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凯纳/阿斯伯格时代：寻找构建孤独症的框架

如果就此认为，现在孤独症领域的人士都很支持拥护这一能力假说，那就错了。事实上，本书中特邀作者们遇到的专家对孤独症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解，其中一种远比另一种更为悲观。一方面，一些专家认为孤独症完全是个人内在的一个病症，表现为一系列固有的特征（请参考Duchan 1998年就此议题的论文综述：专家们在有关孤独症的论述中是如何经常将行为表现归因于内在特征的）。另一方面，孤独症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人所拥有的众多特质中的一组，而由这些特质带来的个人体验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它们只有被放置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才有意义。前一种理解，即视孤独症为内在病症的观点，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将孤独症人看作静态的——此人不仅仅具有某些特定的神经生理学的特点而且受其所限定。后一种理解，则视孤独症为动态的；孤独症人被看作具有某些特殊特点并永远处于与环境互动的状态中，因而不断在产生复杂的变化。

从某种角度来说，凯纳1943年对孤独症的最初描述也促成了孤独症是内在病症的观点。他论述说，这些儿童“从降临人世便缺乏一种内在的能力，使他们无法同他人建立正常的生物本能的情感联结，就像某些儿童一出生就有先天的身体或智力残疾一样”（Kanner,1943/1985,p.50）。同样，阿斯伯格（1944/1991）也认为被诊断为孤独症的人，他们最本质的特点是与外界隔绝，沉浸于自我，对他人视而不见：“孤独症儿童极度自我中心。他们只依自我的意愿、兴趣和自发的冲动而行事，从不考虑外界施加的限制或指令”（p.81）。然而也是在他们的论文中，凯纳和阿斯伯格都描述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如何在有些时候的确能和某位教师、家长或其他人建立明确的情感联结，也确实能对他人做出应答，还会对旁人的存在表现出敏锐的意识——尽管这一切可能是以非常规的方式或在非常规的时间里呈现。所以，除生物基础之外，环境也至关重要。[7]凯纳和阿斯伯格假设，孤独症是内在的病理因素与个人所处环境，包括所经历的社会经验，协同作用的结果。

可以说，孤独症领域近年来已就某一点达成了共识，即被诊断为孤独症的人与非残疾人之间存在脑神经差异。这涉及脑干和小脑的异常（Hashimoto et al.,1995; Courschesne,1995; Courschene et al.,1994;Bauman,Kemper,1986; Bauman,Filipek,Kemper,1997）；边缘系统（Bauman,Kemper,1990）；海马联合区和杏仁核等大脑组织（Bauman,Kemper,1995）。库尔谢纳总结了脑成像研究中的一些发现，他写道，“大脑—行为方面的证据证实了一个一般性的假设：孤独症涉及小脑、大脑以及脑边缘区域功能组织广泛性的功能障碍和变异；而这些缺陷明显造成了多种认知行为方面的不足”（Courchesne,2002）。研究者们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比如，这些发现中哪些准确描绘了孤独症，哪些则可能是研究控制不良造成的结果；到底何时发病（比如，是在怀孕期间还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孤独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基因相关；还有哪些因素被证明会影响孤独症的发病。尽管在这些方面意见不一，如今很少有哪位孤独症专家会否认孤独症有其神经基础。

为行为提供神经学的解释比较微妙且相当令人费解，尽管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一联系是非常直接、明显和具体的。特雷瓦森等人（Trevarthan,Aitken,Papoudi,Robarts,1998）的论述便是例证：“孤独症的原发性起因与控制儿童的思维发展以及经验学习方式的脑发育指令相关。”（p.4）他们进一步指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注意力和智力方面存在显著缺陷”（p.2），并且，“很典型的一点是，他们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核心动机总是‘缺失’或难以被触及”（p.3）。诚然，有些研究者在做相关描述时则更为谨慎。例如，鲍曼等人（Bauman,Filipek,Kemper,1997）阐述说：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小脑在调节情感、行为、学习以及语言方面的重要性。而且，在孤独症人小脑上观察到的神经解剖异常很有可能是引发这一病症所特有的异常行为和信息处理紊乱的原因。然而，这些发现所具有的更精确的功能上的意义……仍有待说明。（p.382）

特雷瓦森及其同事论述中的“脑发育指令”（Trevarthan et al.，1998,p.4）代表了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显然，鲍曼和她的同事们对直接做出类似的结论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神经解剖学上的发现与行为表现之间存在着有可能的关联；而特雷瓦森及其同事则宣称二者之间存在特定的因果关系。

不幸的是，象征性的说法在孤独症领域无所不在。比如，很多孤独症专家会将孤独症与智力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实际上体现了孤独症表征的文化建构。在这里，这个特定的表征暗示孤独症人的智力有着天生的、生理学上的起源，无须任何证明。临床文献通常认为至少一半（更多时候认为是大多数）被诊断为孤独症的人是智力低下的。例如，洛娜·温（Lorna Wing）写道，测试类似于凯纳在1943年描述的那批儿童发现，“大约三分之一有重度至中度的学习障碍［英国的‘学习障碍’相当于美国所指的‘智力迟钝’］，三分之一有轻度障碍，还有三分之一具有中下等或稍好的智力水平”（Wing,2001,p.46）。拉潘认为，75%被诊断为孤独症的人都是弱智，“他们的认知水平与他们的孤独症症状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Rapin,1997,p.99）。同样，雅各布森等人（Jacobson,Mulick,Schwartz,1995）把“一般性的语言发展迟缓或语言功能缺陷”与“一般性的智力发展迟缓或缺陷”联系在了一起（p.757）。根据福尔克马尔和科恩的说法，“这些人［即，被诊断为孤独症的个体］通常都会表现出语言及认知上的缺陷”（Volkmar,Cohen,1985,p.47）。“毋庸置疑，”卡彭蒂耶里和摩根写道，“绝大多数的孤独症儿童遭受到了实质性的认知损伤。确切地说，这个比例可能高达75%……”（Carpentieri,Morgan,1996,p.611）。他们所使用的“遭受”一词意指孤独症是一种创伤。另外，卡彭蒂耶里和摩根还认为，与参加同等认知能力/认知障碍水平测试的个体相比，被诊断为孤独症的人更多地表现为语言推理能力上的缺陷，以及更为严重的日常社交和交流技能上的障碍（p.611）。

在这些论述中（例如，Rapin,1997; Jacobson,Mulick,Schwartz,1995; Volkmar,Cohen,1985; Carpentieri,Morgan,1996），一些象征性的说法出现了。语言和行为表现上的问题被推测是由大脑损伤引起的，就“好像”这个人的思维被抑制了（亦即，迟钝的、弱智的），而这些叙述总是对缺陷指向的象征乐此不疲，将其视为现实。拉潘（Rapin,1997）所指的“认知水平”，雅各布森等人（Jacobson,Mulick,Schwartz,1995）所说的“智力发展的迟滞或缺损”，福尔克马尔和科恩（Volkmar,Cohen,1985）所谈的“认知缺陷”，以及卡彭蒂耶里和摩根（Carpentieri,Morgan,1996）提到的“实质性的认知损伤”都意指确切的事实，从而将象征真实化。

支持孤独症是内在病症观点的还包括这样几个流行理论：心盲（mindblindness）理论、中央统合（central coherence）理论，以及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理论。象征在这里又一次被呈现为现实。首先来看心盲理论，它亦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of-mind,ToM）。巴伦-科恩（Baron-Cohen）描述了佩纳等人（Perner,Frith,Leslie,Leekam,1989）所做的实验，以说明心盲理论的基本概念。在这个实验中，一名研究人员给一名儿童看一个聪明豆糖果盒（圆筒状）并问，“‘你认为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个孩子自然回答说‘聪明豆’。研究人员打开糖筒给孩子看，原来里面装的是铅笔”。（Baron-Cohen,1996,p.71）实验操作人员接着会问这名儿童两个信念问题：在给你看糖果圆筒盒里装的其实是铅笔之前，你一开始时认为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如果另外一个孩子还没有看到糖果盒里面装的是铅笔，那么那个孩子会以为聪明豆糖果盒里装的是什么。佩纳和他的同事在研究报告中称，参加实验的非残疾儿童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聪明豆”，而大多数受试的孤独症儿童回答的都是“铅笔”。佩纳和同事据此做出结论说，带有孤独症标签的儿童“是根据他们自己已经知道的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的事实来回答问题的，而不是根据自己先前的错误信念或另外一个人现在的错误信念来回答问题的”（p.71）。这些研究人员因而推断“患有孤独症的人完全缺乏理解他人不同想法的能力”（p.71）。

心盲理论者的论点是，非孤独症人天生具有“掌控心理状态表征的功能”，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具备了识别“假装和诚恳”的能力（Frith,1991,p.19）。相反，他们认为被诊断为孤独症的人缺乏心理理论的功能。弗里思假设说，“大脑的这个特定组成部分是有缺陷的”（Frith,1991,p.19），而缺乏这一功能导致人们发展“社会想象和交流技能”的能力受到了局限（p.19）。她还声称，对于孤独症人来说，这一缺陷可能还同时伴有“恶化因素，比如其他残疾”，从而使他们在社会参与中遇到的问题更为严重（pp.20-21）。

大众流行文化中有著述表明，心盲这一“功能”造就了个体独特的存在方式。例如，帕克描述她的女儿说，由于缺乏“‘心理理论’，她不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Park,2001,p.148）。她进一步解释说，所以，她女儿“会刮掉乘客座位那边，也就是她自己那边挡风玻璃上的冰，而丢下驾驶座那一侧的玻璃不管，就让它那么被遮着。她认为我能看到她所看到的一切；如果她知道些什么，她就认为跟她说话的人也知道那些东西”（p.148）。

至于孤独症会同时伴有智力低下的说法，它表明心盲理论表述中所体现的象征本质并未受到关注。弗里思和其他研究人员实际上并未真正找到其生理机制。因而当提及某种功能，某“大脑组成部分”（p.19）或他人“所想”（Park,2001,p.148）时，都只能是象征性的说法。自然，如果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读者也许就会对心盲理论的说服力好好考虑一下了。在刮冰碴那个例子中，帕克的女儿杰茜，可能确实想的是她自己，想象着她自己从车窗看出去的效果，于是她便刮掉她自己那边的冰，根本没去注意她妈妈那边的挡风玻璃。然而，这并不能证明杰茜不能设想她妈妈也需要透过清晰的车窗才能望到外面，只是，她还没有那么去想或去留意。帕克在她的著作《终结涅槃》（Exiting Nirvana）的结尾处暗示了这后一种可能性。她描述了杰茜在悼念一个同伴的追思会上的悼词。杰茜回顾说是这位体贴周到的伙伴帮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还带她去纽约画出了熨斗大厦的素描。杰茜讲话时“平静而悲伤”（p.207）。

被诊断为孤独症或自我诊断为孤独症的人更是对心理理论这一构想颇有异议。他们批评它含义不清，具有误导性，且不甚准确。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在与唐娜·威廉姆斯（Donna Williams）的一次接触中。我邀请她来纽约的雪城参加一个会议，并安排她在会上做主题演讲。大约在会议举办前的一个月，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因为家里有要紧事，她可能无法来做演讲了。我非常失望，竭尽全力地劝说她。我知道，四百多名与会者中有很多人都极可能因为她是发言人才特地来参加会议的，旁听会议其他内容都是次要的。她当时住在英国，建议我们安排一个卫星传送，通过卫星转播她的演说。我承认可以这样做，但认为替代效果远不如她本人亲临会场的好。我对她说我理解她的困境，但希望她仍能设法参加会议。第二天她给我回了个电话，解释说她已经处理好家里的紧急事务，终于能前来演讲了。之后她说，“瞧，我还是有同理心的。”我乐了。身为一名孤独症人，她对自己人这个小小的自嘲，就等于在说，无论关于孤独症的正式定义是如何表述的，孤独症人是能够理解他人可能有不同于自己的感受的，也是能够想象那些感受的。

还有更多的孤独症人士也对心盲理论提出了质疑。作为孤独症国际互助会（Autism Network International,ANI）的成员，布莱克本等几位（Blackburn,Gottschewski,McElroy,Niki,2000）自定义为孤独症的人士就在孤独症欧洲代表大会（Autism Europe’s Congress）2000年会议之前的格拉斯哥（Glasgow）报告会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他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争论说，心理理论的研究要求参与者具备语言能力、注意力及注意力转换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还有模仿非孤独症人的诸多能力。一位发言人声称“节拍”是他们身上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她解释说，“我可能跟不上交往中的某些环节，直到我对它们纠缠上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之后。所以，在实际场合中，我就会表现出有缺陷的社会认知，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在其他时候，我却可能看上去对人有很好的洞察力。”另一位发言人谈到，“我不是个能随机应变的人。”他解释说他不能同时既考虑自己的想法又兼顾到别人的，“特别是当他自己在说话或是在专心致志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说，她常常同时关注一个人的讲话方式和讲话内容，她注意到有些人“说话的节奏会比较慢”，而有些人则“会像快马加鞭一般”，快得“让我浑身不舒服”。因为会注意到这些，她“不太确定自己试图要处理的是他们发出的什么信息”，是他们的“行为”，还是“他们本人”。

考虑到这样的复杂性，心理理论让人感觉很不成熟，它并没能捕捉到人们体验世界的多种不同方式。一位发言人不无遗憾地以《盲人国》（Wells,1911/1997）的比喻方式来描述这个理论：“ToM理论在NT[8]之间有效，针对的都是AC［即：孤独症人和他们的同类，也就是那些有相关残疾的人］时也有效，但如果应用于AC与NT之间的互动交往，则失去效应。”（Blackburn et al.,2000）因而，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合理的解释并不是带有孤独症标签的人有缺陷，或缺乏一个关键“功能”，而很可能是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与所谓的神经发育正常的人不同。[9]

关于孤独症的第二种解释是，被划归为孤独症的人很难将细节与整体联系起来；他们被认为没有能力建立具体细节与更广泛的认知理解之间的关系。弗里思（Frith,1989）提出，尽管孤独症主要表现为温和古尔德（Wing,Gould,1979）所称的三联征——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和想象力障碍，但对这一残障的本质应该还会有更加根本的解释。弗里思假设说，“三联征”全部都和中央处理功能（1989,p.97）有关，反映的可能是对泛化价值的漠视和忽视，而这是源于她所说的“弱中央统合驱动力”（p.107）。她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被划归为孤独症的人陷于对细节的无休止的关注，即常言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是“他们太擅于辨别细节”（p.106），问题也许在于，他们显示出“没有能力看到泛化不同事物的需要”（p.107）。弗里思指出，带孤独症标签的人可能在一件事情上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兴趣，而“一个正常儿童只会短暂地注意它，而且对它产生的兴趣只是一个更大的行为模式的组成部分”（p.109）。弗里思谈到，孤独症人“受损伤的大脑”是以中央统合（即归纳、泛化）与“周边系统”的相“脱离”为特征的（p.117）。当然，交流严重依赖于一个人将一系列复杂的细节与普遍性联系起来的能力。一旦卡在一个或几个细节上，在任何对话交流中，一个人都会错过对话的情节。继而，由于更复杂的原因，诸如考虑其他人的观点——亦即弗里思所指的“心理化”和巴伦-科恩所称的心理理论——带有孤独症标签的人甚至会处于更加不利的情形中，因为思考别人可能在思考什么要求能够抓住并理解大量的细节以形成一个整体概念。在一个以“成年高功能孤独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为测试对象，专为检验“中央统合”理论而设计的三部组合系列实验中，乔利夫和巴伦-科恩（Jolliffe,Baron-Cohen,1999）取得了一个比中央统合观点更为谨慎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证实孤独症人不能处理加工口语和书面语言以获取其含义的说法。相反，他们提出这样一个可能性，“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个体不得不付出远远超出常人的努力来处理信息以理解其意义，结果是，他们往往不能充分彻底地处理信息，除非他们被要求这样做，或除非他们自己有意识地决意要这样做”（p.166）。

近年来影像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似乎为检验中央统合理论以及其他孤独症理论的相关性提供了契机。但是要想检查中央统合，研究人员究竟该查些什么呢？贝尔蒙特等人注意到，孤独症研究中有对下述一些现象的论述和分析：在听觉与视觉通道之间同时分配注意力时表现出困难的个体会在“校正注意力的范围和焦点”上遇到障碍；他们同时还会表现出由于“缺乏迅速转换注意力的能力而导致的操作僵化”（Belmonte,Yurgelun-Todd,2003,p.651）。贝尔蒙特等人对六名被他们描述为在“孤独症谱系上”的、“非智力低下”（p.653）的成人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实验要求被试径自注视“两个刺激位置中其中的一个，忽略另一个”（p.654），并保持对目标的凝视；参与者执行任务时眼球运动受到监测并同时接受神经造影检查（MRI）。当被试察觉到目标刺激（一个彩色方块）时，要求他或她就要将注意力转换到另一个位置上并等待下一个目标刺激。在转换注意力时，被试还需“按转换方向移动优势手的食指”（p.654）。研究人员发现孤独症被试显示了与控制组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因而研究人员提出：

有一种信息流动模式是以以下三个要素为特征的：①过度觉醒，即初级感觉的处理异常激烈，并在大脑不同解剖区域和身体不同功能系统中极度泛化；②在相关刺激初始选择上的障碍……③导致高阶处理过程的超负荷（Belmonte,Yurgelun-Todd,2003,p.660）

这一论点进一步指出，如果刺激引发亢奋，并导致超负荷，以至于高级思维无法有效进行，尚未成熟的处于发育期的大脑“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偏重于低级特性的认知方式”并“避免对整体模式的依赖”（p.660；还可参考 Belmonte et al.,2004）。贝尔蒙特等人还认为这可能是“高阶缺陷”的下行效应（p.661），也或许涉及其他的因素，比如，处于实验环境中的焦虑。另外，他们在研究的引言部分阐明了这样一点，不涉及快速注意转换的有关注意力的研究显示，在孤独症谱系上的人会表现出“正常或接近正常的水平”（p.652）。

巴拉等人（Bara,Bucciarelli,Colle,2001）提出“中央统合”的概念太过宽泛。所谓的弱中央统合也有可能反映的是其他更为具体的障碍，比如与感知觉、注意力、环境等相关的障碍。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有些能力，比如泛化或凭直觉感知他人意图的能力，可能极大程度地受到环境影响。因而表明，在某一场合中显示为中央统合障碍的表现在另一场合中可能就会消失。巴拉等人假设有个比如像注意力障碍这类单一的更为狭窄的损伤，可能会影响一系列其他认知功能，因而使一个人在高级思维方面看上去有缺陷，而问题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表现问题（Bara,Bucciarelli,Colle,2001,p.219）。为证明这一观点，巴拉和同事们否定了关于在个体内存在着全面缺陷的假设，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看法，认为个体特性总是受制于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可能会对个体表现产生极大的影响。也许，在他们分析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条件。比如，当他们让实验中的被试在电脑上做一个心理理论的测评时，可能会帮助这些个体克服像注意力转换这样的特殊障碍。如果他们要求被试口头完成测试题目，而不是通过电脑这一媒介，他们可能也会发现被试在执行心理理论任务时一败涂地。

这并不是说电脑可能就是能用来拯救孤独症人的灵丹妙药。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注意力上的问题。正如本书特邀作者之一苏·鲁宾在她早前的一篇文章中所阐明的，与注意力的较量会涉及与多种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她描述她自己有“强迫性思维和行为”，会使她“卡在某些想法和行动上”（Rubin et al.,2001,p.421）。对于自己不自觉的言语仿说，她解释说，“我说出一个词或发出一个音，然后就无法停止或换成一个不同的声音”（p.421）。然而，上课时，因为能“参与认知活动”，她的仿说现象就消失了（p.421）。简而言之，一个有条不紊的教师或其他因素，包括一台电脑，都可能有助于注意力的提高，进而促进行为表现。

第三个对孤独症的象征性解释是执行功能理论。执行功能这个词是指计划序列行动的能力，亦即一个人从最初的步骤开始继而贯彻执行一系列的动作，并从始至终协同操作，直至达到接近意图的最终结果（Damasio,Maurer,1978; Welsh,Pennington,1988）。在某一层面上说，这个词语看上去基本只是描述性的，它涉及这样一些功能，“计划、思维和行动的灵活性，定势转换、抑制，以及维持一个正常运行或在工作记忆状态的心理表征”（Griffith et al.,1999）。简而言之，它描述了为实现一个特定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但它是否诠释了孤独症？

和任何一个宽泛的概念一样（例如，心盲和中央统合），将执行功能视为一个对孤独症全方位的解释（亦即，它的成因）可能会导致将“不同或障碍”与“无能”相混淆。格里菲思等人（Griffith,Pennington,Wehner,Rogers,1999）总结说，“孤独症的执行功能障碍假说存在着严重的值得质疑之处。”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学龄前孤独症儿童在被认为是执行功能基础的很多方面表现出了能力。这其中包括了记忆力，在执行任务期间将信息保存一段时间，应用和操作信息，在不同的信息组之间转换关注点，以及抑制反应（p.830）。如果缺乏执行功能可能是孤独症的一个成因，那么年幼的孤独症儿童就不会展现这些能力。在最近一项针对年龄稍大儿童的研究中，约瑟夫等人（Joseph,Tager-Flusberg,2004）发现执行功能的能力与交流功能相关，但指出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另外，他们并未发现执行功能技能与“交互式社会功能”（p.151）之间存在关系。因而他们认为“执行功能……与孤独症症状的严重程度……之间没有太大关联”（p.152）。

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研究人员自问（Miyake et al.,2000）：在被称为执行功能的这一构想中，那些被确认为是它的重要构成的能力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还是完全独立、毫不相干的？或者在学习一种能力时（比如记忆力），另一项能力（比如抑制力或注意力）是否是种干扰？宫生及同事发现“定势转换”、“监控力”和“抑制力”（他们的研究对象是非残疾的大学生）可能是既相互关联但又“明显可拆分”的能力（Miyake et al.,2000,p.49）。

宫生和同事以及格里菲思和同事（Griffith,Pennington,Wehner,Rogers,1999）提出的问题，揭示的是寻求对孤独症的某种全能解释时带来的问题。首先，一个事实是，执行功能是一个象征性的建构，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一个切实存在的、可确认的功能。其次，这一概念假设的是被划归为孤独症的人具有内在的、整体性的缺陷。但是在执行某一特定任务时有困难的人（注意，并非每一个带有孤独症标签的人都会在下列例子中遇到困难），比如，按照事先观察到的范例中的次序，将一套碟盘摞在一个CD架上，是否就代表此人真的想不出实现行动所需的动作和步骤？是否此人真的缺失了认知功能？此人是真的看不见理解不了不同信息组合，也当真不明白它们与行动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吗？还是说，其实是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妨碍了成功的表现？与此类似，这一执行问题是否在每一个情境中都会存在，还是说，行为表现的不同或障碍在某些特定场合下会体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延迟的注意力转换可能会影响行为表现；而焦虑，包括环境引发的焦虑也会有影响；把握时机的困难；排序存在的问题；本体感受不良；或其他任何对取得全面成功来说必不可少的特殊要素。

每一个有关孤独症成因的所谓根本性解释，包括心理理论缺失假说、弱中央统合假说，以及执行功能障碍假说，均暗示孤独症在本质上可理解为个体内在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此类诠释代表的是有关智力的争论（Hayman在1998年的著述中对此问题进行了颇为有益的讨论）中持天性论的一方。“天性”观点主张人是天生聪明或不聪明的，从而否认了社会不公，比如贫困和教育机会的欠缺，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可能造成的阻碍。以此类推，当一个理论认为孤独症基本或完全是一个内在的状态或特征时，它可能暗示的是生物决定论，尽管这可能并非是刻意的。先不说科学根本不可能治愈一个带有假设内在缺陷的人，这样的理论在本质上是基于悲观主义立场的。它认为“有障碍”的人都或多或少被自己的内在特征所束缚或限定，极少或不可能有取得任何“进步”（亦即变得更加“正常”）的机会。洛娜·温似乎就代表了这种观点，她写道：“没有表现出任何良好认知能力迹象的儿童，几乎不太可能通过任何教育方法真正发展出什么能力。”（Wing,2000,p.2）如果一个人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持“孤独症是内在特质”观点的人会解释说，教育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个体本身一定是不同寻常的［例如，洛娜·温（Wing,2000,p.2）曾将蒂托·拉贾什·穆霍帕德耶描述为“不同寻常”的］ 。在关于孤独症解释的“大理论”框架中，一个表现出巨大变化的个体，很可能被认为是统计异常值，或如洛娜·温所述的“不同寻常”。因而，个别的相反例证并不会对孤独症的主流观点有任何触动。

智力争论中的持培育论的一方认为，被划归为孤独症的人像任何人一样，是可塑的。孤独症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定义。阿尔贝托·弗鲁戈内或上述格拉斯哥演讲者们的经历证实了这样一个主张：任何人的表现都与环境因素相关。在孤独症人的自传于近些年问世之前，德什·洛里耶（Des Lauriers,1978）就在他的个案研究中表述了这一观点。他描述了自己对凯纳最初的十一个病人之一克拉伦斯所做的研究。他发现克拉伦斯明白，自己的社会交往通常与常人（normate）[10]所期望的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尽管如此，他的表现也是受环境所左右的。克拉伦斯担心新技术的出现会使他丢掉工作，还担心是否能在性生活上满足妻子——德什·洛里耶指出这些也是非孤独症人会担心的事，比如，一个人将要从单身步入到婚姻殿堂时也许会紧张得产生“轻度阵发性恐慌”（p.227）。德什·洛里耶总结说，尽管孤独症也许能标示出克拉伦斯在主观性上与他人的不同，但无疑，克拉伦斯取得了很多成绩，这受益于他早期能够置身于社会交往环境中以及他所受到的教育。他能够清楚地认识并阐明自己的状况，并强调机会，认为机会是自己能够发挥潜在价值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