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繁殖与再生⁽¹⁾

人类文化为什么要以文字对现实进行表现，然后，又不断复制或者再生产那些同样的文字？是什么使得这些重复的精确性如此重要？在文字表现的内容和精确的文字复制过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形式上的相应？虽然早期文本充满恼人的问题，但是，它们的好处在于允许我们提出这样一些简单的问题——在历史重重叠叠的层次下面，这些问题也许显得过于基本，然而，它们在后来的传统里面，取得了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用更加精确的语言重新提出上面的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否会发现，文字的重复与人类生活其他层次上完美的再生产具有某种复杂的关联？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肯定回答，牵涉到语言文字帮助人们记忆的功能。用文字表现某种过程——比如说耕种，然后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地重复这些文字，可以保证知识的连续性。这样的知识确保田地里面的再生和繁殖与文字的再生和复制的顺利进行。

仪式化的表现是文字表现所具有的记忆功能的有趣衍生。在某一层次上，仪式的表现对于初民来说也许和协助记忆的实际功能没有什么区别。某人在地上挖一个洞，在里面播下一粒种子，掩上土，除掉周围的杂草，然后把“种子生长吧！”这句话念上三遍。我们这些现代人在检验古老相传的知识的时候，会发现把“种子生长吧！”这句话念三遍对种子的茁壮生长并不像这一过程中的其他因素那么有用。但是我们的科学知识完全处于初民的表现系统之外。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因素，包括“种子生长吧！”的陈述，都是必要的。

仪式表现一般来说倾向于发生在行为的边缘：在某行为之前或者之后，或者在循环周期之间——人们表演或者预计已经发生的或者将要发生的。这些表现常常把重复和完美复制的问题当成主题。

这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人类的繁殖与再生。丰收仪式的参与者肯定了这些谷物是很久以前后稷带给百姓的谷物。他们肯定了耕种之“道”是很久以前后稷教给周人的。他们肯定了他们所举行的仪式也正是后稷本人亲自创立的。但是，人类的繁衍和父系社会中子孙的绵延带来了延续（continuity）与身份（identity）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相同和差异的问题。在父系后裔的绵延中我们既看到一个继承下来的角色在漫长时间过程中的相同性，也看到扮演这个相同角色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要从这些差异之中生产更多的身份，我们不仅有现成的角色，还有祖上流传下来的典范形象可供效法。一个人不能够“是”他的祖先，但是可以“像”他的祖先。周宣王对召公谈到他的祖先——文王、武王时候的召公——时，他说“召公是似”（你好似过去的召公）。但是，“似”与“嗣”可以是同音通假字，因此，这行诗句既是说“你是召公的后嗣”，也可以同时意味着“你与召公十分相似”。“相似”，就是能够基本上代替一个先驱者，引申来说，代替任何其他人。

空间的延伸也需要繁殖与再生。就连再生系统本身也可以在别处复制和再生。因此，上天设立君王为“天子”，既是天帝在人间的对应，也是他已登天庭的辉煌祖先遥遥的对应。而周天子自己则把亲属与功臣分封到他们各自的诸侯国。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繁衍再生的族系，纪念和效法自己的祖先，同时也承认上天或者周天子为“赐封者”——权威的主要形式，把他们次要的皇权再生产进行合法化。就像《诗经》的颂诗常常歌咏的那样，家族的繁衍就像植物的广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