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莲湖党组织的发展和活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前提下的第二次合作。

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与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换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随着抗战爆发，莲湖地区的党组织在经受了十年内战时期血与火的考验后，在中共中央和陕西省与西安市党组织领导下，即刻将党内工作转移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上来，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在此期间，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莲湖地区的党组织走过了长达八年的曲折历程：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期，工作比较活跃，组织发展也比较快；在蒋介石公开反共以后，隐秘地进行活动，斗争十分艰苦，党组织的活动和发展一直处于秘密状态。

这一时期，莲湖地区党的组织隶属关系虽然几经变化，但是党的组织在斗争中团结教育广大爱国青年，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为推动全面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七七”事变后莲湖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革命形势好转，到1937年4月，莲湖地区有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省立女师、西安机器局、省立医院、省立助产学校、乐育中学、西北文化报社等8个党支部。

1937年夏，中共西安市工委决定并成立了中共西安教职工特别支部，活动地点设在二中。支部书记先后由梅君、何寓础、宗群等担任，直属中共西安市工委领导。中共西安教职工特别支部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有效地推动了中小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一天晚上，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其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炮轰宛平县城。日军侵略行径激起中国驻军强烈愤慨，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它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7月8日，即“七七”事变后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中国人民、党派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纷纷行动起来，支援第二十九军的抗战。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和支援前线的运动，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

莲湖地区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大力支持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民众抗日热情。一中、二中、女师和乐育中学等学校的党支部，通过民先队和学生救国会，动员和组织学生深入大街小巷，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演出话剧活报剧和给群众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7年9月，北平、天津一些大专院校迁来西安，以北平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成立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简称西安临大），校部设在城隍庙后街（今莲湖区庙后街）。1937年11月，以原北平大学地下党的力量为主，组成了中共西安临大支部，由西安临大学生党员刘长松、郑代巩先后担任书记。

西安临大党组织建立后，学校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很快，党领导的民先队组织也迅速扩大，到1937年12月，队员已发展到202人，并建立了民先队区队部。西安临大党支部和民先队区队部经常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保持联系，多次得到常驻“八办”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的指导和帮助，积极进行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工作，有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西安临时大学支部通过其领导的临大民先队区队部和抗敌后援会，动员学生积极参加各界抗日活动，动员群众赴晋豫前线参加战地工作。在校党支部和民先队区队部的组织领导下，西安临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各界抗日集会，举行抗战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会，并组织话剧团、歌咏队、漫画班，以文艺形式开展各种动员和宣传活动，增强了莲湖和整个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

随着学生运动的高涨，党在中、小学教职员工中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力量有了很大发展。

在此期间，在中共莲湖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中，一中、二中、女师、乐育中学几所学校的党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其中，一中党员发展到20多人，民先队员发展到30多人；二中党员发展到50多人，民先队员发展到70人；女师党员发展到10多人，民先队员发展到52人；乐育中学党员发展到30多人，民先队员发展到50多人。

1938年初，各校共产党组织在中共西安学委的领导下，利用寒假，组织农村工作团，到陕西东府、西府和西安城郊等地进行宣传，仅乐育中学就出动了100多人，宣传活动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莲湖党组织的发展，客观上壮大了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莲湖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不断发展。

二、抗日相持阶段莲湖党组织的发展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西安电信局是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无线电通信枢纽，全局有700多名职工。为了在西安电信局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西安职工委首先在电信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1938年1月，太原电信局机工、共产党员赵定国来西安电信局（原址在今莲湖区北大街）工作，在与组织取得联系后，奉中共西安市职工委的指示，积极在工人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新党员。8月，先后发展赵廷俊、李德林入党，紧接着在电信局支部成立后又发展了两名党员。1939年春，中共西安电信局（又称电政局）支部成立，赵廷俊担任书记，赵定国、李德林任委员，直属职工委领导。

电信局党组织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向工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和领导工人开展反对压迫和抗日救亡的斗争。

1938年底，职工委委员胡达明领导电信局党员，开展了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的活动，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把揭露汪精卫罪行的传单连夜贴满钟楼周围及北大街，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1939年，电信局党支部还领导了反对局长顾德铭、股长黄步云压迫工人的斗争，大长了工人的志气，使顾德铭威风扫地，被重庆电政司撤职。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党务报告决议案》，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于是年冬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此，西安反动当局也就日甚一日地疯狂搜捕共产党人。电信局支部的赵定国等3名党员，因身份暴露去了延安，留下的党员隐蔽地坚持斗争。1939年冬，在电信局工作的两名党员被调走，西安职工委负责人蔺泾水指示党员李德林停止活动，长期隐蔽、埋伏，以待时机，电信工人的斗争随之转入秘密状态。

1940年初，电信局党支部以当局扣发工人奖金为由，发动了以怠工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斗争，使通信联络受到很大影响，反动当局不得不给工人补发了奖金。同年7月，电信局支部又发动工人营救了一名从重庆来西安后被特务怀疑而遭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

正是因为电信局党组织建立后，积极组织领导党员群众开展了这一系列讲究艺术和策略的斗争，有效地推动了莲湖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侵占广州、武汉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用军事进攻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则采用加紧实行政治诱降的办法，向国民党提出“共同防御”“善邻友好”“经济提携”三原则。此时，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公开化，亲日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集团出于对人民抗日力量的仇视和恐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和英美的压力之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

1938年9月，共产党员王子绩、张归仁、张效良、毋德贤、阎直等考入新成立的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简称医专，原址在今莲湖区北院门）。不久，他们在中共西安学委的指导下，建立了医专党支部，有党员9人，张效良任书记。

10月到12月，在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期间，国民党为分散、瓦解西安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避免日本飞机轰炸、保证学校安全为由，强行将一中、二中、乐育中学和医专分别迁往洋县、宝鸡、城固、汉中等地，这些学校共产党的组织均随校转移。由各校教职工党员组成的教职工特别支部也因党员分散而撤销。此前，女师支部已于1938年初随校迁到西安后宰门街（今属西安市新城区）。西北文化日报社支部也于同年11月停止活动。至此，莲湖地区的党组织实际上只剩下1个电信局支部。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莲湖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采取“长期隐蔽、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转入秘密状态，继续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电信局党支部和1940年9月已经随医专迁回西安的医专支部，按照中央和省委“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秘密隐蔽下来，基本停止了活动。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1942年，西安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保存实力、以待时机，按照西安职工委的安排，一部分党员转移到外地，不转组织关系，实行异地领导；留下来的党员如邮局的刘松桥、电信局的李德林和职工委的蔺泾水等，以公开职业为掩护，继续坚持斗争。

1941年9月，兴国中学学生李天德、胡明经和职员张平等3名共产党员考入医专，成立了医专党小组，张平任组长。同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派来西安做地下工作的王世俊，与电信局共产党员张瑞兰、胡应瑞，第一实验小学（原址即今莲湖区报恩寺小学）教师、共产党员周泳雪取得联系，组织她们3人成立了中共第一实验小学党小组，周泳雪任组长。这两个党小组均与王世俊单线联系（医专党小组与原先成立的医专党支部无组织关系）。1942年7月和12月，医专党支部和第一实验小学党小组，因党员离校而先后结束，莲湖地区余下的唯一党组织——医专党小组，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党员毕业离校，成为莲湖党史的一段佳话，流传于世。

1945年3月，中共兴国中学特支书记王世俊，把散居在街道的雷幼珣、江宝珍等5名党员召集到一起，成立了中共大莲花池街党小组，雷幼珣任组长。

中共大莲花池街党小组成立之后，同医专党小组，在中共兴国中学特支领导下，继续贯彻“隐蔽精干”方针策略，广泛结交进步人士，开展合法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莲湖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工作。

三、莲湖地区党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

抗战期间，莲湖地区有几个功不可没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它们是：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奇园茶社、西安调查站（中央农委西安交通站）、莲湖食堂、西北民主青年社联络站。

中共中央社会部在大莲花池街7号建立的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政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地区开展地下斗争的组织之一。

1939年冬，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的王超北奉命转入地下开展情报工作。为了开展工作，保护自己，1943年王超北筹资购买了大莲花池街7号房院，利用修建防空洞的名义，将大莲花池街7号，王家巷24号、24号甲、25号四幢房院接通，修建了秘密工作室。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原情报站的基础上成立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情报处，王超北同志任处长、李茂堂同志任副处长。情报处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向中央收集和报告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重要情报，并支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至1946年9月撤离后停止），策反国民党军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撤销。

十年间，该处共向中共中央发出密电1900余份，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提供和传递了大量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并将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指示传达到地下党组织，将数以百计的革命同志安全护送到延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西情处建立后，将西安地区党组织搜集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和交通，不断传到延安，发往党中央，在复杂的斗争中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和情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秘密据点，发挥了不可低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便于联络和结交朋友，开拓搜集情报的渠道，1944年夏西情处又在莲湖公园内开辟了一个地下联络站——奇园茶社。茶社是由时任《秦风日报·工商联合版》经理部经理王释奇（“西情处”工作人员）以股东身份，共产党员梅永和（“西情处”工作人员）假名“入股”，向市政府建设科投标，申请在莲湖公园开设的茶社。王释奇为法人代表，梅永和为经理（实为秘密联络站站长）。茶社通过地下党做工作请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题写了“奇园茶社”的匾额，使国民党的特务望之莫测，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

1947年夏，胡宗南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在西安的法西斯统治，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党组织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十分困难。1947年8月，“西情处”秘密电台被敌侦破，牵扯到梅永和，地下党组织指示梅永和到三桥隐蔽，梅永和撤离后，茶社继续经营。

1948年初，梅永和被捕，于1948年6月受刑牺牲。梅永和牺牲后，他的爱人李雪吟继续管理茶社，坚持斗争，使党的这个地下联络站一直坚持到西安解放。

奇园茶社建立后，凡由延安或其他地方来西安的中共秘密交通员，只要同梅永和接上头，就可以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西安各地的进步人士，只要来到茶社，就可看到地下党组织印发的新华社新闻广播简报；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这个联络站一直是党在西安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秘密据点，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认真开展调查工作，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8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均应设置调查研究机构，收集和研究国内外、敌我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材料，以利正确决策。根据这个《决定》，中共陕西省委于1942年初组建了西安调查站，委派吴柏畅为站长，站址设在莲湖地区的西华门八家巷内吴柏畅家中。电信局地下党员胡应瑞（吴柏畅之妻）也被派到该站工作。1943年，这个调查站改为中央农委西安交通站，站址亦随吴家迁至莲湖地区的二王巷4号。

西安调查站自成立后，为党收集反映了不少情报，并秘密护送去陕北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除西情处和中央农委西安交通站外，另一处情报联络机构是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莲湖食堂。这个党的地下联络站自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领导下，为党组织开展联络工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还为党组织提供了一些活动经费。

西北民主青年社联络站是我党的一个秘密情报站。

1945年4月，在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杨明轩的支持帮助下，由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5人（均为共产党员）共同发起成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原地址在现在的西北三路5号。

1946年，西北民主青年社为策动西安地区民主青年活动，在此设立秘密情报站。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等经常在此召开会议，部署反击国民党组织的“反苏游行”、驱逐西北大学反动校长等活动。1947年底，西北民主青年社停止活动。

西北民主青年社的活动以西安为中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专院校和多所中等学校及15个县、市中建立了组织，在推动民主运动高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奇园茶社、西安调查站（中央农委西安交通站）、莲湖食堂、西北民主青年社联络站等，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地区开展地下斗争的组织和情报机构，它们在为党中央搜集、提供重要信息和情报，开展联络工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民主运动高涨等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还为党组织提供了一些活动经费，秘密护送去陕北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在莲湖地区的几个功不可没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