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感受人情和人性

导读:岁月含辛,月色明亮

散文取材广泛,笔法灵活,或绘山川,或叙琐事,或溯历史,或想未来,但无一例外,穿越时空,一草一木展现的是生命的呼吸,凡人琐事咏叹的是岁月的歌谣。本辑“感受人情和人性”所录散文是最能体现作家性格的文章,因为每篇文章都是作家亲历之记录,字里行间的思考都来自作家最本真的生活。

本辑散文触动人心者有三:

首先是行文质朴,足见一颗最真的灵魂。朱鸿先生以最质朴简洁的文字真诚地记录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求学、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土。不溢美,不忸怩,不矫饰,不回避,态度真诚,情感真挚。于此,我们看到一个真诚地面对生命的灵魂,一个执着于生命、希望不负生命、希望此生有所建树且能创造价值的灵魂。在真诚度上,阅读朱鸿先生创作的一些篇章时,总不禁会想到卢梭的《忏悔录》。你看《伞下》,他回避又想看男女在一把伞下,他心慌着唤同桌到自己的伞下来,被拒绝时脑子的空白;回忆与自己同在一把伞下的陌生的姑娘,默默地站着的时光。《伞下》的生命体验,是多少人青春曾有的悸动。朱鸿先生说自己作品“目标是真诚、真相和真理”,期望有助于“精神世界的清明和强健”。他说“实际上我一点也没有达到自己的期许”,显然是自谦了。真诚、清明是显而易见的。你看《别难》中不违本心又怕伤害厚道姑娘的幽微情思。你看《路遥纪念》《苦难与智慧》中对自我的认知,对路遥、史铁生的敬重。不一而足,你看到的是一个纯真的不世故的灵魂。

其次是其文似心灵的山涧流淌出的涓涓溪流,清新宁静,表现出对善良的珍重,映射出一颗善良的灵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朱鸿先生以善良之眼观世,文字记录的都是人世间的善良,读其文可以让人心温暖、眼光柔和。都说而今人心不古、人心浮躁,宫斗戏、谍战戏等充斥荧屏、充斥文化市场值得反思。文化是“人化”,文化相对于“自然”,是人的主体性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是“化人”,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促进人的社会化、文明化、个性化,从而塑造健全的人、完善的人。从这个角度讲,朱鸿先生的散文敬畏文化、记录善良、传播善良,善莫大焉。你看《忧郁的钱歌》中同学“都静静地等着他,而且要推迟归期,将他送走才离校”的善良。你看《善点燃了善》中刘路老师“声音是低沉的,道理并不高深,不过他的肺腑之言带着穿透人情世故的力,敲击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他的叮咛是滚烫的,旋即融化了学生梗塞于胸的块垒”的善良。……在这些善良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人性的高贵。而这份高贵,从来不拘于身份地位,这份高贵善良原来就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在我们的身边。朱鸿先生以他之文字开启世人蒙昧的眼,开启了读者的善良之旅、温暖之旅。

第三,本辑文字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记忆。朱鸿先生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经历了改革开放前陕西农村普遍存在的贫穷饥饿,有着农村孩子走出农家的那份坚毅和执着,有着改革开放后精神与物质碰撞中的彷徨与坚守,有着大西安发展中周边乡村拆迁故园不在的恓恓惶惶与失落痛苦。写的虽是他自己的故事,唤起的却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一直居于高校书籍借阅榜首,就是因为孙少平的故事是无数中国青年的故事。2019年4月10日晚,人类首张黑洞照片问世,照片在网上瞬间刷屏。5月25日电视节目《开讲啦》提到黑洞时,人们或喻之为蜂窝煤,或喻之为小太阳,或喻之为甜甜圈。很显然,不同的喻体折射出的是比喻者不同的生命体验,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也像人们现在常说的,听你唱什么歌,就知道你多大年纪。庄子曰,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所以,朱鸿先生的散文不仅可以唤醒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更可以弥补当下青年拇指一族的生命体验,增加生命的厚度。《忧郁的钱歌》让人感动于王凡的北京之行的诗和远方,《彷徨》让人思考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珍视,《故乡难言》《老人与狗》让人产生不尽的乡愁……打开书读吧,在《恋旧》《出城踏雪》中你会慢慢地看见你自己,眼角慢慢地流淌出滚烫的泪。

其实以上触动人心的三点本质,是朱鸿先生几十年从没有辜负过这片养育他的皇天后土,没有辜负过他生命的每一天。文如其人,因此读本辑文章,你绝看不到牙尖嘴利,也不会看到轻巧华丽。每一行文字简洁厚重,似关中大地涵养了一个冬季的麦种在春季破土而出。类似《善点燃了善》中“在贫困的地方,欲望是要勒紧的。欲望也能够勒紧,他们当然是一直紧勒着欲望的”的地气、生活气,这些文字俨然陕西的手擀面,劲道十足,耐人回味。

朱鸿先生的用喻也非常别致,《苦难与智慧》中“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挣扎的状态,这仿佛蛇蜕皮、蝉脱壳、虎狼豺豹舔其创伤,总是隐蔽在角落进行的。禽兽也会维护其自尊,何况是人,何况是史铁生”,《出城踏雪》中“冬天不下一场好雪,就像人生少了一场热恋一样平淡、乏味、庸庸碌碌,甚至浑浑噩噩。伟大的热恋难以预期,不过一场好雪毕竟还可以希望,遂盼着盼着”,《告别》中“您就像一棵已经伐倒并横在田野的老树,然而您总是反复地从树端上和树皮之间长出绿芽”等让人读之难忘。

朱鸿先生严肃认真地思考,在平淡如水的日子、琐琐碎碎的苟且中咀嚼出生活的诗意、生命的尊严。你看《问鱼》《母爱如流》等篇章,他善于串点成线,由线去织出生命的华彩、人生的无常。

他用心纯良,观察世事人情,落脚点都指向了善。知世故而不世故是最真实的善良。你看《哭泣的老牛》中的各个村民,你看《一臂之力的伟大》中的童先生,读文识人,但在描写了自私、懦弱、邪恶、嫉妒等过后,最终还是落在了建设人性的善上。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说:“在这个遍地都是金钱的年代,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王蒙说:“文学既是一个热情投入的方式,又是一个拉开了距离的方式,保持某种客观的心态。”笛卡儿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远也罢,近也罢,“岁月含辛,月色明亮”,相信朱鸿先生不负生命的《感受人情与人性》一辑会给读者带来灵与肉的洗礼、净化和升华。

陕西省特级教师、陕西省教师队伍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西安市中语会理事长,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贾玲

陕西省优秀教师、陕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西安市第一中学 罗畅

伞下

小时候,我在乡村,天下雨了,不是戴一顶草帽,就是光一个头,雨里来,雨里去,匆匆地跑着。偶尔碰见一个打伞的人,我就站在雨中,呆呆地看着,直到人家的伞盖和背影在蒙蒙的灰白之中消失,这才出一口气,慢慢迈动我的脚步。当年我是多么想要一把雨伞啊!

我到西安去读大学之际,家里给我买了一把雨伞。雨天,校园来往的同学,几乎都打着伞,下课以后,大家从一条路上经过,夹在绿树和鲜花丛中的甬路,就被伞盖笼严了,纯色的,带花的,黑蓝黄绿,俨然一条美丽的伞的河流。走在甬路上,雨落伞响,很有节奏,心里便油然生出一种愉快,一种自豪,不禁感谢我的父母了。

不过一种新的渴望和苦恼,渐渐向我袭来。在雨夜,我常常看到男女同学走在一把伞下,悄声细语,显得颇为亲近。我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并情不自禁地欣赏这种景象,不过又觉得逊礼,甚至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愧,于是悠然一瞟就回避。不过心里还是想看的。

那时候,我正倾慕一位女生,她是新疆来的,人瘦小,然而很俏皮,戴着一副白色眼镜。她和我同桌,喜欢看我的散文作品,我俩整天在一起,交流得很多……但是,如果我把思绪引向我所希望的方面,那么她就会垂下目光,睫毛交集,俨然关窗闭户一般。有一天她没有带伞,便顶着书包,在雨中半跑半走。我赶上去,心慌着,唤她到我的伞下来,一块儿回宿舍。从教室到宿舍,其路近乎一里,这样长的时间,我与她彼此并肩于一把伞下,我觉得那是非常美非常幸福的事情了。然而她却笑了笑,道一声谢谢,跑了。我脑子一片空白,久久站立,感到自己因为羞愧而两颊发烧。毕业以后,我由其他同学那里获悉,她是明白我心的,对我的为人和发奋用功也很佩服,只是嫌我家在农村,嫌我个子矮。

从这个女生跑了以后,我的伞下就一直没有姑娘进入,当然也没有遇到我可以为之招手的机会,但我的心却在虔诚地呼唤,我希望能够凌空飞起一座桥梁,让我的感情从此岸走到彼岸;我希望我清澈的爱的河流,能够寻找到它滋润的秧苗。我经常问自己:什么日子,你的伞下便没有了孤独和寂寞呢?

一天晚上,我探望一位老师,回家已经晚上十点以后了,因为下雨,车站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或打雨伞,或穿雨衣,都不言不语地站着。初夏的雨,洒在树上,沙沙作响,灯光照亮的地方,雨丝竟成了条条闪烁的斜线,路面忽明忽暗的。

忽然嚓嚓地走过来一个姑娘,她缩着脖子,细看站牌,之后就平心静气地站在那里,仍缩着脖子,显然是要乘车的。她只穿了一件薄衫。看着她在雨中瑟缩的样子,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又仿佛什么也没有考虑,完全是自然而然地接近她,把我的伞放在她的头上。她蓦地一惊,诧异地回头,注视着我,似乎迅速地思索了一下,便向我微微靠拢,于是我与她就并肩而立,庇护于一把伞下,不即也不离。等车的人,有把我们当成熟识者或亲密者的吧,遂向这边一瞟一瞟的。不过我明白,我和她实在是陌生的两个人。我不知她想什么,但她一定会想什么的。我的伞下一向缺姑娘,现在我跟她站在一起,竟猝尔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很温暖,很和谐,很完整,就连在雨中洗濯的古城,也让我觉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宁谧,这么庄严和美丽。我们一直默默地站着,直到汽车来了,她浅浅一笑,点点头,走出雨伞上车去了。灯光照亮了她纯朴而天真的眼睛,照亮了她白净而红润的脸,照亮了她那窈窕而温柔的背影。我这才发现她确实是很美的。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到车前又没有上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收伞而迎着夜雨。望着汽车在蒙蒙的夜雨之中远逝,我突然有一种惆怅的感觉,不过它须臾之间便消失了。我步行着回去。夜雨携着清新的气息吹到我的脸上,让我的心一片明净,遂不禁吹出一支温馨的口哨曲调,在沙沙的雨中悠然走去……

别难

在大学阶段,恋爱方面的事很是失意,当然常感苦涩。毕业以后,有老师要引荐一位女生给我,虽然不怎么喜欢这种形式,但我却知道辞谢失礼,遂认识了老师所推举的那位女生。

老师安排我在一个屋子坐下,悄悄交代了几点,才决定把还在另一个屋子的女生带过来。他过分认真,倒水放糖的匆忙之中,动作竟不免显得拘谨,甚至笨拙,完全没有平常激扬文字与指点人生的潇洒。我一一应承着,想他这样大概是重视此事的缘故吧。正因为这样,我对他充满了感激。

喟叹之际,老师领着女生过来了。分别作了介绍,老师笑一笑,就走了。

女生刚刚进门的一瞬之间,我感到她光彩照人,因为她显得充满活力。这样的女生在我心里总是美的。

在交流过程中,我仔细观察,发现她并不漂亮,不过长得还算白净,也丰腴。她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颇有稳重之感,神情、言语、举止都透露着一种纯朴气息。

她低我一届,所以学校发生的一些要闻趣事,彼此几乎都知道,这使我们有了足够交流的话题。

不过我对她总的印象是平淡的,胸中没有我所想的日出的喷薄之感。我觉得缺乏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立即分手,我也不会,因为她身上也许蕴藏着令我倾倒的优点,还有待我去发现。于是我就约了她再见。我以为再见一次是必要的,它可以使彼此产生一次新的感觉。

我打算往她宿舍去了。我知道,要了解一个人,非常有效的途径便是往其生活的地方去,这里应该满是其生活的影子。

那天晚上,她的同学都在教室自习,宿舍只有她一个人。我们并排坐在她的床边。她似乎很高兴,一会儿拿出藏书,一会儿取出影集,但我却颇为被动,觉得寡味,常常便沉默了。偶尔她斜着身子,用一只胖胖的手支撑在床上,我才醒悟自己所担任的角色。

我终于明白,虽然难以挑出她的缺点,不过我也难以对她产生热烈的感情。平淡对恋爱似乎是不宜的,我决定结束交往。

实际上这就是分手。恋爱没有不存在分手的可能的。这是经常发生的事,不过处理不妥,便会产生伤害。以前我伤害过别人,别人也伤害过我,而且这种伤害会像一些疤瘌,遇到阴雨,便隐隐作痛。所以对这样一个天真的姑娘,我应该尽量处理得妥当一些。

基于如此考虑,我就没有继续约她。我有信给她,先后两封。信客客气气,抹着一种冷色,而且两封信的时间隔得甚长。我是以这种形式启发她,让她反思,使她渐渐有所觉察。

也许这不是最好的方式,缺乏当机立断的效果。不过我以为,为不使她感到突然,感到难以接受,这种方式还是好的。

然而,我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事实是:我有信给她,她又有信给我,似乎是以新的途径作相互的了解。尤其是她误会我没有约她,是为了她能专心复习,迎接考试。她竟提升了我的品质,因为我对她的体贴在感动着她。此乃不虞之誉!

放假以后,她来看我,并提出在她回家的那天,我能送一送她。在默然慨叹之余,我答应了。不过也暗暗决定,假期结束以后,一定鸣金收兵,长时间这样含含糊糊是不当的。

为不搅乱她的安宁,我送她到车站,并尽量热情、亲切,一直送她进入车厢。我可以迅速帮助她寻找座位,帮助她把包裹放在行李架上,但我离她很近,望着她的眼睛,我却极难说些什么。我以为,我与她之间显然不能建立我所期望的恋爱关系了,过分的热情,过分的亲切,很不合适。可惜她浑然不知道我之所思,仍以眷恋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不免窘然。

周围也有送行的青年男女,其不舍之状,有的真是难分难解。也许是这种气氛的感染,她显得很兴奋,又是告诉我她过去的旅行之趣,又是告诉我她家的花园之盛,脸上呈现着霞一般的红晕。但我却只是礼貌地诺诺而应,甚至常常残忍地将目光投在窗外,看天桥上紧张奔跑的人。

列车要开动了,我便穿过隧道返回。陌生的人在我身边匆匆而过,昏昧之中,脚步声杂沓一片。我默默地走着,看到隧道的出口摇晃着人的影子,有微弱的白光在其中散布。这时候,我感到泪水突然涌流而下。我现在都不知道,当年的泪水到底是为这个厚道的姑娘涌流的,还是为孤独的自己涌流的,或是因感到了青春的苍凉而涌流的。

我为什么没有长高

我为什么没有长高?如果这算作一个问题,那么关心它的,唯有喜欢我的一些女性。男人对它是没有兴趣的,甚至他们暗暗认为我这样正好,世间多一个矮于自己的人,自己就多一份优越,其优越不劳而获,真是有福了。至于爱我的人,当然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爱这种感情,本质是自私而主观的,它可以使任何外在的评判标准消化为零,被爱之人不知不觉已经成为自己的一个部分,并以拥有被爱之人而幸福。事情就是这样:你爱谁,你便希望谁是你的,他或她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在乎。

我是没有长高,谁也掩盖不了这个现象,只要我走进人群,这个现象便会显示出来。不过小时候,我对自己身矮的问题毫无知觉,我根本没有发现自己与人何异。我是快乐的奔马,得意的游鱼。我发现自己身矮于人,是在大学的时候。根据个子高低的标准排队,我被列入最后几名。接着在操场作军事训练,两人走步,竟是一个女生和我构成一组。特别是跳舞,由于个子的问题,居然一半以上的女性难做我的舞伴。这主要是我不愿意,我担心她们败兴。虚荣的女性总是喜欢外表出众的男人,这种女性在追求所谓的美的标准之下,开始便将一批矮子排除了,她们哪里知道能力和魅力才是男人的金子。然而,这种女性在一个时期竟越来越多,其互相攀比,把身体高度作为择偶的必要条件,仿佛1.75米以上的个子就是幸福。我很清楚,这种女性是给别的一类男人准备的。

但我心里却颇有苦恼,甚至自卑。我暗中使劲,要在事业的成功和品质的修炼方面超越众多的男人。当然,我也对社交场合进行着选择,以规避那种酿造庸俗与市侩气氛的场合。我小心翼翼,并伤感地认为,我的身矮使我天生地减少了欢乐。为之我想哭。我甚至变得厌恶一些矮子同学,因为他们之身矮使我看见了我的影子,遂远离他们。我认为矮子聚集一堆,将显得更矮,这犹如雪覆盖了地面雪更白,夜色笼罩了天空夜更黑一样,量的累积便要改变它的质。

不过对身矮的苦恼,仅仅是一个阶段,我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心态。这不惟因为我终究可能长高,关键是由于我发现一个人是否有用或用处的大小,并不由身体的高度决定。这种认识给我的鼓舞,胜似那些矮子伟人给我的鼓舞,尽管在历史上有众多的矮子建立了功勋,有人所熟悉的拿破仑、康德、贝多芬,不过他们只是证明的材料,真理之光才可以照亮我灰暗的灵魂。我尽扫形秽之感,舒展地发我想发之言,举我想举之义。

实际上我极为敏捷,喜欢运动,充满了爆发力。在故乡的麦场,我和伙伴曾经常常摔跤,那是十分痛快的游戏。我也是过去的长安县少陵中学的乒乓球冠军,从我进这所中学到我出这所中学,整整五年,没有谁能够夺走这个荣誉。我的同学对我举拍跃起扣球的风格,总是掌声四起。上了大学,我仍喜欢运动,体育教师总是将我从队列拉出,由我在单杠上或木马上做示范动作,我没有一次不是做得潇洒而完整的。不过那时候,我恰恰为自己的身矮而苦恼,虽然它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

矮子的优势绝不仅仅是敏捷。其优势在于他不会给人以威胁的感觉,人往往会对他发生错觉而轻视他,误以为那短小的身材没有什么力量。这正为矮子提供了出奇制胜的机会,他将悄然利用自然的隐蔽条件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平凡的事情,经过矮子一做,便会出乎意料地闪出光辉。在重要的场合,往往也是矮子引人注目,并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尤其是矮子长期生活在身高且大的人群,难免压抑,从而时感危机,于是他就强烈地要冲破压抑,战胜危机。他热切希望取得成功以让世界承认,似乎这样才能轻松一下。一般人或身高且大的人便没有如是感觉,反而滋生得意,从而不知不觉之中钝化了意志。矮子的另一个优势是人倾向于对其推心置腹,容易成为朋友,这竟使矮子在女性那里常常胜利。对身高且大的男人,女性总是警惕和提防的,因为其天生具备了一种威慑力量,即使他确实喜欢一个女性,也需要岁月慢慢证明,但矮子却自然削弱了对女性的威胁,他好接近女性,好获取女性的信任。所以我要提醒矮子,不要为身矮叹息,只要努力,一切都会有的!

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的形骸永远潜伏着争斗的因素,这使那些身高且大的人往往要野蛮地挑衅矮子,认为矮子可欺。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斯。我在小时候经常打架,我的对手几乎全是身高且大的人,然而我没有一次让对手完好地离开,虽然我付出的总是更多。中学的一个同学与我曾经在球场打架,那仅仅是因为我指出他犯规了,他便动武,而且误以为自己可以用强力制服我。对这种行径,我忍无可忍,遂在其咋咋呼呼、皱眉瞪目、张牙舞爪之际,攻其不备,跳起来给了他一掌,这使周围的老师和同学无不喝彩。几年以后,我在大学仍如斯跳起来反击一个肉厚之徒,感觉十分痛快。进入社会,打架行为没有了,但争斗却不止,其方法往往是辩论。我一个矮子驳斥一个身高且大的人,那种场面实在奇妙。看着对手气急败坏的神态,真让我觉得他愚蠢。这样的感觉是一个矮子所独具的,其他人要体验也难。

我从来不想用高跟鞋垫起自己,以修改我的身矮。这种方法,显然无聊而虚假。也许在某年,当有科学的技术使矮子长高,这种结果也许会为众多的矮子所欢呼,然而我绝不采纳如此技术。天生为矮子,我就喜欢天生的这种样子,如果来世我仍为人,那么我希望自己还是矮子。当然,一个矮子是难免会遭遇侮辱的,因为并非一切人都文明到完美的程度了,不过这不可怕。我曾经受到一个无赖对我的讽刺,然而我立刻这样回敬他,我说:“我是一个矮子,这是因为上帝精心地创造了我,但你的高大却只不过是上帝随便涂抹的一张草稿而已!”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长高呢?我成为矮子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这是父母的遗传所致,有人认为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饥馑所致。也许吧,不过这都不重要。

我为什么没有长高,属于秘密。我独创这个秘密并独享这个秘密。那是在我18岁的时候,一天,我在秋日的原野上走着,惠风送爽,淡云行空,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刚刚收获了的田间,玉米和谷子的芳香,带着泥土的湿润四下飘散,松鼠与兔子偶尔在远方的沟坎鸣叫。这一切都让我心情愉快,想喊想呼,难以自禁。忽然,天上飞翔而过的一只大雁,噙着一个精致的小包落在地上,我捡起打开,发现小包里装着一页薄脆的纸张,其上布满了星空山河世间之图,复杂无比,深奥无穷。我正在迷惑,感觉一个人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响了起来,我的印象是,他告诉我:我现在要停止生长了,我身将低于一般人,不过如果我能发现其图之中隐藏的真理,并付诸行动,那么我就可以长高。这声音使我震惊。我将成为矮子!我一下醒了,才知道这是一个梦,随之秋日辽阔的原野蓦地便无影无踪了。这是一个多么美丽而残酷的梦,我的长高,竟是附加了条件的。

这个梦实际上是我编造的,我将自己的追求和期许融进此梦,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我清楚地知道,实现我所设计的境界之日,才是我真正长高之时,否则便是矮子。这是一个过程,显然需要艰苦的跋涉。岁月流逝,尽管我苦苦探索,孜孜以求,其中的孤独、凄凉、创伤、疲倦,如影子追随着我,如瞌睡陪伴着我,但我的手却仍是空空如也,一无发现,而且人照旧在庸俗之中走动。我的脚上污点斑斑。我一点都不满意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耸立云霄呢?什么时候才能树挺大地呢?我是怎样盼望着自己长高啊!

秋天来了

这个夏天,我一直羁留北京,公事也办,私事也办,忙得一塌糊涂。春天我就出去了一趟,沿着长江的漂游改换了我的心境。回到西安,已经是夏天,各家各户都打开了窗子,阳光照在古都灰色的城墙上,让人又伤感又欣慰。我清扫了房间,铺上了竹席,准备度过漫长的酷热之季。因为有事,且事不宜迟,便匆匆到了北京,擦得干干净净的竹席,我只睡了三个夜晚,一把新的扇子,还没有打开。可我人在北京,心却不在。这里的繁华和热闹,并不能吸引我,我当然也不会沉浸其中。人生众多的责任,虽然我没有明确承诺,但我却时刻准备担当,这只有自己清楚。我长了一颗心,不过常常感觉它是一朵梅花,天生便分成了几瓣,而且注定要落光才作罢。人实际上并不是为自己活着,爱使你充满牵挂。如果世间没有了你所爱的,那么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

长江一线的旅行结束之后,我和女儿待了一天。我是到幼儿园接她的。我刚刚出现在教室门口,她便看见了我。她扔下玩具,直奔过来。女儿红着脸腮,喊着爸爸。我正准备抱她,她发现我穿了新的皮鞋,便蹲下去,用手抚摸着,惊异鞋怎么这样明亮。这使两个老师痴痴地望着,我觉得不妥,便拉起女儿离开了教室。我带女儿来到一片空旷的草坪,在这里,我取出了给她买的玩具、衣服和食品。女儿很是快乐,她唱歌跳舞,流利地背诵童谣,打乱笔画照猫画虎地写字,以这些让我高兴。我颇为感动,但我却只是紧握她的手在草坪上走着,要她听老师的话,长大做爱劳动有才能的人。她点着头,答应得很是认真。我将她送回了幼儿园,分手之际,她叮咛我下次接她。遗憾的是我没有接她,因为还不到下次我接她的日子,我就到北京来了,匆匆而来。

我对女儿的歉意绵延如水,在北京的街上,我看见孩子就想起女儿,甚至懊悔没有带她来。女儿五岁了,是能跟我到北京来的,可惜我没有带她,她仍在西安的幼儿园。也许她在那里很好,不过我仍会反复想象她在夜晚的情景。她的漆成绿色的床狭窄如带,那是一个极大的寝室,其中有几十个孩子,她的床只占据了极小的位置。在那里,灯熄之后她想什么呢?她会问我为什么没有接她么?她的小小的灵魂,对世间产生了怎样的印象?在某些时候,什么东西会刺痛她稚嫩的心吗?对女儿,我有一种深沉的愧疚。作为父亲,不管什么理由,我总之是没有给她创造一个完整的环境。实际上是孩子用幼稚的肩膀承载了父母的痛苦,或是父母将自己的困难让孩子分担了。望着女儿身穿花衣的背影,我便不禁这样想,而且感到辛酸,但她却爱我。当我用自行车带她的时候,她会开心地用后脑勺撞我的胸。她吃饼干,吃苹果,往往会悄然拿出一些塞到我的手里,这样做,她完全是自觉的,在默默地做。我和女儿告别所立下的一个规矩是握手,她已经习惯这样。不过有一次我在教室拉她的手,她竟缩了回去,我诧异之际,她伏在我的耳边告诉我,老师和同学都在那里,羞得很。

另一个让我牵挂的人,是父亲。几年之前,他患脑血管病,生命垂危,亏得治疗及时,身体恢复了过来。不过他知道这种病无常,再发作便势不可当,遂遵医生之嘱,坚持锻炼,认真服药,也暗中准备着。他为我的祖父祖母补了墓碑,为选上乘石材,曾经数度前往县城。他撰碑文之际,手在颤抖,泪水滴满了纸。立碑那天,帮忙的人很多,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对已经亡故了二十年的祖父祖母,他叩首作揖,泣不成声。村里的人劝阻他,但他却坚持跪在地上。父亲要我把立碑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忙乱,竟一直没有做。父亲考虑了自己走后的问题,并把其意见传达给我的姑姑,要她将来监督执行。他希望葬礼尽量简单,不要像乡俗所规定的那样麻烦。他没有告诉我,是想让我安心工作,以免影响我的情绪。他只是轻淡地吩咐我,他走了之后,姑姑怎么安排便怎么进行。那天,我们坐在寂静的屋子里,阳光灿烂,天空明朗,我从窗口可以看见遥远的田野。我一直望着田野,我看见在黄绿交错的少陵原的南坡,有牛缓缓移动。

父亲在少年时就参加了工作,为人勤奋、耿直、精明,一生东奔西跑,可惜失去了很多机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他一个月几十元人民币的工资,养活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八口人。退休之后,有一段时间他显得忧伤,默默地在院子里扫地、铲土,以掩饰自己的情绪。作为儿子,我对父亲的心境能猜测出来,一是他没有什么积蓄,劳动的价值在生活的过程之中就消失了;二是他感觉忽然就进入了晚景,人生的终点似乎临近了。实际上并非如斯悲哀,因为他一再接到企业的聘请,要他管理业务。此间他赚了一些钱,不过仍像过去一样省吃俭用。他计划在院子里建两层楼房,留给我和弟弟,不然心里空空荡荡的。1990年春天,他的构想使自己情绪高昂。他拿着尺子,在院子里量来量去,并在纸上计算并制图。但那些日子,我却不能给他多少协助,岂止是不能协助,我反而还要让他为我担惊受怕:我不得不将两岁的孩子送回老家,由我母亲看着,以便我应付那些日子的生存问题。他很是愤慨,竟嘱我不要管什么国家的事情了。他怒气冲冲地用一个指头戳着天空,眼睛大冒火星。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很沉默很沉默。

谁家都是有矛盾的,但我弟弟和我父亲的矛盾却让我伤透了心。他们各有各的道理,都是火暴性子,蓦地便会吵起来。母亲害怕他们这样,几次到城里来,见我就流泪,让我想办法。解决困难,我的办法非常有限,只能让朋友帮忙。我不是处长,不是科长,什么权力也没有。指责他们吧,我于心不忍,而且没有这个资格。责任是有的,便宽慰父亲,劝解弟弟,不过这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有人从故乡寻找我,那么我的第一问题永远是: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一向要面子。身体有病,使其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不过他不想这样。他一直要挣扎着做一些什么,避免闲着。他拿笤帚扫地,拿木杈挑场,然而不能随心。他艰难的动作,看着催我泪下。我对父亲从来没有亲昵的表示,彼此相处,总是严肃的,也许这是我小时候他对我过于峻急所致吧。不过父亲终于显出慈善了,很久之前,他提着鞭子在院子里追打我的样子已经荡然无存。我不知不觉增加了探望他的次数。我坐在他对面,他似乎满足而喜悦。他问工作,问孩子,叮咛我知足常乐。父亲暗示我,他老了,不能经受打击了。他特意为我置备了一个杯子,放在柜子的顶端,我回家,他便踮脚举臂,一点一点地够着,够着了就取下来让我喝水。他给我扑打衣服上的尘埃。当知道我的一套西装花了几百元人民币的时候,他突然笑了,高兴得眼睛也眯起来,并到厨房去笑着告诉我母亲,似乎得意于自己的儿子居然穿得这么贵重,岂不知它只不过是西装的普通档次而已。如果我带着女儿看他,那么他的情绪便有微妙的变化。走的时候,他要拉着我女儿,送到村外,送得尽量远,依依不舍的样子。女儿幼稚,竟学着他一踮一踮地走路,这使他笑得泪水盈盈,但我却泪水在咽。

在南方旅行以后,我回家见到父亲,时值春夏之交,花好月圆,他颇是愉快。他嘱我安心工作,现在不要探望他了,只希望我在他生日那天回家就行。他说:如果忙,那么向领导请假,我已经没有几个生日了。我答应回家,我想有的是时间,怎么都可以回家为父亲祝寿的。我在北京出差,并没有忘记父亲的生日,然而事情极不顺利,拖了一天又是一天,马上就是父亲的生日了,但我却不能离开北京。在这里,我没有一点玩的情绪,临近父亲生日的时候,我尤其烦躁,思考着放下所有事情返回西安。然而公事不办不行,私事不办不行,而且私事是受朋友之托的,于是我就硬着心肠置孝敬于一边,继续滞留北京。情绪不好,使我在夜晚做了一个梦:我的牙齿掉了一颗。乡俗,这预示着老者的凶讯。我当然想到父亲,遂很是惶恐,如果父亲真的去了,那么我将多么懊悔,多么遗憾。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东方既白,我仍在辗转。到了父亲生日那天,我一直沉默着,朋友都以为我病了,三番五次地问我怎么了,我只轻轻告诉他们: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他要我回家,我曾经答应回家的,他有病。

剩下的日子过得很涩,我只是跟着事情旋转,根本没有注意北京的风景和风情。事情完毕,我随便买了一张经过西安的票就上了火车。抵达西安是在中午,下了火车,我跟着流水似的旅客来到大街上。我默默地走着,思考着很多事情。蓦地有一种诧异的感觉,我的胳膊怎么是凉的,遂看周围的人,见他们都穿着长袖上衣,但我却是短袖,仍是我离开西安那天所穿的上衣。我这才发现夏天已经过去,地上落满了虫蛀的黄色的槐叶,供应冷饮的摊点竟少得寥寥无几。漂亮的姑娘都换上了深色的裙子,她们的变色镜不见了,遮阳帽不见了。在天桥一带,竟有农民担着石榴和柿子在卖。这时候,一行大雁恰恰飞过古都的天空,它们悠长地叫着,其声透露着深刻的迁徙之苦。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秋天了,秋天来了!岁月流逝得如此迅速而残酷,悄悄地,半年就过去了,然而我必须做的事情才做了多少呢?

忧郁的钱歌

我的同学王凡,现在是一个特级教师了,人多赞赏他,但在十年之前,他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从榆林考入陕西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的阳光,给他的脸上涂抹了苹果似的红光,荒凉的高原的风,吹得他土豆似的郁郁寡欢。他的学习是刻苦的,我天天看见他挎着一个揉皱的黄色布包,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食堂。他的生活,是名副其实的三点一线。他永远待在教室的一个角落读书,从来没有高声笑语,班上的一切娱乐活动,他都不参加。他的裤子打着补丁,脚上穿的是姐姐做的黑色布鞋。

请不要为校园学子的衣服打着补丁而奇怪,那时候,社会刚刚从饥馑的岁月脱身,不过那时候整个社会也充满了一种清正之气,只要将校徽戴在胸前,就能赢得尊敬和羡慕,就会感到自豪和骄傲。其原因是,知识和才能是社会崇尚的主流。然而请勿认为我们只知道学习,是一群书呆子,实际上我们是懂得潇洒的。在所有云集青春的领地,都有潇洒,这是生命的规律,对此,就连一个鼻尖渗着油光的肥胖的厨师都清楚,他曾经这样喟叹:戏坊文坊,恋爱的地方。那个快乐的老头无疑是夸张了我们的浪漫,不过我确实曾经穿着用一元五角人民币购买的旧军服追求过校园的姑娘,而且,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蠢蠢欲动,但王凡却无所作为。我曾经将这归于他的自卑和胆怯。

实际上我错了,王凡有一个愿望,他想在大学期间到北京去一趟,看看首都的样子,身临其境地感觉一下故宫,感觉一下广场,他担心毕业之后,分配在榆林某所中学从教,就难有机会了。然而他没有钱,父亲、母亲和姐姐生活在贫瘠的山里,经济是薄弱的。四年大学,他统共从家里拿到八十元人民币,总是在开学之前,母亲督促父亲,父亲才迟疑地用粗硬而年迈的手,将十元人民币放到他的包裹旁边。王凡知道,这钱是从卖鸡卖猪的收入之中分割下来的。不清楚它经过了怎样一种渠道流通到一个老农民的手里,迟疑之后,这个老农民才用善良的手递给了一个大学生。校园美妙的雨声书声,遮掩了王凡的身影,没有多少同学知道他的境况,他将自己的窘迫深深掩埋着。然而,窘迫的心中萌生了一个愿望,对于一个从闭塞的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十八岁的男生,这个愿望使他既感幸福又觉艰难。他便抑制了别的一种憧憬,他只想看看北京,遗憾自己没有钱。

如果是在今天,那么他随便打几天工就可以筹得北京之行的费用,不过那是在多年之前,社会并没有这样的风尚,对他,唯一的办法便是节俭。王凡真诚感谢班上那些干部,他们一直将贫困补助费给他,一年一次,一次八元,而他则像拆卸精密仪器似的花这些钱,以免日子的阻滞。问题是这不足以促成北京之行,他的有效举动是只吃咸菜,一角钱一份的咸菜,他吃了早晨吃下午,吃了下午吃晚上。他的理论是,在家乡,好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冬天,成堆成堆的白菜放在食堂周围,饥饿难忍之际,他会偷偷撕下几片叶子在宿舍煮熟,调上烈火一样红艳的辣子,调上盐和醋,便是一餐美味,这当然是偶尔为之。那时候,我们的伙食是由国家供应的,一月十七元五角人民币的菜券和三十斤的粮券,生活委员从伙食管理处领回便发给同学。王凡拿到之后,悄悄抽出五元的菜券作一月之用,其中三元购买咸菜,两元左右在假日改善生活,将余下的十二元五角的菜券收藏在他的枣木箱子里,放假之前,将其兑换为钱。他这样积攒了三年。到了最后一个暑假,他手头有了三百六十八元,并终于在1982年6月28日那天买了一张从西安通往北京的车票。他拿着车票,十分兴奋。回到校园的时候,宿舍的同学都静静地等着他,而且要推迟归期,将他送走才离校。只有他们知道,王凡如此一个愿望的实现是多么艰难。

尤其可贵的是,宿舍的同学将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现在。王凡是有尊严的,他们怕泄露了秘密,使其受到意外的伤害。倘若不是春天一个同学的聚会,那么我将永远蒙在鼓里,不过我知道了这个故事,我便难以沉默。让我面对崇拜金钱的浪潮,面对日夜蔓延的浮华和虚荣,轻轻吟唱一声吧!

哭泣的老牛

一头老牛的哭泣,从梦中把我惊醒。二十年之前的声音,寻找着二十年之后的我的良知,我当然能感到它的来头。谁也不能轻视从已经远逝的岁月突然出现在你梦中的一头老牛,而且是一头被人剥皮、被人切割为肉的老牛。它的登门,没有一点探望的意思,这便是我的灵魂难以安宁的原因。

秋天的阴雨,使田野的一个古坟塌陷成坑,它的周边有青青的嫩草。老牛在吃嫩草的时候掉了下去。六十岁的张裕一直套着它犁地,知道那是一头非常优秀的老牛,它跟张裕很久了。在秋天漫长的下午,张裕走在它的背后,扬着鞭子,但他却不打它,一下也不打。老牛认真地用脖颈拽着绳子,使明亮的铁犁得以插入其蹄子后面的黄壤之中,土壤便一点一点断裂,翻卷,破碎。汗水从老牛的脊梁渗流而出,在肋部和背部渲染。汗水把老牛的黄毛变成了黑毛,黑毛浸泡于汪然的汗水之中。张裕望着静默耕地的老牛,感觉了它的辛苦和劳累,便喟叹一声,让其歇息。他卸下老牛的笼嘴,解开绳子,放它在田野活动或吃草。张裕离开老牛刚刚翻出的大片大片的黄壤,到另一块田野去游逛。浓烈的地气弥漫在新土之上,颇有鲜味。有麻雀愉快地觅啄着新土之中的虫子,当其受惊而起飞的时候,夕阳便照红了它们的翅膀。不过秋天空旷的田野,蓦地出现了老牛的嘶号。

我提着捡柴的竹笼跑到老牛那里去,发现它的臀部坐在墓穴中,头和犄角沾满了泥巴。墓穴很深,老牛庞大的身子架在半壁,如果它继续挣扎摇晃,那么将会完全坠落到底。老牛用乞求的眼睛望着我,我惊恐之极,立即奔走,把老牛遇险的消息通知给我的几个伙伴,并告诉给四个在村子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随之向在田野施肥的几个农民呐喊。

当人过来围住老牛的时候,它左看看,右看看,欢快地轻绵地叫着,目光充满了一种得救的希望,两个耳朵还向后一抽一抽的。我的一个伙伴,扯了一把嫩草让老牛吃,但它却摇头,之后便向大家望着,期待着。它窝在散出腐朽霉烂气味的墓穴,闷热得汗水淋漓。它忍受着后蹄顶着肚皮的疼痛,前蹄折在墓穴的半壁。然而,没有人建议怎么把老牛拉上来,他们只是在古坟周边来回踱着,装模作样地沉思着。当时我十二岁,已经有机智了,遂隐隐感到了藏在成年人脑子里的一种阴险的思想,这就是希望老牛死了,它死了便有肉吃。那是一个饥馑的时代,细粮是不能天天吃的,即使粗粮也并不多,仅仅可以在春节之际吃到肉。我预感到老牛的下场,遂向神情惶惑的老牛望着。我既兴奋,又难过,但难过却无所作为。有一个农民含糊地提出可以用绳子吊起老牛,不过一个白脸知识青年立即反驳了其意见,他认为,也许老牛已经残废,让它活着只有受罪。白脸的声音在夕阳的红光之中如蛇的信子,这使我朦胧地感到了世间的虚伪与残酷。

老牛察觉没有人会采取行动救出自己,便焦躁起来。它使劲挺直脖颈,向两边看着,眼睛流露着深沉的哀伤。它拉长声音,一下一下地叫着。老牛的声音,穿过墓穴周边的嫩草,消失在辽阔的散发着杂花野菜芳香和渐渐成熟的玉米谷子芳香的少陵原,遗憾没有人给老牛以应对。实际上成年人的心并不安,那几个农民的额头和鼻尖满是汗水,并反复揉搓着自己的手指,四个知识青年也是走来走去的,彷徨难定。老牛的声音慢慢弱小下去,这既由于失望,又由于疲倦。它窝着,显然难受,而且一拧一扯,一挪一移,都在冒着猛地坠落的危险。

张裕出现之后,老牛才嚎啕起来。它望着急急火火怒吼的张裕,老牛一气紧似一气地叫着。它圆圆的眼睛,一直盯着张裕,似乎知道张裕有心且有能力救出它。张裕义愤地质问所有的人为什么不告诉他,为什么没有寻找可以吊起老牛的绳子。在他剃得发青的头皮上,冒着黄豆绿豆红豆大的汗珠。他终于从一伙人迟疑和怪诞的神情之中发现了问题。张裕痛心疾首地哭了,并大骂起来。他扬着鞭子,唾沫四溅地大骂着:

“你们是想吃它的肉啊!这头老牛跟我八年了,没有咽过好的饲料。它一直嚼的是草,生产队把好的饲料都喂给那些骡马了。不过它耕地,拉车,种麦子,种玉米,种谷子,什么活没有干过?你们不觉得它可怜啊!老牛呀,你怎么掉在这里了?我是看见你太苦太累才放了你的啊!他们盼你死啊!他们盼你死啊!”

张裕沙哑而干涩的声音,使所有的人都无言以对,但他们却并没有行动,也不愿意行动。当时我尽管恨他们,不过也暗暗希望他们不要行动,我想,如果他们吊起老牛,那么就没有肉吃了。张裕的斥责似乎一下勾起了老牛的辛酸,然而它突然沉默下来,不向人嚎啕了。我看到泪水涌满了老牛的眼睛,它一眨眼,泪水便流淌而下。见老牛哭了,一瞬之间,四个知识青年神情有戚,仿佛要改变主意,然而终于没有什么举措。惟张裕走了,宣布要报告队长。我和我的几个伙伴,吓得站在远处,想离开,又想留下,以知道结果。

四个知识青年互递眼神以后,便绕着墓穴徘徊。白脸竟偷偷从老牛的背后踢起一块土,其滚下砸在了老牛的脊梁上。接着,其他三个知识青年也踢起土。他们要趁队长派人来救出老牛之前将它弄死。我望着他们这样想的时候,老牛突然扬起脖颈向我打量,并轮番观察其他人,随之使出浑身的力量粗声痛哭,泪水便像河一样流淌下来。但老牛的泪水却并没有阻止那些要它性命的人,他们反而加紧了行动。老牛彻底沉默了。它低垂着头,任泪水悄然喷涌。凄楚的夕阳覆盖着田野,它的红光照在老牛的脸上,其中幻化着极度悲怆的意象。令人费解的是,张裕并没有让队长派人来,而且他走了以后便消失了,似乎是在规避窝在墓穴的老牛。

那个白脸知识青年,显然不满意几个农民的犹豫。他还让我们这些孩子搬起大块的土扔向墓穴,不过我们不忍,便向后退缩。只剩下知识青年了,他们彼此也不对视,也不招呼,唯以丢大大小小的土与砖石于坟坑为要务,其面目之狰狞和阴冷,是我以前所没有见过的。老牛仍在啜泣,不过谁也不看,一副鄙弃曾经为之服务的世间的样子。夕阳照耀着,星罗棋布的村子及树木与庄稼,随着浮在红光之中的少陵原伸向远方。

老牛凄厉的哀鸣断然撕裂了天地所具的温情。急切的三声以后,便安静下去。一种死的安静,使我感到非常紧张。随着隐隐的一阵踢踏之声,墓穴上空升起一些黄壤的粉粒与嫩草的枝末,夕阳把这些游物竟都照亮了。死一般的沉寂!我想老牛是一定死了,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停止行动呢?

牛是不能打滚的动物,过分的摇撼,会将它的内脏震裂,并迅速致死。何况是一头老牛!它掉在墓穴中,将其臀部蹲下,将其头部扬上,如此颠覆性命的姿势,只能牺牲。何况人在加害它。

老牛的皮被剥了,老牛的躯体被剁成了一块一块的肉,分给了生产队的社员。那是一个黑暗的夜晚,没有月光,也没有灯光。坟坑周围尤其黑暗且阴森。村子的人端着盆子,翩然而来,翩然而去,无一拉下的都得到了肉。张裕和队长是最后拿到肉的,我躲在一棵白杨树的背后看到了。那个夜晚,村子到处飘荡着杂花野菜似的肉香,所有的人都觉得解馋,觉得幸福。

然而,哭泣的老牛终于穿越我懵懂的少年时代进入青年的我的梦中,它呜咽着、泪水涟涟的样子,让我感到它的一种对人类的愤怒的指责、深刻的藐视、强烈的仇恨。我想向老牛道歉吗?我显然缺乏道歉的资格。我身上也还有一个地方长着老牛的肉,在十二岁那年,我曾经偷偷地吃了它。实际上人类的发展便是建立在奴役和掠夺动物的基础之上的,问题是,难道人类因为有智慧就应该这样做么?我常常感到鹰捕兔子的凶狠,猫抓老鼠的残忍,不过比起鹰、猫之类的动物,人类真的是要凶狠和残忍得多。可惜人类的凶狠和残忍往往为自己的聪明所掩盖了,人类总是能为自己的凶狠和残忍寻找到堂皇的理由。当我这样考虑的时候,我明白了一种长期压迫我的恐惧,这就是:我待在家里,坐在办公室,走在街上,难免感到害怕。我缺乏一种安全之感。尽管如此,我仍要诚挚地向老牛赔罪。

善点燃了善

在中国,不是所有的地方能像成都平原那么富饶,即使种一粒石子都会萌芽;也不是所有的地方能像深圳那么幸运,一夜之间就会冒出森林似的高楼大厦。实际情况是:很多地方仍没有跳出贫困的圈子。这固然是由于自然条件所致,还有部分是历史造成的,总之,人定胜天的法则收效甚微。问题是,贫困地方的孩子出生了,而且要读书。他们挎着破烂的书包,坐在简陋的教室里,伏在粗劣的课桌上,他们毕竟从小学升到中学,其中一些孩子将乘着梦进入大学。这些孩子,除了自己的聪明之外,他们要具备含辛茹苦的素质,不能挑剔饮食不香、衣服不新、床铺不软,尤其不能讨论文具的精致与漂亮。在贫困的地方,欲望是要勒紧的。欲望也能够勒紧,他们当然是一直紧勒着欲望的。

然而,大学常常驻立城市。城市的水不是乡村的水,城市的水涨得很高。城市的水并不管他们是从贫困地方而来的,一顿简单的饭,几元就是几元,一本必需的书,十几元就是十几元。这里的水逼迫他们把船撑得很高,如果不能撑得很高,他们就不能留于此。遗憾的是,父母的供养实在有限,有的家长即使拿出吃奶的力气,每月也才能给孩子挤出数十元。贫困的学生在城市支撑着,节俭度日,设法挣钱,有的因为身体的虚弱而昏倒在教室。贫困是要呈现自己暗淡的颜色的,于是他们另一个任务就是回避冷脸,抗争歧视。贫困学生的压力,只有自己才能感觉。他们难免产生退学的念头,不过这往往使老师的心抽搐和颤抖。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刘路,岁近五十,教授写作。他以自己读书时候所遭遇的窘迫,体会贫困学生的心境。刘路怕贫困摧毁了他们,担忧他们退学,或是沉沦,或是对社会产生仇恨。他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将是老师的耻辱,是自己所从事的教育的失败。刘路的所虑,实际上就是他周围大部分老师的所虑。只有老师最了解自己的学生,也最爱自己的学生。刘路颇想对贫困的学生有一点资助,只是老师也甚清寒,他上有老母,下有稚子,必须计算着月薪而持家。这使他对学生的资助,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他不忍,无法推开,无法割舍。为此,他确实有一点耿耿于怀。当学校一次发给刘路三千元奖金以后,他才有了实现愿望的机会。发给他奖金,是由于他的牵线搭桥,学校获得了一个奖励基金。拿到钱,刘路直接把它交给了中文系。他提出,要把这些钱全部资助给那些特别贫困的学生,而且绝对无偿。

一个老师资助贫困学生的意义,领导是清楚的,于是一天下午,中文系就为刘路的资助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二十名特别贫困的学生都来了,他们是由班级选出的,而且经过了调查,证明这些学生的家庭经济真的极差。其中一个男生是靠母亲卖凉皮积攒学费的,另一个女生更难:她只有一张从铁岭市到西安市的车票。走进校园,她的手就空了。无可奈何,宿舍的同学便凑钱,付了她的报名费。十月的一天下午,那些特别贫困的学生低着头,静静地坐在教室,心情是复杂的。一抺从窗口探入教室的夕阳,想以它的金光照亮他们的眼睛,然而不易。秋天的夕阳让他们伤感,所以他们都眯着眼睛。刘路像教授写作知识一样站在讲台上。他戴着眼镜,穿着普通的猩红夹克,亲切地看着他们。此刻,与教授写作知识所不一样的是,在这个异常的气氛之中,他没有旁征博引,没有抑扬顿挫。刘路只是轻轻地说:

“同学们,见一见你们,是我长久以来的想法。我资助的钱,只能平均每人一百五十元。这对你们的生活实在是杯水车薪,我很内疚。然而,它带来的信息是,老师牵挂着你们。对于贫困,你们不是孤军作战,你们的后方除了有家长,还有社会!盼你们一定要自强自立,完成学业,万万不能半途而废。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们:贫困是尴尬的,不过变换一个角度考察它,它就成了一笔财富。它培育人的同情之心,忍耐之心,而且它锻炼人的意志,所谓寒门出奇,所谓雄才多磨!贫困是由于缺钱,缺钱必然想钱,对钱作召唤或是诅咒。然而无论如何,你们应该保持精神的自由和昂扬,不做钱奴,不为钱役。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不能把贫困归于自己的父母,不能抱怨和嫌弃他们。父母供养你们,送你们上大学,已经难能可贵了。还有,你们所产生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质朴而坚毅的品质,也多是受他们的影响。他们足以敬重!”

刘路的声音是低沉的,道理并不高深,不过他的肺腑之言带着穿透人情世故的力,敲击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他的叮咛是滚烫的,旋即融化了学生梗塞于胸的块垒。贫困的学生几乎都哭了,滑落的泪水像秋天的梧桐叶子一样沙沙作响。最最激动的时刻是:中文系领导把钱交给刘路,刘路把装钱的红包递给学生,学生依次接过,依次深深地鞠躬,毕恭毕敬,腰弯得俨然是在顿悟之后表达一种信念,神情突然成熟得有一点肃穆,泪水滴在地上,而谢词则化为哽咽。我想,他们不仅仅是为一百五十元钱才感叹且感奋的。学生之所感,是因为他们进入了感动和感激的境界。一个能使人产生万千感慨的境界并不常有,缘分到了,才会遇合。

恶引爆着恶,善点燃了善,而且对于平凡的人,作恶行善大约都很难,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刘路资助贫困学生之举,为我的体会提供了新的证据,它当然是善的反应:在资助仪式上,田同学获悉张同学的家景比自己更拮据以后,便拿出一百元,在晚上去找张同学,一定要她收下。然而张同学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刘路的资助,当然不肯领受。在一棵柳树下,她们悄然地推让着钱,并倾诉着对世间的感受,清亮的眼睛,满是月光。王同学把得到资助的事告诉给了自己的母亲,这个信奉佛教的妇女虔诚地为刘路烧了香,并从遥远的甘肃赤金堡为刘路祝福。赫振龙是西安市一家副食品公司的经理,偶尔获悉刘路资助贫困学生的消息,感佩之至。他放下工作,立即取出一千元钱,让职员送给刘路,以补贴其生活,并表示对一个陌生老师的敬意。善就这样产生着新的善,善所酿出的温暖,使我也情不自禁。我有一个愿望,盼那些得到老师资助的学生,发愤成才,让善的种子开花并结果。我盼他们成为有尊严和有良知的人,并盼在20世纪的某月某日有关于他们的好的消息。我以为,那才是真正巨大的善。

古代鲁国大夫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现在的人一天匆匆忙忙,很是劳累。人当然都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奔波。大约也有想立功的,也有想立言的,然而立功立言,究竟为了什么?立德似乎显得虚无缥缈,立德仿佛是雨点落到了汪洋大海之中,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从而小善难行,大善更难行。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善自有其轨迹,善从来不会不留下印痕,善总是默默地以神秘的方式运作,善总是在关键之际展现它的灵验。可惜庸俗的人不知道,不明德。唯有智者懂得,行善就是立德,立德就是永恒。

恶引爆了恶,善点燃着善。

路遥纪念

一年之中,总有几次要到西安的一些大学去为学生谈一谈当代文学的情况,讲座的最后半个小时,照例是回答提问。也许是地域的原因,学生对生活在这个古都的作家有极大的兴趣,而已故的路遥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位。那种场面是感人的,因为提问学生的神态很是虔诚,没有嬉笑,也没有调侃。可以感到,他们完全是陪伴着路遥在思索,甚至是路遥引导着他们,起码是影响了他们。讲座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但学生的表现却也启示着我。《礼记》曰教学相长,体会起来,我以为确实是对的。

路遥的书在他生前就有很多版本,而死后则更多。他的书几乎都由出版社自己出版,不过也有出版商造货的,也许还有一些盗版。我便见过一种字小而模糊的书,我有相当的根据怀疑它的来路。路遥的女儿叫路明,她曾经代表其母亲林达向我征求如何对待盗版的意见,我的回答使她失望而沮丧。杜绝和打击盗版,以保护路遥在内的作家的知识产权,显然是一个制度问题,即使我是路遥的朋友,即使我还是一个编辑,我也没有办法。然而我可以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媒体几乎没有对路遥的书进行过煽动性宣传,他的书的出版,也没有过商业性运作,实际上路遥的书是以平静的方式行世的,但它却一直拥有大量的购买者和阅览者,这是为什么?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学生拿着路遥的小说,封面脏污,边沿破损,显然是经过很多人的手才传到他那里的。作家的书被人读烂了,却仍被人读着,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荣耀。把曹雪芹的书和柳青的书读烂的情景,只有小时候我在自己的故乡看到过,不过那时候可怜的中国人是没有多少书可读的。现在,把书读烂的情景几乎没有。书多了,便增加了选择的机会。在一个有种种选择的岁月,路遥的书经过很多人的手而由新变旧,我为他感到骄傲,当然也有一点嫉妒。我还在一个县城的书店看到他的书出租的情景,老板告诉我,要路遥书的人几乎都是青年。调查显示,路遥是20世纪下半叶作家之中读者最多的一个,多于琼瑶和金庸。我曾经一再表示对评论家的遗憾,并抱怨他们忽略了这种现象。朋友之间,偶尔也讨论这种现象,也瞪大眼睛惊叹,然而讨论尚未升华起来。在我看来,既然是一种现象,就需要认真研究,因为在现象背后很可能有一把开启某个文学理论之锁的钥匙。

路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这个乡村青年却怀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也许路遥对自己的设计是当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我以为,路遥完全具备政治家的天赋和气魄。不过政治家是在一定的气候之下才能产生的,而在路遥所生活的时代,路遥以他底层的身份难以进入权力阶层。这多少刺痛了路遥的心,不过也使他深刻地了解了社会与命运。当然关键是,它引发了路遥严肃的思虑,并造就了他这么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作家。路遥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这便是他没有把自己提升到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境界。不过这不能苛求于他,因为做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是需要一定的文明的传播和交流的,还需要一定的文化视野,可惜如此条件在路遥的时代还不具备。然而路遥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追求风雅的文人,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气。他不会吟风弄月,也不懂棋琴书画。他是把主要的精力都花在对现实的关注上了,进而分析着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也许路遥的作品缺乏艺术的先锋意识,但它却一点也不缺乏普通人的情感。

路遥虎背熊腰,给人以强悍之感。当然,一个男人体质上有力量,并不等于他精神上就有力量,这仿佛女人有一张好脸,并不等于她就有一副好心一样。不过路遥是多少有英雄气概,并有征服之欲的。实际上路遥也只能这样,否则他便会像黄土高原上的一棵杂木一样自生自灭。荒凉、落后、没有前途,这便是路遥的环境。要改变这一点,要出人头地,他只能奋斗。高加林是奋斗的,孙少平也是奋斗的,而奋斗则会有挫折。奋斗,挫折,甚至失败,对此过程路遥有深切的体验。不过这种体验难道唯路遥有吗?不!凡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凡是底层的青年,不管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他都会有,而且是一茬一茬涌现的。这些青年便是路遥的基本读者。路遥的书使他们产生了共鸣,并舒缓了他们的孤独和辛酸。

还有爱情。在我看起来,爱情是有条件的。也许繁殖爱情的条件并不是财富和地位,甚至财富和地位恰恰会削弱繁殖爱情的能力。我以为,通常在贫困的情况下,在道德保守的情况下,在男女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爱情才会活跃起来,这就像有压力才会有火山爆发一样。路遥曾经慨叹:“雪夜之中,依偎在街角的恋人,是最幸福的,也是最让我羡慕的!”读路遥的小说,便能看见这样的爱情,它当然也是吸引青年的一个秘密。

我和路遥在过去有一点交往,不过属于蜻蜓点水式的,其背景是我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帮助了我,对此,我心存感激。尽管我十分敬重路遥,但我却始终没有成为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这固然由于我主要写散文,他主要写小说,我年幼,他年长,也由于他当时是热点人物,他有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我自己在骨子里则是一个独立者、高傲者或自负者。我从来都未进入过前呼后拥的队伍,也鄙视如此做人。我当时也为他做不了什么。现在能记得的,就是给他女儿找了一根注射针管作为玩具,不过这还是应林达之托。倒是他一直关注着我,并有庇护之意。

有一年在新城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开会,我觉得内容乏味,便抽身离去。出了门,我碰到他和贾平凹站在树下叽叽咕咕商量着什么。他们都是矮子,都穿着20世纪80年代北方时尚的黑呢大衣,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跟他们挥手告别,他们遂点头,应着好,随之路遥侧身对贾平凹说:“这后生不错,今后多多在意他一点!”其实我认识贾平凹比认识他还早,我和贾平凹的来往也密于我和他的交往,然而路遥的庇护我是领受了。至于贾平凹,当然一直支持着我的写作,而且我也记得在一个困难的冬天他所给予我的帮助。还有一年,是1991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已经确定我作为代表之一,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然而有奸佞之人向宣传部揭发我犯政治错误,于是协会就不得不遵命取消我作为代表的资格,并以一个身材细瘦的人顶替。这种事情是愤怒不得的,不过可以冷笑。大约就是那几天,我在一个家属院碰到路遥,他宽慰我说:“蛋㞗事情,不要管它,好好写自己的东西就行了。”我和路遥只有一次讨论过文学,他教我:“你写散文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现在很多人都模仿贾平凹的散文,你不要这样!”我认为,如果路遥不把我当作他的兄弟看,那么他不会如此坦率;如果不把我当作他的兄弟看,那么他也不会如此诚挚。不过我觉得贾平凹散文的魅力还是很大的,你无法不学习他,然而当时我没有这样回答路遥,只是心里想着而已。

路遥逝世之后我真的非常难过,我一再默默地流泪。我记得一天骑自行车接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经过钟楼之际我忽然控制不住抽噎起来,四岁的女儿觉察了,遂抬头仰脸问我:“爸爸你怎么啦?”我说:“爸爸有一个朋友,是作家,写小说的,他昨天突然逝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女儿说:“爸爸哭,我也要哭!”于是我和女儿就都哭着绕过了钟楼。今年的一天,我应邀在西北政法学院为学生比较余秋雨与贾平凹的文学,最后的提问当然涉及路遥及我对他的印象,我遂说了说我和女儿为路遥而哭的情景。我以为时过境迁,岁月的尘埃会把我的心灵污染得粗糙而迟钝,岂不知我还十分敏感,我一点也不料突如其来的悲伤会迅速袭击我,我竟在课堂上泣不成声。大约有三四百名学生的教室,一下变得十分寂静,也十分肃穆,我还隐隐感觉很多人都低下了头。感谢这些学生,他们理解我,并以默默无言的形式参与了一次感情的交流。我以为此时此刻的无言,应该是最合适和最美丽的方式。

我当然参加了路遥的追悼会,并留下了两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路遥躺下之后显得非常短小,我觉得他短小得简直像一个孩子;二是他的脚上穿了一双雪白的旅游鞋,鞋底有类似瓦当上的一种花纹。追悼会在三兆火葬场举办,我有几年不去那个鬼地方了。尽管有同事和朋友逝世之后也在那个鬼地方举行追悼会,然而我狠着心,坚持不去。我觉得那里阴森,充满了不安的灵魂,尽管哀乐也很是悦耳。

我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路遥,不过我始终也没有获得一种足以表达我感情的方式,这是让我遗憾的。几年之前,我有了出版他的全集的设想,觉得这确实还算一件事情,随之找到林达和路明,她们也很是支持。评论家李国平过去也是路遥的朋友,并研究路遥,于是我和他就四处奔走、八方联络,以征得散落各地的路遥作品及书信。经过大约一年的努力,全集倒是编辑起来了,但出版却遇到了麻烦。在一段时间,出版的计划确实到了流产的边缘,甚至马上就要道歉退稿了,对此,作为它的编辑我极其悲哀,作为路遥的朋友极其负疚,也觉得抱愧于林达和她女儿。幸亏广州的杨斌对路遥的书很有兴趣,而且她确实是一个颇有见地和气魄的编辑。经过商榷,很快就有了一个合作出版的协议,全集终于行世了。路遥当然没有见过杨斌,不过他如果泉下有知,我想他一定会感谢她的,并喜欢这个漂亮的女士。依我对路遥的了解,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还想告诉路遥,在日本有一位学者名曰安本,是专门研究路遥的。我敢保证,在整个世界,当然包括陕西,他是收集路遥资料最齐备的一位。他曾经再三打电话询问全集出版的情况,还托叶广岑询问过我。毫无疑问,从邮局取回书之后,我将立即送一套给安本。在冬天,路遥的书出版了!我真是高兴,我真想拥抱街上所有的人!

苦难与智慧

大约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史铁生是我念念想见的一个人,此念源于他那篇关于清平湾的作品。我见一见他,并不是要请教小说的技法问题,也不是钱锺书先生所调侃的吃了蛋还要看鸡。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他的灵魂有一种历练之后的澄明,还有一种高贵的忧伤。这是他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当然也是他的作品挑起了我见他的念想。我一向善感,现实中的或艺术中的事,每每会打动我,于是近乎二十年之前我在那充满忧伤的青春岁月,就非常易于为史铁生的忧伤所浸润,随之汩汩地流泪,并感到了灵魂的净化和抚慰。然而也不仅仅是这样。我发现史铁生对生活留恋得极为深沉,甚至他认为清平湾的牛都知道羞耻,有道德,而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则无不属于良家。我十分诧异,窃以为他在无意之间弄出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信息,清平湾的暖色显然是黄昏的暖色。我独守这个发现,拒绝交流或传播,这是出于对宇宙之中一种神秘力量的敬畏,也不愿意让人骂我是诅咒史铁生。我多少也有文士相轻的毛病,对一般人的作品,通常只是品尝一下,领略其味就行了,可对史铁生的作品却兴趣强烈,能得到的一定要读。除了他的作品让我喜欢之外,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捕捉新的信息,并想见他。我尝思索,如果史铁生知道在西安有一个人这样关注他,而且是暗暗的、持久的,那么他大约很是反感。可惜他无法发现我,并阻挡我。不过我想见他的念想也是淡若轻烟,飘若浮云,忽隐忽现的,然而这个念想似乎也特别顽强,一岁一岁地延续下来,没有消失。我明白,见一见是需要机会的,遂等待着机会。

实际上我所捕捉的信息是很准确的,有史铁生的作品提供的证据。不过在清平湾之后,他显然已经战胜了自己。我的意思是,他曾经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死的悬崖,甚至要纵身一跳,以摆脱身后的世界,可他却终于醒悟,决定要生,遂返回大地,从而看到了清平湾的美丽。醒悟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艰难的。也许只有史铁生知道,一个多么英俊,多么自尊、充满希望的青年,突然双腿废了,不得不靠轮椅在世间游移,是怎样一种苦难。是的,史铁生的苦难是从双腿有病开始的。人类有形形色色的苦难,而史铁生的苦难则起于身残。

苦难有时候真像大海,溺于其中的人,往往会由于难以承受其折磨而颓唐、而堕落,或是变得嫉妒或愤世嫉俗,甚至有的会图谋报复社会,若实在走投无路,那么便自杀。在我周围就有这样的故事发生,而苦难所造成的消极心理,我则完全可以考量,并愿意理解。在史铁生双腿有病的开始十年,他经常摇着轮椅把自己运到天坛。那是一个古老的祭场,不过史铁生进去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一个破败荒芜的园子,只有厌世或隐身的人才喜欢这里。史铁生显然是希望躲避喧嚣的,躲避所有的人,甚至要躲避自己的母亲,或分担母亲的忧伤。母亲也知道儿子所受的煎熬,然而她难以有效地安慰儿子,或减缓儿子的煎熬。如果史铁生离开家的时候不是心平气和的,那么他母亲便不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即使史铁生不烦不恼地走了,她也不能。她总是在史铁生出门之后,要悄悄地到天坛去,看一看儿子。史铁生不愿意遇到人,甚至在落寞的园子里,他也要藏在树后或林中,这为母亲找他增加了难度。有几次,他发现母亲在园子里张望着,四下张望着,终于也未能发现自己,遂怅然而去。之所以母亲未见他还能走,是因为园子的气氛是正常的,她感到儿子还好,虽然未见。如果儿子不好,那么园子里早就会有一种惊异与紧张的气氛。不过,她走也是怅然的。史铁生躲避在古老而荒芜的祭场,竟连母亲也躲避,主要的原因,甚至唯一的原因,是他正经受着苦难的锻造。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挣扎的状态,这仿佛蛇蜕皮、蝉脱壳、虎狼豺豹舔其创伤,总是隐蔽在角落进行的。禽兽也会维护其自尊,何况是人,何况是史铁生。也许这还不仅仅是一个自尊的问题,它有可能是出于宇宙之中一种神秘的力量,具有生命诞生的性质,或是要脱胎换骨就必须这样,因为它将导致人的根本变化。苦难有时候真像大海,史铁生溺于其中近乎十年,终于摆脱了沉沦之势。

当然,他还从苦难之中掌握了智慧。至于苦难怎么变成了智慧,是用加减法,还是用乘除法,还是混合用之,他似乎省略了。不过总之,他是我知道的在世间同路而行的人之中,唯一对死有研究的人,而他的结论则从实践中获得。他是以见证死来研究死的人。他对死的研究,使他完全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他凌驾于死之上,从而潇洒地生。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似乎有一种宗教的精神,使我易于想到释迦牟尼的信徒或耶稣的信徒。我以为,这是一种智慧,它使灵魂扔掉了庸常的累赘,变得澄明,充满了人之为人的纯洁。我所谓的有心,就是指这种经过一番历练之后才获得的纯洁,而史铁生则属于有心的人。多年之后,史铁生完全理解了母亲,也对母亲产生了一些负疚和懊悔,并深沉地纪念着母亲,这便是有心的表现。史铁生早就把对母亲的感情,扩而展之为对万物的感情,而这则恰恰是一种智慧。史铁生的苦难是从双腿有病开始的,他的智慧是从苦难开始的。对于这样一个人,我当然是要见的。

机会出现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大雨以后。我进入史铁生所居住的社区之际,那里低凹的地方还汪着水,空中也有一种混合着花草与树木的气味,非常凉爽,有老人和孩子在路上且行且停。我敲了敲门,他的妻子便打开门礼让我,接着史铁生摇着轮椅出来,迎我到客厅去。近乎二十年之间我想见的人,一旦坐在我的面前,我居然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才算合适。孔子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便是这样考虑的。在以中国人惯常的用语相互问候之际,史铁生给我突出的印象是,如果他站起来,一定很高大,很魁伟,他在街上碰到流氓或盗匪,一定会有勇为。他也有静气,偶尔的一个手势,还带出了一种领袖的风采。他的身体仍然是麻烦的,他告诉我:每星期做两次透析,使人非常疲倦。透析就是把血液抽出来,消除其中的毒素之后再输进去。消除血液中的毒素,也会损害血液中的一些营养,所以会疲倦。他解释自己的身体,就像解释叶的光合作用或冰的物理变化,是没有任何忌讳的,这便是达观。他很清楚出版行业的变化,并以印数和版税计算我的一本书的报酬,还表示祝贺,不过我明白他对这种问题缺乏兴趣,他这样做,无非是量体裁衣,见客炒菜,以照顾我的情绪。讨论我和他共同认识的一位作家时,他骤然兴奋,并对她有可能的成功表示期待。零零散散,任其自然,就到了我应该离开的时候,遂起身告辞。史铁生摇着轮椅一直送我,走过客厅,还继续走。我要出门了,便站住,转过身说:“请你留步!”他挥挥手,笑着说:“你走好,再见!”

离开史铁生所居住的社区,我便在北京消失了。不过我一直回味我对史铁生说的话:请你留步!严格分析,它属于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口误。在我的潜意识之中,显然认为史铁生是一个健康的人,否则不会那样用语。如斯用语,有失推敲,它当然也是在我设防不严之际自己涌出的,总之难免有一点唐突与冒犯,并害怕刺激到他。我也久久想到他的客厅,地面是不加修饰的水泥地面,桌椅都是旧的,由于住在一楼,光线显得黯淡,然而刘梦得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孔子有言:“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还感到上帝的伟大!上帝常常给金玉似的身体装满了败絮似的俗气,以让这种人到处展示自己的浅薄与卑劣,反之,常常给疾疴之躯注入灵性,并让这种人静静地放射自己的光芒。我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旨意,是要造成悬殊的反差吗?若是,那么这种反差的作用何在?难道是要启示:瞧,人的能量多么巨大,疾疴之躯都会修成澄明的灵魂,难道强壮之身不能吗?不过也可能是这样的启示:苦难并不是幸福的绝路,如果你愿意,那么苦难还培育智慧呢!然而这都是我的一点猜测,窃以为我愚笨的脑子是不能提供优秀思想的,请包涵,请原谅!

恋旧

我是一个恋旧的人,凡是我曾经使用的东西,即使完全过时、损坏,我都不舍得扔掉,当然也不愿意把这种有淘汰之嫌的东西捐给灾民,尤其不愿意赠送宾客,除非他们主动索要,因为我觉得赠送东西赠送新的、赠送自己亲手所购的,才显出情分。我知道恋旧的毛病会为人所讽,然而让我轻易扔掉自己的故物,总是手软,也心疼,所以这个毛病是难改的。

我有一件黑色雪花呢大衣,是大学毕业之前,父亲请人为我定做的。那时候,这种大衣相当流行,多少有一点身份的象征,北方的男士,当然是干部,只要经济许可,甚至即使拮据一点,若有必要,那么在冬天,都会穿一件黑色雪花呢大衣。父亲见我将要走向社会了,便为我定做了一件,它也蕴含着父亲对我的器重和希望。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以后,男士的服饰尽管赶不上女士服饰翻新之速度,不过也是一浪一浪的,这种大衣就在公共场合匿迹了,我也只得把它装进柜子,有收藏的意思,似乎还想在什么时候或是老了再穿它。我迁居几度,它也随我辗转数次。妻子整理柜子之际,往往要笑着抓起这件大衣说:“多重呀!你老了再穿噢。只是不知道那时候会兴什么,你真的会穿么?”她建议我把它处理了,然而我不能。它毕竟在冬天为我遮过霜、挡过雪、温暖过我的身体,甚至还使我增加了一些风光,遂不忍弃之。我的一张书桌、一个书架,是20世纪80年代的款式,拙朴得粗而笨,放在经过装潢的屋子,显然是破坏气氛的。为了相宜一点,我请木工改造了一下,还刷了新漆,目的当然在规避对它作处理。我的爱华牌组合音响,在已经维修了几次之后,磁头又断了,不过我仍计划维修一下继续使用。凡是知道我有这种想法的朋友,无不给我洗脑,甚至维修音响的老头也劝我作罢,因为若要算账,那么买新的比维修坏的要明智。实际上这些道理我也是无师自通的,不过我仍在犹豫。念它在我独身的日子里,把德沃夏克深情的旋律和理查德·克莱德曼优美的琴声洒满我空空荡荡的房间,安慰我,催我振奋,给我启示和灵感,我怎么能随便处理它呢!我现在还保存着小学所用的第一个文具盒,保存着大学所用的第一本笔记本,翻出它们,就有温馨的记忆。

凡我的故物,都参与过我的生活,见证过我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沮丧,甚至它们是我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的体现,从而构成了我变化的标号。我把感情曾经投入到这些器具之中,而这些器具则曾经忠实地为我服务,我与器具之间,显然建立了一种亲密关系,我之爱器具就仿佛器具之爱我,是水乳交融的。尽管新的器具必然要为我所使用,随之加入我的生活,这是非常正常的,并不涉及道德问题,但我却对那些应该引退的器具怀有依依的惜别之感。我也非常喜欢文物,凡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城墙、陵墓、石刻、碑、塔、俑,我都会反复欣赏,并会购瓦当、购陶罐,以作收藏。我以为,这些文物是历史的硬件,它们逾越悠久的岁月,凝结着祖先的生存智慧及他们的愿望、敬畏、祈祷,甚至这些古老的文物仍有他们的手印和体温。我景仰这些文物,实际上是景仰祖先的伟大,并珍重他们的劳动与创造。

对于朋友,我尤其是恋旧的。也许曾经由于意气之争、言语之误、行为不妥、礼数不周,我伤害了朋友,或是朋友伤害了我,遂使彼此疏远并中断了往来,然而事过境迁,我往往会想到昔日的朋友,并愿意彼此谅其瑕疵,温其玉美,即使不能像昔日那样或聚于陋室,或游于大地,壮怀激烈,慷慨悲歌,不过应该把共有的经历当作财富,并盼彼此都在心里留着一个位置。有一天,若我先走了,那么,我是要所有的朋友都送我的,而我则一定会送先我而去的所有朋友!

彷徨

在旧世纪终结和新世纪开始那一年,我进入四十岁,孔子曰四十不惑,但我却不能。实际情况是,我在这一年非常地彷徨起来。固然有一些私事,也有一些拖泥带水的公事,不过主要的还是我的精神走向。

在过去的近两年里,我匿迹着读书与写作,遂有一组原型人物散文的完成。只有我知道,当然也有熟悉的朋友知道,对于我,这些散文不仅仅是文学,确切的,它还是持久压抑与深沉思考的集中发泄,它是冲着中国文化的野蛮元素的。它的出版仍不是为了挣钱,如要挣钱,我早就改换手法写作了。当然它也有一些版税,然而这不过还是意外的收获。我曾经告诉朋友,这些系列散文的完成使我获得了长江流过三峡的阔朗体验,而它得以在上海结集出版,则是一种幸运。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我的彷徨随之而至。当我从简易的工作间走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世界如此繁荣,但我却是如此萧条,世界如此豪华,但我却是如此清寒,甚至一向能咬牙忍受的我,居然也有失尊严地向人倾诉了。世界之变迁还在于它导致了人的交往方式之变,我不得不暗叹,过去的朋友正在悄悄分化。我明显感觉一种落伍,不过它难以使我服软。于是我就为平衡心理而自辩,我以为,我并没有从事经营,我也不做生意,所以不要用经营与生意的结果衡量我,不要用钱衡量我。然而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法则,并不管你干什么,只是以腰包的饱瘪评判人。习惯与风气如此,你奈何它不得。我遂产生了脱贫的打算,并想迎头赶上。

当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有轿车,有别墅,甚至有美目盼兮、巧笑倩兮,这固然是时代的潮流,也多少让人羡慕,不过我的脱贫,主要还在于使我的父母儿女及妻子不要拮据,也希望自己能以这个世界通行的方式参与这个世界。为此,我曾经打算要用一定的时间写作通俗作品,甚至要用三年五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图书产业,以改变经济情况。不过我也知道,如果这样,那么实际上就是改变了生存方式。也许经过努力,自己会阔绰起来,然而可以预料,这个过程将丧失我的灵性。做一个精神的探索者与做一个钞票的积累者,是不同的实践活动,它也需要不同的素质,从而塑造不同的人。

当一个真正的作家,当一个有人文精神的作家,是我从小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确立,则源于我在中学时代所受到的一次打击,它使我发现人性的黑洞,也产生了观察和体验人性的兴趣,我甚至迷恋于这样做。我选择了文学的途径,已经写作二十年。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有世俗的前途,只知道,它无害于社会,它有益于社会,当然它也是我从小的理想。如果由于外部的压力,丢掉自己的理想,那么我以为这是对信念的背叛,也是一种屈服。这样做显然是人生的不幸,其不幸所引起的隐痛,根本不是钱财的获得能够治愈的。坚持写作,全神贯注地写作,以写作的方式研究人性,解析一个民族的心理,并尝试着用爱照亮幽暗的精神地带,注定需要付出与牺牲,因为我难以把精力慷慨地用于现实利益的取得之上。一个可以自慰的道理是,人不能把什么都占全了。问题是,我要放弃的,恰恰是天下熙熙攘攘而追求的。我多少有一点逆流而行,甚至会独立于世。我相信自己的考虑是细致的,也是深入的,我仿佛看见了自己悲惨的结局,我的晚境将穷愁潦倒。然而我还是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关于牺牲,中国人对它并不陌生,不过主动与被动牺牲有极大的区别。我引以自豪的是,我的牺牲是属于主动的。

我还有一些潜在的考虑:中国人真正缺少的不是财富而是思想。中国在拥有资本家的时候,也需要哲学家,或是现代意义的思考者,而且是迫切地需要。也许考察一个民族是否强大的标准,主要不是人均收入而是处世态度。对这些考虑,我不愿意随便言之,我不愿意遭遇曲解和讽刺。各人有各人的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根据,不过这个世界上往往有人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以使之归顺于一个集体之中,否则便是另类。

秋天的一个晚上,几个朋友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这些朋友都是文化人,有智慧,也有能力,不过那种智慧和能力往往是零散地发挥着,甚至只是为一些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所利用,而自己则一直不入中产阶级之流。这次聚会,我把长期积蓄的一腔情绪喷射了出来,因为我和他们相似,遂多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一位朋友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有心灵的触动,本是他发挥启示作用以改换大家的脑子,然而音乐之中的灯光,映出了另一种气氛,我情不自禁,大放厥词。我的观点当然也赢得了大家的认同,而我则由于得到鼓舞变得狂放起来。我的结论是:明天就行动,要像革命前辈过去把头拴在裤带上夺权一样把头拴在裤带上挣钱。我热血沸腾,立即拨通北京一个朋友的电话,以启动过去策划的一个方案。然而,也许是天意,那位朋友的电话关着,随之美国遭袭的消息突然传来,聚会便中断了。

但这次没有尽兴的聚会,却对我产生了生死一般的重大影响,它结束了我的彷徨。挣钱的咆哮誓言,显然把我固有的一种欲望推到了顶点,然而正是这个顶点使我感到了一种空虚,尽管它还是一个想象与演习的顶点。这个顶点向我反证,用充足的时间全力挣钱,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这仿佛总是争吵的夫妻,整天闹着离婚,可一旦决定离婚,而且气势汹汹地要办理手续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彼此是深爱的,谁也舍不得谁,遂相拥而泣,携手回家,并誓将白头偕老。

大德之旅

可君是一个聪颖的学生,大约现在已经到了报考大学的年龄。他的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教师,都为我的朋友。我到他家去,可君总要从自己的小屋走出来问候我一声,之后继续他的作业。

几年之前,我和妻子,可君随着他的父亲与母亲,结伴作海南之行。原估计正月初一,火车上的人一定很少,岂知人多如麻,不但坐满了座位,站满了车厢过道,而且挤满了厕所。原推测越走越暖,要一层一层地脱下衣服,岂知越走越冷,在广州还要购置一袭棉猴穿上,因为百年一遇的寒流,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滚滚而来,并裹挟了火车。海南之行,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

我忘记了是在何处,不过总之是火车过了长江,有一会儿,可君显得颇为烦躁,皱着眉,跺着脚,翻着眼睛看他的父亲与母亲。几个大人热烈讨论着,显然忽略了他,否则他不会翻着眼睛提醒大人。当时可君只有十二岁,接近害羞的青春期,又腼腆,又内向,白皙的脸时时会浮现红晕。我向他父亲示意可君有事情,他父亲便问:“怎么了。”可君说:“上厕所。”他父亲遂领可君出去。回来之后,他的父亲一脸严肃,而可君则一脸窘迫,一点也没有方便之后的舒展神情。他父亲说:“厕所都关着门,让他在过道撒,他又撒不出来。”他父亲一抖情况,尽管可君未吭声,但他却显然有一点恼怒了。他母亲说“可君跟我去”,遂带儿子出去。不过一会儿可君回来,仍是一脸窘迫,而且分明有一种承受折磨的痛感,因为他坐在那里,两腿合并着,使劲地夹着。他母亲忧虑地说:“他不好意思!”

我知道这样下去会致他生病的,也知道接近青春期的可君有一点心理障碍,这当然也证明他是一个有自尊的孩子,如果他满不在乎,那么还能让尿憋着吗?不过这个孩子过分注意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了,他希望有完美的形象,只是他设计的形象堵塞了自己的排泄渠道,并有可能损害其膀胱。当此之际,他是需要帮助的,而且在那样的环境,唯我能给他以帮助。我的意思是,我能克服他当时的困难,也许还能给他一个为人的启示。于是我就摸摸他的头,让他跟我走。

我没有敲打厕所的门,那是徒劳的。我径直率可君来到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这里也有人,在昏暗的光线之中,他们或蹲着,或站着,或斜靠着壁板吸烟,当然也有人从过道来来往往。不过我不能有一点迟疑,因为微小的犹豫都会继续限制可君。我率他来到过道的窗下,让他和我并排站着,只是我稍稍朝前了半步,从而他落后了半步。我坦然地解开皮带,蓦地看到窗外有妩媚的青山匆匆而过,随之感到可君焦急地拉下自己的皮带,接着传来了潺潺的水声。我松了一口气,也骄傲地系上皮带,并像凯旋的将军一样携可君回到座位。可君的父亲与母亲见孩子轻松的样子,便知道问题解决了,何况大家讨论的事情似乎比上厕所的事情要高雅,便继续着自己的讨论,并大有把可君非常窘迫的经历封存起来之意。生活在起了褶皱之后,要促使它恢复自己的宁帖,能够理解,如此而已。

但我却不能像一朵浪花消失一样忘记了我的行为,恰恰相反,我一直分析自己在过道的越轨之举。我想,凡是看见我有那种行为的中国人,以其习性,虽然不在面前批评我,也不敢在面前批评我,不过他们有可能,甚至肯定会在背后骂我、鄙夷我,认为我糟糕,并以讹传讹,让偏见和谬种流行于世。不过只有我知道,我是依靠着一种以智慧为基础的勇气,依靠着天赋良知,才做出了越轨之举,而我的越轨之举则是为善之举,而且是我个性的显示。

依我的理解,人应该是活生生、气昂昂的,凡一切为善之举就要敢作敢当,甚至无法无天。但教化却像鸦片一样把人不知不觉喂得骨软筋疲,以至于人把观念当作礼服,想到舆论便患得患失,躲在规范之中缩头缩脑。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不过老子能怎样,美之为美,不但天下皆知,而且天下皆行,因为以美的标准为之大家高兴,自己受益,只是社会所号召的标准把人的个性消磨得仿佛一块小巧的鹅卵石,或风干的土豆块了。荣幸的是,我人到中年,尚未世故,还能狷介,并时有让道学家与点评派私议的非常之举。我以为,我的非常之举,是我一直在进行着的大德之旅,就是不违己心,不伪己行,不畏其谤,不流其俗,不讨其好,只服从良知的调遣。大德之旅是有风险的,甚至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人多不愿意走这样的路。

不过在历史上,反潮流而破成见的人总是有的,他们的思想已经结晶为文化的遗产,而他们的所为则展现了一种个性魅力。孔子向争霸的诸侯推广仁和礼,司马迁为俘虏辩护,耶稣呼吁为虐待者和迫害者祈祷,圣保罗传播基督教,林肯给了奴隶以自由,甘地要以非暴力抵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拉宾提出以土地换和平。当然这些人也因为其举措而不得安生,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孔子四处碰壁,状若丧家之犬,司马迁受了宫刑,耶稣上了十字架,圣保罗不得不负荷被曲解的压力,林肯遭到咒骂,甘地受到怀疑,拉宾饮弹丧命。然而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大德之旅,并终于获得景仰。

我在生活之中,一直有让周边人难以认同的行为。二十岁那年,我在一所医院疗养了三个月。这里有一个孩子,患败血症与心肌炎,难以治愈,即将死亡。凡是认识这个孩子的人,都赞叹他的聪明,更为他感到惋惜。这个孩子在去世之前,一直喊他的父亲,并流露着深切的思念之情。问题是,他的父亲与母亲早就离婚了,特别遗憾的是,父亲在一次车祸之后变成了植物人。为了不影响孩子的情绪,母亲隐瞒了真相,谎称父亲在新疆,工作忙碌,不能回家。临终之际,孩子执意要父亲,这使母亲十分为难。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为孩子唏嘘,然而不能满足他的愿望。我想了一个办法,并征得了他母亲的同意,随之我以孩子父亲的名义,每天晚上七点,准时从医生办公室或护士办公室给那个孩子打电话,询问他,安慰他,以使他能够安心。这个孩子比我只小十二岁,然而我固有的喉音、我成全一个愿望的冲动,都使我成熟得酷似一个父亲。我四十岁那年,有一个老乡找到我,苦恼地告诉我,他唯一的女儿爱上了一个中年男子,希望我劝她一下,不然她一生就毁了。老乡特别叮咛,他女儿喜欢我的书,应该会听从我的。我把他女儿约来了解情况,从而知道那个中年男子的妻子已经病逝,也知道她爱他,她根本不图他的财产及地位。在我确信他们是有情人之后,不但没有阻拦,而且婉转地给予了鼓励。

我做的都是小事,不过刘玄德有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并不惭愧。我明白自己的越轨之举要遭人讥讽、受人贬斥,而且损害着我的清白。然而我不会退缩,也不会悔改。我为我自豪,我强烈地自信着和自爱着,因为在本质上我是为善的,而且个性是尊贵的,岁月将把个性之金越磨越亮,而舌尖之谣则会越传越碎。在这个世界上小人不给小人送葬,唯有高人给高人立碑,所以我会把大德之旅进行到底。

一臂之力的伟大

我从来不怕别人笑我:考大学我考了三次。第一次差几分没有考上,第二次也是差几分而没有考上,第三次考上了,但过程却很是惊险。

关于其中的故事我很少对人提起,因为它使我感到伤痛和悲凉。仅仅在当年,即1979年的夏天,我向母亲透露过一次。我早就发现,在人生的问题上,母亲总有让我钦佩的意见。然而这次母亲叹息了一声沉默了,我也沉默了,之后我一直守口如瓶。

那时候我是一个连续落榜的人,不过我没有丝毫的沮丧,反之越战越勇。我在坚持自学。全村以至全乡的人都关注着这个决定走进大学的18岁的青年。那时候社会崇尚知识,读大学不但光荣,而且能改变命运。我的呼声颇高。我像一棵已经长过墙头的槐树,远亲近邻都看见它的枝叶了。

考场设在长安韦曲的一所中学,我家在少陵原上。村子与县城相距五华里,为了省事,我打算依然骑自行车到中学去应试。第一天是顺利的,但第二天却遇到了麻烦。凌晨下了小雨,地面并不太湿,小雨也停了,可以骑自行车,遂按时出门。五华里,其中一段是土路,一段是沥青路。我万万没有料到,走着走着土路泥泞起来,而且泥土掺杂着柴草在向车链和车圈里面挤塞。我非常害怕自行车被夹死而不得不撑起它,以掏里面的泥土和柴草。一旦时间耽误,我将功亏一篑。若是步行能够赶到,那么我会扔下自行车改为步行,遗憾的是步行不可能赶到。我一下慌恐起来。猛一抬头,我发现路上有一个人一步一步拣选干硬的地面向前走着。他穿着洁净的干部服装,挎着一个洗了几水的黄色布包。我大喜,我认识他。他和我同村,同生产队,姓童,是一个文化人,不知道过去犯了什么错误而下放到其妻所在的村子劳动,之后平反恢复工作。他知道我在考大学。他还几次笑着了解我复习的情况,问我准备上什么大学。我很尊重这个文化人,平常呼他为叔叔。我断定那天叔叔是到他的单位去上班。我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看见了船桨。大约有300米土路就是沥青路了,我想让叔叔帮我抬一下自行车。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小忙,谁都会帮,甚至陌生人也会帮的。在农村,人习惯于称之为积福!我使劲冲叔叔说:“叔叔,帮我抬一下吧,我马上就迟到了!”叔叔只是笑着,并无别的反应。我以为空旷的原野稀释了我的声音,遂指着沥青路向他呼喊:“叔叔,帮我抬一下。谢谢你!我马上就迟到了!”可叔叔却照旧笑着,不动胳膊,也不动手。我顿悟盘踞在他白脸青须之中的笑表达着一种坚拒的意思,便咬牙将自行车置于我的肩上昂首而去。尽管身体单薄,但我却坚持把自行车扛到了沥青路上。我排除杂念,加速赶路。真的感谢上帝!在老师准备收走我的试卷之际,我气喘吁吁地跑入了考场。

我始终没有对童先生表达过憎恨,也没有对他作过谴责。高考结束之后,我便焦急地等待分数。获得录取的消息之后,我便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因为童先生恰恰就在我所深造的大学做后勤工作,他还到我宿舍来关照过我。一年之后,他便患胃癌逝世了。

然而我并非不琢磨它。不!童先生拒绝给予一臂之力的形容像山顶的积雪一样永不融化,只要抬头,我就能看见它,并能感觉它的寒气。我曾经紧紧追究一个问题:谁高兴邻居的房脊高过自家的房脊呢?谁高兴邻居的油瓶大过自家的油瓶呢?我不敢也不愿意认为人心是黑暗的,不敢也不愿意认为人性是邪恶的,因为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精神世界就会坍塌,我的人生将陷于虚妄之中。我知道必须相信精神世界是有阳光的,人生才有可能健康并幸福。我把童先生归为个案,不想让它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个故事的影响却久久延伸。它像滴水穿石一样反复发出自己的声音,使我感到了它的一种提醒。它顽强地繁衍着自己的意义,让我咀嚼了它经常翻新的滋味。我告诫自己,不要像童先生那样行事。我相信,像童先生那样行事,上帝是会诅咒的!

大约从1989年起我便学着助人。凡是有求,我必应之,只要找我,我就开门,虽然渺小若我,能力极弱,不过我一定尽心。我还把怜悯随处相逢的妇幼病残等弱势者作为功课来修养。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佛陀提倡慈悲为怀。耶稣说:“爱人如己。”真主鼓励救济和博施。圣贤各居其域,各生其时,然而他们所开辟的大道归一了,这便是:行善。可我的行善,我所感到的行善对一个人气质的养成,对一个人快乐的增加,却是童先生作为反方启示我的。

所有人都时刻站在一个能够给他人以帮助的点上,所有人都会遇到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刻,也许一臂之力就足以让他人梦想成真!一臂之力,实际上蕴藏着慷慨与伟大!

故乡难言

长安朱鸿,是在少陵原上长大的。

年岁之末,天垂大雾,故乡退出了我的视线,不过它一直充盈我心。

历经沧桑,我才知道任何人,不管他降生豪门还是寒舍,都有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绝对美好的日子只在人之初,尽管短暂,不过它会沉淀于脑,构成原型,并为人活着提供支持。属于我的纯粹快乐的时光,当然是少陵原赐予的,它是我的神话、我的梦。似乎一切都是透明的,窗花、门神、祭月、过年、鸡鸣于晨、鸟栖于昏、蝴蝶悬枝、蚯蚓行泥,或房檐垂冰,或锅洞生火,甚至发臭的狗屎和温热的牛粪。渐渐地,有一种诱惑引领着我,使我沿着弯曲的小路,从此村进入彼村,并试探着到县城韦曲去,到省城西安去,从而形成关于少陵原的地理概念。

伊甸园的生活注定都很短暂!神逐亚当与夏娃,是由于他们偷食禁果。然而究竟是谁终止了我的伊甸园的生活呢?为什么?总之,有一天,我开始厌恶少陵原,觉得它小、脏、落后,甚至幽暗的生产队饲养室有诡计,杀猪分肉的时候有邪恶。阴云密布,寒风呼啸,沟沟坎坎无不纳垢,于是快乐的时光就结束了。我想离开少陵原,我以为生活在别处。十九岁那年,我出蕉村,经西兆余村,走皇子坡,挥了挥手,便穿过县城,到省城去报了户口。我变成了西安人,然而也变成了异乡者。从那个秋天起,我就像该隐一样四处漂泊,尽管神未直接给我立记号,不过事实是,凡伤我者,必遭报应,凡害我者,必遭报应。

然而知识的谱系将迅速见证,不是少陵原鄙陋,反之,是我浅薄。实际上过去的众多雅士都曾经登临我的故乡,并颂而叹之。“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是李白之诗。“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是杜甫之诗,杜甫自谓少陵野老,郭兴文先生已经考证杜甫是我故乡人。“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哀民生之多艰,是白居易之诗。少陵原固然只是小小的一方水土,不过它隆起大块,涌向虚空,天高气净,光强风烈,素得适时云雨之润,从而贤才济济。这里是宰相朱博故里和皇帝刘询养地,这里出过义士苏武,出过将军杜预和史万岁,所谓洛阳才子韦庄的家实际上是在少陵原。这里也是中国最著名的高僧玄奘之葬地,因为少陵原南畔可以俯察樊川,眺望终南,有极好的风水。这里还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域,秦之杜县便是因为设于周之杜伯封土而得名。凡是种种,为我建立了关于少陵原的文化地理概念和历史地理概念。

都市是繁华的,有红灯绿酒,滚滚名利。不过我只是羁旅之人、客人,是移民、异乡者。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斯乃中国经验之总结,我完全认同。《唐诗三百首》,近乎一百首渗进了乡愁,其中孟浩然江上之泪,李商隐夜雨之思,都是伤心伤骨之作。西安距少陵原不足三十里,回乡很容易,不过在我苦闷的青春期,乡愁仍涌流笔端,渲染纸背。每一次回乡,我都感到安慰;每一次回乡,我都觉得踏实。少陵原的深厚和奥博、朴素和宁静,总能消除我的紧张和焦虑。十九岁离开少陵原之后,我就一直浅睡,稍有声音即醒,十分烦恼,然而我回乡便能沉睡。一九九六年我在香港,房是阔房,床是软床,温度适宜,毫无噪音,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数羊不行,数树仍不行,遂想少陵原,于是几十个村子就漫漫浮现出来,并流泻于枕、膨胀于室,甚至弥漫整个香港。从东到西,司马村、小兆村、康王井、兆寨、和村、栲栳村、新寨子、旧寨子、西北村、羊村、东兆余村、韩家湾村、夏殿村、高望堆村、蕉村、西兆余村、朱坡村、四府村、双竹村、皇子坡,我的灵魂像展开了翅膀,然而不用飞翔到县城韦曲,我就安眠了。那一夜,我在香港睡得实实在在。

故乡之于游子从来是慷慨的,它不拒绝一个人给它增光,它也不嫌弃一个人落魄潦倒,它更能收留那种在外受挫的人。当然,作为游子,你不能玷污故乡,使之蒙羞。小时候,我在少陵原经常遇到一些衣饰和神情俨然城里人的乡下人,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属于少陵原土著,长大之后在外闯荡,不幸犯了一些错误,或有男女问题,或有经济问题,或是反对革命,遂退到祖籍受罚。这些人偶显戚戚之色,然而少陵原给原上人多少阳光,也给他们多少阳光,给原上人多少雨露,也给他们多少雨露,绝不会使返乡游子面黄肌瘦。我三十岁之前,曾经有两次在外受到重压,心在哭泣,觉得都市势利、不宜我居,然而隐身无地,遂怏怏入住少陵原之家。在这里,我包扎了伤口,并恢复了元气和尊严。

少陵原显然近在咫尺,不过我已经多年没有回乡看我蕉村的老屋了,我儿子已经六岁,我也没有让他认识一下老屋。我极想用手触摸那扇粗糙的一推即响的木门,即使它把利刺扎进我的手指,让我流血受痛,甚至感染化脓,我也愿意,遗憾我不能。我的弟弟在老屋过着非常人的生活,我的父母不得不弃老屋而去。他们的鸡逃走了,他们的猪卖掉了。他们把田地托人耕种了。老屋及以特殊方式生活的弟弟,让我时时牵挂,夏秋长雨,尤其让我担忧,但回乡却不能。没有人知道,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然而少陵原可以见证。我曾经绕蕉村而徘徊,曾经站在皇子坡以东的一道梁上向蕉村眺望。夜幕遮蔽,星辰列位,风与白杨喁喁私语。

世纪之交那年,一条宽阔的水泥公路便从都市窜到了少陵原。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欲望在窥视斯地,并将聚集斯地,直至吞噬它。开发势大,我不会螳臂当车。开发有理,然而我非无情之物。少陵原不属于我,所以我声明,我不是在管。不过我生于斯,长于斯,我有权利思想,何况这里是我的父母之乡,这里有我祖先的坟茔,祖先的灵魂以斯地为安。也许可以开发,问题是,现在的少陵原,它的风貌、它的景色、它的气势、它的品质,是自然亿万年的造化,是我的祖先数十万年的创造,从而才铸成了地理的少陵原、文化的少陵原和历史的少陵原。它不但是实用的,祖先世世代代赖以生活,而且是美的,遂容易估量出它的价值是多少。可以开发,不过开发的主导者、规划者、实施者,特别是把少陵原出让的人,千万要注意,覆盖了少陵原的种种新的建筑,它的价值不能低于其固有的价值,它也不能是丑的。我是在少陵原上长大的,如果在我这一辈丧失少陵原,那么我这一辈就对它负有道义责任,起码我这一辈应该上报祖先,下告子孙,以使其明白在我有生之年所发生的变故。少陵原不属于我,然而我一向壮怀激烈。多年之后,少陵原改换了模样,少陵原可能只剩下了它的名号,我将白发苍苍,变成一个倔老头。那时候,倔老头会拄着拐杖,经常在少陵原转悠。我想,倔老头将找不到他的蕉村了,及其他小时候到西安去要经过的西兆余村、皇子坡、韦曲。这也算了,然而要是我发现有劣质工程,有污染企业,有致祸部门,我将用拐杖敲击他们的门牌和匾额,并将在正义的法庭起诉,追究他们,强烈要求他们还我少陵原!问题是,有些事物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他们怎么还我少陵原!

年岁之末,天垂大雾,故乡退出了我的视线,不过它一直充盈我心。长安朱鸿,是在少陵原上长大的。

陆地在今人谓大陆,在古人谓大块,意差并非微妙的一点。谚云生有时,死有地,似乎蕴含着命运的定数。我当然不会考虑我的倒头之地,因为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孔子乃智者而率性,我从丘,不过我也知道我自有去处的。

我的大地始于我家院子。院子分前后,前院树少遂显开朗,后院树密便郁郁葱葱,前后院子皆砌围墙。居所有院子真好,这是我的体会,可惜我现在没有院子了。我对大地的感受是从我家院子产生的。我抓土挖洞,在它上面跌跤、打滚、给鸡搭架、给兔盘窝,甚至向它撒尿。大地确实让人舒服!它任凭你怎么都行,而且结实得完全可靠!大地是让人亲近的。

我以我家院子作原点,渐渐扩大活动的领域。我走出院子,走出村子,又走出故乡。我四处奔波,并从这个大陆进入那个大陆。所到之处,无不发现地是山之根、河之床、海之底。植物长焉,动物生焉,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

现在没有几个人会问地从何处而来。穷追钱之所自是正常的,然而穷追地之所来,除了疯人便是哲人,甚至哲人也会变为疯人若尼采。人是地之主,不过地之主又包含着要管理地,并把它管理好。我走过了一些大地,我以为有的人用大地的时候让大地美丽了,不管是政府还是民宅,只要是建筑的精品,我便鼓掌,但有的人用大地的时候却让它丑陋了,他们留下的完全是垃圾。梅菲斯特是那位引诱浮士德博士的魔鬼,它曾经向神反映世间糟糕透顶,神知道他是一个好发牢骚的家伙,然而神也知道他的意见并非没有根据。

中国人在过去显然是十分尊重大地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筑坛以祭之,在乡下则有土地庙以拜土地神,甚至农民收粮也敬,盖房也敬。昔人认为,大地载万物、产五谷,是有德于人的,人不能忘其恩、负其义。想到这些,我每每感到一种人性的温暖,包括皇帝和农民都有一种足以亲爱的人性。遗憾的是,今人把这种习惯已经丢掉了,人变得野蛮起来,从而也在野蛮地对待大地。过去有杞人忧天,我是秦人,我是秦人忧地。我并不怕为能者所笑。我要强调,我确实担心狂妄之徒蹂躏大地而触怒了神。

问鱼

水素有美誉,上善若水,柔情似水,便是水之颂。不过水中缺了游物,若天空失鸟一样,河水将显空虚,湖水将显沉闷,海水将显恐怖。水中游物,我最常见和最乐见的当然是鱼。实际上很多人都对鱼有感悟。老子反向思维,认为治理大国应该像厨师烹饪小鲜,小鲜便是鱼。庄子相信从容而游是鱼之乐,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孔子对鱼似乎具特别之爱,甚至以鲤命子名,但孟子却舍鱼而取熊掌,所以孔子是大圣,孟子是亚圣,真是理所当然。

鱼在古人那里一向是贵重的。梁元帝诗曰:“轼锦车而前鹜,驱鱼轩而继踪。”鱼轩者,鱼皮作饰并为贵妇所专乘之交通工具也。唐高祖的祖父名李虎,唐高祖执政,遂废传统的虎符而启鱼符,是避祖父之名讳。改虎为鱼来炮制皇帝授予臣属的信物,应该是鱼的光荣,不知道鱼以为然否?鱼在古人那里还有别的用途,似乎是负面的,不过这也由不得鱼了,因为鱼有服务于人的义务。光是吴国的公子,光想当吴王,便派遣刺客专诸完成谋杀吴王僚的任务,其办法是把匕首藏在鱼腹,以献鱼为借口杀之,竟成了。据司马迁调查,在专诸杀吴王那天,恰恰有彗星袭日,显然是很紧张的。陈胜起义,心有所忧,怕人不跟从他,便在帛上用朱砂书“陈胜王”藏于鱼腹,之后把鱼偷偷放进网中以使士卒买到这条鱼,并发现其帛,从而让人相信陈胜为王属于天意,真是绞尽了脑汁。

我在小的时候好动,瞎折腾,有一天,我提着竹笼,一个人走出少陵原,到韦曲去。那里是川道,有小溪,小溪里有鱼,我把竹笼置于小溪中,用绳子拉着逆水而行,一趟又一趟,竟捞了几尾鱼。我把鱼装在一个罐头瓶中,顶着太阳捧回家。我以为井水是养鱼的绝妙之所,遂拉开井盖,把罐头瓶里的鱼全倒进井里。开始几天,我还爬在井口看我的鱼,并注意它们是否会出现在母亲绞水的桶里,以后便忘了,玩别的了。我的叔叔那时候还在,有一次,他的桶里穿梭着一条虾似的微小之鱼,立即惊诧起来。叔叔是医生,非常讲究卫生,我怕他嫌我置鱼于井会弄脏井水,遂不敢声张。当年我十岁左右,而今我年逾不惑,几十年过去了,我的鱼啊,不知道你们过得如何,不知道你们是否由于我而受了委屈,你们的心情好吗,你们已经儿孙成群了吧。

我的大学

命中注定,我只有一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我生长在乡下,小学为邻,中学离村子也不出三里,但大学却很是遥远,因为它当时中止了招生工作,上大学是要推荐的,当然遥远而且渺茫。

中学的班主任是一个活跃的人。有一天,他得意地决定,要率自己的几十个乡下孩子见识一下大学,那便是陕西师范大学。步行几十里,进入一个幽美的校园,穿梭花木之间,仰望图书馆爬着青藤的红窗,踏了踏又明亮又宽大的教室的台阶,竟对这所大学产生了深度喜欢,并暗中向往。

几个春秋以后,乾坤扭转,大学之门骤然打开,似乎到处都在招手。不过陕西师范大学古雅的图书馆及其周边的垂柳昂杉、曲槐直松,反复挠我的心。别无所念,唯思斯校,从而毅然择之。

我一直不敢骄傲地认为此乃缘分,因为缘分便把我和我的大学对等了。我有种种理由证明,当它的学生属于我的幸运。它给我的多,我报它的少,此账我还是清楚的。

哲学是我的专业,但作家却是我的理想,要兼顾显然不易。然而在校数年,我不但收获了一种哲学思维,而且还得以发表作品,真是有福了。学校气氛宽松,老师也能积极给予,确实是求智得智,求道得道。阎景翰老师、刘路老师、刘明琪老师,指导过我的写作,循循善诱,诲而不倦。曹冷泉老师和畅广元老师,评点过我的文章,所圈所批,久而弥新。他们的故事,我曾经一再叙述,因为扬其善就是扬斯校之美,就是颂斯校之风。他们无一是我所修专业的老师,不过他们待我无一不是喜悦的,扶我以诚的,对我有启示的,甚至给我以肩膀让我站立的。

毕业之后,我在社会上闯荡,难免经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陕西师范大学却始终是我的后盾和平台。出版了一点著作,产生了一点影响,我的大学都注意到了,并给予鼓励。我的作品的第一个讨论会,是母校的学生自发组织的,我的关于文学的第一个讲座,是母校的张国俊老师邀请的。2002年春日,陕西省作家协会主持讨论我的一部散文集,裴亚莉老师发言说:“朱鸿虽然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不过我觉得他一直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人。”我和裴老师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她透露的是一种信息,它使我感到了母校的仁爱和温暖。

忽然有意回到我的大学来执教,便投书时任校长赵世超先生。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此举显然是冒昧的,不料赵校长的支持坚决而慷慨,于是我就成了斯校的一位老师。教学自有其秩序,作为新手,我确实还有种种陌生的细节需要学习,鲍海波老师和王敏芝老师便帮助我,甚至代我做计划和填表之类的琐碎工作。想从新闻与传播学院转到文学院去,李西建院长和付功振老师便设法接收,使我归位于文学岗位。张宗涛老师所安排的课,为我留下了游刃有余的空间,以方便写作。

从1999年起,我在收集陕西的“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资料,艰难之极,又不清楚怎么筹措经费,在外地调查之时,总是寻找朋友,希望旅馆能够打折,难免尴尬,甚至狼狈。回到学校以后,我仍在悄悄做这件事情。主管人才引进的张建祥副校长发现了我的窘境,立即通知我使用科研启动经费,工作便顺利了。令我尤其感动的是,现任校长房喻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约我,认为我的资料收集是抢救工作,有意义,建议我申请科研经费,并说:“出门在外,也不能太艰苦,不能住得太差!”我不知道房喻先生是从谁那里获悉了我的状况的,然而我知道有一次,他到文学院去考察,还提到学术要包容,要尊重个性,给了我准备之中的研究以肯定。

也许有人以为我是在发布感恩榜。有这样的意思,我不会掩饰。在世间,即使给我一臂之力,我对他的谢忱也永无止境。一张感恩榜根本不能尽我之意。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究竟凭什么得到这所大学如此之久且重的支持呢?我究竟给它做了什么呢?我何德之有,何功之有?遂感到十分惭愧和歉疚。有时候便安慰自己,认为陕西师大固有其厚德载物之品质,人文主义之蕴含,所以凡是她的学生,对谁都是支持的。然而我仍觉得自己幸运之极,她给我的多,我报她的少。

我偶尔会想应该以什么方式给我的大学一些贡献。我有瓦当收藏的兴趣,也收藏了几个好的瓦当,我愿意在合适的时候捐出来,充实斯校的博物馆,以表达我的感情。然而大学如此久且重的支持,显然不是为了得到几个瓦当,遂觉得自己的所想有一点荒诞和可笑。

也许这所大学支持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要求,它仅仅是按照固有的原则行动。只要她的学生有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意志,她对谁都是支持的,这是她的传统。人一旦在陕西师大浸染,学校的传统便要渗进他的血液。我以为,感恩榜上的那些人,都是学校传统的担当者和发扬者。不过我还是一直在提醒自己,必须加紧努力,争取有大的收获,否则就辜负了我的大学。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珀尔修斯是冒险才取得女妖墨杜萨之头的,他把墨杜萨之头对准谁,谁就会变成石头。珀尔修斯当然伟大,我以什么成果完成我的精神冒险呢?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也是舒服的,不过他们吃了禁果,从而辨别善恶,懂得羞耻,遂有文明,亚当和夏娃当然伟大。我以为在艺术上和思想上要超越一点,就应该向珀尔修斯学习,向亚当和夏娃学习。苟且偷安是不行的。

我只有一所大学,但它的激励却是强劲的,这就够了。我喜欢我的大学。

出城踏雪

冬天不下一场好雪,就像人生少了一场热恋一样平淡、乏味、庸庸碌碌,甚至浑浑噩噩。伟大的热恋难以预期,不过一场好雪毕竟还可以希望,遂盼着盼着。终于在钟楼与秦岭之间出现了一片黑云,它反复酝酿,极端努力,黄昏之际,便有雪飘扬了。

不知道什么缘故,雪总是让人兴奋,尤其是小孩。我的儿子今年七岁,早晨起床,见窗外洁白,有雪斜飞,惊呼着,操起一把玩具手枪便开门,急得连外套也不穿了,匆匆往楼下窜。社区有一个乏味的花园,素日并不使人青睐,但雪落一层却顿生魅力。那里已经有几个小孩以雪做球,互相抛掷。儿子奔突而去,径直加入了战斗。一个少妇似乎情不自禁,也参与到小孩的游戏之中了,于是形势骤变,她作为一方,几个小孩作为一方,就开始对打起来。她的感觉也太夸张了,其呼其叫,弯弯绕绕,起起伏伏,竟穿过了我家的玻璃。也太夸张了,是由于太高兴了吧!

有一些经典的故事涉及雪,程颐门外的雪,便是一例。程颐是思想大师,当年杨时和游酢慕其学识,往洛阳拜他为师。一日登门求教,程先生正坐在炉旁打盹,二弟子出于敬仰,不敢进去,一直侍立在门外。等程觉醒,门外积雪已经一尺多厚。此故事在于表达师之尊严,传播近乎千年。然而我以为它虚伪,并从心里反感。雪落一尺,需时不会短吧,此间二弟子没有离开,继续站在门外,自以为是礼,实际上是把礼变成了打扰。程也是的,为人之师,自己困了,本应该让二弟子规避一下,因为学问高并不保证睡态也雅,万一打鼾、呓语,或是口流涎水,岂不是有失师之道貌和威仪。我以为作家叙述这种故事就像杜撰七十岁的老莱子晃着小摇鼓逗弄父母欢笑一样让人肉麻,而且虚伪。不过请宽容,宽容才是文明。关于雪的故事,丹麦那位卖火柴的小女孩,我觉得还有一些意思,主要是它有美感。冰天雪地,小女孩又饿又冻,几近于死,但她却能在一点火柴所闪的光芒之中,看见吊灯、台布及昂贵之瓷器,而且欣然看见了早就逝世的奶奶,并由奶奶领她到天堂去了。这完全是一种幻象,然而它的美感可以融化其雪,甚至让寒心获得暖意。

我想去踏雪!可惜在都市的雪有轮胎挤压、尾气污染,摊在路面便化成墨汁,又处处是高楼,缺乏辽阔的视野,又满是广告,五颜六色的,显得迷乱一团,难免龌龊和局促。

那么就出城踏雪吧!应该极美,若有二三子同行,那么一定更妙。然而这时代、这风气,忙者多,痴者少,我怕我的邀请遭到拒绝反而扫兴。也许会有响应的,不过他们若仅仅是出于礼貌,其性不率,其情不真,那么即使相伴,也难尽兴。到旷野去踏雪,完全是一种自由行动,仿佛苏轼当年贬谪于黄州的一个夜晚,他已经解衣上床,顷见月色入户,寐意速消,遂入承天寺,寻张怀民夜游一样。难得张怀民,他懂得苏轼的性情。

下午三点,我愉悦出城,独上少陵原。天地浩然,穹苍尽雪,走数公里,才遇一村,房、树、电杆、水井皆陷于雪,车声、人声、鸡犬声诸声皆无。我的路线是,出城向南,走小道,一直穿过少陵原,到樊川北岸回头。我悠然地走着,真是体轻魂喜,澄明在胸。我想,如果碰到一位像我一样在旷野踏雪的人,那么他一定会觉得我是少陵原上茫茫大雪之中悄然移动的一个信息、一个鼠标,或是像明朝大雪三天之后出现在杭州湖心亭的其中一人。遗憾的是,我四下张望,竟没有任何人。不过天地为家,有何孤独!

老人与狗

我早就发现西安以南的少陵原将遭城市化运动的剥皮或换面,遂在2007年春天走遍其台地,为所有的村子拍了照片,以作资料。

当时,我在庙坡头村碰到一个老人,他沉浸在民居拆迁之后的忧伤里,茫然地望着废墟。一条黑狗陪着老人。

少陵原南起引镇和樊川,向北而斜,一直延伸到曲江池和大雁塔。我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着,走进庙坡头村,才看到这里已经像受到了轰炸似的狼藉一片,只剩下一座小庙以及显然是一个钉子户的一座三层小楼。不知道是谁种了席大一畦蒜苗,无主自长,嫩绿显目。远远地,有两三个男女在嶙嶙的瓦砾中砸墙取铁。城际线,有塔吊晃晃悠悠地飘着。阳光之下,尘埃如粒,自由沉浮。

我问老人:“你就是庙坡头村的?”不动声色,只是点了点头。又问:“都拆迁了?”仍不动声色,点了点头。我说:“拆迁就有楼可住了,也是好事。”老人蓦地泫然泪下,吞声说:“是好事,不过家在哪里呢?家就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两厅吗?故乡在哪里呢?院子的水井在哪里呢?村子的小巷在哪里呢?飞到椿树上、杨树上筑巢的喜鹊在哪里呢?清明祭奠的老坟在哪里呢?祖先的灵魂一旦回家落在哪里呢?晚上睡不着,想过去的院子,所以我一周有两三次会跑来看一看村子,然而村子在哪里呢?院子在哪里呢?北极宫是小庙,不敬神不敢拆,钉子户厉害得很,赔不够不能拆。村子现在只剩下这两座房子了,我家就在它们之间,等他们推平了小庙和小楼,我就无法看出我家房子的底摊了。”老人唏嘘失语,抽噎不已,泪水汪闭了双眼。黑狗便贴过去,用脸摩挲着老人的肩膀。

我难免感慨,便以大言安慰他,接着拍了几张照片,离庙坡头村而去。不过又寂寞又孤独的小庙的红门和黑墙,有两棵国槐笼罩的钉子户的小楼,尤其是坐在废墟上的老人,他的悲怆俨然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常常会想起。几次路过庙坡头村,看到这里满是美轮美奂的建筑,便想起那位留着平头的老人。

少陵原诚如我之预判,工厂建矣,大厦耸矣,中国罕见的沉积了累累史迹的一个台地,变得支离而破碎。

告别

爸,我们即此向您告别。

我们村里的本家人多来了,村里您过去的交游也来了,您单位的故知和3507社区的主管都来了。亲戚不分远近,能来的全来了。您的儿女与儿媳、女婿,率其孩子都站在您的身边。我的老师和学生也来了,我的同学也有来的,我的朋友当来的都来了。宜之在外读书,来不及,不过她爱爷爷。

我们即此向您告别。大家知道这是您的生命里程的最后一站,遂放下手中的工作,送您永归。请允许我代表您向大家,也向这几天在灵堂前为您上香的及呈送了花圈的我的领导、同事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激,并为了您,谨记所有吊唁者的悲情!

您将见到我的祖父祖母。多年以后,我也要去见您。今世我们是一家,但愿来世我们还是一家。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便透彻交流,那么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敞开交流吧。

怕我的母亲出现不测,没有让她到这里来向您告别。有一次,您对我说:“没有你母亲,我早就完蛋了。”确实如此。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我母亲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照顾了您十年。请您放心,我们会善待母亲的。总有一天,她也要去见您。由她通报您走了以后,她的生活情况吧!

爸,越是临近生命的终点,您的生命意志就越是展现了峥嵘的面目。得脑溢血之后半身不遂二十年,不管步行多么艰难,您始终拒绝拐杖!再犯脑溢血,您就像一棵已经伐倒并横在田野的老树,然而您总是反复地从树端上和树皮之间长出绿芽!尽管死神到底战胜了您,不过您也一定让它领略了您的厉害。爸啊,您的生命意志真的让我增加见识,也使我恢复了自16岁反抗您以来曾经模糊了的对您的敬畏。我能意识到这是您留给我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在我的怀想中,久有您生动的音容,直到我去见您。

即此告别了!爸,您放心走吧!

母爱如流

我父亲16岁就外出谋生了,他的母亲无日不思念自己的儿子。她知道儿子好吃面片,只要回家,她总会又薄又筋地给儿子擀一案。1949年,她儿子进入西安3507被服厂工作。那是一家军方所辖的单位,星期四休息。星期三下班,她儿子便徒步20里,赶至家多是晚上了。在无穷无尽的星空下,他远远看到一派树木,接着就看到母亲站在村口接自己。面片已经摊在案上,一会儿就煮熟。母亲给碗里调上盐、醋、辣子、葱花,端给儿子,见儿子吃得很香才高兴。儿子娶了妻子,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便沉重起来。为了快一点儿回家,1962年他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几年以后骑坏了,在1970年又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几年以后又骑坏了。母亲渐渐也老了,然而她仍会在星期三的晚上走过窄巷,到村口去接儿子。父亲的母亲在清朝裹了脚,是一个三寸金莲式的妇女,大约六十五岁以后便拄着拐棍。冬天的晚上,她会通过黑暗中自行车颠簸的响声辨别是不是儿子的自行车。不等到儿子,她就一直站在村口。白发苍苍,长风拂襟,她拄着磨得发光的荆木拐棍,向着乡间小路举目而望。夜色如海,什么也没有,她便侧耳倾听,以捕捉儿子所骑的自行车的响声。

我儿子的母亲在他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就让其欣赏音乐,为防患病,不服药,不打针,当然也不接触电子设备。儿子一旦出生,她便给他唱歌吟谣。她慢慢地教他坐、爬、翻身、站立、走路。给他蒸鲜嫩的鸡蛋,先滴一点酱油,再滴一点香油。蒸鲳鱼、蒸鲈鱼、蒸鳕鱼,手指入肉,一丝一毫地探索着挤出硬刺、软刺,喂她的儿子。衣服每日必换,但发型却是要养成风格,所以有几年儿子是西瓜皮发型,小区的人都夸其活泼,她便得意地笑。反复选择幼儿园,对老师交心致礼,亲如姊妹,以使之能照顾儿子。终于上小学了,她带儿子读书,朝送暮接,不拘酷暑、严寒、春暖、秋凉,从一年级到了五年级。到处打探消息,以知道什么地方有好的英语班、好的奥林匹克数学班,并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带儿子去学习。她检查作业,逼着儿子背诵要背诵的诗、英语单词或句子,通过网络购买所谓教育家推荐的书让儿子阅览。儿子偶染小疾,她便忧伤不能自已。她让儿子对同学宽容,对老师尊重,在街上或小区见到长者,要主动且热情地问候。撒谎不行,偷懒不行,饭前不洗手和饭后不刷牙都不行。她仿佛是一个艺术家,手握一把雕刻刀,要竭尽其力地凿磨出一个为世所用的绅士或君子。

我的母亲79岁了。2000年一场猝发的脑血栓给她留下了沉疴,举筷不稳,投足不捷,言语不清。她白发满头,样子看起来真是日薄西山,木枯霜野。然而她见我,必问下班了或怎么没有上班,嘱食嘱穿,怕我饿,怕我冷。她待我依然如待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儿,实际上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了。

母亲对我的养育和教导完全是勤勤恳恳、劳骨苦志。她的恩情比天大,比山高。1977年,可以通过考大学离开农村了,这是吾辈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我不敢丧失机会,一定要上大学。可惜有一段时间教育荒废,首当其害的是学生,他们把课本里的知识都丢光了,老师的课堂上也很荒芜,于是吾曹的脑子也就空空如也,考大学遂难以顺利。我便夜以继日地钻研,每天几乎学习十五小时以上,累得脑涨,入眠如死,早晨闹钟也叫不醒。我就让母亲叫我,她点了点头,说:“行!”从此,她每天早晨五点半俯在我屋的窗口喊我名字,因为太困了,太乏了,往往醒来应答一声旋即睡去。她不见我的动静,便又过来喊我,有时候再二再三地过来喊。我考了三年,她喊了我三年。显然,是母亲帮助我实现了上大学的理想。母亲在窗口喊我的印象入神融魄,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梦到她站在厦房的檐下,轻轻地、一遍一遍地呼唤我,既怕我醒不来,又怕我睡不足。她的声音仿佛鸽子飞在天空,飞在我澄明的灵魂之中。

父亲的母亲姓田,儿子的母亲姓李,我的母亲也姓李。她们在不同的年代,从不同的地方,嫁在朱家,不过她们都是一样地用丰沛的感情爱自己的儿子。

实际上,在中国,在中华文化圈,凡是母亲,无不用丰沛的感情爱自己的孩子,并殷殷盼其成为社会的栋梁。家之兴,国之和,缺少了母爱的滋润是不行的。母爱是中国的道,文化的宝,传统的精华,是一以贯之的永恒的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民族所赋予的使命。母爱至尊,母爱如流。

怅望

我的故乡历史悠久,方志具载,是少陵原上的蕉村。

这里并不算富饶,然而天空日月星辰,地面春夏秋冬,足赖繁衍子孙,昌盛家族。

小时候,我读了一点书,顿然心野,发愿离开故乡。至19岁,我步入大学,闯进了自己向往的故乡之外的世界。

故乡固然路小,墙由土打,房是瓦苫,做饭洗衣的水从井里用辘轳一桶一桶地绞。然而羁旅江湖,还是想家。城市很热闹,很炫幻,也可以建功立业,可惜我总感到自己是城市的羁客。即使户口落此,工作于斯,买了房子,也不过是在几个楼板之间寄居而已。一旦蒙冤受伤,更是想家。

我曾经频频从城里返蕉村探视父母,以解牵挂。有时候回故乡,也是因为疲倦至极,需要呼吸,以壮精神。登上少陵原,看到蕉村的一片绿树,我便觉得踏实、轻松、愉快。羊在沟坎上撅草,麻雀在麦秸上聒噪,老者相语,幼者相戏,夕阳收敛,炊烟飘散,这一切不仅仅是亲切,它尤其给人以安慰,并有精神治疗之效。

2011年,蕉村消失了。少陵原上,地球上,也许永远没有蕉村了。拆迁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我咋不想走!”妇女几乎都在流泪,有的竟号啕大哭。母亲虽然未哭,不过她也十分难过。母亲难过,我也难过。

有一个73岁的老人,租住在樊川一带,由于不习惯异地,很是痛苦。他想自己的院子,遂经常揣着馍,登上少陵原,选一个荒丘坐下来,远眺着蕉村。蕉村已经夷平了,但它的废墟上却长出了一簇一簇的高楼。他颇感陌生,不过他仍远眺着蕉村,想自己的院子。

我在城市的日子从来是混混沌沌、浑浑噩噩的,因为日夜扩张的高楼遮掩了天边和地线,尤其是女士的裙子,四季皆穿,四季不分。人居城市,若陷隧道,不知道美的窗口在何处。

但我的故乡却有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统一。正月初一过年,是家庭的欢聚,遂长以祝福,少以施礼,整个故乡都沉浸在喜庆与安谧的气氛之中。正月初二以后,亲戚朋友开始往来。那时候,残雪正在小麦之间融化,故乡的小道上,三五成群,提篮子,执灯笼,无不穿新衣、戴新帽,尤其欢乐的是孩子。清明节,上坟扫墓,烧纸祭祖。端午节女走娘家,舅看外甥,贫富都会送一把艾蒿,斜插在门上,以驱虫子。小麦黄了,割小麦了,种玉米和谷子了。此间农民悉在田野忙着,故乡出现了一岁一次的紧张状态。忙罢就要过会,无非是在一个约定的日子,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做客,夸丰收,聊墒情,祈祷未来。中秋节虽然没有喧闹,不过凡母亲都会烙一个大团圆饼和几十个小团圆饼。如果讲究,那么晚上还会把柿子、石榴一类的水果献给月亮。十月初一,阳间渐冷,想到阴间也会渐冷,遂上坟焚纸衣、焚纸裤,以表达生者对逝者的悲悯和追思。冬天到了,春天也在冬天之中孕育了,遂在腊月的最后一个晚上除夕迎新。

一个人之所以有文化,并非仅仅多读了几本书。一个人只要他受过乡约和乡俗的影响,见过乡贤,懂得如何对待乡党,他就有了文化。儒家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这样的。

故乡就是安放祖灵的地方,是世代繁衍的地方。我时时想念故乡。尽管蕉村没有了,然而不管我在山南还是在海北,我都可以为自己的故乡定位。

怅望故乡,我的眼睛常常含满泪水。

母亲的意象

我的母亲是俊秀的,白皙的;是进取的,劳苦的;是忍让的,慷慨的;是敏捷的,坚毅的;是喜悦的,仁慈的。

不过她也在春秋交替之间不知不觉地把对襟衣服换成了斜襟衣服,衣服上的花也没有了;渐渐地,她皱纹萌额,白发染鬓;终于疾病降临,更是残酷地扭曲了她的肢体,扰乱了她的语言。

我爱我的母亲。

小时候我就懂得保护母亲,也许我可以对母亲发火,然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的母亲。

六七岁那年吧,我的叔叔蓦地寻隙挑衅,惹得邻居围观。他站在厨房的檐下,赖我母亲弄脏了井水,母亲便据理反驳。他恼羞成怒,竟抬脚踢我母亲。虽然足尖落空,但他的行为却震荡着我的整个身心。当时我站在母亲背后偏右的地方,这一幕完全看到了。我感觉自己仿佛一头小小的雄狮,泪水盈眶,紧盯着叔叔的手,所有的血液都推动着我,使我扑过去,要咬断他的指头。发现我已经激动得变形,他猝然收声敛焰,显然是害怕了。这天以后,叔叔再也不敢冒犯我的母亲了,他对我也辄示喜欢,并日益器重。

十二三岁那年,生产队近百社员在场里碾麦,真是热火朝天,可惜场长派烂活给我母亲干。我恨之入骨,遂堵住他,站在他面前指摘、叱骂。场长拿着木杈检查麦秸的厚薄,这儿抖一抖,那儿翻一翻,到处走动。他转到什么地方,我就跟到什么地方,总是站在他面前叱骂他、指摘他。我像一头小小的公牛似的,摇头甩尾,逼得场长发蔫。多年以后,有老师问我:“你就不怕场长戳你一木杈。”我说:“没有想!”

十五六岁那年,父亲和母亲有了芥蒂,经常争吵。父亲在工厂上班,虽然赚钱,不过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斟酌着如果他们离婚,我就随母亲。有一次,一言不合,父亲跟母亲就又闹开了。我放下作业,批评了父亲一顿,结论是:“我母亲逝世了,我要给她立一个碑子,不给你立。”父亲颇为尴尬,也很是无奈,遂佯装大度地说:“儿子爱他母亲是正常的。你这样,我也放心了。”

母亲更爱我。

小学就在村子里,生产队的孩子念书,几乎都是自己去,很少有家长送的。但我念书的第一天,上课的第一天,母亲却送我出门,出朱家巷,陪我走了半个村子,直到看见小学的屋舍,才让我自己去。母亲送我念书,此举固然平凡,不过我似乎获得了追求知识的永恒动力,现在想起来也十分温暖。

20世纪70年代,冬天甚冷,我的同学多冻伤了耳朵、手、脚和脸。然而我有母亲做的两件棉衣、两条棉裤、两双棉鞋,轮换着穿,并戴着可以保护耳朵的棉帽,戴着手套,从而避免了冻伤。

中学在韩家湾村,一天跑两趟或三趟,时间不确定,不过冬天总是有热饭的。实际上锅早就凉了,是母亲隔一会儿就点火烧一次,才保证我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能吃热饭。

父亲从工厂带了一顶军帽给我,我兴奋至极,急于戴上它炫耀,可惜军帽大一圈,在头上晃来晃去的。母亲便改它,连夜垫一圈草绿色布以缩小。线细针密,毫无痕迹。不幸的是,看露天电影,甫感头上触动,军帽就飞了。我左顾右盼,见所有的五官都颇为平静,根本不知道谁是贼!

考大学,我一败而再败,不过也越考越勇,志在必得。母亲支持我,除了不让家务使我分心以外,她还给了我多有变化的一日三餐。我往韦曲的长安二中去补习,有时候会碰到她在田野锄草。她看我一眼,算是目送。她收回眼睛,埋头继续劳动。踏着乡间的小路,想象着大学之门,我信心更足。她因我托,每天早晨在窗口喊我起床。复习真是累极了,要不是母亲喊我,也许我每天都会睡到中午。

大学三年级,我身体不适,休学回家,以中药调理。母亲替我煎药,早晨半碗,晚上半碗。她是在下工以后,吃了饭,收拾了厨房,才至院子的一个墙角煎药。秋深霜重,夜气拂面。她一把一把地烧着麦秸,以保持平稳的文火。母亲垂着头,不过闪烁的文火还是照亮了她的疲惫和忧伤。此情此景,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上。

入职了,结婚了,本当自立,遗憾我仍为母亲添了麻烦。有一年,我不得不应付一场灾难,遂把不足两岁的女儿送母亲带。少陵原上浩瀚的秋风和凛冽的冬雪之中,满是她的愁绪,她一边经管着儿子的女儿,一边担忧儿子的命运。

一天早晨,母亲正在下米熬粥,猝闻我女儿尖叫。她猛然转身,只见我女儿在案板上摸什么,竟把一杯开水灌进了棉衣的袖筒,灼得当然尖叫。母亲吓坏了,匆匆剪开袖筒,然而她不在村子找医生处理。她抱着我女儿,抄小路,走十数里,再乘车进城,把孩子送我,以求所谓高明的治疗。母亲的棉衣湿透了,背上热气直冒。她也很是内疚,怪自己疏忽,几乎要哭。

三十一岁是我坎坷以后新的跋涉的发轫,不胜艰辛和孤愤,遂不能从容回家。尽管西安和少陵原也不过相距30里,然而我未能保证每月探望一次父亲和母亲。那时候,我已经零落成泥,资产为负了。命运坠到低谷,就得为翻身而战。不但不能经常回家,也不能经常报信。

母亲不放心,便进城看我。我不清楚她是如何辗转乘车的,总之,她像一片白云一样忽然就出现在我的门口。又激动,又难过,几乎使我落泪。那时候还没有家装电话,更没有个人手机,不能预约以恭候她。有几次她到了小区,偏巧我不在,她便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外的楼梯上。获悉母亲在门外等待,我迅速回家,看到我,她的眉梢溢满了笑。她不知道我的感动和难过,不知道我想落泪。

父亲患脑溢血后遗症,母亲患脑血栓后遗症,手脚都不灵便,遂硬撑着生活。我也明白她们需要一个保姆,唯经济拮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忍,我也无法。一旦我缓过来,便立即雇了一个保姆。可惜一月之后,母亲不告诉我,就把保姆辞退了。我以为这个保姆不妥,又雇了一个。然而一月做满,她又辞退了。我打电话问:“咋辞退保姆呢?是不是嫌花钱呢?”母亲慢慢地说:“娃呀,雇保姆,你是为了我。我用保姆,你就把我害了。”“为什么?”“生活能行么,用保姆干什么?在村子里生活,不兴用保姆啊!不行了再雇保姆吧!”实际上母亲仍是觉得我经济紧张,不舍得让我雇保姆。

2014年秋冬之际,我父亲逝世三年多了,有一天,我和母亲聊天,无非是评姨姨,论姑姑,让母亲高兴而已。俄顷,她在房子悠悠地转了一圈,似乎若有所思,渐渐抬起头,郑重地对我说:“娃呀,我要是不行咧,我就想走快一点!”我的心顿然沉了一下,没有应接,旋即岔开了。

我父亲临终之前,完全卧床,这是母亲看到了的。我以为,母亲所谓的想走快一点,当是指不要完全卧床的结局,也有不希望再加重我负担的考虑。我了解母亲,她非常自尊,即使万难也要自力,即使儿子反哺,她也存打扰儿子的歉意。

在人民公社的那些岁月,母亲是我家唯一的劳力。从1957年至1968年,她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姐姐、我、妹妹、弟弟,都需要她抚养。我的祖父和祖母,已经不能在田间耕耘了,也需要她照顾。关键是七个人的口粮,要靠母亲所挣的工分而取得。为了工分,她竭尽了所能。

父亲也是生活所赖的半壁江山,他以工资供给我家所需。不过生产队有自己的规则,它以劳力及其所挣的工分断其所获。我父亲不算劳力,于是居住在少陵原的这七个人的生活,就主要靠母亲了。

只要闭上眼睛,我便看到母亲忙碌的样子。春天她扛着镢头打胡基、修梯田,没有一晌不是一副受饿之态。夏天割麦,没有一晌不是累得虚脱的神色。秋天她握锨浇地,抡镐砍苞谷、挖红苕,没有一晌不是服役之状。冬天拉着架子车施肥,没有一晌不是汗水潜淋,棉衣从里向外蒸发汗水的。

几乎是每天,母亲下工会小跑回家,利索地摘菜、擀面,或做别的饭。她一勺一勺舀到碗里,一碗一碗地端给老老少少。终于姐姐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可以给祖父祖母端饭了。母亲最后一个吃饭,接着洗碗洗锅。天黑了,星辰如洗,母亲坐在炕沿穿针引线,为公婆、子女和我的舅爷舅奶缝棉衣、缝棉裤、纳鞋底、纳袜底,不知道月驰中空,夜逼未央。晚上如厕,从偏厦出来,我总是看到母亲的影子映在正房东屋的窗纸上。

给我祖父祖母四季浣涤,顿顿馍面,这也罢了。难能可贵的是,祖父逝世以后,祖母半身不遂,她毅然承担了全程护理。白天所食,皆由母亲喂之,因为姐姐和我在上学,妹妹和弟弟尚幼,对母亲的帮辅只能是零星的。晚上她按时间抱起祖母,执盆溲溺。点灯、招呼、擦洗,难免会吵到我,在半睡半醒之中,我倍感母亲之累。每天晚上,她有两次助我祖母,从而保持了被褥干净,空气清爽,直至祖母安然殁矣。

有了农闲,母亲便往娘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她做一笼花卷,再做几锣凉皮,分类放在竹篮里,用纱布盖住,以防灰土落上。她把公婆和子女的生活安排妥当,再三嘱咐,便踏着乡间的小路,匆匆而去。她给我的舅爷舅奶整理房间,拆了被子、去污、晾干,再捶展,再缝了被子,拭窗掸壁,淘米炒菜,做了所有当做的活,又匆匆而返。母亲最大,她的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无不由衷敬重她。她晚上很少在娘家呆,因为公婆和子女不可须臾离开她。

母亲至娘家,我总是若有所失。暮色垂野,我便在村口向乡间的小路上远眺,希望迎接她,可惜她迟迟不归。终于月悬秦岭,星辰灿烂,母亲像一个漂移的点似的在白杨萧萧的小路上出现了。

小时候,姐姐、我、妹妹、弟弟跟母亲在一起生活,因为父亲只有星期三才回少陵原。懵懵懂懂,打打闹闹,一个接一个地长大了。姐姐在人民公社的商店工作数年,便如期出嫁。1979年,我进了大学。妹妹机会难得,接班到了父亲的工厂。弟弟情绪起伏,无所适从,遂成我家之惑。1996年,我经大夫分析才弄懂,此乃疾病之端。

大约这个阶段,淡雅的梅花或菊花就从母亲的衣服上消失了。她开始改穿蓝的、灰的一类单色衣服。她明朗的容光之中,也加入了忧郁的元素。然而母亲仍是刚强的,仍是非常能干的。

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朱家巷,在我少年隶属的生产队,谁有我母亲能干呢?

我家的自留地,不管是小麦还是谷子,母亲可以种得没有一棵草,疏密适度,整齐茁壮。凡是经过我家自留地的长者,多会驻足欣赏,连连赞叹。

过年以前,母亲会使我家庭院的里外和前后焕然一新。她把笤帚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够着打扫房梁上、天花板上及房间里所有的尘埃,然后化白土于水盆里,一刷一刷地墁墙。所有的被子,她要洗一遍。她把被子搭在两树之间的绳子上,一经冬日阳光的照晒,盖起来真是又暖又香。她撕下旧窗纸,糊上新窗纸,并要对称地贴上窗花。

母亲还有杰出的表现,一般妇女是不具备的。房顶上生长青苔和瓦松很正常,不过繁茂了便要阻水,导致屋子漏雨,是应该拔掉的。母亲就借了梯子,从墙头爬至房顶,自高而低,仔细撅草,并统统清扫一遍。看到别的小孩吃槐花麦饭,我们嘴馋也要吃,然而我家老的老、少的少,谁能抅槐花呢?母亲便爬上槐树,坐在树杈之间,抅下枝干,之后溜下槐树,捋了槐花,濯净拌面,以蒸麦饭。当时母亲不到35岁,显然就是一个英雄。

酸楚起于父亲的疾病,随之是我的灾难及离婚,接着是我弟弟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接二连三的变故,沉重地摧残了母亲。她白发剧增,皱纹加深。然而生活是要继续的,天也不会绝人之路。

母亲左右求索,遂能凭着信仰行世。我以为她60岁以后的幸福,主要源于此。父亲留下了脑溢血后遗症,只能由母亲照料。虽然是不虞之祸,她也心平气和。给弟弟积极治疗,也应该是有希望的。1995年我又结婚了,它显然也是对弥漫在少陵原的一种悲哀气氛的反击与否定。妻子真爱婆婆,婆婆真爱妻子。我觉得惬怀,我的吉庆是给母亲的安慰。

此间,母亲有几次进城看我。我自幼喜欢吃她做的凉皮,母亲遂带凉皮来,并用瓶瓶罐罐装着自己炝的豆芽及其他佐料。在享受凉皮之际,我会问村子里的情况,随之慢慢转向问父亲、问弟弟,给母亲以鼓舞。见我平安、妻子平安、女儿也乖,她便轻松地说:“娃呀,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便返少陵原,以照管我的父亲。

多年以后,只要想到母亲进城看我,我就为自己的一个疏忽深为遗憾,顿生隐痛。每次见母亲,不管在哪里,我都会给母亲一些零花钱。然而母亲进城看我,我竟有一次或两次忘了给母亲零花钱,让她空手归去。固然父亲有工资,固然母亲并未提出缺钱,不过,如果母亲钱不宽展,需要儿子的钱予以补贴日用呢?多年以后,当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就为让母亲空手归去而悔恨得想哭。

我对生活的重整,多少让母亲释怀且高兴。她不能放心的是弟弟。春夏之交,弟弟不禁会有狂暴的举动。住院治疗,有药控制,遂还平静。出院回家,他服着服着便中断了药,于是狂暴就又爆发了。反复如此,母亲不得不携父亲离开少陵原,寓居于樊川或韦曲一带。母亲说:“把他交给神吧!”见我沉郁,她就说:“娃呀,不发愁,天哪里黑,在哪里歇!”

在我父亲得脑溢血后遗症九年以后,2000年的冬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称母亲感冒了。不可能!我想,一定是严重的疾病。

我火速奔赴少陵原,只见她躺在床上,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急忙住院,诊断为脑血栓。几天之后,恢复清醒。三月之后,可以出院了,然而右腿和右手都不灵便,语言也疙疙瘩瘩的。不过她坚持祷告,笑迎日出和日落。

我不如母亲,暗忖我家沉疴三人,难免忧闷。那些年,我经常从梦中猝然惊醒,旋坐床上,一再想我弟弟吃什么饭、我父亲和母亲会不会摔倒,遂再也不能入眠。

母亲的伟大,是她能顺应惨绝的遭遇,不抱怨,不叹息,并能把一种内在的明亮和温暖投射到外在的形容上和声音里。她确实是黑暗世间难能可贵的一盏灯!

右腿坏了,不过步行是可以的,她就一高一低地赴市场买菜。右手坏了,她便用左手擀面、烙馍、洗衣服。她拿布条缠住刀片的一半,左手握之,以刀片的另一半切土豆、切萝卜、切白菜、切豆腐、切黄瓜、切肉。她用左手持铲炒菜,并用左手掌勺盛到碗里。

父亲仍由她照拂,屋子依旧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甚至每一个用过的塑料袋也会绾结成团,放在一个纸盒里,以方便再用。

大约就是这些日子里,我的逆境得到改变,遂给母亲雇了保姆。然而她一再辞退,认为自己能行。2010年秋天,父亲再犯脑溢血,乃至瘫痪,侍护起来甚为艰难,她才同意我请保姆。

算一算,我母亲共照顾父亲20年,其中她以脑血栓后遗症之躯,照顾我父亲11年。2011年5月1日,我的父亲逝世了。

办完父亲的丧事,母亲便独立生活。此前,我已经接母亲进城了。她和我共住西安明德门小区,我妻子给她买菜,我也可以随时看她。我屡次征求她的意见,要雇保姆,她无不干脆地说:“不要!娃呀,我能行么。”见我默然,她补充说:“我不行了,你就雇。”我依了母亲,她便快乐的样子。

我父亲逝世三年以后,母亲衰颓明显。她移趾拖沓,扬眉拙滞,常常有所疑虑。母亲虽然没有多少学历,不过她是睿智的、通明的,生命感觉颇为敏锐。

在这一年,她有两次郑重交代,我以为它就是遗嘱了。秋冬之际的一个黄昏,她对我说:“娃呀,我要是不行咧,我就想走快一点!”

为了安全和容易操作,我买了电磁炉,以让母亲做饭烧水。烧水的壶,有一个弧形的柄,因为她左手之力有限,只能垂提,不能平端。她先提壶接水,再提壶放到电磁炉上,再提壶灌进保温瓶里。数年如此,并无大碍。不过有一天她笑着对我说:“不行咧,不行咧!一壶水提不起了。”

母亲的坦诚让我起敬,也让我伤感。母亲承认她不行了,就实实在在是不行了。我宽慰她说:“放心吧!现在给你请保姆。”她说:“请保姆吧!”

母亲在81岁的时候,以其之老,以其之恙,终于不能自己做饭烧水了。我便四处奔走,给母亲雇保姆。此事既是轻车熟路,又是无从把握的。中国的保姆让人生畏,令人失望。你可以交心,你难以得心。保姆是赚钱来的,这无大错,不过保姆来赚钱,是否会敬业,是否凭良知?总之,换了一个,又请一个,循环往复,计有五次。

2015年1月16日早晨,刚刚起床,我便接到保姆的电话,告我母亲情况有异。我一边打120,一边跑。三五分钟我便见到母亲,不过她已经昏迷。急救车随之而至,径送医学院。诊断为脑溢血,便直入重症监护室。

经过43天的治疗,一切都正常了,不过脑溢血后遗症严重至极:除了思维尚有,母亲彻底瘫痪,彻底失语。

大夫让母亲回家康复,我怕难保平安,便托朋友,让母亲进了另一个医学院,在所谓的干部病房过年,过十五。一切都稳定了,我才接母亲回家。

母亲躺在床上,头不能在枕上转,脚不能在空中抬,十指也没有一个可以动。母亲几乎变形了,生命仿佛演化成了一棵植物。

然而任何珍贵的植物也不会有灵魂寓于生命之中。

我的母亲是有灵魂的。她紧闭嘴唇,凄迷满目。我想,她一定是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拖累吧!母亲是要强的,她不愿意这样。

我对妻子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有母亲。既使她不会答应,我也可以叫妈。如果母亲走了,就永远没有人可以让我叫妈了。”

为了振作和激发母亲,我说:“妈,现在要训练说话呢。你跟我读。”我便发音:一,二,三,四,五,六,七。母亲也随我发音:一,二,三,四,五,六,七。她舌头僵硬,发音含糊。

我非常清楚,已经无法让母亲恢复说话的功能了,然而我想让母亲意识到我爱她,我需要她。我想让母亲明白,即使她躺在白色的护理床上,一动也不会动,她也仍有一个母亲的价值和尊严。

母亲很是幸运的,临终之前的数月,竟碰到了一个天使般的保姆。母亲及母亲的房间一直是清洁的,连一个从新西兰来的护理专家也为之称赞。我以为此乃母亲的善报,是神的恩赐。

妻子、我姐姐和我妹妹,交替着跟母亲说话,保姆也跟母亲说话,目的是促进交流,可惜她不应答,不理睬。她面向天花板,望着虚无,没有任何表情。

我必须唤醒母亲对生活的关注和热情,否则她的虚弱会加速的。我搬来一个方凳,挨近母亲坐下,讲我小时候所经历的她的故事。我讲她掐生产队的苜蓿,讲她用架子车拉小麦磨面,讲她买猪、养猪和卖猪,讲她肩上搭着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拌搅团,讲她腊月的黄昏在荒地里碰到了一匹狼,讲她把我绑在后院的槐树上打我、教训我。我唯一不能告诉她的是,我可怜的弟弟已经不在了。

母亲嘴唇嚅动,咽喉里也有了声响,显然百感交集,要表达什么意思。可惜她左侧大脑半球受损,完全失语了,遂在脸上涌满了哀戚。

保姆夸我,我妻子扫视一周,对我点了点头,我姐姐和我妹妹颇为“嫉妒”地站起来,拉了拉母亲的枕巾,又抚了抚床单的皱痕。

母亲躺在床上生活着,我不知道她是否懂得春去矣,秋也去矣!

2016年11月8日上午,我母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