都没有察觉出，这象征着她对家庭、对丈夫的无底线信任，她是男性心目中理想的配偶典范。第三位女性形象是特洛伊出轨的对象艾伯塔，她被物化为特洛伊逃避家庭责任的空间性存在，艾伯塔也从未发声，最终以自己的“死去”终结了特洛伊进退两难的困境局面，为特洛伊做出回归家庭“正途”的决定做出了特殊的、无言的和致命的贡献。第四位女性则是特洛伊的私生女小雷内尔，她本身的样貌就是以一个“天使”的形象被呈现出来的，代表着天真、善良、美好，是诸种希望的化身，同时也正因为极度的虚构而颇显失真。综而言之，上述四位女性形象都属于同一类型，她们共同代表了美好而沉默的女性群体，在文学创作上则成为被僵化、固化和类型化的典型女性人物形象。

正因此，运用性别视角对《篱笆》中的显性群体和显性个体，即男性命运的集中关注，不仅能够更深刻地洞悉特殊历史境遇中的种族问题和家庭问题，了解男性悲惨、失意与寥落生存状态形成的因由，也更容易使我们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平和与包容地看待两性问题，促使其对立性发生自觉改变，这无疑对建立一种生态化的两性关系构想提供了有效启发与可资借鉴的思路。

剧中人物关系说明：

萝丝：特洛伊的第二任妻子

雷内尔：特洛伊的私生女

艾伯塔：特洛伊的情人，雷内尔的生母

邦尼：特洛伊之子菜昂丝的女友

露西尔：波诺的爱人

珀尔小姐：加布里尔租住地的女主人

波诺：特洛伊的密友及同事

莱昂丝：特洛伊与前妻的儿子

科里：特洛伊与萝斯的儿子

加布里尔：特洛伊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