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与此相伴随的，一是学术主管部门和知识界共同推动的学术规范化；二是由部分研究者倡导并逐渐为学术界所熟知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该取向与党和国家提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形成了呼应。

学术规范化方面，教育部多次出台文件，以规范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位论文和学术评价等事项。而学术界内部，部分学者也早就在努力地推动学术规范化。这其中又以邓正来先生为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邓正来等人即开始倡导并实践学术规范化。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与权力介入之间的张力，如邓正来就认为：“学术规范乃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其知识实践的过程之中就如何进行知识生产及再生产和如何进行知识传播及交流等具体的学术活动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这些具有道德意义的规范性共识，不仅源出于学术界自身的实践，而且也在其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学术规范的产生和有效性也绝不渊源于任何外部性的权力，而源出于知识分子个人对它的承认，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所实施的道德谴责和相应的学术机构对它所实施的惩罚，正如任何学术评价及其判准都必须源于学术界同行一般。”⁽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某一学科的学者来总结、概括和反思本学科的学术规范，无疑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任务。

学术规范化运动之后的重要学术景观，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运动。在强调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诸多呼声中，王绍光曾对“政治学本土化”作过专门讨论，他认为，很多问题在西方主流政治学中找不到答案，如果硬要用西方的分析架构解释，只会使我们希望了解的现实世界遭到扭曲。因此，需要一个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时刻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在吸取西方政治学养分的同时，努力清除其盲点，克服其局限性，用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²⁾杨光斌也在2009年提出中国政治学应“走出理论试验场，构建本土政治学”，指出中国不应该只是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本土理论的发源地。我们“不应停留在用既定的概念分析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否正确，而应该用中国的经验检验既定的理论和概念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解释力和适用性”⁽³⁾。问题是，本土化固然很必要，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应在既有的学术规范下展开。若违背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规范，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就将脱离学术发展的正常轨道，进而影响其被学界认可的程度。

回到学术规范的概念上，“所谓学术规范，就是一门科学由学术对象、学术成果、学术评价以及学术风气等构成的标准系统”⁽⁴⁾。顾名思义，学术规范其实就是做学术的基本章法和规则。学术规范说到底还是做学问的谦卑、诚实和严谨性，尊重前人和同行的研究贡献，尊重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研究惯例。虽然传统的写作者往往认为“文无定法”，但这句俗语可能对文学性的写作更为适用。对学术研究者而言，特别是在其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初，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这些“定法”。因为，不论是学术研究过程，抑或是学术写作和学术表达过程，经由学术界的长期演进，显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规程和章法，学术界的所有同行都遵守着这些定法。若不遵守，相关的学者就会被称为“野路子”，“未入行”，或者让人很难评价。就此而言，学术规范其实就是对学者和学术后备队伍的规则训练与基本约束，它是学术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保证。

而按照本研究所属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叶继元教授的看法，学术规范与学科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规范不是哪个人、哪个机构‘制定’的，而是源于和发展于学术共同体。规范既不同于法律，也不同于道德，但又与它们有些许交叉。没有规范或规则是万万不行的，但一切依赖于规范也是不明智的，规范或规则再细，也不能杜绝失范等现象，必须要有‘法’和‘道德’的补充。学术规范的内容大体包括基本规范、研究程序规范、研究方法规范、学术成果呈现规范、引文规范、署名及著作方式标注规范、学术评价和批评规范等。这里既涉及研究形式的技术规范，又包括内容的技术规范，也包括科研的基本价值观或科学精神，涉及学术活动的全过程。课题中的‘学科方法论’既指一组学科群，诸如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也指某一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的方法论。方法不是方法论，方法论是有关方法的理论，这与学术规范中‘研究方法的规范’，即有关方法的使用原则、原理、规则、要求等极为相似，因此‘学术规范和学科方法论’与研究主题极为密切，或为同一主题的项目，它们都要对如何开展学术研究的底线要求（构成性规范）、对如何进行好的研究的准则（范导性规范）提供帮助。由于方法论对提高研究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将它从规范中抽出并与规范并列，加以强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这里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讲如何进行科研的基本底线、形式规范或技术性规范的话，那么‘学科方法论’则是有关内容规范、如何提高科研质量的高要求。”⁽⁵⁾

在社会科学的版图中，政治学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国内同行的普遍评价，特别是相比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我们不得不说政治学的学术规范性仍有待加强。从基本研究规范（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研究程序规范、研究方法规范、写作规范到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国内的政治学都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些是整个学术界的共性问题，有的则是政治学自身特有的。比如，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选择过多地受到外力的支配，而冲击了政治学学术传统的常规累积。又比如，过多地强调话语权而排斥或误解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通则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有的学者在未能充分梳理前人研究脉络的基础上，草率地自造概念、建构理论，让同行无法与其对话；有的学者对纷繁复杂的政治事实做有明显偏向性的“研究”，更多的是“政治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政治学地研究问题”。

国内的政治学研究在学术规范性和方法运用上表现欠佳，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强调“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微言大义，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也只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主要效法日本和欧美的学术传统，学术规范性有相当的成绩。但1949年后，随着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需要和向苏联的学习，一方面是政治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的取向压倒一切，学理和学术的因素受到抑制；另一方面，即是在学科调整中政治学的主体内容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取消。学术规范是一个长期的训练和传承，若政治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能稳定而持续地积累，那么其中的学术规范的养成也就受到影响。

而在研究方法及方法论训练方面，长期以来，国内政治学主要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影响，对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全面接纳也是相对晚近的事。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部分政治学者即已开始了实地调研或问卷调查之类的科学研究，⁽⁶⁾但显然并未在政治学界成为主流。政治学界比较明显地重视并走向实证主义，其中的一个主要契机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村民自治相关研究所启动的实证潮流。⁽⁷⁾但草创政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在方法上的成熟和方法论上的自觉。除了少数高校的政治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外，大部分设置有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国内高校，一般只开设了“社会调查与统计”之类的课程，在统计分析和计量方法方面，的确显示出与相关社会科学专业的某种差距。这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在美国政治科学的训练中，他们的教师和学生在相关分析技术上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处于领先地位。例如，哈佛大学政府系的加里·金（Gary King）就是著名的统计分析大家。

鉴于上述种种考量，本书将围绕政治学学术规范和方法论，从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展开集中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超越具体国家的局限。但欧美政治学界在学术规范与方法论上已经比较成熟，此书讨论的重心在国内的政治学界。换言之，虽然本书讨论的主题依托欧美政治学的背景，但主要的分析对象还是国内的政治学学科、研究者和相关作品，本书的基本诉求也是试图反思国内政治学界在学术规范和方法论上的不足，以期推动国内政治学学术更好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学术规范固然重要，它构成了优质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显然无法构成优质研究的充分条件。遵守学术规范仅仅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学术研究最终的价值和贡献，更多地仍取决于学术研究的实体性内容。国内学术界对“学术八股”和“洋八股”的讨论，⁽⁸⁾以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这其中的问题恰恰在于，那些从表面上看符合现有的发表规范和写作规范的各种论著，从问题意识、思想观点到基本内容都显示出平淡和平庸。因此，我们对学术规范的强调，不是说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更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我们之所以强调学术规范，说明这一底线要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尚未得到全面的贯彻。而在政治学领域，正如前面所论，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规范方面的训练，至今依然是这个学科发展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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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正来：《学术规范化与学术环境的建构——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之合法性的质疑》，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2)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载爱思想网，网址：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589。

(3) 张飞岸：《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0期。

(4) 曹德本：《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

(5) 叶继元：《集成学术规范成果　夯实知识创新基础》，载《中国教育报》2011年11月9日。

(6)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赵宝煦：《政权结构与党的职能——调查与思考之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徐勇、邓大才：《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载邓正来、郝雨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