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REVIEW

《自然史》是布封以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皇皇巨制。这是一部说明地球与生物起源的作品，是一部传世的博物志，全书包括地球篇、矿物篇、动物篇、植物篇和人类篇等几大部分。布封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了地球、人类以及其他生物的演变历史。

18世纪，博物学开始发展，认识自然的风气盛行。在这股狂热浪潮中，最受欢迎的博物学家首推法国学者布封。

1707年，布封出身于孟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原名乔治·路易·勒克莱克，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布封从小受教会教育，爱好自然科学。1730年，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公爵，在这位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他开始刻苦钻研博物学。1733年，他入法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不仅发表了有关森林学的报告，还翻译了英国学者的植物学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1739年，他担任副研究员，并被任命为“皇家御花园”和御书房总管。上任后，他除了扩建御花园外，还建立了“法国御花园及博物研究室通讯员”的组织，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和旅行家加入其中，共同搜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矿物样品。他利用御花园的优越条件，开始从事博物学的研究，每天埋头著述，40年如一日，终于在1788年完成36卷的巨著——《自然史》。

如果说一百年后的《物种起源》奠定了进化论的科学基础，那么布封的《自然史》所提出的进化论观点，就是为“系统进化论”的形成和发展铺平了道路。1859年，《物种起源》在英国伦敦出版，其作者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全书以全新的进化思想挑战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提出了震惊世界的论断——生命只有一个祖先——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进化而来的。在《自然史》的论述中，布封虽然并未详细描述物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进化方法，但他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受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变异。这些观点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着直接影响，达尔文因此称布封是“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

《自然史》的前三册出版后，由于文中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巴黎大学神学院斥责为“离经叛道”，布封也险遭宗教制裁。但此后，他在《自然史》中仍然坚持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对整个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描述和解释，给教廷的权威以重创。如在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上，他描写了从太阳分裂出来的火团如何冷却为地球，地球上的物质如何变化而有了植物与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发展也并非《圣经》所说，是由于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之果，而是在生存过程中增长了才智。在整个《自然史》中，是根本没有上帝的位置的。

《自然史》热情洋溢地为人类唱着颂歌：凭着人的智慧，许多动物被驯养、被驾驭、被制服，永远服从于人；凭着人的劳动，河道被疏通、森林被开发、荒地被开垦；凭着人的思考，时间被计算出来、空间被测量出来、天体运行被识破；凭着人的科学技术，海洋被横渡，高山被跨越，各地人民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一个个新大陆被发现，千千万万孤立的陆地都置于人的掌握之中……总之，今天的大地几乎都打上了人力印记。

也许这部作品在科学性上有些过时，但它在文学性上却始终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书中文字所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壮丽、典雅和雄伟的独特风格，还有那细腻而富于人性的描绘，特别是一幅幅洋溢着诗意而又细致入微的动物肖像。布封对动物形态的描绘极富艺术性，他不是用完全客观的态度去介绍这些动物，而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情感，用形象的语言替它们画像，所有的描写都是那么生动具体、饶有趣味。他将动物拟人化，在他笔下，小松鼠善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亲相爱。他还赋予动物们以某种人格：马像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海狸之间和平共处，毫无争斗；狼凶残而怯懦，是“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天鹅则被描绘为和平、开明的君主。除此之外，布封还以唯美的手法对动物的肖像进行了寓言式描写。如书中《动物篇》写道：“人类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类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殊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险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交接时的铿锵之音，喜欢并追随着这种声音；在狩猎或赛马时，它都以出众的表现给主人带来种种欢愉。它不会肆意表现出自己的烈性，而是懂得克制自己的行为，不但屈从于驾驭人的手下，任他操纵，还仿佛懂得察言观色，总能按照主人的表情来选择奔腾、缓步或止步，它的一切动作都是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更妙的是，他明明指出所谓的“天鹅之歌”是自然史上的“一个杜撰的故事”，却又说，“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杜撰这种寓言；这种寓言十分可爱，也十分动人。其价值远在那些可悲的、枯燥的史实之上”。科学与文学，就这样融合在了一起。

埃罗·德·塞歇尔曾揭示布封的写作秘诀：“他把文笔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思想的精确性和连贯性上，然而，如同他在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演说《论风格》中所推荐的那样，他尽量用最通俗的术语去命名事物，随后才是绝不能忽视的协调性，但是，这种协调性应该是文笔最后关注的一点。”

《自然史》涉及了18世纪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即使在今天阅读这部两百多年前的著作，我们仍然可以从书中透露的细节，从字里行间，体会当时的布封被不断涌现的新发现所激起的探索热情和难以抑制的喜悦，当然，也有他对尚未明晰的自然现象的困惑。

1777年，法国政府为布封建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与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对布封这位一生热情地赞美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对人类的智慧和才能无私赞颂的伟大博物学家的崇高赞誉。