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玞
亲爱的读者，你们将要看到的书信写于1980年代，作者是诗人骆一禾。在那个以诗歌为先锋为光荣的时代里，他曾经是北大校园诗歌的领航者，也是那十年里中国诗坛最好的诗歌编辑与诗歌批评家；当他的生命与80年代同时终结时，年仅28岁，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最后的抒情诗人，而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向史诗性长诗所发起的冲刺，至今鲜有人能及。在他为诗而祭献青春热血的三十年后，再版他的诗集以及整理集结他未发表的遗作，既是因为骆一禾作为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特殊意义和特别存在，也是因为我们更深地领悟到了80年代的精神生活于我们今天的珍惜与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一份个人感情生活的纪念，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之纯之密的一个见证。
一个诗人的生活怎可与爱分离？又怎么能不从中汲取生命的给养？这些情书不妨作为他那些升华了的诗歌的一份日常注脚，让我们更亲切地理解一种诗人的性格和命运。
而在此之前，也许，我需要先讲一个爱情故事，它从一封关于诗歌的书信开始，但却缘于一个年轻的死亡，其终结亦是如此，中间更交织着数个年轻的死亡，如一禾诗所言：“因此它是生命的写照，必然加入命运。”
那是1982年的秋季，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二个年头，所在班级发生了一件吓人的大事：入学年龄最小的四川籍女生张延娟在宿舍里用她的一条粉红色纱巾上吊了！记得还有两天就是她的17岁生日，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据说她是家乡那个县城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考上的还是北大！
宿舍门一个上午反锁紧闭，我是最先撬门进入的两个女生之一，眼前所见当真是五雷轰顶，班长喻天舒大姐慌乱中到处寻找剪刀，我则拔腿向外跑，想着应该马上去叫医生急救。从31楼到校医院不算很远，那不到千米的路程我跑得无法呼吸，喉咙剧痛双耳失鸣，腿就像在噩梦里一般拖不动。最终，我记得自己在午间空荡荡的医院走廊里凄厉大叫，这样也是没救的了。后来看到她被我们班几个男生放在担架上抬了出去，难以想象她个子矮矮的那么一个女生，现在五六个人都抬不动。死亡真是沉重！我的眼泪这时才落了下来。
两天之后，我们同班四个女生一起搬进了215室，原先与娟子同屋的人是再也不敢住在原地了，空床是条件不允许的，于是来自两个不同宿舍的两对好友自愿入住结成了新的小集体——她们就是一禾信里常亲切提到的A、B、C、D，我们按生日这样地排了大小，其实呢都差不多大。我睡在了娟子的床上，我们把屋子整理得干净整洁甚至可以说漂亮，书架上摆了很多心爱的小物件。第一个晚上是怎样入睡的呢？好像是熄灯前，四个人各自坐在床上，安静地写日记。这一幕恒久地被我记得，其实也是日后经常的状态，我跟同屋的大学时代非常美好，因为最初情形下的选择，已是难忘的情义。
入住不久，同系七八级的师兄潘维明和刘晓峰到新宿舍看访，大概既需要作些调查又有必要对师妹们进行安抚吧。当时宿舍里为啥是我一个也记不得了，未见得是点名要找我谈吧？
那天下午我好像说了好多话，把娟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得两位师兄频频点头，临走前说会再派一位师兄来跟我聊一次，我很纳闷，聊完了呀。过了两天，七九级一位叫赵仕仁的师兄果然来找我续谈，看意思是想让我写点什么。这是要一个调查总结还是一篇报道？这怎么写？瞬间我就反问起他来，写张延娟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写这种死亡有什么意义？这本该是我自问的，可我却把问题抛给他，就这样进了另一种维度，它跳出了事实的陈述与真相的甄别，直接针对生死、青春、幻想、文字、真相，以及是什么赋予人生意义？是什么给予故事真实性？其实我的脑子是乱的，谈这些哲学或人生我还没有资格也不懂，因为不能接受张延娟的死而导致对事件的无从论起使我有一股强烈的怨怒情绪，让我对娟子的死倍感刺痛。
仕仁兄始终不慌不忙地跟我说话，有时也扶头陷入沉思。末了，才对我说实话，他奉师兄们之命要组建燕园新闻社，他们看中了我。噢，原来这是一次面试。接着他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诸如我从哪儿考来的，有些什么文学想法之类。大概是我说了自己写了点幼稚的破诗之类，仕仁兄便嘱咐我下次来报到，一定拿给他看看。又过了两天，我去37楼学生会燕园新闻社报到，把抄好的两三张作文纸给了他。他说他们班有个大才子，诗写得特别棒，说让他看看给我评点评点。不久，他真就带回来长长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这个集子里的第一封信。
我的习作被如此认真地对待，特别令人感动，这人的文字也立即让我臣服，真是诗人真是好老师啊！多年后再看那封信，我惊讶地发现在那么幼稚的诗里，也是有点宿命感的：我现在也是有一封不知如何投递的信。
老赵接着约我去见这位老师，这个建议简单到就好像他请我顺道去宿舍串门一样，我没多想就去了。只在进屋的瞬间我突然感到畏缩，我不知道自己是干吗来的。拜师吗？好像我真要写诗似的，我什么时候想成为一个诗人了？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屋当中，惊讶地发现那个我要拜见的人还在老赵的上铺睡着没有起床，这都几点了呀？等他下床，空气早已尴尬凝结，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头发乱糟糟的他也不能与我对视，老赵没事儿似的自说自话，不知说了多久，最后一句竟然是：没事，你俩一起去看电影吧！半个多小时的见面我啥也没记得，就记住这句话，庆幸它结束了我的尴尬：既然这不过是老赵一厢情愿地要给自己的同屋好友介绍女朋友，那我能做的也就简单了，对他的信表示感谢，然后麻溜离开。
师兄真是好笑啊，都什么时代了？我们又在哪儿啊？恋爱不能自己谈吗？搞得跟相亲似的，从头到尾这就是他下的套呀！我决定以后只去燕园新闻社再不去男生宿舍了。老赵倒也若无其事，常常到我们女生宿舍这边来，一来二去我倒跟他们班女生熟了起来，尤其是跟老赵很要好的师姐丁玫。我们宿舍挨得近，师姐们很有生活气氛，不是打毛衣就是手工缝纫的，而且一半都有男朋友了。
天气开始冷的时候，老赵召集开会，有个新的任务：当时的校团委李书记希望我们能办一个新式的共产主义教育展览。这个临时成立的策展小组，后来被我们戏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老赵带出了自己的“文七九”三剑客阵容，除了骆一禾，还有何拓宇，而核心头脑就是李书记推荐来的老大哥、当时哲学系的研究生朱正琳。我只是个打酱油的小跟班，所谓工作就是替他们打饭、领点材料、刷刷糨糊。鉴于老赵下套未果，现在他们仨全都默契一致地拿我和一禾往一对儿里算计，不加掩饰地暗示、诱导，可我自打开始就被这个小组的魅力深深吸引，根本无力自拔，倒几乎天天要跟他们泡在一起。
老朱是个传奇人物，年轻时曾因跟一群哥们在贵州图书馆偷书看而进了监狱，通过北大研究生考试却因资格问题被拒绝，后来他的上诉信登在了《青年报》上，最终被破格录取，所以他大我们十几岁。当然，他跟太太的恋爱也很传奇，讲课之余的闲聊，太太是经常被他挂在嘴边的，我特别记得的一个细节就是：每次他太太往监狱里送的牙膏都不是同一种牌子，真是忠爱无极呀。说完他自己的恋爱故事，老朱顺手就过来敲打我：“小姑娘，恋爱要趁早噢！”对此，我只好用爹妈不允许来抵抗，虽说是真的，但无人搭理。彼时，我们无穷尽地迷恋老朱给我们讲课，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一路开讲到大文明没落、大文化迁徙，完全是倒栽葱式的醍醐灌顶，直接往我这1.5级文学基础课还没上完的空瓶子里面倒。有些时候，还有点三英战吕布的意思，他们三个年轻的兄弟轮流质询老朱，说不过了就撂话，什么五年十年之后批判你之类。我是专心听讲的“小兔子”，老朱这样说，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就接着说，可是这个小兔子总想惹人注意。我臊得不行，老朱不比其他师兄，是叫我敬畏的，而他狡猾地在我的本子上写：一禾说你路子对！
小宇是个叫人开心的家伙，有点坏坏的魅力，他的言语总是那么风趣、幽默，什么事什么人被他一讲便是妙趣横生了。倘若是我们几个一起，我一定是先对着他说话，一禾在边上倒是沉静少语的。然而，眼看着女生宿舍门要关的时候，小宇就会一本正经地说，让一禾送你回宿舍，我懒，美女我也不送。
我们办展览的地方在新建的三教一楼100号，最东头的大厅，那时还未使用，夜晚回到31楼要经过空旷的五四运动场边缘和未修整好的工地，有点黑漆漆的，但比那个更让人担心的是，我要和一禾独处。不是没有推拒，但他已经拿起了我的大衣。一路上找着话说，我紧张得不行，甚至没来由地绊了一跤，很是狼狈，冲口就怪他，马上又被自己的无赖惊着了，人家始终是碰也没碰我的呀。及至飞也似的逃进宿舍楼的灯光里，我才松了一口气。
之后，我对一禾产生了好奇心。他绝对不是一个讷于说话的人。当老朱讲课的时候，不难看出三人之中最有才学和语言能力的就是他，而且他记忆力超强，能大段背诵诗歌或他看过的书，我们展览中的大多写作工作都摊给了他。老朱就写了一个漂亮的序言，开头抄的是《共产主义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
可是他为何总显得那么忧郁呢？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向老赵和小宇打听。比如问小宇，你俩性格差距那么大怎么成为好朋友的呢？小宇说他们俩成为好朋友的特点就是，他能说一晚上而一禾一句也不说，可是彼此感觉都特好。我有点明白了似的，之后便渐渐习惯了一禾默默的陪送。至于老赵，总算是约略透露了些一禾在失恋的信息，凭着小女子的直觉我也不难猜出那人是谁。当时常来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串门的就是老赵的小女友、法语系的晓霖还有师姐丁玫，那时，我已经读过她的几首诗了，一禾爱上她一点也不奇怪，遗憾的是，我已经在宿舍见过丁玫师姐青梅竹马的清华男友了。
理解了一禾的暗恋之苦，我也就理解了老赵的煞费苦心，从此解放天性，再无尬念，高高兴兴在组里扮演插科打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师妹角色，因为我喜欢他们所有的人。那真是一段欢乐的日子，对大家都如此，最快乐的莫过于一起唱歌。这是从哪天开始成为我们的一个聚会传统的，我记不确切了，但肯定是一个大家都在37楼的夜晚，丁玫和晓霖也在。大概是老朱提议的，一开始是合唱，从大家都会的苏联歌曲开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喀秋莎》到《红河谷》《深深的海洋》《鸽子》《啊，朋友再见》等。通常是一个人想起一首就起个头，大家马上加入。噢，在那个还没有卡拉OK的年代，我们会唱很多外国歌曲，把世界各国溜完了一遍之后，我们便开始唱刚刚兴起的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之类。老朱不大会这些时兴的，便打开箱底唱他的恋爱歌曲，声称以前都是给他太太唱的，都是些我们没听过的外国民歌——
“我怎能离开你，我怎能舍得你，爱人请你相信，我只爱你。有一朵蓝色的花，名字叫勿忘我，佩戴在你胸前，思恋着我……”
“我今日上山漫游，梅姬，想起当年往事，小溪荡漾水车响，梅姬，仿佛当年同游时……”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忧伤，我心中只有悲哀，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叫我不能忘怀……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她高高地坐在山上，她有着金色的头发，一边梳一边歌唱……罗蕾拉的歌声谁听了都会哀伤，罗蕾拉用她的歌声将他这样埋葬。”
老朱嗓子不怎么地，却唱得很有板眼很抒情，惹得我也开始独唱，“不要责怪我吧妈妈，我是那样爱着他，没有他，我一人生活，叫我如何寂寞”。记得当时我跟小宇唱得最默契的就是“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的那首《童年》，最符合我俩的性格。而大家最爱跟我一起动作的，就是《拍手歌》，“你要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跺跺脚……”，最后我能把挤鼻子弄眼全都给带上去。到最后，我们总会唱《国际歌》和《友谊地久天长》，所以，对我来说，那一天总好像是圣诞节。
在以后很多次的聚会里，都有这样歌唱的场景，我记得一禾和小宇最爱合唱的，也是他们唱得最好的就是侯德健的那首《归去来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是多少年来的徘徊，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是多少年来的等待，啊，究竟颤抖了多少年，归去来兮，青春将芜，老友将芜，心琴将芜……”而很多年之后，我再也无法去唱这首歌，因为老赵、一禾、小宇都不会回来了。
这快乐的日子过得非常之快，转眼元旦过完了，展览也结束了，最后一天小组活动，是1月8日，晚上在100号。在小宇还没从家里回来的时候，一禾说有东西要送给我，我高高兴兴被他拉着手走进了隔壁的教室，门一关，他未去开灯，而是一把将我拉进他的怀里，使劲地吻我，同时一只手也伸进了我的胸口……我僵在那里，这一幕突如其来，我完全不知如何应对！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老赵在喊我们，显然是小宇来了，他在找我们。我们顿时都像做贼一样，动也不动，彼此听见咚咚的心跳，大气不敢出，不敢答应，待在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我俩假装没事出去，加入大家。但我觉得一切不过是掩耳盗铃，谁都瞧出我面红耳赤的不自然吧？只是没人忍心追问罢了。
我懵里懵懂地照旧被送回了宿舍，再一次一路无话。坐在床上，我也想起这就是我的初吻了，皮肤便一阵阵过电。即便是后来的初夜，也不曾像那一吻让我身心雷电通明，震颤到体无完肤片甲不留！
一禾大概也是一样，因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突然出现在我们宿舍门口，找了个没来由的借口，但我甚至都没法请他进屋，还有人没起床呢。不过，我明白他的心思，他仅仅是想看看我怎么样了。我微笑着向他表示我正常，但也没正常到会说话的程度，而他也很快地蹿开。我端着脸盆出去洗漱，在走廊里看到他仍在楼下张望，于是又朝他挥了挥手。
几天之后，再有独处的机会，是我送他到北大南门坐车回家。他毕业在即，只剩下论文，而我面临期末考试，压力山大。由是，我也没想弄明白在那一吻之后我们是何关系，以前我认定我无诗才不是他的菜，现在他却表白了他的激情，可为何不等到我毕业？无论是师姐的存在还是爹妈的教训，都使得我感觉恋爱最好是以后的事，我甚至认为他肯定是明白这点的，因为在这个小组里面、在我喜欢的人面前，我从未遮掩过一点自己：大学期间不打算恋爱，跟他们的差距太大了，要读的书太多了，友情比爱情更重要等等，这些话都是我认真说过的。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一点窘迫、非典型性师兄的表现，他说他不知道展览过后，我们是否还有机缘常在一起，而不在一起，又会发生什么事，况且，他再有半年就要毕业了。想想，我们都说再想想，但他说可以等我毕业再来看我。
必须要提到的是，1982年最后的一两个月，对一禾而言不光是产生了新的爱情，更重要的还是他思想的转变，很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诗学《美神》中这样写道：“我想提到一位长兄，一个我在诗论《春天》里提到的背着空布袋走过沼泽地的智者，他在一个冬天里引导我的思想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并使我领会了这样一句话的全部意境：‘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是维吉尔在《神曲》里所说的话，而我在青年时代得以感受到这样的真实和幻美。”
这个兄长就是我所说的老朱。
寒假跟家人过得很快，3月回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老赵他俩的宿舍看他们，我发觉自己真是很想念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老赵很快告诉我他们又有了一间办公室，平时就用作聚会的地点，37楼137室，他们三个几乎轮流住在那里，而我呢，继续殷勤地每日饭点到那儿去给他们打饭，甚至用煤油炉做饭。后来小宇郑重地夸奖说，张玞同志给我们137室带来了家庭气氛。没人在意我们成为恋人的事实，在他们眼里早就如此了，而我俩也顺理成章没再去讨论我们的关系。讲真？除了私下里偶尔有机会偷吻，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说变化不大呢，快乐的“共产主义生活”继续主导着一切。
当然，生活的内容还是极大地丰富了，尤其是对一禾和我而言，那毕竟是最后同校的半年，我们好像是在抓紧活动，实际上是抓紧时间相处。
首先是老赵怕我没了展览之后脱离组织，赶紧给我派了一个编《文摘报》的活儿，在屋里抄抄剪剪的；而一禾和小宇则觉得有必要将我安排进文学社团。那时五四文学社基本上都在七九级和八〇级师兄们的掌控之下，社长是他们同班的胡迎节，小宇和石冰是小说组的，一禾本人是诗歌组组长，同级的诗人沈群、丁玫、熊国胜、老木，还有八〇级的于慈江等，都是他的组员。后来很多回忆和评论都把一禾看成北大诗歌的领头人和开启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他在北大的诗歌活动，比如他和西语系一个叫作“五色石”的诗歌小组接触，其成员除了西川，还有后来跟我成朋友的陶宁和李东。学期快结束时，八〇级的师兄张颐武带着法律系七九级的诗人海子来见一禾，我就在场旁听，他交上的诗是《山的儿子》，每句老长，跟后来他的诗风很不一样。西川和海子毕业之后仍旧跟一禾保持着诗人的友情，日后就被看作是北京诗坛的一个三人组。一禾对诗歌美学的论述以及对别人作品的评论绝对是精到富学的，所以他总是很能征服人。我想说的是，他后来当《十月》编辑的才识能力在那时便已显露无遗。
我自觉自己没什么作品，诗歌和小说组是绝对不好意思进的。想着或许进评论组比较合适，那时一禾的同屋李景强还有师兄张颐武似乎都是评论组的主力，我凑过去也不难。后来我短暂地参与过系刊《启明星》的编辑工作，但最主要的还是在“影评组”里找到了兴趣所在。最开心的是一禾、小宇、石冰等也一起参与进来，后来，我们干脆就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北大电影爱好者协会，会长是王晓庆。由此，在校期间我看了很多电影，还经常拉一帮朋友去看。毕业以后，文学批评和电影制作也真成了我多年从事的领域。
回想那半年，整天在37楼里进进出出，我认识了很多一禾的同学、团委和其他社团里的诸多师兄，有点活跃分子的小名声。大学时代，交友是非常重要的一科，我那时对自己的幼稚深感不堪，渴望成熟，所以尤其喜欢听那些比我年长的、有点社会阅历的人聊天。彼时经常出入137室的，除了跟一禾来往的文学才子们，老朱他们28楼的哲学家思想者，还有跟老赵一路的中文系其他师兄老潘、刘晓峰等，在北大团委里面，他们都跟李师兄一样，是立志从北大出去从政的精英。除了谈国家大事，偶尔也谈点别的，有一天，看我在宿舍里给大家包馄饨，李师兄便饶有兴致地教导我怎样在馅儿里包出汤来。
小宇那时跟我讲，他们这“文七九”的三剑客是有明确分工的，老赵是中国的头脑，他将来是要从政的；一禾是中国的良心，他将来一定要成为文学大师，中国最好的诗人。我说那你呢？你难道不想成为小说大师么？他笑着说，他们俩把大事都给干了，我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呗，我就做个中国的胃！舒舒服服地整天吃喝玩乐，享受生活……顺便拉出点小说来。看着我冲他做鬼脸，他很严肃地说，你笑什么？没生活你写什么小说？我就是要生活。小说？就是个顺便的事儿。一禾不是说么，为了朋友的光荣甘愿做一个光荣的朋友，所以，除了生活，我还得写点什么，谁让我跟他们混呢。
这个段子很著名，因为小宇喜欢跟人讲，每讲就很得意，我敢肯定这是他们仨某天深夜长谈各自理想之后，小宇即兴创作的段子。他倒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潇洒的位置，可是你怎么能缺一个潇洒的朋友呢？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似乎一直过得很潇洒、快乐，他们共同的朋友向东说，那个小王八蛋简直没有一刻不是快乐的。直到有一天他潇洒不起来了，便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他。
我因为这样有趣又广泛的交往、聊天，几乎完全忽略了与本班同学的交往，内心深处，我甚至认为跟同年龄的同学交往没啥意思；但女生宿舍除外，因为有很多恋爱秘密需要深夜长聊。我们班男生不得不到走廊另一头的七九级宿舍去打听，才知道我已经给师兄拐走了。
说到恋情，那半年，我们的感情是青涩的，就像很多初恋一样。
开学没多久，一禾的大姐小蛮突然因病去世，而这病又牵涉起其丈夫对她的罔顾和不时家暴。一禾幼年随父母下放，稍大些在北京上学，是跟大姐相依为命的，受父母的牵累这个姐姐嫁得最为不好，才有如此悲剧发生。一禾当时是力主上诉公堂为姐姐求个公道的，但家里商讨半天最后作罢，令他不仅伤心更是忧愤。所以，我总觉得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忧郁。
而老赵呢，突然决定跟晓霖分手，回归他那个考上了武汉大学的青梅竹马、同样学法语的福建女孩林建桦那里。对此，一禾立刻骂他事儿做得损，老朱也是不赞成。我和丁玫倒是同情老赵的，想想说到爱情，又有什么抵得过青梅竹马呢？毕竟老赵和晓霖也没处多久嘛。对此，一禾头一次冲我发了火，吓得我够呛，也很委屈。老朱和一禾仍旧决定带晓霖玩儿，有时我们就剩下四人了。渐渐地，我就感觉晓霖仍留下跟我们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老赵而是为了小宇，可我也不敢说呀。
也许更复杂更深的一层是，丁玫毕业去向的问题给她和恋人带来了危机，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也牵动着一禾的心，而我也亲眼见得师姐的忧伤；一禾有位极其漂亮的女同学陈燕妮，原先是老在通信的，如今一禾竟要背过身去撕她的信了。我明白这一切皆是关爱，不同于小宇的潇洒，我深知一禾的善良与重情。说到底，是我有点不自信，论才华论友情的根基我都跟这帮哥们姐们差得太远，一禾越是说我快乐的性情使他受到了吸引，我便越是不自信。这并不是说，我们俩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只是我开始品尝到爱情的苦涩，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惆怅了。
可是大学的生活是如此活跃，我没那么多时间自哀自怜，更高兴的是，我跟一禾有了更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确实一起去看电影了，一起去逛书店了，一起去听讲座了，一起去听音乐会了，一起去图书馆借书了。虽然集体活动仍居首位，但我们有了更多的单独一起的机会，一禾也就更多地成了我的导师。他总是会给我挖掘和表达自己审美感受的机会，这时候，他是否是我的情人并不重要。
我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未名湖畔、宿舍楼之间的小道，留下了我们无数的脚印。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就在31楼南门外的小树下，他说起老朱说过的，三十岁以后就不写诗了，因为诗是属于青春的。想起他曾经跟我叹气，说这辈子好像只会写诗，别的都不会，我不由得问，那你干吗呀？他回答说，他可以写散文呀，写小说呀，然后把毕生贡献给一部美学巨著，或许，最终他要写一个戏剧。他跟我说，文艺复兴往往以诗歌做先锋旗帜，呼唤新思想的到来，然后以小说为中流砥柱真实地表现那个时代，而最后为那个时代总结的是一个戏剧。那天，他跟我聊了好多题目，最后他问我你想写啥？我想起自己恋爱之后又写的几首小诗皆被他批评为平平、幼稚，就笑着说，有你在这里，我写诗还有啥前途，我还是写小说吧，或许我还可以写电影剧本。他提到入学头两年他也跟小宇合作写电影来着。末了，一禾停顿一刻说：“你知道咱们俩这叫什么吗？”我看着他，他说：“年轻！”
我们年轻么？快到期末的时候，六月，我要过二十岁的生日了，天天都很紧张地跟大家伙儿唠叨，怎么过呀？我要老了哎。小宇咳嗽，怎么说话呢？比你老的可都在这儿呢。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男的没事呀，过不过二十的都是青少年、小伙子，可我之后就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人家再也不会叫我小姑娘了。全体哄堂大笑。最终，我决定去照相馆照一张相，留下我十九岁的倩影，可笑的是洗完一看，老相得不得了，我记得那天熊国胜正好来，我还拿着照片给他看，是不是比我本人看起来老多了？一禾懊悔地说，早知道应该让你去王府井照相馆照，那有个师傅是给周总理照过相的。其时他三姐是在那里工作的，一禾没有食言，我的毕业照就是在那里照的，非常的小姑娘，跟我妈年轻时一模一样。
想我在北大十年，未名湖陪伴了我多久？后来我又跟一禾留了多少合影？在海边的、在山上的，但是留在脑海中最恋人的身影，就是二十岁生日那晚，他陪我坐在湖边，度过十九岁的最后一个小时。那天蚊子在我腿上咬了很多包，六月的石阶也是充满凉意，硬邦邦的，但就是舍不得离开，头靠在他的肩上，有种终身相许的依赖感。
年轻的紧迫感一直压在一禾心头。最后那半年，他依照着老朱的导引，去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许多大部头的史论著作，完成了毕业论文《太阳城》。借评论北岛这位80年代朦胧诗的领军人物，早在新一代诗人喊出PASS北岛之前，一禾已经辨析了他们的价值与意义，与他们拉开了距离，选择了自己要走的方向。同时，他开始在《青年诗坛》上发表诗作，新出版的诗集也不断收选他的作品。那时，拿着一禾的稿费到燕春园去撮一顿是我和小宇的一大乐事。小宇总是说，哎，蝈蝈儿，你去查查，一禾的稿费到没到？蝈蝈儿是向东给我起的绰号。
毕业在即，分离在即，一禾总觉得该跟我一起出去玩一次，以增进我们的爱情，而对小宇来说，在朝九晚五的上班日到来之前，彻底地放飞一次也是必须的。我不能确定去北戴河的计划是小宇的提议，抑或是不谋而合，但我有一种感觉，大海是他们俩共同的向往，因为最早他们合作的剧本，就是以大海为背景，有老船长、少年、海鸥这样一些人物。而后来，小宇对一禾的纪念，也以大海为背景。
在小宇兴高采烈的“让我们看海去”的欢呼中，我真是犯了愁。因为始终，我有一个问题。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回家一起吃饭，爸妈在吵架，我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傻劲儿，突然宣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有男朋友了！这下，他们就炸锅了，开始我还信誓旦旦，绝对不影响学习，我男朋友学问比我大了去的，可是完全没用。有生以来第一次跟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撂下一句话，我二十了，你们管不着！母亲头一次听女儿这般说话，愣了半天嘭地跪在地上，好！都是我对不起你是吧？！我吓傻了。此后，我每次回家都是畏畏缩缩的，总感觉自己被监视，家长们用冷战的方式逼着我分手。如今我还要提出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儿，怎么敢呢？是不是得干脆来一出私奔呢？
幸好一禾和同班的旺子决定一放假先去广州玩，小宇表姐的同学李向东在那里等他们，他们还要一起拜会刚给一禾发了诗的《青年诗坛》主编林贤治。其实，向东和一禾认识已久，通信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互相交换过诗，一禾给我看过向东的信，字写得漂亮极了，他居然叫他小常春藤！就是对一禾有女朋友这件事相当地不感冒，信末直接警告，女朋友之类的东西是会影响男朋友之间的友谊的。这惹得我马上就问，小宇和向东，你跟哪个最好？一禾把向东排在了第二，但这也没让我放心，我说不行，我得给他写信，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总之，我去一禾家（他们对一禾谈女朋友这件事倒无异议，见我也不过是有些考察的意思）送他的时候，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一禾跟我说他会给我爸妈写信解释。最终，在我和小宇及其航院朋友出发之前，一禾的信总算是寄到了我们家，他恭敬的态度和信皮儿上的地址，终于也让爹妈对我放了行。而一禾呢，从广州回来没两天，也跟小宇另外三个朋友一起到北戴河与我们汇合。
小宇的朋友是北戴河的村民，我们一伙人都住在他们家，白天在海边游泳晒太阳，晚上吃点农家蔬菜喝喝啤酒，然后坐在屋顶上乘凉海聊。跟一禾一起来的朋友里夏阳和潇潇是北师大中文系的一对恋人，因为只有两个女生，我跟潇潇很快就进入闺蜜模式，她问你跟一禾怎么好上的呢？我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老赵下套的故事，可她却提了一个我没想过的问题，哎，你怎么没跟小宇好呢？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恰好这时小宇也走上屋顶，单膝跪在我面前，双手放在我膝盖上看着我说，哎，我说张玞，你没发现你跟一禾好了之后我都憔悴了吗？我刮了一下他的鼻子，意思说，去！后来我把小宇这话告诉一禾了，他有点气恼地说，那他倒是跟我说呀！
海边的日子快活得不行，我可以跟一禾趴在皮垫子上漂好远，夜晚在海边散步，看到海里飘着绿色的海藻，惊喜得让我蹦蹦跳跳的。男孩们整天光着膀子想晒黑点都晒蜕皮了，我整天穿着小宇的大浴袍戴着大草帽捂得严严实实，但最后伸出胳膊一比，我最黑。
接下来是一禾上班我上学的日子，也就是1983到1984这两年，那是我们通信最多的日子。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学业，我和一禾约定一两周见次面。对初恋的人来说，两次见面之间真有无尽的相思之苦，除了每天在楼道里排队打个电话以外便是写信，好像是每天一封的节奏，写两封也是有的。这种约定也未必能全部坚守，但坚持约定是我的自律。跟一禾在学识上的差距，我需要更勤奋地读书来弥补，差不多他一毕业，我便下决心考研，后来一直读到博士，都有这种动力在里面。我一心要做谢冕老师的研究生，也是因为谢老师是新诗评论大家、诗坛领袖，感觉我能从事新诗研究，是可以跟一禾成为“贤伉俪”之类的搭档的。没有课的日子，我便早早地到图书馆占座读书，三教楼开放之后有了晚自习，我也常常在那里待到一两点。日记也没时间写了，晚上上床前的时间都用来写信。由是，我很早就开始用效率手册这样的东西记事，直到考上博士。我每次翻这些手册，都得意于自己基本保持着一周读三本书的节奏！当然，这是囫囵吞枣式的学习。
那些年工作还是国家分配，各行各业都急需大学生人才，早毕业的同学得到了好岗位，但我一直乐于留在学校，也是性情使然。学生生活简单好玩嘛，读书对我从来不是苦差，考试也吓不倒我，在这方面我是属于既聪明又有考运的那种人。我一直觉得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快乐的事，所以，选修课及写专题论文最为我重视，也常能得到老师的夸奖。在师兄们走了之后，我便把旺盛的社交精力全都投入到食堂舞会上去了，除了传统的交谊舞，我还去学新流行的迪斯科以及国标舞，以致到大四混进了北大艺术团成了“专业人士”。这期间我又结交了很多不同系的朋友，多数是师弟师妹，俨然有点大姐大的意思了。
这些密集的信，基本可以呈现那两年我们的爱情生活，需要我补充讲述的不多。第一件重要的事是1984年的春天，向东带着女朋友关佩来北京玩，被旺子安排在他中关村的单身小屋。那时，我们班正要去郊区植树，我可舍不得为了这事不见一禾最好的朋友，于是旺子就想办法给我搞了一个病假条。当然，这件事后来败露，我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批评。可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在那三天独宿的机会里，一禾和我终于偷尝了禁果。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为此而感谢向东的到来，他甚至带给我香港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当时很有性禁忌意味的书。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在长城上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狠狠地用脚绊了我一跤，痛得我当场哭起来，更把她的女朋友扔给我，单独跟男生们聚会。我便教唆关佩喝酒，我发现她还挺有潜力。半年后他又来京一次，是因为要去日本留学特地跟朋友们告别，当时他醉得十分惨烈。
那时小宇也有女朋友了，是北航的女生褚雪清，来自安徽。其实从海边回来，我便觉得小宇确实该有个女朋友，曾经试图介绍师妹给他，这类乱点鸳鸯谱的事儿我给一禾的同班好友老熊也干过，貌似颇得老赵真传，但比他还不得要领，最终毫无结果。一禾和小宇一起被分配到《十月》编辑部没多久，小宇约我俩到他家吃饭，理由在一禾看来有些神秘，为此还专门到学校里给我留信通知我。那天他就把雪清介绍给了我们，介绍得极其含糊，这就是我那个……那个……咳，你们明白吧？吃了一晚上，我也没明白这个女孩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完全地欠交代。以致回家的路上我愤愤地对一禾说，凭什么他约会，我给做饭啊？以后好几次他的约会还是这样，冬天他计划给女朋友买双冰鞋，竟然让我列入一禾的预算计划，搞得我很长时间对雪清无感，直到她到北大来找我玩，我才接受了她这个朋友。几年后她也跟向东去了日本，而分手的最初矛盾源于小宇不肯结婚，到最后他也没结婚。
毕业之后，老赵的日子是最不如意的，高检是他的选择，但实际去了又很不习惯那套体制，跟女朋友又长期两地分居，心情的低落可想而知。毕业后我跟一禾和他的朋友们大致还能以中关村为中心时常聚会，因为有旺子小屋和小宇北航的家，我跟陶宁成了闺蜜，住前后楼，石冰和一禾这俩同班兄弟搞得也跟连襟似的，常常能碰在一起。可是老赵在王府井离得远，国胜在八一厂也离得远。
到了1985年6月我生日前后，我花了几天时间不眠不休地誊抄完了关于曹禺的话剧《雷雨》的毕业论文交给了导师，而考研的事情也已落定。谢先生那年不招生，我便照顾了一下自己的戏剧爱好，考了陆颖华先生门下的硕士，专业方向是当代戏剧，所以很有些大功告成的感觉。那个夏天我便常常跟闺蜜、同级经济系的雷音等一干文学好友去颐和园后湖游泳，一禾也来参加过一次，他提到了老赵的低落，说老朱也知道，过两天准备叫仕仁一起去怀柔水库玩。
一禾从怀柔回来，正好赶上我们同屋几个一起去看电影，他也就跟着去了。我们看的是滕文骥拍的电影《海滩》，其中有一个傻孩子落海的情节，一禾默默地流出了眼泪，而我专心看电影竟然没觉察。走回宿舍楼，他拉着我没让进去，难过地告诉我老赵没了。说什么呢？我完全不能相信！
事情大致是这样，老赵不会游泳，一直是抱个游泳圈在水库里泡着。另外两个女生也下了水，合用着一个游泳圈，一个想往中间游，另一个却不敢了。老赵就把自己的游泳圈给了她，自己朝岸边扑腾过去，也许他觉得这不过是很近的距离，可是没到岸边他就下沉了。当时老朱跟一禾在岸边聊天，看到了老赵的扑腾，冲下去想拉他一把，没拉到。接着所有会水的人都跳下去找他，却一无所获，谁也不知道岸边有一道几十米的深沟。直到潜水员来了，才把老赵的尸体捞了起来。
我嚎啕大哭，就站在路边，不管不顾。他是我和一禾幸福的连接者，此生最为感恩的朋友，可他竟然如此年轻、如此轻易地就没了？！前两天我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同他说笑呢；而一禾也记得他赶到老赵住处跟他一起去怀柔，老赵给他煮了一碗方便面，还非要给他加上橙汁增加维生素。接下来的一周，一禾和老朱奔波于北京和怀柔之间，接待他的家人和几乎疯了的建桦，料理后事。老赵遗体告别那天，我去一禾家，发现他因为牙床肿痛已经几天吃不下东西，喉咙也变得嘶哑。我心疼地抱住他，他也紧紧地搂着我，说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在八宝山火化厅里，我们几个亲近的朋友一起最后陪伴着已经被放在传送带上的老赵，看到建桦用手绢擦着他耳后的血渍，我又一次哭出声来：我不敢碰你，原谅我，老赵。
之后，情形也不大好的一禾坚持要送建桦回胜利油田，她已毕业被分配到那里工作。路上，一禾翻看了朋友的日记，他感到自己的朋友毕业后不仅鲜有快乐，更渐渐失去了思想和阅读，以前的老赵是一个多么爱谈思想的人哪！那是没过三两句便要单刀直入地挑起一个重大话题的人。而最让他感到痛惜的是，从日记上他分明地感到老赵一直是个处男！即使是跟女友过夜，他也克制了自己的青春冲动。
七月末的最后一天，一禾和旺子几个朋友把仕仁的部分骨灰埋在了临湖轩西北侧一处向阳的山坡上，面朝未名湖。一年后，一禾写了两首题为《黄昏》的诗都是祭献给老赵的，仕仁就是他黄昏时的忧伤啊，而他在《美神》诗论中提到这位故友时说，是他曾经鲜活的青春融入了他的诗歌血液。老赵于我一直是大哥一样的存在，他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他的政治思想我委实也不大懂，除了是个笑眯眯的人儿，我想不起他更多的细节。唯一不忘的印象就是在37楼，当我和一禾抱在一起喃喃私语的时候，他可以安之若素地坐在对面桌前看书，这是一个我们初恋的守护者吧？他在给我的贺年卡里写道：我知道，点爆竹时你不会捂着耳朵，你是个大胆的女孩。我相信，你要比那些胆小的女孩有更多的福气和快乐。
一禾早期的诗歌跟青春与友谊密切相关，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些感情至深、默契共鸣的朋友。他很在意朋友，也很在意他们的感情归属，在我的印象中，旺子和小陈儿的分分合合，老熊的两次恋爱，大哥郑生与小雪的婚姻波折，向东和关佩究竟能不能撑住去国离别，石冰能否懂得陶宁的诗心，都是他关心的话题。随着老赵的去世，一禾开始有意跟小宇疏远；他知道了晓霖对小宇早有情愫，两人后来的关系更是隐瞒了所有朋友，这使得一禾痛切地感觉到老赵早已被背叛。他以为老赵情感生活的不如意和不能满足，与晓霖分手而招致的朋友指责是原因之一而他也是其中的一个，由是，对老赵之死的感觉也更加痛切。但这仅仅是当时的一种情绪，感情之事的确难于为外人判断，一禾之伤心也是源于朋友的义气。说起此事，我也有种对不起朋友的无颜，然则，也再没有比此事更能说明三人之命根深结。一禾与小宇的真正疏远乃是后来实际上的分道扬镳，小宇很早就想离开《十月》，他觉得做个文字编辑没啥意思，他要做生意干大事儿。
1985年我考研前后，我们俩的书信开始稀疏，原因之一是一禾家搬到了皂君庙，离北大只有20分钟的自行车程。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我想他只需行动。二是，我毫无意外地考上了研究生，叫我爹妈的担心变得乌有，我说了我不会影响学习，只会更上进的嘛！再就是不需要更多的上课时间了，连关宿舍门这事儿也没有了，自然，我夜不入宿的事常有发生。一禾爹妈早已敦促我俩结婚，我做的菜他们喜欢吃，仅这一项就足以使他们宽容我的夜入昼出，再也不搭个行军床扔饭厅里了。
此后的通信只是在旅行的暂别时才有。1984年夏天我借采风实习之机到南方整整玩了一个多月，同年的10月一禾也借开笔会之机上了一次黄山；1985年的4月和10月他先后去云南和四川开会组稿，去的地方都有一定的风险，但四川那次他因喝酒而感冒，身体很难受。1986年和1988年的暑假，我随北大艺术团去长春、大连劳军和巡演；1986年8月两人一起去西安，半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华山的庙里他抽到一支“亢龙有悔”的签；1987年8月我们两人重游北戴河，看到了十分壮丽的日出与日落；1988年8月原本准备跟一禾一起去西藏，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他为了那次旅行还放弃了参加青春诗会，并把《西藏文学》上发表的评昌耀诗歌的文章也署上了我的名字。
我跟一禾的祖籍都在江浙一带，所以1984年的江南游有点像认祖归宗，见了很多老家的亲戚。西安则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有很多当年父母的老同事。我带一禾去看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他对那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情，当以前的叔叔阿姨们提到我的哥哥时，只有一禾意识到我声音在颤动、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悄悄地在身后搂住了我的腰。我有个比我大五岁的哥哥是家里的长子，当年父母工作忙，便把他寄养在乡下的姑妈家，一时没看住，不幸淹死在河里。这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忧伤，某种宿命的起点，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娘肚子里好几个月了。一禾在我的信里读到这段往事，曾经忍不住哭了一场，唉，他有多么爱我，多么地珍惜我，我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他的心。他比我更知道我，我其实是不能离开他的，我们的二人世界没有距离，离开他就像是离开我自己。
在他面前，我没有任何秘密，身体和灵魂都袒露给他。看那些信就知道我有多絮叨，喜欢把周围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终极的一句话就是：哎，一禾，我就是有了另外的男朋友也会告诉你吧？但这好不好呢？我想我的确把跟朋友之间的不如意和引起的情绪波动都一股脑地倾泻给他了！看一禾给我的信，除了诉说强烈的思念，就是交流学习和思想，但个性差异的冲突和协调也是其中一个复调吧？说到爱情，再美好的故事也不会缺少痛苦，但也是这份痛苦让感情变得沉甸甸的。
很明显，在一禾和他朋友们毕业之后，我开始结交自己的朋友，大多都是在舞会上。我那时酷爱跳舞，即便是考研期间也没断，以致好朋友见了我都会疑问，您这样是要考研究生吗？当然要考了，我跳完了再去上夜自习呗。最初也没什么，因为我们共同在校的时候，一禾不会跳舞所以也从来不跟我去舞会。可是有人给一禾写匿名信了，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一禾把信撕了，觉得没必要听这种闲话，但我从此便有些心虚，觉得有点损坏名声，每去舞会后都跟他说抱歉，对不起我又去了。一禾发怒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要阻止我的爱好的意思，甚至他是喜欢看我跳舞的，还为我写过《舞族》。后来我还是决定教他跳舞，为了我的缘故他也学了，但终究我们俩一同出现在舞会上的情形很少。随着我成了舞蹈队的一员，跳舞的兴趣得到足够的满足，便很少去舞会上出风头招人恨了，匿名信的事也再没有出现。
我在学校里的聚会从来不放弃请我的男朋友出场，我希望一禾与他们也能成为朋友，或许是他们与我相处的方式更容易些，而一禾是完全不一样的，别扭也是有的，我俩会为此不快。其实，从一开始打我周围的闺蜜们起，就有觉得我俩不般配的声音出现，这不过是印证了我俩看上去个性迥异。一禾是个安静的孩子，没有合适的话题，他或许不会开口，而我却是一个不安分的、喜欢挑战的，也是一个被他娇纵得很任性的孩子。但倘若一禾暴烈起来，也是很吓人的。那次去西安华清池，回来的时候，因为占座的问题，我跟一个野蛮的男人吵了起来，一禾冲上去就要跟人打架，最终被表哥表嫂劝下。回到住处，一禾愤愤地跟我说，以后出来旅行一定要带把刀子！在他那文弱书生的身体里，始终藏着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他不喜欢被人看成是书生，在喝酒和身体不好的时候总是过分逞强，我少不得母鸡般地呵护他，让他珍惜自己。我们没少吵架，但总是很快和解。最逗的是，有时吵着吵着，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俩在吵架，气就弱了，最后一同笑出声来。更多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一个眼神，就看出冷和隔来了，马上就会走近些，用拥抱来缓解，你怎么能让爱你的人背转身去呢？我们之间永远应该是没有距离的。
我们的爱情有幼稚笨拙的时候，但从来不是简单的，这可能是因为我那开放型的社交人设，也有一禾自己常说的那些不为人理解的古怪心情，我会觉得累，他也会叹息不易。但恋爱的七年之中，我们还是能够自诩我们的感情不仅没有退化且在日益加深。因为我们一直很认真，从不回避矛盾和缺点，我们会向对方讨论和检讨自己何以如此说，有时也到了情理乱缠的程度，可也于此中成长，更加理解对方。比如，我们会认真讨论花钱的问题，是否出国的问题，是否会爱上别人的问题，甚至我们说到过死亡。
当我喜欢上某个男孩的时候，我会问一禾万一我爱上他怎么办？他说这辈子我会允许你爱三次。为啥呀？不可能没人爱你，没人爱的女孩我也不要，人这一辈子感情经历丰富，总归是好的。那你怎么办？也许会很痛苦地看着你，但我有信心再次去争取你的爱，即使有一个加强班排在你身后，我排在最后，最终你也会看上我。这样胸怀的男人，我是再没有见到过的。拥有了这个男人，我好像就拥有了世界；对他来说，拥有我，就是拥有生活，这是他常说离不开我的原因。老朱说起男子和女子的不同，经常说男子是要真实的生活历练才能成长，他要一步步去走才能领悟人生，而女子却可以因为一个男人而飞跃的。这话不知道是否算是大男子主义的一种，但我确是真心赞同的，因为和一禾的这段感情，让我成长，让我更人性。
有一度，我大学时代的闺蜜都去了美国，雷音、小黎、勤儿、陶宁等，我也难免动心，想考托福出国。虽然学习英文对一禾也是一件紧迫的日程，但这件事是我俩唯一没能讲通的事情，一禾从未答应跟我一起出国，理由是执拗的：一个诗人怎么能离开自己的母语土壤、他的根呢？我辩不过他，就不能不想，我究竟要让他等我多久？好在后来我英语也没学成啥样，谢先生也招博士生了，我终究是健忘了出国的事。
再一次轻松考上博士，我终于得考虑婚姻的问题了。陶宁跟石冰结婚了，旺子都让小陈怀孕了呀，等博士毕业我们恋爱的时间就太长了，六年了哎。之前也不是没有挣扎的，这倒并非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老话，我记得当时问一禾，为什么我俩不能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度过一生呢？没有婚姻我们不是更为超凡脱俗吗？一禾又一次苦笑着没能答应我，大致是说爹妈那边会很难过关吧。
结婚是让我有点发怵的，那时候，我想起了我的朋友雷音说的一句话，结婚是告诉所有人，我们现在上床是合法的。更何况，结婚要面对一大堆琐事，连婚前检查这件事都搞得我俩神经兮兮，婚后怎么住也是一个问题，我委实不希望马上成为一个儿媳妇，接着布置新房也几乎都是我一个人来。所以，我很有些发火，一禾的最后一封信就是说这些。那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写信了。这封信让我心服口服与他结伴终身，很多年以来，这封信是我最常看的，每看总是泪流满面。记得当时眼泪汪汪地问他，你以后还会给我写信吗？写，他说我答应你，每个结婚日都给你写一封。
我们终于简单而快乐地结婚了，我是说我们骑车去了登记处，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仅仅是两个人都买了挺贵的西服。此后半年，朋友们争相来参观我们的小日子，那阵子好像我们每周末都在请客，以致月初就剩下五块钱的事时有发生，而我终于也知道，朋友们是艳羡我们俩的。1989年新年，一禾给我的贺卡上写着：
呈现给玞子女王陛下——美丽女仙，黄金女子，光着光明的疯女儿
不瘦的健美爱好者，不胖的专业苗条者
幸福家庭的发动机，聚会的放火者和热烈者
布匹的磨损专家
学习的漫游女士：绿野仙踪
空气炒螃蟹、虾仁炖月亮、竹笋焖云彩的烹调家
直觉主义的美人，本本主义的妻子
怕发胖的著名唠叨学士，骑大马的硕士，诗人保佑的博士
明天早上我们会从哪一只鞋子里醒来？
1986、1987、1988这三年，一禾抒情诗的创作越来越多，发表的也不少，加上他《十月之诗》办得令人瞩目，推出了朋友海子、西川在内的许多重要的诗人，应该说在当代诗坛也有了独立的名声。1986年初一禾家搬到皂君庙，离海子工作的政法学院很近，好像当时西川的女友也在同校工作，他们三个应该是时有聚集的，海子的同事们大约也见过他的这两位诗友。他们都致力于浪漫的、气质高贵的、带有歌唱性质的抒情诗，与当时诗坛正在兴起的所谓第三代诗人更加口语化、都市化的趋势很不一样，他们并未去追随诗歌潮流，而是继续着他们在大学里讨论的诗歌目标，力图在一个更辽阔的文化文明背景里去从事诗歌的行动，那几年你能看到他们的诗都越写越长了。这种广阔而富于雄心的诗歌规划，一开始就是以一禾为主导的。在老朱的引导下，他看到了文明的尽头，汉语新诗必须在传统与世界隔断之后重建一个创造的背景，整合与飞跃在他看来必不可少。我考博士之前，他对世界诗歌的谱系与演化已经有完整的思考与勾连，曾经专门画了一张繁复而精密的图表为我复习。不过，当1987年9月，一禾接过海子交给他的一份油印的《诗学大纲》和长诗《土地》时，还是明白自己接到了一种挑战。海子的第一部长诗已经完成，而一禾仅三百多行的《舞族》那时辗转几家皆因篇幅过长而不能发表，仅此一事便可知《十月》给实验诗歌提供的空间有多重要。好在次年《花城》也紧随上来开始刊登大型诗歌，年轻的诗歌编辑袁安最终编发了《舞族》。
一禾一方面开始审视和批判海子的诗学大纲，一面也开始构思自己的长诗《千条火焰》，这个题目来自仕仁的葬礼所见。1988年元旦伊始，他也开始长诗的奋进，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四稿，改名为《大海》。而海子则带着他的油印稿开始“游诗”，春天去了四川，夏天又参加了幸存者俱乐部。可是不太有人理解他的长诗行为，面对批判他又是拙于言辞很难抗辩的吧，于是跑到一禾那里痛哭了一场。一禾也没说太多，坐在那里朗诵他的诗，长达三个小时，只说，这诗多好啊！我记得那天海子离开之前我是到了一禾家的，他们两人相对而坐的场景一直留有印象。尽管一禾对这种混诗歌江湖的事儿不以为然，但面对海子所遭受的打击，还是予以兄弟的激励。大多数时候，他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常常给作者写很长的信去分析和指出他们作品的优势与缺憾，很多人都记得并感怀他的激励，能具有这种高度、视野和耐心的编辑是罕见的。可是直到他离去，还是个助理编辑。有时候，他回忆起自己在人际中遭遇的不公，总是跟我说行善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冒险。
1988年海子搬到昌平去住，一禾和西川时而去看望，聊他们的大诗。一禾有两次带我前往，海子的宿舍四平落地、环诸萧然、厨房材料的匮乏，常常使我感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禾给我的最后一张便信，也是告诉我他要去昌平看海子，就在我俩结婚之前。第二年的春天，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是一禾电话告诉我的，我惊得也不知说什么了。海子在遗书里写道：请将我的全部诗稿留给《十月》编辑部骆一禾处理。一禾与西川、海子的家人和同事料理后事，然后马不停蹄地连续在各高校做讲演，为海子募捐。我记得我们同班的男生邓映如在人大听了他的讲演，回来惊奇地说，你男朋友太能讲了！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没用任何稿子，其中的引用全是背出来的。我只参加了在北大28楼前的纪念活动，结束后他就跟当时正在北大作家班学习的女诗人阎月君商量——她当时正在为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一套“世纪末诗丛”——请她征询出版社意见，能否加入海子的诗。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禾为海子的自杀所承担的压力，自然，诗歌兄弟的离去让他悲伤，但对一个诗人而言比死亡更甚的，是他诗歌的死亡，被人遗忘。在此之前，一禾已然顾虑到海子的诗歌处境，极力为他出头，《十月之诗》发表海子的作品是次数最多的，甚至1989年第一、第二期还连续刊登了他的诗剧，他对海子的支持和激励由此可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禾除了讲演，还大量地给诗坛的朋友们写长信去谈海子，并迅速整理和审阅了海子的全部诗稿，写了《冲击极限》《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生涯》三个重要的纪念文章。关于海子的死有各种传言，多年后，西川专门就此事写过一篇在我看来非常必要的文章，厘清各种传言。对此，一禾早有预感，他在日记里写道：海子，我的傻弟弟！你死后还有多少人要贬低你呀！正因如此，一禾便一力要将海子树为“诗歌烈士”，与世界诗歌中一流的浪漫主义短命天才并列，并将他的短命具体定义为“激情的写作方式与宏大构思之间酝酿的根本悲剧”。
他就这样在悲痛和激昂的亢奋中不眠不休地写着海子，我回家，看到他长时间不吃不喝，真是心疼万分。他头痛，嗓子干裂，可仍旧拼命工作，海子的死比仕仁的死对他的折磨更长久。要知道，最后两年，一禾自己也处在一个爆发和挺进的状态，写作十分密集。《大海》已经写到第五稿，还写了若干诗学长文。1989年3月，他刚把自己之前写的20首诗熔铸成《世界的血》这首长诗准备交给春风文艺社出版，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要出版自己的诗集。但因为出版社不能答应多出一本，他便决定放弃自己的机会，出版海子的《土地》。我记得他在灯下为《土地》写序的背影，而我在他身后，躲在被子里暗自落泪，因为我毕竟是个自私的老婆。他觉察到了，坐到床边用力地抱着我，“我们要好好活下去，这样还会有机会”。可是，还未交付手稿，他便撒手人寰了。
他走以后，我重新跟春风文艺出版社商议，将《世界的血》和《土地》一并出了。此事能成，也要感谢我的父亲，他用自己在出版社的资源在北京出资印刷了这两本诗集。此事完成，我便把海子的全部手稿转交给了西川。这或许是该抱歉的，但我不觉得自己懂得怎么去编海子的诗稿。聊以自慰的是，1997年当上海三联出版社联系我出版一禾诗全编的时候，我也请西川重新编辑了海子手稿，由是，他们兄弟俩得以同时有个完整的诗貌面世。
海子有一禾这样的朋友是幸运的，但他的死对一禾未免绝情。背负起海子的诗歌生命是一种沉重的责任，一禾引导海子走上长诗的道路，也一路扶持推举着他的事业，是最懂他的一个；当他走在了一禾的前面转而向他的诗兄挑战的时候，一禾便也接受了兄弟的挑战奋力向前，最后一年写的《大海》曾经长达七千行，他写了五遍，并且完全是打碎了之前的所有诗歌材料和抒情方式而重铸的。海子的死不能不说给了一禾迎面重重的一击，在这浩瀚修远的诗歌之路上，他的孤单与心寒当是天地可鉴。有一夜，他如此仇恨上帝，对我说，我觉得它杀死了我的儿子。这话我铭心刻骨！一禾在诗里说：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
我始终认为海子死后成名，跟其死亡事件有关，也跟一禾拼命弘扬他的诗歌生命有关，包括他对海子的基本论定。可是，难道他说的不是自己吗？他不也是这样地在冲击极限吗？他不也是在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吗？他是如此感同身受，他是真正倒在路上的。甚至，我也可以说，他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他在《大海》里早已经历了一切的死亡。甚至，我也可以说，他早已预知了自己的命运，并在《大海》中走完了自己的命运！
他好像就是那样慷慨激昂地离去的，1989年5月13日的深夜，疾驰而去的救护车上，他半闭着眼睛，双手挥动，似在昏迷中讲演，语言和鲜血沸腾着冲击他的大脑。这一幕是如此惊心动魄，及至他被送进急救室，我便吐出了五脏六腑。
一个刚写完《世界的血》的诗人死于脑溢血是一种怎样的迹象？那个叫作“脑血管畸形”的杀手总是在伺机，它在出生之际就被置入了诗人的头颅，这就是宿命的烙印吗？我不知道一禾在医院里昏迷的18天经历了怎样的惊涛洪波及长涌赤潮？就像他在《大海》里描绘的一样。我只知道，就算是在他弥留之际，大夫也未曾允许我拉过他的手，哪怕一次！三十年来，这回忆好生残酷，等我可以触碰他时，他已经冰寒入骨。在医院的最后一晚我无论如何不能入睡，因为只要一躺下去，就仿佛全身的骨头都要崩碎。
为什么我们总会说到死亡？比如1985年11月5日的信，还有他日记里记录的种种，以及他的诗歌中死亡的字眼好像曾上百次地出现。这也是我在这个爱情故事里，必须再三讲述这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必须再次经历爱与死的奥义。我比旁人更相信西川所说的那个分工，在但丁的天堂、炼狱、地狱三个诗章中，海子是属于天堂的，而一禾则是舍我其谁、穿越了地狱之火的那个，只是苦了西川。我何尝没有直觉？但谁又会轻信命运？
记得我们初尝禁果，此后便忧虑怀孕，这个在信里是看得见的，一禾最怕，而我转念一想，人们不是说孩子是父母的延续，那么有了孩子，我们便是不会死的了。我的回答曾让他震动，他把这句话直接地写进了《果树林》，那是他最早给我写的一组诗。但我真正的恐惧是有一日在家，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孩子没了，我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醒来跟他哭了很久。在他走后，我又一次迟来了红，好像是又一次证实了死亡是真实的。
我们最后一次做爱是在五月，我莫名其妙地哭了。正是在那几日，他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出国学习。我不明白他为何此时可以放手，他说他总觉得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或将终结。
直到我自家和一禾家里的老人寿终之前，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为何我总是要从年轻的生命中去体验和领悟死亡。一禾去世后几个月，我回到了北大，那时总有人为一禾的缘故来看我。但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很深，她是我同屋的朋友，我原本是不想跟她说一句话，但总归有一天躲不过，我便问，你干嘛非要认识我？她说，我觉得你是经历过死亡的人，因为我可能也要死了，我想从你这里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她是那么直接，问得我胆颤，突然意识到我已经经历了几次夭折，然而，关于死亡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是跟她做了朋友。她是沈阳人，叫刘莹，父母残疾有病，稍长大便开始在医院伺候父母，及至父母去世后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却在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最终未能上过一天大学。1990年元旦后，她跟台湾女作家三毛相隔两天病逝，我知道，她仅有过初吻。她让我想起延娟和仕仁，一禾诗里说：来自大地的无辜，不能逃出命运。
2007年的春天，旺子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一禾的墓地。他到哪儿做什么呢？我突然预感到是小宇出事了，果然如此，他就在那天的凌晨从自家的二十多层楼上跃下。一禾的死，小宇是缺席的。一个月后他从南方归来，从海南还是香港？当他出现在月坛北街的马路对面时，我是真真切切地产生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们再不能常见着，因为他经常不在北京。每次见面喝酒，他都要谈到一禾，据说他后来的同事们也是没有不知道他和一禾的故事的；有时候，他还想鼓动我们一起唱歌，但真是唱不起来了，以致我对他这种酒后的车轱辘话也心生倦意。我容不得这种不停地说磨损了内心的真切，岁月其实已经很无情了。但想到他没有了一禾的日子，我深信他失去很多，或许比我更多。我们这些曾经想跟一禾一样，要做一个光荣的朋友的人，在失去了光荣的朋友之后，又失去了怎样的荣光啊？很多的朋友都不再写诗了，都老了。现在想想，那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呀？
我最后一次见小宇，是向东带孩子再次北上时，我和旺子等人在我选择的一个叫作“去哪儿”的餐馆。他迟到了，以中年发福之后突然间消瘦的形容出现在大家面前，说他已经一周未曾饮食仅有喝酒，我坐在他身边无法忍受他腐味的呼吸。第二天通话我愤然发问，头脑没了，良心没了，就剩个胃你也要把它吃坏么？他说你总是举枪瞄着我，但从不射击。我想“文七九”的同学们参加小宇的追悼会时，不能不想到为什么先走的就是这仨呢？这是又一次让我相信宿命么？一禾写过这样的句子：只有后来人才知道，偶然和噩耗沿着性格织入宿命。
他走了，而我终将活下来，变得衰老，不再是他的女孩。我接受这一切，因为之前我们这样一起经历过年轻的死亡，这样说起过死亡，现在已是无法反驳。他不是也说吗？那些生活所给予你的，连命运也不能把它夺去。后来在墓地上，我用他《大海》里的诗句，刻下了这样的墓志铭：大地啊，你的儿子骨肉双寒，死亡也不是他的领地，愿他此去英武，愿他在这条大路上一路平安。
我知道，他还在天路上走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