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话地理中的“中心”格局

神话表述原本是现实中“真实”的变形化表述,也有地理依据。事实上,历史上的荷马世界大到东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在公元前8到7世纪,希腊人根据他们的地理知识已经到达了更大的范围,包括西班牙、埃及和克兰尼。因此,这个时期的旅游交通和殖民使希腊民族和文化包含了丰富的人类学色彩。随着波斯帝国的强大,希腊商人与“东方”开始频繁的商业贸易。这一切都使得希腊古典学变成具有跨区域、多族群、多文化鲜明特点的学科,许多神话和历史人物一身兼有复合的文化因子。克拉克洪据此认为“希腊事实上成了一个人类多民族汇集的中心”。C. Kluckhohn,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Rhode Island: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9.这种历史中心主义虽然为以后帝国的政治意识和“欧洲中心论”奠定了基础,但被后来者篡改了。希腊原始中心的特质主要指其作为族群、物产、交通、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枢纽。它表达一种融合,一种变化。比如在埃及的神话里有动物头的神,到了希腊就没有了:霍勒斯变成了阿波罗,奥西里斯变成了狄俄尼索斯。希腊文化事实上是一个典型“天下知识”的集萃者。这时的希腊与欧洲没有任何文化独立主义意味,恰恰相反,它是东方思想、东方学说、东方遗产的学习和继承者。由早先的“希腊中心”到后来的“欧洲中心”,不啻为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扩大的历史政治的“自我格局”。

众所周知,“中心/边缘”概念首先表现为一个地理概念。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中心”的原始意义来源于人群聚落的地理空间。古代希腊的早期国家类型——城邦国家就具有明确的地理空间性质。高度稠密的人群聚集起来的城邦形成了一个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位,在城邦与城邦之间也就自然地形成了地理上有形的“国家边界”。荷马时代为古典希腊的开放时期,特殊的地理交通便利成了一个重要因素,它滋养、造就了希腊人开放、张扬、明朗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除了具备生态环境条件外,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希腊人的生物种性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它只有在独立的个体中才显得有意义。这意味着以“种族”为中心的欧洲文明源泉说缺乏归纳和抽象的意义和价值。希腊人只是自然环境和族群交流的结果。希罗多德曾就他们的体质特征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未知往昔,他们只是一些黑皮肤和带有卷曲头发的人群。颜色对希腊人同样不具有特征性。在古典希腊时期,皮肤的黑和白不具备价值分类和意义,只有“自由人”和“奴隶”才有社会意义。所以,今天人们在区分“希腊人/野蛮人”的时候常犯错误。虽然古希腊人也会因为自己是希腊人而感到骄傲,但与野蛮人的差别并不在于其他,而是看他会不会讲希腊语。克拉克洪认为,对于古希腊的人类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人类学,尤其是“新天下观”(“地球村”)进行重新反思。对于希腊文化,他总结道:“它变化得越大,越是同一回事情。”C. Kluckhohn,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Rhode Island: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34—42.在许多方面,我们今天的“文化——族群”分类以及所赋予的可接受性还不及古希腊时代。

在殖民时代,“西方中心”有一个强权依据,这就是欧洲人种优越论。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借用了考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材料,对米诺斯文明的起源作了这样的认定:根据“考古学家的证据,证明在这里最早的人类居住的遗址是出现在克里特岛上,这个岛屿离希腊和安那托利亚都比较远,但是比它同非洲的距离却近得多。人种学支持考古学的这个论点;因为看起来已经是肯定的事实,已知的最初住在面向爱琴海的大陆上的居民有一些明显的体型特征。安那托利亚和希腊的最早的居民是所谓‘宽颅人’……这个人种学上的证据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最早在爱琴群岛的任何一个岛屿上居住的人们乃是由于亚非草原的干旱而迁来的移民。”[英]汤因比著,[英]索麦维尔节录,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4—95页。从此可以看出,以地理的“中心”观念引申出“人种”的高级、优等说完全没有任何根据。更值得重视的是,人群的迁移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格鲁塞曾经就古典的经院知识做过考述:“事实上,希腊人的科学思潮最后是在拉基德人或罗马人的亚历山大形成了,欧克里德在那里宣布了我们的古典几何学;埃拉托色德尼在那里发现了地球的椭圆性;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克发现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规律!地理学家托勒密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有关马其顿远征军结果的研究……他是通过研究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而取得如此成就的,这两条路线从此以后就分别通过陆路和海路而把希腊化的亚洲与远东联系起来了。然而,希腊科学就这样最终在东方的领土上形成。”[法]格鲁塞著,常书鸿译:《从希腊到中国》,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根据知识的传授途径,国家的、政治的、学术的、宣传的、商业的、媒体的,似乎已经促使人们对西方文明先祖的追索,并通过对知识谱系的上溯确立古希腊文明——人种上、地域上、政治上、语言上、宗教上的体系,从而整合成为确认的文化源泉。我们所说的古代希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并非指现代意义的、有明确领土边界的一个南欧国家,而是包含着地中海所属的周边范围,包括小亚细亚地区的亚洲国家在内。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荷马史诗都与所属的亚洲国家有着不可剪断的联系。公元前334年,当他到达伊利奥斯成长的圣地时,便认为正处于历史全盛时代的荷马新史诗《伊利亚特》应属于亚洲土地上的古老史诗……亚历山大使这个新的希腊,即亚洲的希腊在十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属于希腊文化圈……在亚历山大之后,希腊化主义道德征服了中央安纳托利高原地区的弗利基和卡波杜斯,并且一直持续了十三个世纪之久。亚历山大通过这次征服揭开了对真正高地亚洲进行全面征服的序幕。因为小亚细亚高原没有河流,那里已经接近大亚细亚地区了。大亚细亚地区从伊朗到蒙古,到处是高山、草原、牧场、沙漠和绿洲。从此以后大亚细亚就形成了一个大希腊,一个安纳托利亚的大希腊。同上书,第9—10页。

宇宙本无中心,只是在井底之蛙的眼里,天下才有那么一个圆心。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人类仿若渺小的蜉蝣,唯自我大焉。欧洲“文艺复兴”曾飞扬着人类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口号,多少有些物种“中心”的荒谬,所以今天听起来多少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