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个时候，再没有谁比柔斯·瓦特尔芙德对我更好了。她既有男性的智慧，又有女人的怪脾气，她写的小说很独特，读起来叫你心中不能平静。有一天，就是在她家里，我遇见了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妻子。当时瓦特尔芙德小姐正在举办一个茶会，她不大的房间里来了比平时更多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和别人交谈，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可是我又不好意思插进哪一处说话的人里头去，大家都好像沉浸在各自所谈的事情上。瓦特尔芙德小姐是个体贴的女主人，看到我那副尴尬的样子，便走上前来。

“我想让你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聊一聊，”她说，“她对你的书赞不绝口。”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对文学界了解甚少，如果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位知名作家，我想，在跟人家谈话之前，我还是先弄清楚情况为好。

为了让她的回答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柔斯·瓦特尔芙德故意低下眼睛，做出一副蛮正经的样子。

“她为作家们举行午宴。你只要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就会邀请你了。”

柔斯·瓦特尔芙德对人、对事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她将生活看作她写小说的机会，把世人当作她创作的原始素材。如果读者里有人赞赏她的小说和才华，她就会时不时地把她的这些崇拜者们请到她家里来，好好招待一番。她把他们的弱点拿来当笑料，做没有恶意的嘲讽，可与此同时又款待他们，表现出一位有名望的女文学家的风度。

我被带到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同她聊了十来分钟。除了有悦耳的嗓音之外，我没看出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公寓，窗户正对着没有完工的大教堂，因为我们的住所离得很近，彼此就觉得有了一点儿亲近感。对于那些住在泰晤士河与圣杰姆斯公园之间的人们来说，陆海军商店就像是一个把他们连接起来的纽带。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向我要了我的地址，几天后，我就接到了去吃午饭的邀请。

因为平时很少有约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在快到达的时候，我担心去得太早，便绕着教堂走了三圈，待我稍晚一点到达时，发现人都已经到齐了。瓦特尔芙德小姐在那儿，还有杰伊太太、理查德·特维宁和乔治·娄德。在座的人都是作家。这是早春的一个晴好天气，大家的心情都格外好。我们谈东谈西，兴致很高。瓦特尔芙德小姐在她的穿着上拿不定主意，是照她年轻时的淡雅打扮，身着灰绿，手持一支水仙花去赴宴呢，还是表现出成熟女性的风韵，穿上高跟鞋和巴黎式的上衣呢，犹豫了半天，结果她只是戴了一顶新帽子来。可就这顶新帽子也叫她的情绪高昂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用这么刻薄的语言来损我们都认识的朋友。杰伊太太知道，有时候不顾及礼貌的粗话才是机智的灵魂，因此她用不高于耳语的声调说着一些足以使雪白的台布泛上红晕的话。理查德·特维宁滔滔不绝地发表着一些奇谈怪论，而乔治·娄德知道他妙语连珠的口才已是尽人皆知，没有再夸示的必要，所以只是张口把食物送进嘴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话语不多，可她有种可爱的本领，让人们的谈话不至于停顿下来，一出现冷场，她总能说上一句恰当的话，使谈话继续下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一年三十七岁，她个子很高，人很丰满，却不显得胖；她并不漂亮，或许是因为有着一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她的面庞挺讨人喜欢的。她的肤色发黄。一头黑发梳理得很美。她是在场的三个女性中唯一的没有化妆的，和别的几个女人相比，她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餐厅是按照当时的风尚布置的，非常朴素。白色的护墙板做得很高，绿色的糊墙纸上挂着嵌在精致的黑色镜框里的惠斯勒[12]的铜版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笔直地垂了下来，绿色的地毯上是小白兔在绿荫下嬉戏的画面，这让人们想到当时威廉·莫里斯[13]对时尚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蓝色的代尔夫特陶器。在那个时期，伦敦一定有五百户人家的餐厅都是依照这样的风格装饰起来的。它们淡雅、别致，却又略显沉闷。

午饭结束后，我跟瓦特尔芙德小姐一起离开。因为天气很好，再加上那顶新帽子提起了她的兴致，我们决定从公园里穿行，散着步回去。

“刚才的聚会很不错。”我说。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饭菜做得不错，是不是？我告诉过她，要想作家们来，就得让他们吃好。”

“很好的一个建议，”我说，“可是，她为什么要请他们呢？”

瓦特尔芙德小姐耸了耸肩膀。

“她觉得作家们很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想，这个可怜的女人有点太单纯了，她认为作家们都很了不起。不管怎么说，她高兴请我们吃饭，而这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害。我喜欢她，就是因为这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喜爱结交作家和艺术家的人们当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算是心地最单纯的人了。那些追逐者为了把猎物弄到手，不惜从汉普斯台德的远离尘世的象牙塔，一直搜寻到柴纳街的寒碜破旧的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的时候一直住在乡下，过着恬静的生活，从穆迪图书馆里借来的书籍不仅让她阅读到许多浪漫的故事，还把伦敦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带给了她。她对读书有一种真正的热爱（这在她们这类人中间很少见，这些人大多是对作家而不是对作品，对画家而不是对画作感兴趣），她阅读时在头脑中建起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那里，她获得了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自由。在跟作家结识以后，她觉得自己好像亲临舞台了，而在这之前，她只是隔着脚灯瞭望着舞台。她亲眼看到了这些人们戏剧性的生活，似乎觉得自己生活的领域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他们，还曾探访过他们的深宅幽居。对于这些人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无可厚非，不过，她却不曾有一刻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他们古怪的道德行为、奇装异服，以及狂妄的理论和悖论，都让她觉得很开心、很有趣，但对她的信念和原则丝毫没有影响。

“她有丈夫吗？”我问。

“哦，有的，在伦敦做事。好像是个证券经纪人吧。很乏味的一个人。”

“他们相处得融洽吗？”

“他们相敬如宾。如果你到她家里吃饭，你就会见到他了。不过，她并不经常邀请人去她家里吃晚饭。他不爱说话，对文学艺术没有一点儿兴趣。”

“为什么可爱的女人总是嫁给呆板乏味的男人呢？”

“因为有头脑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反驳的话来，于是，换了个话题，打听起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都上学了。”

这个话题已经说尽了，我们又谈起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